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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英国伦敦健康博览会上的一个展台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在这个展台上方有一个大标牌：“人体测量研究室”。展台上摆着一些简单的仪器，有的是一个摆锤和一个反应键，有的是一个手柄和转盘，有的是一台光度计，有的则是一个长管子，充气时可以发出哨音。
这些设备通过对人体的“测量”，可以反应出被测者的反应时间、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和拧力、吹气的力量、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这种测量方式在当时还十分新鲜，人们愿意为此支付3便士并且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而这个展台的主人，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62岁老人弗兰西斯·高尔顿。高尔顿在维多利亚时期，是出了名的万事通。而他还有个更有名气的表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与达尔文的争论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论述生物进化的重要著作，“它以全新的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把生物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震惊世界的论断：生命只有一个祖先，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而来的 。”
但最初，《物种起源》是以摘要形式发表的，达尔文在书中并没有过多地谈及遗传和变异的原理。在1868年，达尔文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两卷巨著（与《物种起源》互为姐妹篇），明确指出“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研究是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他调查整理了动植物遗传育种的大量资料，把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对比起来研究，并把遗传、变异和发育密切联系起来，提出了第一个全面的遗传理论——泛生论（Pangenesis），试图对所有的遗传变异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达尔文在书中提出的泛生论的态度褒贬不一，但是反对的人还是占多数。
而在当时，46岁的高尔顿意识到达尔文在书中提出的所谓的“微芽就是遗传物质”十分重要，并对泛生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用实验去证明这个理论。可结果却不如期望的那样，高尔顿得出的实验结果与达尔文的泛生论相反。高尔顿在预先没有征求达尔文意见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负面的试验结果发表在《皇家学会会报》上。
达尔文得知高尔顿的负面试验结果发表后，感到“异常的愤怒”（uncharacter is tically angry）。就此，兄弟二人开始了在《自然》杂志上的争论。
1871年4月27日，达尔文在《自然》上发表了题目为《泛生论》的短篇文章。他争辩说他在“泛生论”那一章里，并没有提到“血液”两个字。“他承认他确曾预料过在血液中大概有微芽存在，但那不是泛生论的必要部分，它显著地可以应用于植物和低等动物。他说如果高尔顿能够用试验证实高等动物的生殖要素（遗传物质）包含在血液里，那才算是取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生理学发现。”他认为高尔顿的结论有点草率。
在1871年5月4日的《自然》杂志上，高尔顿发表短文并公开道歉，说他误解了“泛生论”的意思。但同时他也批评达尔文所使用的不合适的和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词句。高尔顿的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祝泛生论万岁”（Vive Pangenesis）。话虽如此，但人们通常认为“实验可以推翻理论，而理论无法推翻实验”，从此以后泛生论被认为是达尔文的晚年错误。虽然达尔文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泛生论会被重新认识，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地把泛生论称作是他的“可怜的孩子”（poor child）。
真正的博学之人
高尔顿一生拥有传奇式的人生阅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活动，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毁誉不一的科学家。以遗传科学理论为例，赞扬者称高尔顿为“人类追求自身完美这一崇高目标的化身”，贬低者则说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的精神领袖和鼻祖” 。
毫无疑问的是，高尔顿所涉猎的科学范围之广，足以配得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博学的人”这一称号。
1822年，高尔顿出生在伯明翰一个显赫的银行家家庭，父亲特铁斯·高尔顿和祖父塞缪尔·约翰都是热爱自然的科学家。高尔顿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外祖父正是达尔文的祖父，因此他与达尔文是表兄弟关系。
“高尔顿从两岁半就开始读书，5岁前就可以读任何英语文体了，同时他对拉丁文和法语都有所涉猎。高尔顿六七岁时，就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并按自己的方法对昆虫、矿物标本进行分类。他15岁开始在伯明翰市立医院做了两年内科见习医生。他18岁时到伦敦国王学院学习解剖学和植物学，随后又转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自然哲学和数学，但因身体原因未获学位即离开学校，后又进入圣乔治医院继续学医。”
与童年时代的“神童”相比，高尔顿的高等教育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并且也不太成功，但有人认为正是这样，为他日后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高尔顿22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决定放弃医学，过一种无拘无束的学者生活，这使他成为在自己书斋里完成科学创造的“绅士科学家”。
从“1845年开始，22岁的高尔顿对地理科学发生兴趣，他热衷于旅行与探险。他去过欧洲、埃及和中东旅行，并在那次旅行后接受了一位骨相学友人的建议，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去非洲的旅行，从事气象学和地理学的研究，直到1852年。”在多年的考察时间里，他与友人先后远赴马耳他、埃及尼罗河流域和南非进行科学考察，还曾只身进入巴勒斯坦腹地，这使他成为了一位无所畏惧的知名探险家。回国后，他结合自己在考察中搜集到的许多珍贵资料，完成了一份非洲地图，并于 1853 年出版了《南非探险记》，也正因此，他被政府任命为军中地理教师并当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55 年，他又出版了《旅行的艺术》一书，书中讲述了如何与非洲的野人和野兽相处的故事。1856年，34岁的高尔顿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3年后，高尔顿的表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他对人类遗传的兴趣。随后，他创设了人类测量实验室，也就是开篇那个引得众人围观的展台所展示的各种人类测量仪器。
