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已经6年的陈纬纬,最近热心地想利用暑假组织一场同学聚会,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同学纷纷表示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开身而婉拒了。但私下里陈纬纬了解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原来自毕业6年以来,同学们各自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位在海关、电信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在繁华的大都市已经有车有房,较好的工作也更多地迎来了爱神的青睐,早早地解决了个人问题。而更多的在民营企业部门工作的同学仍然游荡于茫茫的都市人海中,居无定所,甚至债务缠身,仍然有相当同学无奈地保持独身状态。这种经济生活状况的差距,增加了很多同学的生活挫败感,无形中增加了一道自我封闭的墙。当大家都在为争取更大前途而奋斗时,由于行业和部门的不同,蓦然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差距,让不少同学很纠结。
　　
　　说不清的鸿沟
　　
　　收入差距显然不是一个新话题,它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走入人们的视线,今天之所以格外受关注,有其自身的背景。由于房价、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大大增加了普通公民的生活开支,其生活质量及其预期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大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财富越发向上层集中,而压力逐层向底层转移,这种巨大的不公平与不公正逐渐成为最能挑动公众情感的社会热点之一。
　　但是严肃的研究者们却纷纷表示难以找到定量的数据佐证收入差距越发明显的事实,收入差距俨然成为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伪命题,尽管所有人都意识到导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按照社科院社会保障室主任张展新的看法,目前判断收入差距的主要依据是基尼系数,但基尼系数计算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一些能够降低收入差距因素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在现有的收入统计中很可能被低估。当然,一些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也难以准确估算。这两类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到底怎样?总体的收入不平等是不是明显加大了?这还需要更可靠的统计数据。
　　相对而言,普通公民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则要形象得多。“1%的人是年薪百万,9%的人是年薪20万,90%的人是年薪2~3万。而房价本身却是80%的房子要年薪10万~20万的人才能买得起。”这是一个网友对当前收入状况的看法,认同者甚多。
　　不管怎么样,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收入差距所形成的鸿沟,当大部分人群仍然在为生存所挣扎的时候,中国已经悄然形成了规模世界第二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已经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动辄出现的腐败案件,每每暴露出部分官员的极端奢侈生活,与大多数居民生活压力增大,不敢或者无力消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些无疑在直觉上强化了贫富差距的印象。
　　
　　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
　　
　　2010年3月,随着北京邮电大学一个年轻博士生命的离去,一份充满了血泪和无奈的遗书在网上疯传: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
　　越来越多的贫寒子弟难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是一个冰冷而严酷的话题,这颠覆了国人千年以来的价值传统,成为新时期考验中国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冷冰冰的试金石。
　　一位在南京大学多年打拼后终于评为教授的学者,当听说很多人家的宠物狗每月豢养费用达数千元时,不无悲凉地戏谑自己当教授尚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相对于其他热门专业且生财有道的学者而言,这位心无旁骛地做研究的青壮年学者,面对的是每月5000元的收入,每月2000余元的房贷,一家三口挤在50平米的破旧房子中,其工作情绪和自信心倍受打击。
　　知名经济学者邹恒甫对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演变深入研究后认为,收入差距的趋势一般很难改变,英国在16世纪以后一直到工业革命前的200多年中,基尼系数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工业革命后基尼系数升高后再次趋于稳定,这种稳定的结构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他国家也大抵如此。
　　此种观点无疑强烈地支撑了对国内收入差距拉大后贫富阶层逐渐固化趋势的担忧。“富二代”奢侈无度与“穷二代”蜗居等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温家宝总理曾不无忧心地说,自己已经感受到现在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减少了。
　　张展新认为,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存在贫困的再生产,是其后代可能教育和医疗上不去,存在贫困的代际延续的问题,在城市中如果这个群体庞大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现象,其背后分别隐喻的权利、财富与贫困的“世袭”,已经严重考验中国的社会公平与秩序。
　　社会阶层的固化风险,让很多青年遭遇奋斗的迷惘,大批渴望城市生活的农村精英,实实在在地面临着可能成为“房奴”的威胁与恐惧,这种由农民转变成城市贫民的风险,对众多常年奋斗在城市的农村精英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讽刺,2010年春节以后,逃离北上广的声音让众多的白领产生动摇。
　　
　　中产阶级的非典型成长路
　　
　　房地产市场的数度癫狂、汽车时代的骤然来临,都让人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的普通人惊呼看不懂。
　　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与发展状况,很多学者表示难以给出准确的概念。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西方国家经典的中产阶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主,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谈中产阶级的概念,还是有一批人有着可观的收入。问题是这一部分人是谁,比如说掌握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的人,可能其收入增长得很快,但是他又不报,从记账户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从消费上可以看出这样一点问题,比如房价那么高也有人在买,车的消费量也很高,还有度假旅游等。”张展新说,“我觉得中国的确有一批人的收入增长得很快,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模式和西方的中产阶级模式可能不太一样,来源的途径、构成很不一样,这也是需要研究的话题。其收入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技术与管理精英等,这还是一个问号。”
