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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中等身材，稍微显得有些消瘦，鼻梁上架着副细边眼镜，须发斑白，笑起来明朗又饱满。但大部分时候他的脸上显出的是一种无悲无喜的宁静和满足，一如他的声音，平和舒缓，沉稳凝练，好像秋天的午后。“你好，我是瑞吉。”这是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看上去像是个学者或者是个牧师，但他不是。11月21日他刚刚走出监狱的大门，为了一桩与自己无关的谋杀案，他含冤在牢里蹲了39年。他是美国坐冤狱时间最长的“倒霉蛋”。
瑞吉的全名是瑞吉·杰克逊（Ricky Jackson），从小跟着母亲、继父和其他四名兄弟姐妹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长大。上一次他呼吸到这里的自由空气是1975年5月25日，那时他18岁。
“那天的事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天还没亮，我跟兄弟姐妹们睡在地下室。沉睡中我听到院子里的狗开始叫，也没多想，反正它一天到晚老是在叫。然后我就听到楼上的大门被砸开了，我以为有人入室抢劫，赶紧跑上去，就看见一堆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问我：你是不是瑞吉·杰克逊？我说是。他们就把我铐上带到门外的警车里，在街上，我看到我朋友布吉曼家门口也停着几辆警车。”杰克逊回忆说。
杰克逊对自己为何被捕一无所知，在看守所时他才知道他和布吉曼家的兄弟俩被怀疑是几天前的一桩抢劫杀人案的凶嫌。但杰克逊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歪，最多一两天事情搞清楚了自己就会被放回家。
他万万没想到等到把“事情搞清楚”，会花上大半辈子。
凶杀案发生在那年5月19日下午4点多，杰克逊家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门口，59岁的旅游支票销售员哈罗德·弗兰克斯（Harold Franks）被两个陌生人泼酸枪杀，劫匪抢走了他公文包，里面有400多美金，然后乘一辆等在路边的绿色私人轿车逃跑。杰克逊刚因身体问题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赋闲在家，那天，他到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友加邻居、同龄的罗尼·布吉曼（Ronnie Bridgeman）家里玩，罗尼20岁的哥哥维利·布吉曼（Wiley Bridgeman）在院子里洗车。有人从院子前路过，告诉他们杂货店出事了，三人就结伴去看热闹。他们的一生从此改变了。
在事后的调查中，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物证，只有一名目击证人，说他亲眼看到了杰克逊和罗尼行凶后跳到维利开的车里逃走，几分钟后又装作看热闹返回现场。证人名叫爱德华·维伦（Edward Vernon），也住在这片小区，他那年12岁。
之后漫长的司法过程中，维伦的证词被发现多个前后矛盾或不合逻辑之处，也有一些匿名者向警方爆料说真正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但这些线索都没有被认真对待。1975年秋天，三人被判处了死刑，上诉无果，1976年1月被正式打入死囚牢。
“我这辈子感觉最黑暗，最恐惧的时候就是他们把我关进死囚室，然后锁上门的那一刻。”杰克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死囚牢里的犯人住的都是“单间”，每周只有一小时出来放风的时间，杰克逊在里面挨日子等死，悲愤又绝望。“最开始我心里都是恨，我不断地想，为什么这种事让我摊上了。”1978年，他死刑刑期即将到来，有一天，一名狱卒突然打开牢门，杰克逊觉得天旋地转，“我以为他是来送我上路的。”没想到狱卒带来的是俄亥俄高等法院的暂缓行刑决定。没多久，美国高院决定俄亥俄州废除死刑，杰克逊、布吉曼兄弟和其他死囚犯都被改判无期。
接下来几十年的牢狱生活中，杰克逊的心情依然持续着这种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他一直找律师试图翻案，但常常是刚有进展就又进入死胡同。
他的狱友们很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曾几次亲眼目睹狱友互相残杀，斗输了的横尸当场，狱方草草收拾了事。他逼自己变得强悍甚至狰狞来保护自己，2008年杰克逊的母亲去世，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连哭都不敢哭。“在监狱里你一哭别人就觉得你软弱，就会来欺负你，所以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杰克逊说。
“好多次我不想活了。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希望，我总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属于监狱。”
