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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马歇尔的文化公民身份理论入手，结合文化身份对公民身份概念的深化研究以及文化公民身份本身所拥有的不可回避的认同困难为依据，以从南非到澳洲的移民作家库切于最近发表的小说《耶稣的童年》为文本研究对象，以理论结合文学文本的形式对小说中的人物西蒙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进行分析，基于此提出文化公民身份的不可能实现性。
【关键词】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认同困境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传统公民身份概念赖以存在的民族国家此一正统框架受到了不断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公民身份的内涵以及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刘丹，2013）就此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提出的公民身份构成的三大要素同时延伸至新的领域，除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三大要素外，文化权利被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是界定公民身份的第四大要素。（史蒂文森.2011）
但正如许多对马歇尔的批评指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的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社会权利也受到了威胁，现如今文化权利的提出让公民身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因为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观能动地建构。人们通过与政治共同体内的其他公民进行沟通和交流来构建自己对身份的认同。显然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公民身份和认同的断裂，从而导致身份认同的困境。
身份和政治问题一直是库切小说探讨的主题，但对公民身份问题的探讨却是库切在《耶稣的童年》里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由理由相信这跟库切本人在世纪之初加入澳洲国籍，身份由南非作家变成澳洲作家这一事实脱不开干系小说里的男主角西蒙和作者库切有一样的身份转变，不同的是西蒙是以難民的身份进入新国度，获得新身份。他活在一个模糊暧昧的边界地带，对以往文化历史记忆常常导致西蒙对自己新的公民身份的焦虑和困惑，他试图让自己与新身份和平相处，但最终无法从情感上归属与新国度而选择逃离。
二、文化公民身份
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以解决资本主义和阶级的形成同赋予基本权利保护下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他提出用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支持的平等原则对抗阶级社会中的支配性结构，并以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作为人类长期革命的目标。从此不难看出马歇尔的现代社会建构理论忽略了文化问题，也就是马歇尔的去文化割裂了文化和政治问题的关联性。在这个问题上，威廉斯提出了一个比马歇尔更激进的替代性民主社会框架，其中的去中心化的文化传播系统能够向公众舆论开放，以期更为广泛的公共事务参与。如果说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念倾向于平等权利在制度上的发展，那么威廉斯的理论强调这种理念必须以大众参与思想作为补充。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既需要权利的保护也需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沟通和表达的自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显得非常重要。所以社会的包容性不仅仅是存在于法律，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而且要由文化的纬度来定义。
认识到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帕可斯基（1997）指出这样的公民身份概念必须包括公民的文化权利，这一问题利超出了马歇尔所提出的福利保护，政治代表和民事正义的权利，而聚焦于一种对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麦卢奇（1996）指出，在“文化”社会里，权利的公正于否不但表现在对物质和资源的接近和获得上，而且体现在对权利代码的控制力上。因此，文化公民身份的问题寻求重新建构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形象，假定和表征。而这样的文化公民身份概念的核心离不开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文化包容应该指人们既享有具体的权利，又有发出呼声的机会，而且这种呼声能被共同体听到并获得尊重。正如科恩和阿拉托（1992）认为的，沟通和对话的权利必然超越其他的社会和文化权利而成为首要权利。
三、文化公民身份认同危机
伍庆（2009）把认同定义为作为主体的行动者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这种对客观身份的肯定是自我通过与他人或者社会的互动沟通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公民身份代入其中，不难看出个体的公民身份是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在出生时自然给定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单一性。从而人们对这种身份的认同被认为是默认接受的。刘丹也认为传统地，这种公民身份认同是固定不变的。同样地贝克（2000）也提出在现代性的第一个时代中，个体的身份认同一般是由民族或种族共同体给定，并且是固定不变的。然则这样的认同是强硬的，受到政治共同体的统治制度所肯定或否定。
上述学者论述的公民身份认同观皆体现了公民身份跟认同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个体对公民身份的肯定态度单一且亘古不变。公民身份界定非我即他的二元分法以及政治共同体假设的统一性都让认同变得简单不复杂，甚至被当作是客观的，基本不需要主观意识的参与。然而在一个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公民身份概念被许多新问题重新界定。公民身份不能单单由阶级问题赖界定，也不能被抽象的法律定义所标记。区分谁处于政治共同体之内或谁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客观。无论我们通过权利，义务或责任等规范化的方式来界定公民身份都不能抛开文化的问题。显而易见公民身份的边界应该得到扩展。公民身份不再单一固定，而是分裂的，多样的。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变得断裂和片段化。
在一个主体时代，人们不再屈从于共同体的逻辑，相反地，主体试图抗拒和抵御集体规范和认同。主体在对其公民身份认同上变得主动，而不再是被动接受。对此贝克宣称公民身份认同进入了现代性的第二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认同变成了“富有创造性的成就（92）认同因此被霍尔描述成一个主体使用语言，历史和文化资源建构身份的过程。
