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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范石生于1909年同时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都曾是同盟会会员，一起参加过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闻名全国的昆明“重九起义”、护国讨袁起义……两人感情笃深。1927年11月中旬，具有重大意义的朱德与范石生合作在湖南汝城谈判，建立反蒋统一战线。但这种合作并不单纯源于私交，而是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为基础。
范石生向共产党表达合作的愿望
南昌起义前，范石生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1927年由广西平马调防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十六军有四十六师、四十七师两个师。四十六师驻仁化城口，师长张浩；四十七师驻汝城，师长曾曰唯。蒋介石和范石生矛盾由来已久。蒋一向把滇军看作杂牌部队，范石生则看不起蒋介石。范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蒋还是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指挥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即席要求发言，范当时以会场主席的身份，故意傲慢地问蒋介石：“你叫什么名字？”蒋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即席说了自己对作战的看法，想露一下头角。范不等蒋说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拾根灯草！”当场羞辱了蒋，使蒋十分尴尬……由于范石生不为蒋介石重视，西南的桂系军阀和湖南军阀何键都去挤范。
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但又急于想扩大实力，希望找到可靠盟友，借以捞取和蒋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南昌起义前，范的十六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其军内共产党组织亦受到范的重视和保护，范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例如1927年9月，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卫团长何其朗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矛盾，由农协干部朱良才、朱赤等向十六军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恶。当时，范石生在西垣宗庙逮捕了何其朗，何的300多条枪被范部收缴了200多，并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从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
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范石生曾表示愿与起义军采取一致行动。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部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启发大家：“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陈毅也用“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等激励斗志的话启发大家。朱德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军阀混战一定会爆发，我军只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打游击，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天心圩整训后，军心稳定了。这时，粤、桂军阀混战爆发，导致粤、赣、湘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混战，敌人顾不上尾追南昌起义军了，部队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11月上旬，部队在大庾整训后转到湘赣边的江西崇义上堡继续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
此时，朱德想到了范石生，去函与范石生联系。不久范石生派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来范石生希望双方合作的亲笔信。
朱德主张与范石生合作
韦伯萃来到上堡后，起义军中很快就是否与范石生合作展开了讨论。一部分同志认为：与范合作是切实可行的，不仅可以解决部队当前燃眉之急，而且可以相机争取范向左转。另一部分同志则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其一，与范合作就是与敌携手，是右倾投降；其二，范部被蒋收编日久，其部下官兵受蒋的影响很深，与范合作，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与范部合作会使我部官兵掉入染缸，受其坏影响。
朱德针对这些意见，辩证地分析合作的利弊，他说：“搞合作，要看对革命有利无利，利多还是弊多。利用合作关系，壮大自己力量，即使不能使范变成我们的长久朋友，起码能使他暂时中立，这对革命会大有好处。所以，与范合作不是右倾投降。”朱德还说：“有的同志担心部队会掉进染缸，这问题提得好。不过，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自主、军事上的自由这三大原则，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接着，朱德分析了范当时的思想状态，各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对范的不利，以及建立合作关系后出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前景，并进一步阐明了合作的策略。
