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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德教授是一位十分低调的专家，关于他的个人介绍和报道寥寥无几，而署名为王新德的医学论文和书籍却举不胜举。不过，以其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的多重身份，以及所担任的众多学术职务，甚至多年来参与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特殊经历，注定他的一生会充满神奇的色彩。
“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
自六十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
１９７４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主席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
王新德教授的爱人汤慈美现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访中，恰逢他老伴从外面回来，有关话题也因汤女士的到来而丰富起来，记者为此了解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种种滋味：
一是苦。因为保健专家们的特殊位置，常常是在午夜睡梦中，他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下子，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头天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他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再苦也要坚持，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和不定性给日常工作等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
同时作为保健专家，思想上担负的压力也极大，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回忆起那些日子，王老的基本态度就是那种一贯的微笑——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对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如何难以捉摸，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搞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让他没想到的是，记者还是设法使他开了一个“口子”，也许今天他讲的，是他心中的一个“痛”。
１９７５年的一天，总理头痛，疼得厉害，王新德当时诊断为可能是带状疱疹。总理问：“你们神经科，研究过针灸没有？”他答：“没有，以后可以研究。”总理长叹：“哎，你们研究出来，我也看不到了。”王老说，当时听了总理的话，心里很是难过，这反映出总理对自己当时病情的不乐观，也寄望我们早日在医学上大有长进。王新德说时，刚才还笑意盎然的脸上，划过一丝忧戚，似有挥之不去的难过。
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王新德，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严谨不苟的行医，为中央首长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确诊断……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多次嘉奖。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父亲却主张我学医，最终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当记者提出想采访他本人成长的一些经历时，王新德说：“我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面对记者提问，他似乎过于谦虚，不过最终他依然认真得像小学生答题般，搜索着内心深处那些记忆的碎片，讲开了。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王新德出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商人家庭。在他十四五岁时，母亲去世。高中毕业时，出于生计，父亲希望他能够参加工作，他却敏锐地感觉到，上大学也许是更好的出路。由于当时的私立大学学费昂贵，面对父亲的疑惑，他下决心报考当时的国立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结果被两家大学同时录取。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父亲却主张我学医，认为学医更有前途。一番考虑，并经过斟酌，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１９４４年，我最终跨进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大门，一呆就是６年。”
“太累了，有大量的东西要背。”回顾求学路，王老似乎仍心有余悸。他说，他们那个年代，比较艰苦，不好的记忆较多。到了大学高年级时，“反内战，反饥饿”等学生运动异常频繁，上海沦陷……这一切，使求学生涯艰辛而充满动荡。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尽量找点有趣的事做。那时，因为实验室的需要，学校里养了许多羊。做功课累了的时候，他们几个男生，常常走出教室去“斗羊”来寻一点开心。蓝蓝的天空下，雪白的羊，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繁重的功课之余，尽情戏耍的场面，在王老的讲述下，使整个沉闷的求学生涯变得异常生动。
几十年光阴荏苒，当时英俊的青年，现在已华发满头。
接触王新德，有两种印象让人难忘：一是“本色”。言谈之中，无论是对于自己成就卓著的医学领域，还是做中央领导人保健专家的经历，他始终平淡视之，极少为自己作注脚。二是“真”。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说到兴处，他眉飞色舞，笑声朗朗，当陷入往事，他蹙眉顿首，面露忧色……
