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金秋十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民族乐团（简称“前卫民族乐团”）向首都军民奉献了一台大气磅礴的民族交响音画《长征》，让观众在丝竹管弦的奏鸣中感悟一个民族的英勇和不屈。
　　我观看了这台创意新颖、主题厚重、震撼人心的音乐会，自然是激动和振奋。尤其看到舞台上雄健嘹亮的带键唢呐群、窈窕淑女般的四弦高音柳琴、音色优美的巴乌笙、古香古韵的金钟云锣、花盆式定音鼓、端庄大方的芦笙大筒等各显风采，感叹中，我对前卫民族乐团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及后来开展的民族乐器改革创新活动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
　　
　　乐器改革创新，是前卫民族乐团对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全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该乐团是1955年秋末在一支比较完整的双管编制的西洋管弦乐队和一个民乐小组的基础上逐步改建而成。1958年之前，乐团虽然在人数上已初具规模，但乐器组合和乐器性能还很不完备。正如当时参与乐改活动的指挥家、作曲家张式业所说：“有些乐器的个性色彩强，发音响亮，但偏噪；而有些乐器个性柔和、音色优美，但又偏弱；有些很好的乐器音域或窄或不设半音，不便转调；用于乐队的乐器，音色品种还不够多样；各乐器组也不完备，往往是弦乐器缺少高音和低音，管乐器缺少低音和中音，特别是缺少具有威力的乐器组，远远不能满足表现时代精神和部队特点的要求。”
　　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创新。在部队文艺工作者高度责任感的驱动下，前卫民族乐团于1958年底、1959年初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具有深远意义（随着我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这种意义显得越来越深刻）的乐器改革创新活动，决心打造一支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点和部队气魄”的民族管弦乐队。在当时既无前人经验借鉴又无专家指导的情况下搞乐改，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乐改中群策群力，人人动手，大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为加强组织领导和提高效率，组成了乐改领导小组，负责收集、审议群众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又从军区军乐队调来了具有丰富的乐器制作、维修经验的倪志珊参加乐改工作，建立了工作小车间（第一支带键低音唢呐就是在乐改方案确定后，由倪志珊在小车间里制作完成）。在每件乐器的具体改革中，虽然有分工、有牵头，有主要构思者、设计者，但每一项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个成功都凝聚了领导及每个乐手辛勤劳动的汗水。
　　
　　二
　　
　　我国民间蕴藏了种类繁多的原始民族乐器，为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们在尊重和保留民族乐器的基本原型、风格、音色和技巧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化人为己”的原则，着重对原始乐器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与创新。如，被称为“民族乐团的珍珠”的四弦高音柳琴，其前身是流行在苏北、鲁南一带“柳琴戏”的伴奏乐器，只有二弦七品。它发音高亢、清脆，但音域较窄，不便转调，音色欠美，与其他乐器融合较差。1958年，王惠然有一次到驻守沂蒙山区部队体验生活，偶然观看了一场“柳琴戏”，发现了柳琴是一件可塑性很大的高音弹拨乐器，如改造得法，足以担当起民族管弦乐队弹拨组高音声部的重任。为熟悉柳琴的历史、结构和性能，他奔波于山东临沂、江苏邳县和徐州等地柳琴剧团学习，逐步掌握了柳琴的性能、传统演奏技巧，记录了大量柳琴戏的优秀唱腔和过门曲牌。然后，在团队领导和大家的帮助支持下，王惠然与徐州乐器厂的师傅们一起研究、协作，对柳琴作了一系列改革，1958年底，制成了我国第一把三弦高音柳琴，1971年又进一步改革制作了四弦二十九品高音柳琴，使之更加趋于完善，填补了民族管弦乐队缺少弹拨乐高声部的空白。笙的改革克服了道道难关，终于由原来的十七管十三簧逐步改革成二十七簧笙，中间一个半八度的音区安上了全部半音，为使笙的各音区音色更加优美统一、音量增大而又平衡、按指方便等，胡天泉和倪志珊共同研究在笙的低音笙苗上安装了键子，在高音区安装了共鸣管，在中、低音区笙苗部分安装了两个对置的共鸣罩，将数根笙苗拢成二组，充分利用笙苗间发音产生共鸣的原理（借管共鸣）等，使笙的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为优化板胡的音质音色，提升表现力，原野和张长城对中音板胡的结构、部件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弓杆减细，马尾加扁，加设驼码、音罩，使用象牙码和加设底托等，使板胡音色亮而不噪，更加精致和实用。1959年王维民、倪志珊、金欣泉等在东北民间大唢呐的基础上发展改革成十二平均律的加键中音唢呐和大唢呐，后来倪志珊又创制了低音唢呐，从而为乐队建立了独特而基本完备的唢呐组，为表现时代精神和部队气质创造了条件。也是在1959年，刘汉林、赵行如等根据民间九音锣及古代云锣的资料，设计了由三十二面锣组成的大云锣，后来又发展为三十六面锣，成为民族乐队中重要的色彩声部。原始大筒是一种以簧片为促发音的闭管，它音色深沉、纯厚，音域可达bB，是一种极为理想的低音簧管乐器，其不足是只能发一个单音。为改造这件乐器，张式业深入到贵州山区走访民间艺人，了解原始筒的构造及特点。经过改革，现在的大筒是由40多个筒管组合而成，其音域宽达三个半八度，包含全部半音，可自由转调，成为笙簧组的一种新型中低音乐器。刘汉林等与苏州乐器厂合作研制花盆式定音鼓时，为了保持其传统外形，就把定音的机械装置放在鼓膛内侧……例子不胜枚举。
