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与“新民族精神”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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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体现了“文革”结束以后当代“新民族精神”的建构历程。个性意识、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情感是“新民族精神”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当代人的个性意识、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情感已经具有了与五四时期很不一样的气质,分别显得更具有世俗气息、谨慎姿态和恢弘气度。另一方面,在个性意识与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群体意识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但也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个性的空前觉醒是成熟的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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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学”概念进行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个概念并不具备其表面看去的古老性与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中国文学”在汉语世界中的出现与使用,距今仅有短短百年,是一个近代以来方才确立其合法性的概念。“中国文学”的诞生,是现代人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运用现代文学的标准,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分割、选择、重组的结果。而这种分割、选择、重组,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悖论。
著名学者王铁仙先生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探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认识和感悟”,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了十六篇论文,组成了一个系列,汇集成《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2008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钱谷融先生在序言中认为这部著作“看得出在他已是积贮有素,含蕴甚久,绝非率而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第4页)。这种积贮含蕴使该著呈现出严谨、扎实与深入,呈现出王铁仙先生一以贯之在人学与审美中探究文学精神的思路与努力。
2009年2月3日,中国老合研究会、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举办的老合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18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提交学术论文115篇。
2008年12月26—28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九届年会暨“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深圳大学文学院协办。
2008年11月5日至8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文史馆以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围绕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总结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激发出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论题,自2001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第一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讨会以来,至今已历三届。为了进一步交流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成果,促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与发展,2008年11月27日-30日,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不是“实践唯物主义”,而是本体论、生产论、价值论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文化研究对文化消费主义的冲击及对边缘群体权益的维护功不可没,但在当前状况下,来自其对种种中心主义的挑战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复兴机遇已在“后现代之后”“回到马克思”中见出。在世界新格局下,处于与政治自由主义其他话语对话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望以“反物化”为共识,从种种文化与美学后乌托邦中重新认识并实践解放之历史使命。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是中国现代美学在创生之初就具有的一种思维范式,它的隐含逻辑是通过审美,经由感性层面对人性进行改造来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最终完成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这种功利主义的美学范式虽然与审美无利害性这一原则存在巨大矛盾,但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却被整合进统一的现代性设计之中。与此同时,这一思想范式也使中国现代美学不可挽回地走向异化的悲剧性宿命。
在前现代和现代,源发于生命“有死性”的时间焦虑感以及对永恒和不朽的追求构成了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力性因素。该时期人们对经典的态度主要体现于对“经典性”的坚守,“经典性”最后表现于经典的“超时间性”,它建立在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价值的基础之上。在后现代,“去经典化”的观念大行其道.人们通过破坏时间的连续性、置换时间的永恒性来消解时间,使得经典失去了存在的时间性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