朱德的正确主张，最终得到了同志们的理解和组织的批准。于是立即给范回信，表示愿意就合作事宜与他正式谈判，并提出合作的3个条件：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拆散；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三、本团械弹被服从速补给，先拨一个月经费。并阐明：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你给我们的物资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你们不得干涉。
11月中旬，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诸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主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曾）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朱德阅信后，立即召开党的会议，提出要亲自前往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一致表示赞同。
朱德率部编入八十六军
1927年11月中旬，朱德带着作战参谋王海清、黄义书及从教导队中挑选出来的五六十名身强体壮、机智灵活的青年学生兵，从上堡出发向汝城开拨。上堡距汝城，约有四五十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险峻的诸广山，山上盘踞着一股土匪。朱德率部经过濠头圩，在濠头宿营时，土匪包围了朱德等，朱德机灵地化装成伙夫得以安然脱险。
范石生接到驻汝城的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的报告，立即从仁化城口赶赴汝城，迎接老同学。这天，在曾曰唯师长、随身副官孙开科等约一连官兵的陪同下，范石生提前到达预约地——汝城县城东的教场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当范石生看见朱德时，即令士兵吹号击鼓，热烈欢迎。并快步跑过去紧握朱德双手，两人亲切拥抱，兴奋异常。
第二天，朱德、范石生在城南外储能小学（城郊中学旧址）谈判。朱德明确提出政治上自主、组织上独立、军事上自由的合作原则。由于此前朱德已在和曾曰唯谈判时，说服了曾曰唯，因此范石生完全接受了朱德的条件。最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合作协议：
一、朱德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楷），名义任十六军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陈毅任一四○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
二、同意朱德提出的三条合作原则。
三、先发薪饷。每枝步枪配200发子弹，机炮配1000发。损坏的枪支，由军部修理所尽先修理。每人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等。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木桶等，均予补充齐全。
当时，十六军军需处长唐凤翥感慨地说：“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言下之意是给多了。当时朱德部只有七八百人，却按一个团的编制足额配备军需物资，装备有俄式重机枪2挺、手提轻机枪4挺、驳壳枪120余支、步枪500余支，补充了6万发子弹，士气为之一振。
谈判次日，范石生在储能小学召开尉官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介绍朱德。
不久，以何举成为团长的汝城工农革命军二师一团到达宜章、汝城、资兴交界的瑶岭，范石生立即派人前去迎接。这支部队到达乐昌后，被编为十六军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李涛任支部书记。
召开汝城联席会议
朱范合作谈判一结束，朱德就派人到湘南和粤北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在汝城召开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联席会议在汝城县城衡永会馆开了三天三夜。湘南方面参加会议的有郴县夏明震，耒阳毛科文，宜章杨子达，资兴、汝城何日升、何举成等县中共党的负责人;广东方面有任卓萱、钟右（党代表），粤北有乐昌、仁化、始兴等县中共县委负责人，北江特委有龚楚、彭晒等。夏明震由汝城回到郴县后，于12月上旬在郴州城外卸货坪（又名叫官庄坪）共产党员万伦家里召开了有12人参加的党的会议，传达汝城联席会议精神。
汝城联席会议，沟通了起义军和地方党的联系。传达了“中央关于农民运动以汝城为中心、决定12月中旬在汝城发动湘南暴动的指示”，制定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起义计划，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1928年1月发动的湘南暴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汝城会议后（12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随十六军军部向韶关转移。途经仁化时，朱德和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同志对朱德说；“中央有指示。第一、要你参加北江特委。第二、要你率领部队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这样，朱德便成为北江特委三委员之一。
朱、陈率部未到韶关，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即已传开。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开会商议，决定趁军阀混乱之机，对部队进行整训，部队在韶关西北20公里的犁铺头驻扎下来，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