俄亥俄州洗冤项目（Ohio Innocence Project）的律师们也是这样想。这个2003年由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设立的机构，专门为蒙冤的服刑人员免费翻案，在杰克逊之前，他们已经为17名俄亥俄监狱中的犯人成功翻案。但杰克逊的案子特别棘手，与其他案子不同，这件案中律师找不到任何新的证据。2011年《克利夫兰纪事》杂志记者凯尔·斯文森（Kyle Swenson）发表了关于这桩案件的长篇调查报道，斯文森获取了大量警方报告并采访了能够找到所有直接或间接当事人，斯文森在报道中指出该案中的种种疑点，也为翻案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应了那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案件的真正转机还是来自当年那位唯一的目击证人。
2014年11月20日，在法院上听到无罪的宣判后，瑞吉·杰克逊（中）抬头高望。图/IC
2013年，已经年过五旬的维伦向牧师忏悔时承认，自己当年并没有看到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作案，是受了警方的压力和引导才举证他们。在牧师的劝导下，今年11月18日维伦终于出庭推翻自己当年的证词。三天后，杰克逊和他的律师被传上庭，经过短短三分钟的聆讯，法官当场宣布杰克逊无罪释放。
杰克逊抬起头望着天花板，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真是难以致信，我还以为坐了这么多年牢，我已经不会哭了。”他说。
布吉曼兄弟也一起洗脱了罪名，罗尼已经在2003年假释出狱，维利在杰克逊出狱几分钟后也被释放了。为杰克逊担任律师的俄亥俄洗冤项目律师布莱恩·豪尔（Brian Howe）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仍然难掩激动心情：“作为一个律师，或者说作为一个人，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像那天那么震撼和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三个人都曾经和死亡那么接近，如果不是俄亥俄及时废除了死刑，他们现在已经是三个冤魂了。”
杰克逊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是俄亥俄州1973年至今被无罪释放的第七个死囚犯，是全美范围里的第148个。根据美国冤案平反数据库的记录，2013年美国昭雪的冤案有87单，创下历史纪录。
但另据相关研究分析，目前美国200万服刑人员中有大约2.3%到5%的人是无辜入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蒙冤的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他们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这一天，因为在翻案的漫长道路上，起到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法理，而是运气。
全美大多数的州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俄亥俄洗冤项目这样的机构，义务帮助蒙冤者翻案。但这些机构大多人力有限，根本无力照顾到所有的求助者。“我们每年收到3000多封求助信，但我们只有6名全职律师，所以大部分的案件我们没有人力去处理。”纽约洗冤项目发言人波尔·凯茨（Paul Cates）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纽约洗冤项目，选择接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该案是否有能够通过DNA检测来翻案的物证。1989年，DNA在美国首次被应用在刑侦领域，此后已经有321件冤案因为DNA检测发现的新证据得到昭雪。“现存的所有法医鉴定手段，除了DNA之外都没有建立起科学的验证标准，连指纹都有可能出错。这也是很多冤案产生的原因之一。”凯茨说。但这种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并不是万能仙丹，美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中只有5%到10%的案件收集到了可以做DNA检验的物证，对于像杰克逊案这样没有物证的案子，科学全无用武之地，剩下的只能靠“人”来解决。
而“人”却是司法过程中最不可靠的部分。人类思维的错综善变、人类记忆的主观和短暂，使人证在刑侦案件中扮演这危险的角色。全美经过DNA检测后昭雪的321单冤案中，有大约四分之三都是因为人证指认错误而导致误判。单一的人证风险更大，“单一指证就好像我问你昨天你去餐馆吃饭是哪个服务员上的菜一样，大部分人都不能准确地指出来。还有，人的认知方法有些天生的谬误，比如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出租车上丢了钱包，你问他那辆出租车是什么样的，他一定说是黄的。（作者注：曼哈顿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冤案中被冤枉的都是有色人种。”专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开始新生活的纽约“幸运协会”（Fortune Society）总监久安·佩吉（JoAnne Page）说。