“老伴曾是我的学生，至今已风风雨雨相伴近５０个年头，作保健专家的日子里，她在背后作了不少牺牲，受了不少委屈。”
和王老交谈的过程中，他一直笑声连连，有时候说得情绪激昂，还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比划一下当年的情形。让人感受到，他首先是一个性情天真、平易近人、活泼可爱的老人；其次，才是一位医术精湛、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于是，记者顺口说道：“王老，您脾气这么好，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和您在一起吧？”
谁知一听这话，王老却强烈反对了，“不，不，我的学生都比较怕我……”事实上，工作中，王新德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无论他的学生还是下属，都对他十分敬畏。
据王老的老伴汤女士讲，五十年代后期，王新德在上海医学院一边教书一边做神经科的任职医生。当时他上大课，只要看到有谁不专心听讲，他准会让这名学生站起来，罚其回答问题，回答不出，就“晾”在一边。即使如此，提问依然十分有限。于是，他就常常在带领实习学生查房时，针对病人的具体病情，对学生提出一些较难的问题让其回答。回答不出，则予以严厉的批评。学生们于是十分怕他，每逢他查房时，所有有关各个病人及其病情的资料都准备得十分详备。
一天，汤和女友在一块说笑，女友突然问汤：“汤慈美，你在家里，见到王老师害怕吗？”汤疑惑：“我怕他干嘛，我要是怕他，这日子还怎么过？”女友说：“你不怕，我们可是怕他，明天王老师查房，提的问题我们回答不出来可怎么办？算了，我们不能和你比，我们可得准备功课去了！”
讲这些时，汤女士笑起来，补充说：“其实，那时每逢上他的课或者轮到他查房，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紧张，也准备功课到深夜。往往这时，他就说：你睡吧，明天不问你就是了。”王老的严厉由此可见一斑。
严厉自有严厉的好处，因为怕，王老下属的病房医生和护士工作都苛职尽责，因而他们的病房一向被评为优秀；从神经科走出去的护士，到了别的科，许多都当了护士长或者是护理部主任。
对别人严，对自己更严。平时神经科的医疗工作，已忙得不亦乐乎，王新德还要在平时抽出空来搞研究。五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他要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资格审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直致力于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结合病例，在脑血管疾病方面总结了不少对临床医生很有帮助的经验，并于１９６２年积极倡导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脑血管疾病》专著；１９６０年，他发表《复发性脑局部缺血发作》一文，首先提出该病为脑血管疾病的一种特殊类型，并进行了长达３０年的追踪随访，为国内外罕见或仅有；１９７２年，他在国内最早提出适合于我国的口服抗凝剂治疗剂量仅为欧美国家的１／２——１／３；１９８１年以来，在他和全国神经科同道的积极倡议下召开了第一至第五次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进一步推进了全国对这一极大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面对累累硕果，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有何超常之处，因为本职是医生，就要努力做好；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医生？他的回答是：病人把命都交到了你的手上，你不努力做好，如何对得起这种信任？
自始至终，记者听不到豪言壮语，一切崇高行为的背后，只是因为“本心”使然。对于王老的采访，其实是在其爱人汤慈美女士加入谈话后才真正变得充盈生动起来。正是在她的讲述里，王老由“不讲”开始引发出一点补充，一点感慨。也正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使记者得以了解感受到二老相濡以沫的深情，以及充满情趣的家庭生活。
二人相识于１９５０年的毕业晚会上。那时，王新德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汤慈美也从护士学校毕业了。由于后来的工作关系，二人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并于１９５２年结婚。至今，已风风雨雨相伴近５０个年头。
在那些简要的讲述里，记者深知，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伴随王老那些作保健专家的日子，爱人汤慈美在背后作了多少牺牲，受了多少委屈。据汤女士讲，“文化大革命”中，国内政治形势混乱。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王老常常要出差。每逢这时，她从来不问（自然也不能问），要到哪里去，何时能够回来，她只是默默地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根据出差的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备薄一点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备预寒的厚衣服，不知道丈夫的归期，这中间，也等不来一个电话。
关于这样的例子，已成为那时他们夫妻生活的一种常态。不难想象，在这种充满变数的日子里，这种无言的支持与坚忍，包含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多少深情，多少信任？也许正是这样的状态，培养了他们之间那种深刻而笃定的感情，两人相伴的幸福与和谐，短短的几个小时，记者却感受颇深。
两人喜欢逗趣。说起家务事分工，汤说：“平时我做饭，他只管洗碗拖地等闲杂小事，不过表现尚可。”王老插话：“未结婚之前，因为少时母亲去世早，我做饭是能手，而她在家里，根本是——五谷不分的娇小姐。嫁我之后，我教她学做饭，把她培养出师以后，就甩手不干了。怎么样，我还聪明吧？”
在两人这种调侃的幽默里，我们大笑。笑声里，记者再次翻看王老影集。那些记载了两人相处时光的老照片，携着岁月的风尘扑面而来：这里，脸上溢满青春的光泽，两人在沙滩上并肩牵手与嬉闹；美丽的西双版纳，中年的他们，像两个天真未泯的孩童，夏风里津津有味地共吃一个大椰果；这里，是走入老年的他们，在王老的生日宴会上，“汤老”“王老”头上各扣了一顶王冠，在王老的躲闪中，两人相对大笑，乐不可支……一张张照片，收藏着他们几十年点点滴滴的欢笑，无不默默诉说两人相依相伴的幸福时光和充满情趣的夫妻生活。在这种恩爱笃定的漫长时光里，他们一起慢慢地变老了，却神采依然，妙趣横生。