在高尔顿的简历中赫赫地写着：他是人类学家、优生学家、热带探险家、地理学家、发明家、气象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
这些设备通过对人体的“测量”，可以反应出被测者的反应时间、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和拧力、吹气的力量、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这种测量方式在当时还十分新鲜，人们愿意为此支付3便士并且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而这个展台的主人，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62岁老人弗兰西斯·高尔顿。高尔顿在维多利亚时期，是出了名的万事通。而他还有个更有名气的表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与达尔文的争论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论述生物进化的重要著作，“它以全新的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把生物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震惊世界的论断：生命只有一个祖先，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而来的 。”
但最初，《物种起源》是以摘要形式发表的，达尔文在书中并没有过多地谈及遗传和变异的原理。在1868年，达尔文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两卷巨著（与《物种起源》互为姐妹篇），明确指出“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研究是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他调查整理了动植物遗传育种的大量资料，把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对比起来研究，并把遗传、变异和发育密切联系起来，提出了第一个全面的遗传理论——泛生论（Pangenesis），试图对所有的遗传变异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达尔文在书中提出的泛生论的态度褒贬不一，但是反对的人还是占多数。
而在当时，46岁的高尔顿意识到达尔文在书中提出的所谓的“微芽就是遗传物质”十分重要，并对泛生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用实验去证明这个理论。可结果却不如期望的那样，高尔顿得出的实验结果与达尔文的泛生论相反。高尔顿在预先没有征求达尔文意见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负面的试验结果发表在《皇家学会会报》上。
达尔文得知高尔顿的负面试验结果发表后，感到“异常的愤怒”（uncharacter is tically angry）。就此，兄弟二人开始了在《自然》杂志上的争论。
1871年4月27日，达尔文在《自然》上发表了题目为《泛生论》的短篇文章。他争辩说他在“泛生论”那一章里，并没有提到“血液”两个字。“他承认他确曾预料过在血液中大概有微芽存在，但那不是泛生论的必要部分，它显著地可以应用于植物和低等动物。他说如果高尔顿能够用试验证实高等动物的生殖要素（遗传物质）包含在血液里，那才算是取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生理学发现。”他认为高尔顿的结论有点草率。
在1871年5月4日的《自然》杂志上，高尔顿发表短文并公开道歉，说他误解了“泛生论”的意思。但同时他也批评达尔文所使用的不合适的和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词句。高尔顿的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祝泛生论万岁”（Vive Pangenesis）。话虽如此，但人们通常认为“实验可以推翻理论，而理论无法推翻实验”，从此以后泛生论被认为是达尔文的晚年错误。虽然达尔文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泛生论会被重新认识，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地把泛生论称作是他的“可怜的孩子”（poor child）。
真正的博学之人
高尔顿一生拥有传奇式的人生阅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活动，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毁誉不一的科学家。以遗传科学理论为例，赞扬者称高尔顿为“人类追求自身完美这一崇高目标的化身”，贬低者则说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的精神领袖和鼻祖” 。
毫无疑问的是，高尔顿所涉猎的科学范围之广，足以配得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博学的人”这一称号。
1822年，高尔顿出生在伯明翰一个显赫的银行家家庭，父亲特铁斯·高尔顿和祖父塞缪尔·约翰都是热爱自然的科学家。高尔顿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外祖父正是达尔文的祖父，因此他与达尔文是表兄弟关系。
“高尔顿从两岁半就开始读书，5岁前就可以读任何英语文体了，同时他对拉丁文和法语都有所涉猎。高尔顿六七岁时，就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并按自己的方法对昆虫、矿物标本进行分类。他15岁开始在伯明翰市立医院做了两年内科见习医生。他18岁时到伦敦国王学院学习解剖学和植物学，随后又转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自然哲学和数学，但因身体原因未获学位即离开学校，后又进入圣乔治医院继续学医。”
与童年时代的“神童”相比，高尔顿的高等教育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并且也不太成功，但有人认为正是这样，为他日后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高尔顿22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决定放弃医学，过一种无拘无束的学者生活，这使他成为在自己书斋里完成科学创造的“绅士科学家”。
从“1845年开始，22岁的高尔顿对地理科学发生兴趣，他热衷于旅行与探险。他去过欧洲、埃及和中东旅行，并在那次旅行后接受了一位骨相学友人的建议，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去非洲的旅行，从事气象学和地理学的研究，直到1852年。”在多年的考察时间里，他与友人先后远赴马耳他、埃及尼罗河流域和南非进行科学考察，还曾只身进入巴勒斯坦腹地，这使他成为了一位无所畏惧的知名探险家。回国后，他结合自己在考察中搜集到的许多珍贵资料，完成了一份非洲地图，并于 1853 年出版了《南非探险记》，也正因此，他被政府任命为军中地理教师并当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55 年，他又出版了《旅行的艺术》一书，书中讲述了如何与非洲的野人和野兽相处的故事。1856年，34岁的高尔顿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3年后，高尔顿的表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他对人类遗传的兴趣。随后，他创设了人类测量实验室，也就是开篇那个引得众人围观的展台所展示的各种人类测量仪器。
在高尔顿的简历中赫赫地写着：他是人类学家、优生学家、热带探险家、地理学家、发明家、气象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