如果说文化公民身份概念是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政治共同体对此种差异性的包容，那么显然共同体必须得承认多种或多重公民身份的存在，基于其公民的文化多样性和公民有权进行权利意义框架的建构。但共同体基本不可能不对自身组织不设置边界，以把“他者”排除在外。这样一来，便对公民身份认同制造了困境。而当认同过程是一种能动的建构时，身份与认同很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状态，从而导致身份认同问题，甚或是身份认同危机。比如个体极有可能因为痛恨自己的国家而拒绝承认自己该国的公民身份，然后选择逃离而移民他国。而对于一个移民来说，对进入的政治共同体身份的认同更会因为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差异而变得混乱不堪，矛盾和危机重重。除了面对“我是谁”的问题，移民者毫无疑问还会对“我会成为什么”变得忧心忡忡。 四、西蒙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在库切的小说《耶稣的童年》里，西蒙以难民的身份坐船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地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西蒙被赋予新的公民身份，他被接纳进入这个新的国度，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依据马歇尔的理论，如果拥有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身份，就能享受政治共同体赋予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權利。西蒙也因拥有了公民身份而享受到各种物质界定的权利，开始了他在新地方的全新生活，可以这么说新国家的政府对他彬彬有礼。至于政治权利，西蒙保持着消极的态度，在跟码头上其他工友的谈话中被问到这是否是一个好的世界时，西蒙沉默了，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在这个被称作是唯一的世界里，收起你的冷嘲热讽是明智之举”。（47）除了这点，西蒙还是积极地试图适应这个新的身份。这符合前文讨论的传统意义上的认同观，主体接受被赋予的公民身份，认同跟身份一致统一，认同单一固定。
可真如前文提到的，在现代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意识被不断激发，在公民身份问题上，人们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观建构。这个建构的过程发生在主体与社会上其他主体的交流和沟通中。个体身上承载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个体意识构成的主要因素。西蒙身上毫无疑问夹带着过往岁月的历史和文化烙印，也真是这些烙印使得西蒙的异乡生活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他以为他把历史抛在脑后，他的头脑和性欲却变得难堪。脑海里时不时跑出来的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让他对生活充满焦虑。在跟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时时觉得自己是个另类，是个“他者”，跟新国度的所有一切格格不入。他追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就这么简单地活着？”西蒙忧心忡忡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我是谁”，而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另一方面，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是文化公民身份概念的核心。在小说的中间西蒙跟他在难民船上认识的并把他当作养子的男孩大卫之间有一段关于学习西班牙语和教育的对话。西蒙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你来到一个新的国度，那么融入的必要前提就是学说当地的语言，接受当地的教育，否则你会发觉自己“被人遗弃”。由于大卫在学校表现得太与众不同，他被责令去另一所学校。西蒙拒绝送大卫去这所被叫作阿雷纳斯角的学校，而收到了法庭传票。在跟法庭交锋的过程中，西蒙被告知即使他们不服判决而上诉，仍然没法改变大卫被送去阿雷纳斯角接受教育的裁决。大卫被送进了那所学校，却又逃了出来。自此，西蒙才决定带大卫逃离，走上寻找另一个家园的征程。
在对大卫的教育问题上，西蒙经历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抛弃的过程。接受是基于融入，抛弃是基于个体差异的被否认和不被尊重。西蒙的公民身份和西蒙对之的认同之间产生了断裂，也即公民身份认同产生了问题，跌入了困境，西蒙不得不再此逃离，去寻找“一个住的地方，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五、结语
我们已经看到文化公民身份是一个建立沟通型社会的良好愿望，而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将公正和差异的某些规范性问题纳入到我们正在进来给力的这个急速变化和变革的全球性，以信息传达为基础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是在信息为媒介的文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排外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即使在某一个国家范围内，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呼声每一种观点都作出回应。对公正和差异的调和因为对文化的更复杂理解，以及不同种类的规范性和社会排斥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公民身份的文化维度应该使得我们明白，假如要让边缘的或者是弱势的群体正常化，也即如其他群体一样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平衡公民身份构架中的享乐（可以理解成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和责任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环境恶化，消费主义，媒体中的人权政治，种族主义这些都设置了形形色色的责任问题，而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们的责任应该达到多广以及多深。这不仅是小说《耶稣的童年》作者库切提出并且试图给出答案的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社会中每一位公民的问题。或者文化公民身份仍然，只能是乌托邦。
【参考文献】
1. J.M.库切.耶稣的童年.文敏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2. 刘丹.全球化时代的认同问题与公民教育研究：基于公民身份的视角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尼克·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全球一体的问题.王晓燕，王丽娜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T.H.马歇尔，安东尼· 吉登斯.公民身份和社会阶级. 郭忠华， 刘训练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Coetzee，J.M. The Childhood of Jesus. Vintage，2014.