但除了证人无心犯错酿成大祸之外，看上去铁面无私的执法人员也一样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误。警方为了顺利结案对证人和嫌犯进行的逼供和诱导好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魔鬼，当你打开那些覆盖着尘土的冤案卷宗时，总能听到它阴森的笑声。杰克逊案中的维伦在后来的听证中承认，警方逼迫他按照他们提供的信息指认嫌犯，还威胁如果不照做就把他母亲也一块抓起来。这种手段似乎司空见惯，在纽约，因为办案得力获得无数奖章而被称为“神探”的警局探员路易斯·斯加赛拉（Louis Scarcella）在载誉退休多年后，于今年9月再次出庭，这次不是指认嫌犯而是就他自己的问题接受质询。斯加赛拉亲手送进监狱的一名“杀人犯”戴维·蓝塔（David Ranta）入狱，23年后于去年春天被无罪释放，当年的证人承认在指证嫌犯时得到警察事先授意，而蓝塔也说警方当年让他在一张空白认罪书上签字，他以为那是申请给家里打电话的表格，就签了。蓝塔出狱后，多名在押犯宣称自己也是这样蒙冤入狱，而他们恰好都是斯加赛拉的“战利品”。此案引起地检署对斯加赛拉经手侦破的57单案件进行集中重审，至今已经有5人被无罪释放。
纽约洗冤项目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推进减少冤案的司法程序改革，比如他们建议各地警局在证人指认嫌犯时禁止知情警员在场，以及将审问过程全程录像以避免探员逼供。成功做了3单昭雪案的纽约律师米奥斯卡·米歇林（Oscar Michelen）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减少冤案的另一个关键是保证穷人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公派律师。“我处理过的这3单案子中受害人之所以蒙冤入狱都是因为自己请不起律师，而公派律师又没有尽到责任。”他说。
但即使这些建议立即就在美国被全面采纳，对一些人来说也已经太迟。米歇林的一个客户，45岁的纽约人戴维·麦卡伦（David McCallum），今年10月被无罪释放。至此麦卡伦已经因为16岁时被莫名扯入一件凶杀案，含冤坐牢29年，米歇林已为他免费打了10年官司。而麦卡伦的好友，当年被指为 他“同谋”的维利·斯塔其（Willie Stuckey）已经在2001年因突发心脏病在狱中辞世。
得克萨斯人卡梅隆·威廉汉姆（Cameron Todd Willingham）的遭遇更令人扼腕。在1991年底自家房子里的一场大火吞噬了三个年幼的亲生孩子之后，威廉汉姆被当作纵火杀人犯判处死刑。多年后火灾鉴定技术的最新发展推翻了当年得出的结论，但对威廉汉姆已经没有意义了。直到2004年行刑，他都坚称自己无罪，“我是无辜的。”这是他进入行刑室前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
但像杰克逊这样活着等到了出头之日的“幸运儿”，出狱之后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段跟翻案过程一样崎岖漫长的艰难岁月。
冤案的制造者们，不论是滥权逼供的警察还是咄咄逼人的公诉人，全都有执法人员的豁免金牌，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而听上去顺理成章的民事索赔，也并非人人有份。美国只有29个州的宪法中有冤案赔偿的专门条款，但有些州的条件相当苛刻，比如规定当事人没有“协助造成冤案”才能申请赔款，也就是说被迫认罪的人不在赔偿之列。
杰克逊所在的俄亥俄州规定，只要法官承认当年的错判，检方明确表示不再上诉，冤狱受害人就可以按每年4万美元的标准得到服刑期间的赔偿费。律师们认为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的索赔成功机会很高。
但索赔只是冤狱受害人在高墙之外可能面临的挑战中最简单和直接的一个，如何恢复正常的心态、融入这个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才是更大的挑战。“坐牢几十年的人身上都有在监狱里养成的一些生存手段，比如整天剑拔弩张以防被别人欺负。但这样的生存手段出狱后可能会给他们惹麻烦。我们帮助过的客人中，有的在地铁上被人踩一脚就拿出跟人拼命的架势，很多人因为这个出狱没多久就又被抓回去了。”幸运协会的佩吉说。社会的歧视眼光也无法避免。“你的简历上有几年是空白，别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不因为你是冤案别人就不歧视你，这种歧视是针对‘坐牢’而来的，没人在乎你是什么原因坐牢。”她说。
被宣判无罪后的维利·布吉曼（左）和弟弟罗尼·布吉曼。图/IC