“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
自六十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
１９７４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主席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
王新德教授的爱人汤慈美现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访中，恰逢他老伴从外面回来，有关话题也因汤女士的到来而丰富起来，记者为此了解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种种滋味：
一是苦。因为保健专家们的特殊位置，常常是在午夜睡梦中，他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下子，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头天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他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再苦也要坚持，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和不定性给日常工作等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
同时作为保健专家，思想上担负的压力也极大，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回忆起那些日子，王老的基本态度就是那种一贯的微笑——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对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如何难以捉摸，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搞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让他没想到的是，记者还是设法使他开了一个“口子”，也许今天他讲的，是他心中的一个“痛”。
１９７５年的一天，总理头痛，疼得厉害，王新德当时诊断为可能是带状疱疹。总理问：“你们神经科，研究过针灸没有？”他答：“没有，以后可以研究。”总理长叹：“哎，你们研究出来，我也看不到了。”王老说，当时听了总理的话，心里很是难过，这反映出总理对自己当时病情的不乐观，也寄望我们早日在医学上大有长进。王新德说时，刚才还笑意盎然的脸上，划过一丝忧戚，似有挥之不去的难过。
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王新德，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严谨不苟的行医，为中央首长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确诊断……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多次嘉奖。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父亲却主张我学医，最终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当记者提出想采访他本人成长的一些经历时，王新德说：“我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面对记者提问，他似乎过于谦虚，不过最终他依然认真得像小学生答题般，搜索着内心深处那些记忆的碎片，讲开了。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王新德出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商人家庭。在他十四五岁时，母亲去世。高中毕业时，出于生计，父亲希望他能够参加工作，他却敏锐地感觉到，上大学也许是更好的出路。由于当时的私立大学学费昂贵，面对父亲的疑惑，他下决心报考当时的国立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结果被两家大学同时录取。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父亲却主张我学医，认为学医更有前途。一番考虑，并经过斟酌，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１９４４年，我最终跨进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大门，一呆就是６年。”
“太累了，有大量的东西要背。”回顾求学路，王老似乎仍心有余悸。他说，他们那个年代，比较艰苦，不好的记忆较多。到了大学高年级时，“反内战，反饥饿”等学生运动异常频繁，上海沦陷……这一切，使求学生涯艰辛而充满动荡。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尽量找点有趣的事做。那时，因为实验室的需要，学校里养了许多羊。做功课累了的时候，他们几个男生，常常走出教室去“斗羊”来寻一点开心。蓝蓝的天空下，雪白的羊，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繁重的功课之余，尽情戏耍的场面，在王老的讲述下，使整个沉闷的求学生涯变得异常生动。
几十年光阴荏苒，当时英俊的青年，现在已华发满头。
接触王新德，有两种印象让人难忘：一是“本色”。言谈之中，无论是对于自己成就卓著的医学领域，还是做中央领导人保健专家的经历，他始终平淡视之，极少为自己作注脚。二是“真”。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说到兴处，他眉飞色舞，笑声朗朗，当陷入往事，他蹙眉顿首，面露忧色……
“老伴曾是我的学生，至今已风风雨雨相伴近５０个年头，作保健专家的日子里，她在背后作了不少牺牲，受了不少委屈。”