　　
　　我国历代保留下来的宫廷及寺庙，特别是数量极为壮观的“地下宝库”中，保存了大量古乐器的实物及史料。它为研究和发展民族乐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如，前卫民族乐团曾先后数次派人去曲阜孔庙，北京故宫、天坛等处，对一些古乐器进行了研究，并成功地仿制了“金钟”（编钟）、“楹鼓”等乐器，在1964年《东方红》大歌舞中重现了它们的风采，为民族乐队增添了庄严辉煌的色彩。更让“前卫”人自豪的是，1964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载着前卫民族乐团仿制改革的金钟演奏的《东方红》音乐遨游太空。
　　前卫民族乐团开展的第一次群众性的乐器改革创新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乐队的所有声部，不但乐器数量多而且质量较高。这期间先后改革、制作的主要乐器有：高音柳琴（三弦）、带键中音低音唢呐、二十六簧笙、大云锣、金钟（编钟）、坠二胡、坠中胡、键盘芦笙大筒、楹鼓、花盆式定音鼓、次中胡、小低胡、大胡、低胡、中音柳琴、低音三弦、低音阮及中音板胡全部零部件的制作等几十种。许多乐器至今在我国及海外民族管弦乐团（队）的乐器组合中成为骨干力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
　　
　　这场群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乐器改革创新活动，使前卫民族乐团的建设产生了新的飞跃。一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新型民族乐器，优化了乐队的乐器组合，丰富了音色，高、中、低音域相对得到平衡。尤其带键唢呐群的出现，为民族管弦乐队提供了坚强的支柱。至此，乐队的表现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前卫民族乐团在1959年、1964年参加第二、三届全军文艺会演，1963年首次晋京举行民族音乐会，1964年参加《东方红》大型歌舞等一系列重要演出中，其乐器改革创新的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在民乐界引起了轰动效应。1963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观看了前卫民族乐团的音乐会之后，兴致勃勃地上台询问了乐器改革创新的情况，抚摸着改革的新型乐器，高兴地赞扬和肯定了前卫民族乐团的发展方向。二是促进了乐曲创作。如我国第一首富有交响性的合奏曲《旭日东升》《迎新人》，笙曲《凤凰展翅》，板胡曲《红军哥哥回来了》、《山东小曲》，琵琶曲《彝族舞曲》，柳琴曲《春到沂河》，吹打乐《大得胜》等，已成为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三是催生了新的演奏技法。四是涌现出了一批国家级著名艺术人才，如胡天泉、张长城、王惠然、董洪德、刘汉林、原野、张式业、王维民、马德鑫等。
　　
　　四
　　
　　
　　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创新工作，实际上从1956年就已经开始（如中音板胡、笙），1958年底至1963年为高峰期。即使是“文革”时期，乐团虽被撤销（改为中西混合乐队），但乐器改革创新从未间断。如，1971年王惠然与徐州乐器厂合作，又将三弦高音柳琴发展成四弦二十九品（1988年荣获国家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76年，原野、倪志珊合作改革研制了活动双千斤板胡，扩展了音域，方便了转调变弦，可以在4个音位上变换使用；上世纪70年代，苏安国积极参与双千斤二胡的改革；1977年，该乐团在参加第四届全军文艺会演中又展示了改革创新的四弦二胡（琴杆借鉴小提琴）和低胡；1979年—1981年，胡天泉与北京、上海乐器厂合作，在26簧D调改革笙（现已发展到30管30簧）的基础上安装了一支A调巴乌，取名“巴乌笙”，使笙的表现功能更加丰富多彩；在徐州乐器厂的配合下，刘锡钢在四弦中阮的基础上，改革制作了六弦中阮；1991年，刘凤山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德庆合作研制了“2L-1”型带喉管装置宽音域笛，获国家专利和国家发明四等奖，并批量生产等。
　　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创新，贡献大，影响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内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特别是发动群众大搞改革，取得的成果之多，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乐器改革创新的意义远远超过其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称前卫民族乐团是我国民族乐坛“一枝花”、“一面旗帜”，属应得之誉。
　　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创新得到了徐州、北京、上海、苏州、天津、成都、济南、周村等多家乐器厂及有关研究单位、兄弟团体的无私援助。在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序列中，自然也融入了许多民乐界前辈、兄弟单位的关心、支持和改革成果。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创新有成功，也有过挫折，但不管怎样，“前卫”人的创业精神永远值得称颂和发扬光大。尤其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的今天，回顾前卫民族乐团的乐器改革历史，或许会给人们这样的启示和思考——发展，只能来自不断的创新。
　　
　　杨福生 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业务办公室主任、二级演奏员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