【关键词】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认同困境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传统公民身份概念赖以存在的民族国家此一正统框架受到了不断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公民身份的内涵以及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刘丹，2013）就此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提出的公民身份构成的三大要素同时延伸至新的领域，除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三大要素外，文化权利被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是界定公民身份的第四大要素。（史蒂文森.2011）
但正如许多对马歇尔的批评指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的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社会权利也受到了威胁，现如今文化权利的提出让公民身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因为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观能动地建构。人们通过与政治共同体内的其他公民进行沟通和交流来构建自己对身份的认同。显然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公民身份和认同的断裂，从而导致身份认同的困境。
身份和政治问题一直是库切小说探讨的主题，但对公民身份问题的探讨却是库切在《耶稣的童年》里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由理由相信这跟库切本人在世纪之初加入澳洲国籍，身份由南非作家变成澳洲作家这一事实脱不开干系小说里的男主角西蒙和作者库切有一样的身份转变，不同的是西蒙是以難民的身份进入新国度，获得新身份。他活在一个模糊暧昧的边界地带，对以往文化历史记忆常常导致西蒙对自己新的公民身份的焦虑和困惑，他试图让自己与新身份和平相处，但最终无法从情感上归属与新国度而选择逃离。
二、文化公民身份
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以解决资本主义和阶级的形成同赋予基本权利保护下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他提出用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支持的平等原则对抗阶级社会中的支配性结构，并以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作为人类长期革命的目标。从此不难看出马歇尔的现代社会建构理论忽略了文化问题，也就是马歇尔的去文化割裂了文化和政治问题的关联性。在这个问题上，威廉斯提出了一个比马歇尔更激进的替代性民主社会框架，其中的去中心化的文化传播系统能够向公众舆论开放，以期更为广泛的公共事务参与。如果说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念倾向于平等权利在制度上的发展，那么威廉斯的理论强调这种理念必须以大众参与思想作为补充。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既需要权利的保护也需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沟通和表达的自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显得非常重要。所以社会的包容性不仅仅是存在于法律，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而且要由文化的纬度来定义。
认识到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帕可斯基（1997）指出这样的公民身份概念必须包括公民的文化权利，这一问题利超出了马歇尔所提出的福利保护，政治代表和民事正义的权利，而聚焦于一种对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麦卢奇（1996）指出，在“文化”社会里，权利的公正于否不但表现在对物质和资源的接近和获得上，而且体现在对权利代码的控制力上。因此，文化公民身份的问题寻求重新建构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形象，假定和表征。而这样的文化公民身份概念的核心离不开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文化包容应该指人们既享有具体的权利，又有发出呼声的机会，而且这种呼声能被共同体听到并获得尊重。正如科恩和阿拉托（1992）认为的，沟通和对话的权利必然超越其他的社会和文化权利而成为首要权利。
三、文化公民身份认同危机
伍庆（2009）把认同定义为作为主体的行动者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这种对客观身份的肯定是自我通过与他人或者社会的互动沟通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公民身份代入其中，不难看出个体的公民身份是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在出生时自然给定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单一性。从而人们对这种身份的认同被认为是默认接受的。刘丹也认为传统地，这种公民身份认同是固定不变的。同样地贝克（2000）也提出在现代性的第一个时代中，个体的身份认同一般是由民族或种族共同体给定，并且是固定不变的。然则这样的认同是强硬的，受到政治共同体的统治制度所肯定或否定。
上述学者论述的公民身份认同观皆体现了公民身份跟认同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个体对公民身份的肯定态度单一且亘古不变。公民身份界定非我即他的二元分法以及政治共同体假设的统一性都让认同变得简单不复杂，甚至被当作是客观的，基本不需要主观意识的参与。然而在一个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公民身份概念被许多新问题重新界定。公民身份不能单单由阶级问题赖界定，也不能被抽象的法律定义所标记。区分谁处于政治共同体之内或谁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客观。无论我们通过权利，义务或责任等规范化的方式来界定公民身份都不能抛开文化的问题。显而易见公民身份的边界应该得到扩展。公民身份不再单一固定，而是分裂的，多样的。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变得断裂和片段化。
在一个主体时代，人们不再屈从于共同体的逻辑，相反地，主体试图抗拒和抵御集体规范和认同。主体在对其公民身份认同上变得主动，而不再是被动接受。对此贝克宣称公民身份认同进入了现代性的第二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认同变成了“富有创造性的成就（92）认同因此被霍尔描述成一个主体使用语言，历史和文化资源建构身份的过程。