正因为这些挑战，像“幸运协会”这样专门援助刑满释放人员的组织也是遍地开花，这些组织大多提供从心理辅导、房屋咨询到培训求职的全套服务。有些组织是刑满释放人员自己创办的，比如纽约的“过渡社区”（Exodus Transitional Community）就是其总监胡里奥·麦地那（Julio Medina）根据自己服刑12年出狱后处处碰壁的经验在1999年建立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中很多人出狱后身无分文，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们不仅教他们怎么用电脑发简历，怎么应付求职面试，还会给他们发地铁卡和衣服、领带。”该组织发展部主任尼勒斯·裴多（Nilesh Patel）说。
即使如此，“对服刑多年后出狱的人来说，不论是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他们自己都应该明白，重返社会是个漫长的过程，要对此做好心理准备。”幸运协会的佩吉说。
但杰克逊说他现在想不了那么远，人生的荒诞让他有点缓不过神来。这次宣布全面撤诉的地检署署长，正是当年他被宣判入狱前曾经就缓刑问题面试过他的惩戒署警员，而宣判他无罪的法官是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的儿子。生活戏剧性地在他面前画了一个圆，而他却离圆满越来越远。
出狱前，法官曾忠告他说：“认清自己的朋友，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目的，只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他能信任谁呢？老房子夷为平地，老街坊早不知去向，父母过世了，兄弟姐妹疏远了，连当年发生凶杀案的那条路也已经改了名字。
冤案昭雪后，俄亥俄洗冤项目和俄亥俄反死刑联盟为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设立了网上筹款账户，好心人的捐款让他可以暂时住在一家旅馆里，他还买了平生第一部手机。但杰克逊不喜欢手机和电脑这些新鲜玩意，“我觉得人们现在很疏远，很陌生，大家都在玩手机，不喜欢跟别人交谈了。”他说。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那天，杰克逊刚刚为自己租到了一个小公寓，按照他定格在1975年的记忆，这巴掌大的地方月租金最多200美元，实际却是640美元了。但至少有两件事杰克逊已经想清楚了，第一他原谅了害他入狱的维伦，“他那时候只是个孩子，而且最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杰克逊说;第二他想告诉执法人员：“请老实认真地对待你的工作，因为你手里攥着别人的命。”
57岁，无业，没有一技之长，但杰克逊说对未来他并不觉得恐慌，“经过了那些，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也许这是39年的牢狱生活留给他的唯一礼物。
瑞吉的全名是瑞吉·杰克逊（Ricky Jackson），从小跟着母亲、继父和其他四名兄弟姐妹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长大。上一次他呼吸到这里的自由空气是1975年5月25日，那时他18岁。
“那天的事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天还没亮，我跟兄弟姐妹们睡在地下室。沉睡中我听到院子里的狗开始叫，也没多想，反正它一天到晚老是在叫。然后我就听到楼上的大门被砸开了，我以为有人入室抢劫，赶紧跑上去，就看见一堆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问我：你是不是瑞吉·杰克逊？我说是。他们就把我铐上带到门外的警车里，在街上，我看到我朋友布吉曼家门口也停着几辆警车。”杰克逊回忆说。
杰克逊对自己为何被捕一无所知，在看守所时他才知道他和布吉曼家的兄弟俩被怀疑是几天前的一桩抢劫杀人案的凶嫌。但杰克逊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歪，最多一两天事情搞清楚了自己就会被放回家。
他万万没想到等到把“事情搞清楚”，会花上大半辈子。
39年冤案
凶杀案发生在那年5月19日下午4点多，杰克逊家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门口，59岁的旅游支票销售员哈罗德·弗兰克斯（Harold Franks）被两个陌生人泼酸枪杀，劫匪抢走了他公文包，里面有400多美金，然后乘一辆等在路边的绿色私人轿车逃跑。杰克逊刚因身体问题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赋闲在家，那天，他到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友加邻居、同龄的罗尼·布吉曼（Ronnie Bridgeman）家里玩，罗尼20岁的哥哥维利·布吉曼（Wiley Bridgeman）在院子里洗车。有人从院子前路过，告诉他们杂货店出事了，三人就结伴去看热闹。他们的一生从此改变了。