　　相当多的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员工,尽管表面上收入不多,但是实实在在地享受起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张展新说,我认为现在收入透明度太差,统计不上来。有的声称收入很少的,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我到过一个小城市的专科学校,按理说中国这样一个地方高校收入不是很高的,但是我发现学校教师买车非常普遍,而且车还很不错,如果你问起收入的话,你会觉得他肯定不适合买车。所以,现在关于收入情况的统计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我觉得不是太可靠。
　　作为改善未来中国收入结构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其非典型的特征,显然难以承担改善中国未来收入结构的重任。应该说我国的中产阶级确切地说是中等收入阶层,还是有的。而且也是在壮大的,但是问题是说不经典,透明度不够,而且让人琢磨不透。正因为如此,很多严谨的学者甚至否定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代之为中产收入阶层的称呼。
　　在很多人尚不能明确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现状时,郎咸平的中产阶级破产论又如重磅炸弹在渴望成为中产和准中产的人群中炸开了花。郎咸平的悲观,源于其眼中的中产是西方标准的,这些较为符合西方定义的中产阶级恰恰成为今天所谓房奴的中坚力量和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这些人貌似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却承担了巨大的强迫性消费压力,其生活品质与理想的中产差距甚远。
　　这种收入与支出双高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群,造成了中国所谓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不典型。而非典型的中产却典型地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非典型的中产阶级成长道路,折射出中国当下的现实。
　　
　　规范公权力为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收入不平等归结为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二是结果的不平等。并认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如贪官污吏通过权力寻租、掠夺公共财产很容易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
　　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权力的滥用与被寻租。
　　不是市场就能解决不平等,如果是一个靠行政性垄断的市场,反而会加大不平等。比如银行、电信、电力。还有就是随着公共部门的日益庞大,财政收入在GDP的份额在增长,还有就是可控资金,就是养老基金也在增长。张展新认为,这么庞大的公共资源,我们还没有透明的、能够让社会公众参与的监督和管理体系。
　　“加强对公共部门的治理,这是一个大事,不仅包括公务员,也包括垄断行业。”张展新认为,“这种监督机制不光是有效地防止公共部门对公共资源的滥用的问题,也是建立和保持社会信任的一个过程。”
　　以香港为例,公务员提高工资水平要由几个委员会审议,并经过议会辩论表决方可实施。我们这里则完全缺乏这样的程序。如果说真的借鉴国外经验的话,不应该只在公务员怎样晋级怎么样考核等技术性的问题上借鉴,更应该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上多想办法。张展新认为,应该形成对公共部门的开放性的监督和制约,比如说应该有地方的人代会参与这个过程。部分政府机构仍然在搞分房,这些钱哪里来?这不属于个人腐败行为,但是,这是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动用公共财政资金来买房,然后再以打折的形式出售给自己的公务员。应该有一个更广泛的,让民众能够参与、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
　　
　　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与保障环境
　　
　　积极的劳动政策在我国并不陌生,为了解决庞大的就业压力,我国始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抓手,以鼓励就业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更是推出了以4万亿投资为代表的经济振兴计划,试图避免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综合问题的恶化。但是有证据表明,以国有经济部门为主力的救市资金承接者并没有达到显著带动就业的目的。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等于更不能替代积极的劳动政策。改变低收入者状况,最重要的还是改善其就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
　　张展新认为要发展和完善市场,让搞企业的人的收入要上来。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抱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很难,创业不太好搞,有些法规得不到保障,各方面盘剥比较严重。像房地产商任志强还在喊,你说我房地产是暴利,多少钱被政府拿走了!?可以想象,有些本来利润率不如房地产那么厚的,可能也受到盘剥,这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家阶层、技术精英阶层的形成,这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
　　张展新介绍说,我们需要把企业这一块做大,可以尝试着让一些国有垄断部门打开门户,减少对文化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准入限制。这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大学生是受过教育的,在这些行业大学生应该有更多的创业空间和条件。
　　针对中国等亚洲国家面临的困境,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建议。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为此,亚洲开发银行建议,政府应消除现有政策、治理及机构性弱点,提高社会包容性,投资基础服务并对这些服务获取渠道加以改善。集中改善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强化社会保护、显著改善广大人群生产性就业机会等应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须加以执行的最低议程。
　　积极的劳动政策与劳动保障环境,是解决低收入者生存处境的相依相存的必要条件。在张展新看来,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的同时需要把我们的法规建设真正落到民营企业,市场化部门的实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要全面实施,尽管《劳动合同法》的个别条款社会有所争议,但是《劳动合同法》中的平等劳动权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一些城市发文件,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进什么行业,不能进什么行业,只能是短期雇用不能是长期雇用等等。有《劳动合同法》之后,就可以肯定这就是违法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劳动合同法》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机会已经定义出来了。这个有助于纠正我国过去长期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至少从法律上已经堵了压低农民工的工资来获利的渠道。当然有法不执行的问题也很严重,应该认真解决。
　　张展新认为,《劳动合同法》,还有我们最近要颁布的《社会保险法》真正落实下来,这肯定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来,打工本身的行业就被城市歧视,社会保险不能参加。如果严格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这应该是降低不平等、改善社会分配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