如果说文化公民身份概念是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政治共同体对此种差异性的包容，那么显然共同体必须得承认多种或多重公民身份的存在，基于其公民的文化多样性和公民有权进行权利意义框架的建构。但共同体基本不可能不对自身组织不设置边界，以把“他者”排除在外。这样一来，便对公民身份认同制造了困境。而当认同过程是一种能动的建构时，身份与认同很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状态，从而导致身份认同问题，甚或是身份认同危机。比如个体极有可能因为痛恨自己的国家而拒绝承认自己该国的公民身份，然后选择逃离而移民他国。而对于一个移民来说，对进入的政治共同体身份的认同更会因为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差异而变得混乱不堪，矛盾和危机重重。除了面对“我是谁”的问题，移民者毫无疑问还会对“我会成为什么”变得忧心忡忡。 四、西蒙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在库切的小说《耶稣的童年》里，西蒙以难民的身份坐船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地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西蒙被赋予新的公民身份，他被接纳进入这个新的国度，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依据马歇尔的理论，如果拥有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身份，就能享受政治共同体赋予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權利。西蒙也因拥有了公民身份而享受到各种物质界定的权利，开始了他在新地方的全新生活，可以这么说新国家的政府对他彬彬有礼。至于政治权利，西蒙保持着消极的态度，在跟码头上其他工友的谈话中被问到这是否是一个好的世界时，西蒙沉默了，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在这个被称作是唯一的世界里，收起你的冷嘲热讽是明智之举”。（47）除了这点，西蒙还是积极地试图适应这个新的身份。这符合前文讨论的传统意义上的认同观，主体接受被赋予的公民身份，认同跟身份一致统一，认同单一固定。
可真如前文提到的，在现代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意识被不断激发，在公民身份问题上，人们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观建构。这个建构的过程发生在主体与社会上其他主体的交流和沟通中。个体身上承载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个体意识构成的主要因素。西蒙身上毫无疑问夹带着过往岁月的历史和文化烙印，也真是这些烙印使得西蒙的异乡生活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他以为他把历史抛在脑后，他的头脑和性欲却变得难堪。脑海里时不时跑出来的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让他对生活充满焦虑。在跟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时时觉得自己是个另类，是个“他者”，跟新国度的所有一切格格不入。他追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就这么简单地活着？”西蒙忧心忡忡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我是谁”，而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另一方面，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是文化公民身份概念的核心。在小说的中间西蒙跟他在难民船上认识的并把他当作养子的男孩大卫之间有一段关于学习西班牙语和教育的对话。西蒙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你来到一个新的国度，那么融入的必要前提就是学说当地的语言，接受当地的教育，否则你会发觉自己“被人遗弃”。由于大卫在学校表现得太与众不同，他被责令去另一所学校。西蒙拒绝送大卫去这所被叫作阿雷纳斯角的学校，而收到了法庭传票。在跟法庭交锋的过程中，西蒙被告知即使他们不服判决而上诉，仍然没法改变大卫被送去阿雷纳斯角接受教育的裁决。大卫被送进了那所学校，却又逃了出来。自此，西蒙才决定带大卫逃离，走上寻找另一个家园的征程。
在对大卫的教育问题上，西蒙经历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抛弃的过程。接受是基于融入，抛弃是基于个体差异的被否认和不被尊重。西蒙的公民身份和西蒙对之的认同之间产生了断裂，也即公民身份认同产生了问题，跌入了困境，西蒙不得不再此逃离，去寻找“一个住的地方，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五、结语
我们已经看到文化公民身份是一个建立沟通型社会的良好愿望，而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将公正和差异的某些规范性问题纳入到我们正在进来给力的这个急速变化和变革的全球性，以信息传达为基础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是在信息为媒介的文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排外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即使在某一个国家范围内，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呼声每一种观点都作出回应。对公正和差异的调和因为对文化的更复杂理解，以及不同种类的规范性和社会排斥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公民身份的文化维度应该使得我们明白，假如要让边缘的或者是弱势的群体正常化，也即如其他群体一样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平衡公民身份构架中的享乐（可以理解成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和责任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环境恶化，消费主义，媒体中的人权政治，种族主义这些都设置了形形色色的责任问题，而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们的责任应该达到多广以及多深。这不仅是小说《耶稣的童年》作者库切提出并且试图给出答案的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社会中每一位公民的问题。或者文化公民身份仍然，只能是乌托邦。
【参考文献】
1. J.M.库切.耶稣的童年.文敏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2. 刘丹.全球化时代的认同问题与公民教育研究：基于公民身份的视角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尼克·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全球一体的问题.王晓燕，王丽娜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T.H.马歇尔，安东尼· 吉登斯.公民身份和社会阶级. 郭忠华， 刘训练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Coetzee，J.M. The Childhood of Jesus. Vintage，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