朱德根据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在辛亥革命护国、靖国战争中摸索到的实战经验，亲任总教官，对官兵言传身教。通过整训，官兵素质大大提高。
在犁铺头期间，朱德狠狠打击了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他带部队到董塘，配合当地农民自卫军，一夜逮捕33个土豪劣绅，并处决了其中27名罪大恶极者，击败了地主反动武装300多人对农民自卫队的反扑；打着十六军一四○团的旗号，给曲江清水塘村恶霸地主冯厉赞2000多反动民团以狠狠打击……有力地支持、保护和壮大了地方党组织、农会和农民武装力量。
对于朱德的这些活动，范石生信守诺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干预和制止。
危难见真情
1928年初的一天下午7时许，范石生从广州派秘书杨钟寿专程到犁铺头给朱德送了一封紧急密函，催促朱德率部从速离开。原来，十六军军部少将参谋处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是蒋介石安插在范部的亲信，丁将朱、范合作的事密告蒋，蒋电令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军阀李济琛转告范石生，即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并派方鼎英的十三军及桂系黄绍雄在仁化一带监视范军及朱德部队的动向……范石生不忘旧情和承诺，暗中写信把这消息急告朱德，并给朱德部队5万块现洋作为路费。
当朱德部撤走时，有人把此事报告给范石生，在旁的丁腾主张立即派兵追击朱德部队，并电告驻乐昌的四十七师堵截，同时与十三军联系，几面包抄，企图置朱德于死地。范石生听后，表示“考虑”一下，命令部队佯装追击。
何举成因行动迟缓，未及时撤走部队。特务营在韶关女子学校遭到十六军四十六师黄甲本团突袭，何举成、李涛边指挥抵抗边撤退，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何举成跳楼后壮烈牺牲，李涛等在群众掩护下脱险。
朱德率部迅速脱离十六军后，由仁化、乐昌向宜章进发。由于部队加强了整训，得到了军械给养补充，战斗力大大增强，连续取得了莽山、坪石（广东乐昌）、宜章大捷，消灭了许克祥师、胡凤璋部大部，为湘南起义走向全面高潮起了决定性作用。
范石生命殒暗枪
范石生与朱德的合作加深了范与蒋的矛盾。1928年夏，蒋介石就借机把这支“杂牌”部队由军缩编为第五十一师，军官教导团随之撤销。范石生见此，有归田隐居之念。
1932年，范把部队交给副师长张浩率领，退居庐山，以家传医术为人治病，并向蒋介石提交辞呈，从此退隐杏林。1934年，蒋命柏天民接任师长，张浩回滇。后五十一师被蒋命余汉谋设计，就地将该师缴械解散。
范石生此时已回昆明，先在小南门内日月大药房坐堂开诊，后又回到小西门内蒲草田1号家中悬壶，继续为人治病。对贫苦人就诊概不收费。
1939年3月17日上午8点多钟，有一个陌生人到蒲草田1号范家，请范石生到顺城街看病，范出了大门，就见此人已雇好一辆人力车等着。范上了车，此人就紧跟其后，车子经过洪化桥、大富喜街到南城埂脚，沿街道向左转，刚要到市医院时，车后此人向事先站在城脚的两个人打招呼，一时枪声大作，范仆倒在人力车拉杆之间。那两人跑过来，其中一人还向范背部补枪。此时，那个请范石生出诊的主犯已逃出小西门。
原十六军军官教导团教官严中英赶到现场时，见范的尸体仍仆倒在地上，车子未动。另外两人已“自首”去了。
后来，蒋介石致电驻昆明的第五军军长龙云，以“特赦”方式了结此案，不再追查杀人凶手，致使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范石生向共产党表达合作的愿望
南昌起义前，范石生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1927年由广西平马调防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十六军有四十六师、四十七师两个师。四十六师驻仁化城口，师长张浩；四十七师驻汝城，师长曾曰唯。蒋介石和范石生矛盾由来已久。蒋一向把滇军看作杂牌部队，范石生则看不起蒋介石。范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蒋还是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指挥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即席要求发言，范当时以会场主席的身份，故意傲慢地问蒋介石：“你叫什么名字？”蒋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即席说了自己对作战的看法，想露一下头角。范不等蒋说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拾根灯草！”当场羞辱了蒋，使蒋十分尴尬……由于范石生不为蒋介石重视，西南的桂系军阀和湖南军阀何键都去挤范。
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但又急于想扩大实力，希望找到可靠盟友，借以捞取和蒋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南昌起义前，范的十六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其军内共产党组织亦受到范的重视和保护，范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例如1927年9月，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卫团长何其朗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矛盾，由农协干部朱良才、朱赤等向十六军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恶。当时，范石生在西垣宗庙逮捕了何其朗，何的300多条枪被范部收缴了200多，并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从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