在事后的调查中，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物证，只有一名目击证人，说他亲眼看到了杰克逊和罗尼行凶后跳到维利开的车里逃走，几分钟后又装作看热闹返回现场。证人名叫爱德华·维伦（Edward Vernon），也住在这片小区，他那年12岁。
之后漫长的司法过程中，维伦的证词被发现多个前后矛盾或不合逻辑之处，也有一些匿名者向警方爆料说真正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但这些线索都没有被认真对待。1975年秋天，三人被判处了死刑，上诉无果，1976年1月被正式打入死囚牢。
“我这辈子感觉最黑暗，最恐惧的时候就是他们把我关进死囚室，然后锁上门的那一刻。”杰克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死囚牢里的犯人住的都是“单间”，每周只有一小时出来放风的时间，杰克逊在里面挨日子等死，悲愤又绝望。“最开始我心里都是恨，我不断地想，为什么这种事让我摊上了。”1978年，他死刑刑期即将到来，有一天，一名狱卒突然打开牢门，杰克逊觉得天旋地转，“我以为他是来送我上路的。”没想到狱卒带来的是俄亥俄高等法院的暂缓行刑决定。没多久，美国高院决定俄亥俄州废除死刑，杰克逊、布吉曼兄弟和其他死囚犯都被改判无期。
接下来几十年的牢狱生活中，杰克逊的心情依然持续着这种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他一直找律师试图翻案，但常常是刚有进展就又进入死胡同。
他的狱友们很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曾几次亲眼目睹狱友互相残杀，斗输了的横尸当场，狱方草草收拾了事。他逼自己变得强悍甚至狰狞来保护自己，2008年杰克逊的母亲去世，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连哭都不敢哭。“在监狱里你一哭别人就觉得你软弱，就会来欺负你，所以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杰克逊说。
“好多次我不想活了。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希望，我总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属于监狱。”
俄亥俄州洗冤项目（Ohio Innocence Project）的律师们也是这样想。这个2003年由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设立的机构，专门为蒙冤的服刑人员免费翻案，在杰克逊之前，他们已经为17名俄亥俄监狱中的犯人成功翻案。但杰克逊的案子特别棘手，与其他案子不同，这件案中律师找不到任何新的证据。2011年《克利夫兰纪事》杂志记者凯尔·斯文森（Kyle Swenson）发表了关于这桩案件的长篇调查报道，斯文森获取了大量警方报告并采访了能够找到所有直接或间接当事人，斯文森在报道中指出该案中的种种疑点，也为翻案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应了那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案件的真正转机还是来自当年那位唯一的目击证人。
2013年，已经年过五旬的维伦向牧师忏悔时承认，自己当年并没有看到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作案，是受了警方的压力和引导才举证他们。在牧师的劝导下，今年11月18日维伦终于出庭推翻自己当年的证词。三天后，杰克逊和他的律师被传上庭，经过短短三分钟的聆讯，法官当场宣布杰克逊无罪释放。
杰克逊抬起头望着天花板，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真是难以致信，我还以为坐了这么多年牢，我已经不会哭了。”他说。
布吉曼兄弟也一起洗脱了罪名，罗尼已经在2003年假释出狱，维利在杰克逊出狱几分钟后也被释放了。为杰克逊担任律师的俄亥俄洗冤项目律师布莱恩·豪尔（Brian Howe）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仍然难掩激动心情：“作为一个律师，或者说作为一个人，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像那天那么震撼和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三个人都曾经和死亡那么接近，如果不是俄亥俄及时废除了死刑，他们现在已经是三个冤魂了。”
冤案是如何产生的
杰克逊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是俄亥俄州1973年至今被无罪释放的第七个死囚犯，是全美范围里的第148个。根据美国冤案平反数据库的记录，2013年美国昭雪的冤案有87单，创下历史纪录。
但另据相关研究分析，目前美国200万服刑人员中有大约2.3%到5%的人是无辜入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蒙冤的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他们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这一天，因为在翻案的漫长道路上，起到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法理，而是运气。