和王老交谈的过程中，他一直笑声连连，有时候说得情绪激昂，还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比划一下当年的情形。让人感受到，他首先是一个性情天真、平易近人、活泼可爱的老人；其次，才是一位医术精湛、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于是，记者顺口说道：“王老，您脾气这么好，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和您在一起吧？”
谁知一听这话，王老却强烈反对了，“不，不，我的学生都比较怕我……”事实上，工作中，王新德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无论他的学生还是下属，都对他十分敬畏。
据王老的老伴汤女士讲，五十年代后期，王新德在上海医学院一边教书一边做神经科的任职医生。当时他上大课，只要看到有谁不专心听讲，他准会让这名学生站起来，罚其回答问题，回答不出，就“晾”在一边。即使如此，提问依然十分有限。于是，他就常常在带领实习学生查房时，针对病人的具体病情，对学生提出一些较难的问题让其回答。回答不出，则予以严厉的批评。学生们于是十分怕他，每逢他查房时，所有有关各个病人及其病情的资料都准备得十分详备。
一天，汤和女友在一块说笑，女友突然问汤：“汤慈美，你在家里，见到王老师害怕吗？”汤疑惑：“我怕他干嘛，我要是怕他，这日子还怎么过？”女友说：“你不怕，我们可是怕他，明天王老师查房，提的问题我们回答不出来可怎么办？算了，我们不能和你比，我们可得准备功课去了！”
讲这些时，汤女士笑起来，补充说：“其实，那时每逢上他的课或者轮到他查房，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紧张，也准备功课到深夜。往往这时，他就说：你睡吧，明天不问你就是了。”王老的严厉由此可见一斑。
严厉自有严厉的好处，因为怕，王老下属的病房医生和护士工作都苛职尽责，因而他们的病房一向被评为优秀；从神经科走出去的护士，到了别的科，许多都当了护士长或者是护理部主任。
对别人严，对自己更严。平时神经科的医疗工作，已忙得不亦乐乎，王新德还要在平时抽出空来搞研究。五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他要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资格审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直致力于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结合病例，在脑血管疾病方面总结了不少对临床医生很有帮助的经验，并于１９６２年积极倡导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脑血管疾病》专著；１９６０年，他发表《复发性脑局部缺血发作》一文，首先提出该病为脑血管疾病的一种特殊类型，并进行了长达３０年的追踪随访，为国内外罕见或仅有；１９７２年，他在国内最早提出适合于我国的口服抗凝剂治疗剂量仅为欧美国家的１／２——１／３；１９８１年以来，在他和全国神经科同道的积极倡议下召开了第一至第五次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进一步推进了全国对这一极大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面对累累硕果，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有何超常之处，因为本职是医生，就要努力做好；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医生？他的回答是：病人把命都交到了你的手上，你不努力做好，如何对得起这种信任？
自始至终，记者听不到豪言壮语，一切崇高行为的背后，只是因为“本心”使然。对于王老的采访，其实是在其爱人汤慈美女士加入谈话后才真正变得充盈生动起来。正是在她的讲述里，王老由“不讲”开始引发出一点补充，一点感慨。也正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使记者得以了解感受到二老相濡以沫的深情，以及充满情趣的家庭生活。
二人相识于１９５０年的毕业晚会上。那时，王新德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汤慈美也从护士学校毕业了。由于后来的工作关系，二人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并于１９５２年结婚。至今，已风风雨雨相伴近５０个年头。
在那些简要的讲述里，记者深知，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伴随王老那些作保健专家的日子，爱人汤慈美在背后作了多少牺牲，受了多少委屈。据汤女士讲，“文化大革命”中，国内政治形势混乱。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王老常常要出差。每逢这时，她从来不问（自然也不能问），要到哪里去，何时能够回来，她只是默默地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根据出差的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备薄一点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备预寒的厚衣服，不知道丈夫的归期，这中间，也等不来一个电话。
关于这样的例子，已成为那时他们夫妻生活的一种常态。不难想象，在这种充满变数的日子里，这种无言的支持与坚忍，包含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多少深情，多少信任？也许正是这样的状态，培养了他们之间那种深刻而笃定的感情，两人相伴的幸福与和谐，短短的几个小时，记者却感受颇深。
两人喜欢逗趣。说起家务事分工，汤说：“平时我做饭，他只管洗碗拖地等闲杂小事，不过表现尚可。”王老插话：“未结婚之前，因为少时母亲去世早，我做饭是能手，而她在家里，根本是——五谷不分的娇小姐。嫁我之后，我教她学做饭，把她培养出师以后，就甩手不干了。怎么样，我还聪明吧？”
在两人这种调侃的幽默里，我们大笑。笑声里，记者再次翻看王老影集。那些记载了两人相处时光的老照片，携着岁月的风尘扑面而来：这里，脸上溢满青春的光泽，两人在沙滩上并肩牵手与嬉闹；美丽的西双版纳，中年的他们，像两个天真未泯的孩童，夏风里津津有味地共吃一个大椰果；这里，是走入老年的他们，在王老的生日宴会上，“汤老”“王老”头上各扣了一顶王冠，在王老的躲闪中，两人相对大笑，乐不可支……一张张照片，收藏着他们几十年点点滴滴的欢笑，无不默默诉说两人相依相伴的幸福时光和充满情趣的夫妻生活。在这种恩爱笃定的漫长时光里，他们一起慢慢地变老了，却神采依然，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