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范石生曾表示愿与起义军采取一致行动。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部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启发大家：“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陈毅也用“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等激励斗志的话启发大家。朱德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军阀混战一定会爆发，我军只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打游击，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天心圩整训后，军心稳定了。这时，粤、桂军阀混战爆发，导致粤、赣、湘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混战，敌人顾不上尾追南昌起义军了，部队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11月上旬，部队在大庾整训后转到湘赣边的江西崇义上堡继续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
此时，朱德想到了范石生，去函与范石生联系。不久范石生派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来范石生希望双方合作的亲笔信。
朱德主张与范石生合作
韦伯萃来到上堡后，起义军中很快就是否与范石生合作展开了讨论。一部分同志认为：与范合作是切实可行的，不仅可以解决部队当前燃眉之急，而且可以相机争取范向左转。另一部分同志则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其一，与范合作就是与敌携手，是右倾投降；其二，范部被蒋收编日久，其部下官兵受蒋的影响很深，与范合作，后果不堪设想；其三，与范部合作会使我部官兵掉入染缸，受其坏影响。
朱德针对这些意见，辩证地分析合作的利弊，他说：“搞合作，要看对革命有利无利，利多还是弊多。利用合作关系，壮大自己力量，即使不能使范变成我们的长久朋友，起码能使他暂时中立，这对革命会大有好处。所以，与范合作不是右倾投降。”朱德还说：“有的同志担心部队会掉进染缸，这问题提得好。不过，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自主、军事上的自由这三大原则，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接着，朱德分析了范当时的思想状态，各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对范的不利，以及建立合作关系后出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前景，并进一步阐明了合作的策略。
朱德的正确主张，最终得到了同志们的理解和组织的批准。于是立即给范回信，表示愿意就合作事宜与他正式谈判，并提出合作的3个条件：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拆散；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三、本团械弹被服从速补给，先拨一个月经费。并阐明：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你给我们的物资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你们不得干涉。
11月中旬，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诸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主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曾）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朱德阅信后，立即召开党的会议，提出要亲自前往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一致表示赞同。
朱德率部编入八十六军
1927年11月中旬，朱德带着作战参谋王海清、黄义书及从教导队中挑选出来的五六十名身强体壮、机智灵活的青年学生兵，从上堡出发向汝城开拨。上堡距汝城，约有四五十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险峻的诸广山，山上盘踞着一股土匪。朱德率部经过濠头圩，在濠头宿营时，土匪包围了朱德等，朱德机灵地化装成伙夫得以安然脱险。
范石生接到驻汝城的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的报告，立即从仁化城口赶赴汝城，迎接老同学。这天，在曾曰唯师长、随身副官孙开科等约一连官兵的陪同下，范石生提前到达预约地——汝城县城东的教场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当范石生看见朱德时，即令士兵吹号击鼓，热烈欢迎。并快步跑过去紧握朱德双手，两人亲切拥抱，兴奋异常。
第二天，朱德、范石生在城南外储能小学（城郊中学旧址）谈判。朱德明确提出政治上自主、组织上独立、军事上自由的合作原则。由于此前朱德已在和曾曰唯谈判时，说服了曾曰唯，因此范石生完全接受了朱德的条件。最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合作协议：
一、朱德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楷），名义任十六军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陈毅任一四○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
二、同意朱德提出的三条合作原则。
三、先发薪饷。每枝步枪配200发子弹，机炮配1000发。损坏的枪支，由军部修理所尽先修理。每人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等。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木桶等，均予补充齐全。