全美大多数的州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俄亥俄洗冤项目这样的机构，义务帮助蒙冤者翻案。但这些机构大多人力有限，根本无力照顾到所有的求助者。“我们每年收到3000多封求助信，但我们只有6名全职律师，所以大部分的案件我们没有人力去处理。”纽约洗冤项目发言人波尔·凯茨（Paul Cates）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纽约洗冤项目，选择接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该案是否有能够通过DNA检测来翻案的物证。1989年，DNA在美国首次被应用在刑侦领域，此后已经有321件冤案因为DNA检测发现的新证据得到昭雪。“现存的所有法医鉴定手段，除了DNA之外都没有建立起科学的验证标准，连指纹都有可能出错。这也是很多冤案产生的原因之一。”凯茨说。但这种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并不是万能仙丹，美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中只有5%到10%的案件收集到了可以做DNA检验的物证，对于像杰克逊案这样没有物证的案子，科学全无用武之地，剩下的只能靠“人”来解决。
而“人”却是司法过程中最不可靠的部分。人类思维的错综善变、人类记忆的主观和短暂，使人证在刑侦案件中扮演这危险的角色。全美经过DNA检测后昭雪的321单冤案中，有大约四分之三都是因为人证指认错误而导致误判。单一的人证风险更大，“单一指证就好像我问你昨天你去餐馆吃饭是哪个服务员上的菜一样，大部分人都不能准确地指出来。还有，人的认知方法有些天生的谬误，比如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出租车上丢了钱包，你问他那辆出租车是什么样的，他一定说是黄的。（作者注：曼哈顿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冤案中被冤枉的都是有色人种。”专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开始新生活的纽约“幸运协会”（Fortune Society）总监久安·佩吉（JoAnne Page）说。
但除了证人无心犯错酿成大祸之外，看上去铁面无私的执法人员也一样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误。警方为了顺利结案对证人和嫌犯进行的逼供和诱导好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魔鬼，当你打开那些覆盖着尘土的冤案卷宗时，总能听到它阴森的笑声。杰克逊案中的维伦在后来的听证中承认，警方逼迫他按照他们提供的信息指认嫌犯，还威胁如果不照做就把他母亲也一块抓起来。这种手段似乎司空见惯，在纽约，因为办案得力获得无数奖章而被称为“神探”的警局探员路易斯·斯加赛拉（Louis Scarcella）在载誉退休多年后，于今年9月再次出庭，这次不是指认嫌犯而是就他自己的问题接受质询。斯加赛拉亲手送进监狱的一名“杀人犯”戴维·蓝塔（David Ranta）入狱，23年后于去年春天被无罪释放，当年的证人承认在指证嫌犯时得到警察事先授意，而蓝塔也说警方当年让他在一张空白认罪书上签字，他以为那是申请给家里打电话的表格，就签了。蓝塔出狱后，多名在押犯宣称自己也是这样蒙冤入狱，而他们恰好都是斯加赛拉的“战利品”。此案引起地检署对斯加赛拉经手侦破的57单案件进行集中重审，至今已经有5人被无罪释放。
纽约洗冤项目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推进减少冤案的司法程序改革，比如他们建议各地警局在证人指认嫌犯时禁止知情警员在场，以及将审问过程全程录像以避免探员逼供。成功做了3单昭雪案的纽约律师米奥斯卡·米歇林（Oscar Michelen）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减少冤案的另一个关键是保证穷人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公派律师。“我处理过的这3单案子中受害人之所以蒙冤入狱都是因为自己请不起律师，而公派律师又没有尽到责任。”他说。
但即使这些建议立即就在美国被全面采纳，对一些人来说也已经太迟。米歇林的一个客户，45岁的纽约人戴维·麦卡伦（David McCallum），今年10月被无罪释放。至此麦卡伦已经因为16岁时被莫名扯入一件凶杀案，含冤坐牢29年，米歇林已为他免费打了10年官司。而麦卡伦的好友，当年被指为 他“同谋”的维利·斯塔其（Willie Stuckey）已经在2001年因突发心脏病在狱中辞世。