当时，十六军军需处长唐凤翥感慨地说：“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言下之意是给多了。当时朱德部只有七八百人，却按一个团的编制足额配备军需物资，装备有俄式重机枪2挺、手提轻机枪4挺、驳壳枪120余支、步枪500余支，补充了6万发子弹，士气为之一振。
谈判次日，范石生在储能小学召开尉官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介绍朱德。
不久，以何举成为团长的汝城工农革命军二师一团到达宜章、汝城、资兴交界的瑶岭，范石生立即派人前去迎接。这支部队到达乐昌后，被编为十六军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李涛任支部书记。
召开汝城联席会议
朱范合作谈判一结束，朱德就派人到湘南和粤北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在汝城召开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联席会议在汝城县城衡永会馆开了三天三夜。湘南方面参加会议的有郴县夏明震，耒阳毛科文，宜章杨子达，资兴、汝城何日升、何举成等县中共党的负责人;广东方面有任卓萱、钟右（党代表），粤北有乐昌、仁化、始兴等县中共县委负责人，北江特委有龚楚、彭晒等。夏明震由汝城回到郴县后，于12月上旬在郴州城外卸货坪（又名叫官庄坪）共产党员万伦家里召开了有12人参加的党的会议，传达汝城联席会议精神。
汝城联席会议，沟通了起义军和地方党的联系。传达了“中央关于农民运动以汝城为中心、决定12月中旬在汝城发动湘南暴动的指示”，制定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起义计划，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1928年1月发动的湘南暴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汝城会议后（12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随十六军军部向韶关转移。途经仁化时，朱德和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同志对朱德说；“中央有指示。第一、要你参加北江特委。第二、要你率领部队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这样，朱德便成为北江特委三委员之一。
朱、陈率部未到韶关，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即已传开。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开会商议，决定趁军阀混乱之机，对部队进行整训，部队在韶关西北20公里的犁铺头驻扎下来，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
朱德根据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在辛亥革命护国、靖国战争中摸索到的实战经验，亲任总教官，对官兵言传身教。通过整训，官兵素质大大提高。
在犁铺头期间，朱德狠狠打击了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他带部队到董塘，配合当地农民自卫军，一夜逮捕33个土豪劣绅，并处决了其中27名罪大恶极者，击败了地主反动武装300多人对农民自卫队的反扑；打着十六军一四○团的旗号，给曲江清水塘村恶霸地主冯厉赞2000多反动民团以狠狠打击……有力地支持、保护和壮大了地方党组织、农会和农民武装力量。
对于朱德的这些活动，范石生信守诺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干预和制止。
危难见真情
1928年初的一天下午7时许，范石生从广州派秘书杨钟寿专程到犁铺头给朱德送了一封紧急密函，催促朱德率部从速离开。原来，十六军军部少将参谋处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是蒋介石安插在范部的亲信，丁将朱、范合作的事密告蒋，蒋电令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军阀李济琛转告范石生，即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并派方鼎英的十三军及桂系黄绍雄在仁化一带监视范军及朱德部队的动向……范石生不忘旧情和承诺，暗中写信把这消息急告朱德，并给朱德部队5万块现洋作为路费。
当朱德部撤走时，有人把此事报告给范石生，在旁的丁腾主张立即派兵追击朱德部队，并电告驻乐昌的四十七师堵截，同时与十三军联系，几面包抄，企图置朱德于死地。范石生听后，表示“考虑”一下，命令部队佯装追击。
何举成因行动迟缓，未及时撤走部队。特务营在韶关女子学校遭到十六军四十六师黄甲本团突袭，何举成、李涛边指挥抵抗边撤退，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何举成跳楼后壮烈牺牲，李涛等在群众掩护下脱险。
朱德率部迅速脱离十六军后，由仁化、乐昌向宜章进发。由于部队加强了整训，得到了军械给养补充，战斗力大大增强，连续取得了莽山、坪石（广东乐昌）、宜章大捷，消灭了许克祥师、胡凤璋部大部，为湘南起义走向全面高潮起了决定性作用。
范石生命殒暗枪
范石生与朱德的合作加深了范与蒋的矛盾。1928年夏，蒋介石就借机把这支“杂牌”部队由军缩编为第五十一师，军官教导团随之撤销。范石生见此，有归田隐居之念。
1932年，范把部队交给副师长张浩率领，退居庐山，以家传医术为人治病，并向蒋介石提交辞呈，从此退隐杏林。1934年，蒋命柏天民接任师长，张浩回滇。后五十一师被蒋命余汉谋设计，就地将该师缴械解散。
范石生此时已回昆明，先在小南门内日月大药房坐堂开诊，后又回到小西门内蒲草田1号家中悬壶，继续为人治病。对贫苦人就诊概不收费。
1939年3月17日上午8点多钟，有一个陌生人到蒲草田1号范家，请范石生到顺城街看病，范出了大门，就见此人已雇好一辆人力车等着。范上了车，此人就紧跟其后，车子经过洪化桥、大富喜街到南城埂脚，沿街道向左转，刚要到市医院时，车后此人向事先站在城脚的两个人打招呼，一时枪声大作，范仆倒在人力车拉杆之间。那两人跑过来，其中一人还向范背部补枪。此时，那个请范石生出诊的主犯已逃出小西门。
原十六军军官教导团教官严中英赶到现场时，见范的尸体仍仆倒在地上，车子未动。另外两人已“自首”去了。
后来，蒋介石致电驻昆明的第五军军长龙云，以“特赦”方式了结此案，不再追查杀人凶手，致使杀人凶手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