得克萨斯人卡梅隆·威廉汉姆（Cameron Todd Willingham）的遭遇更令人扼腕。在1991年底自家房子里的一场大火吞噬了三个年幼的亲生孩子之后，威廉汉姆被当作纵火杀人犯判处死刑。多年后火灾鉴定技术的最新发展推翻了当年得出的结论，但对威廉汉姆已经没有意义了。直到2004年行刑，他都坚称自己无罪，“我是无辜的。”这是他进入行刑室前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
冤案的制造者们
但像杰克逊这样活着等到了出头之日的“幸运儿”，出狱之后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段跟翻案过程一样崎岖漫长的艰难岁月。
冤案的制造者们，不论是滥权逼供的警察还是咄咄逼人的公诉人，全都有执法人员的豁免金牌，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而听上去顺理成章的民事索赔，也并非人人有份。美国只有29个州的宪法中有冤案赔偿的专门条款，但有些州的条件相当苛刻，比如规定当事人没有“协助造成冤案”才能申请赔款，也就是说被迫认罪的人不在赔偿之列。
杰克逊所在的俄亥俄州规定，只要法官承认当年的错判，检方明确表示不再上诉，冤狱受害人就可以按每年4万美元的标准得到服刑期间的赔偿费。律师们认为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的索赔成功机会很高。
但索赔只是冤狱受害人在高墙之外可能面临的挑战中最简单和直接的一个，如何恢复正常的心态、融入这个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才是更大的挑战。“坐牢几十年的人身上都有在监狱里养成的一些生存手段，比如整天剑拔弩张以防被别人欺负。但这样的生存手段出狱后可能会给他们惹麻烦。我们帮助过的客人中，有的在地铁上被人踩一脚就拿出跟人拼命的架势，很多人因为这个出狱没多久就又被抓回去了。”幸运协会的佩吉说。社会的歧视眼光也无法避免。“你的简历上有几年是空白，别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不因为你是冤案别人就不歧视你，这种歧视是针对‘坐牢’而来的，没人在乎你是什么原因坐牢。”她说。
正因为这些挑战，像“幸运协会”这样专门援助刑满释放人员的组织也是遍地开花，这些组织大多提供从心理辅导、房屋咨询到培训求职的全套服务。有些组织是刑满释放人员自己创办的，比如纽约的“过渡社区”（Exodus Transitional Community）就是其总监胡里奥·麦地那（Julio Medina）根据自己服刑12年出狱后处处碰壁的经验在1999年建立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中很多人出狱后身无分文，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们不仅教他们怎么用电脑发简历，怎么应付求职面试，还会给他们发地铁卡和衣服、领带。”该组织发展部主任尼勒斯·裴多（Nilesh Patel）说。
即使如此，“对服刑多年后出狱的人来说，不论是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他们自己都应该明白，重返社会是个漫长的过程，要对此做好心理准备。”幸运协会的佩吉说。
但杰克逊说他现在想不了那么远，人生的荒诞让他有点缓不过神来。这次宣布全面撤诉的地检署署长，正是当年他被宣判入狱前曾经就缓刑问题面试过他的惩戒署警员，而宣判他无罪的法官是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的儿子。生活戏剧性地在他面前画了一个圆，而他却离圆满越来越远。
出狱前，法官曾忠告他说：“认清自己的朋友，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目的，只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他能信任谁呢？老房子夷为平地，老街坊早不知去向，父母过世了，兄弟姐妹疏远了，连当年发生凶杀案的那条路也已经改了名字。
冤案昭雪后，俄亥俄洗冤项目和俄亥俄反死刑联盟为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设立了网上筹款账户，好心人的捐款让他可以暂时住在一家旅馆里，他还买了平生第一部手机。但杰克逊不喜欢手机和电脑这些新鲜玩意，“我觉得人们现在很疏远，很陌生，大家都在玩手机，不喜欢跟别人交谈了。”他说。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那天，杰克逊刚刚为自己租到了一个小公寓，按照他定格在1975年的记忆，这巴掌大的地方月租金最多200美元，实际却是640美元了。但至少有两件事杰克逊已经想清楚了，第一他原谅了害他入狱的维伦，“他那时候只是个孩子，而且最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杰克逊说;第二他想告诉执法人员：“请老实认真地对待你的工作，因为你手里攥着别人的命。”
57岁，无业，没有一技之长，但杰克逊说对未来他并不觉得恐慌，“经过了那些，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也许这是39年的牢狱生活留给他的唯一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