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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先生
出生於诗书世家，为名门后代。爷爷陶运璋先生和父亲陶曰煦先生虽然屡遭时代变革，卻仍有机会求学，並为庐江县近代教育做出贡献，在当地颇有名望。到陶林先生这一代，继承爱好读书的传统，但卻遭遇“文革”而被迫中断学业。生活安定後，他将读书成才的强烈愿望寄託到下一代，两个儿子不负所望，先後完成博士学位，並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将家族的辉煌再次延续。
继承传统 少年立志
陶林先生爱好读书的习惯主要是受爷爷的影響。他的爷爷陶运璋（字尔候）老先生历经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期，一生的经历可谓波澜壮阔。他爷爷出生於清朝光绪10年，清朝时，毕业於两江优级师范农博科专业，曾在民国期间担任庐江县立中学教员、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劝学所所长。在他担任第一高小校长6年间，学生从十多名增加至上百名，几乎挤满了当时的学校，培养出何泽洲、宛敏灏、孙公民等一批解放前後较有名气的人才。
任职劝学所所长後，陶尔候老先生通过筹资，为庐江县添设义务学校五十餘所。使当时的庐江县境内校舍林立，充满朗诵之声。他也因此被视为庐江县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解放战爭期间，他的一儿两女同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陶林先生的父亲陶曰煦先生12岁时，抗日战爭爆发。国难当头，学校停课随国民政府南迁。一贯重视子女教育的陶尔候老先生安排大女儿陶曰英陪同，南迁至湖南大後方继续读书，後随国民政府逃难到重庆大後方的朝阳学院。整个抗战时期，陶林先生的父亲陶曰煦都和其姐陶曰英一起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求学生涯。
解放後，陶曰煦先生曾担任庐江县石头区文教区员，主抓全区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肃反”运动期间，他因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被判强制劳动教养被捕入狱。因其加入国民党时间尚短，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而为自己辩解，但在那场猛烈的“肃反”大潮中，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年仅38岁的陶曰煦先生惨死在修建安徽佛子岭水库的工地上。那一年，陶林先生只有6岁，上面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姐姐，两个更小的妹妹。
同样出身於庐江县城大户人家的陶母——樊立英女士是一名小学教师，为了把儿女拉扯成人，她尝尽人情冷暖。期间因生活所迫将小女儿送给别人，承受骨肉分离之痛的母亲对剩下的儿女格外疼爱。下放生产队期间，一次，陶林先生因过度劳累，在六月天的太阳下躺在田埂稻秆阴影下睡着。正好被放学回家路过的母亲看到，儘管心疼得直掉眼淚，但她也不忍心打扰儿子休息。只好託人找关係买了豬肉红烧後叫学生在傍晚送给儿子吃。至今，陶林先生不管在什麽饭桌上，只要看到红烧肉就会想起那可怜、坚强，独自一人把他们兄妹拉扯大的柔弱的母亲。
生在这样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受书卷之气的熏陶，陶林先生从识字时起就对小人书爱不释手，上学後更是情有独鍾，不管什麽书到手，不看完绝不放手。从小学一、二年级起就开始啃大部头小说，他至今还记得看的第一部大部头小说叫《青春之歌》，书中的主人公叫林道静。那年他才9岁，虽然当时认字不多，书中内容不能完全看懂，但仍然看得津津有味。正如陶氏远祖陶渊明在《五柳先生自传》中描述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1966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陶林先生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全面停课，老师在课堂只带学生们学习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社论通讯。幸运的是他的语文老师不忍看着学生学业荒废，利用学习“毛著”的时机，有意着重地给学生们讲解毛主席诗词中的典故、律诗的平仄和对仗，诗词写作的方式和方法。老师的本意是想教给学生一些文化知识，但卻引起了陶林先生对现代诗词的极大兴趣，加上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中充满着大气磅礴的气势，读来令人振奋。他说：“我特别喜欢那首《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每次读起来都感觉回味无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要进一步学习诗词的精髓，学着创作诗词。”
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1968年，16岁的陶林先生被下放到庐江县古圩公社三拐大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知青。那时的农村，文化生活荒芜，特别是经过“文革”抄家後，大多数人家的藏书都被付之一炬，除了四卷雄文外，任何其他的书籍都看不到，这对从小就养成阅读书籍习惯的陶林先生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为了满足阅读愿望，他每天“厚着脸皮”去大队会计家看报纸，在所有的报纸中，他最喜爱看《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大队会计不敢让陶林先生借回家看，只允许在他家看。令大队会计夫妇不解的是，一个人能对着密密麻麻印满着小字的报纸一看就是半天，不吃不喝也不动。正是陶林先生看报的专注神情感动了大队会计夫妇，他们从来都不讨厌他去他们家去看报纸，有时夫妇俩出门有事，只招呼一声，就任由他一人独自在他们家看报纸，一看就是大半天。在书籍匮乏的那个年代，阅读报纸便成为陶林先生唯一的精神寄託。
报纸上的各种消息和国际时事的评注，看多了难以记住，为了便於记忆，陶林开始用笔记录。刚开始只是间断地记一些他认为重要的消息和评论，渐渐的每天都把看到的生产队所发生的有意义的事和他对此事的看法记录下来。有时，因为幹活太累实在记不动，他也要在本子上写上年、月、日和天气阴晴。由此，他渐渐地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至今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未间断过。
柳暗花明 老年逐梦
由於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陶林先生只能说话做事处处谨小慎微，在生产劳动时更是不敢惜奸偷懒，而且总是抢着幹最脏最累的农活，从无怨言。他对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深信不疑。在生产队劳动时拼命地表现自己，以求寻找一条光明的路。儘管这样，招工、参军、推荐上学这些能改变命运的好事还是轮不到他。对陶林先生打击特别大的是随着年纪渐大，找对象成了一家人最头疼的大事。那时，不仅一般贫下中农人家的女儿不愿嫁到成份不好的人家，地主富农人家担心後代成份问题，也不愿嫁到地主富农家里。一次，生产队里有一个40岁的妇女离異，好心人立刻热心地帮助陶林先生张罗，20岁不到的陶林生气地拒绝。介绍人反而不解地问他：像你们这种人家难道还想和别人一样结婚生子？ 最终，有人给陶林先生介绍了现在的伴侣，也是富农出身，刚提亲时就遭到对方母亲和哥哥的坚决反对，她的爷爷得知陶林先生是陶尔候的孙子时，力排众议，促成这桩美满婚姻。谁能想到，若不是爷爷陶尔候当年的名望，他的孙子连对象都很难找到。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80年在知青回城的大潮中，陶林先生的人生迎来了转机，招工进了国营的公社食品站，從小职员开始，一路升迁到庐江县白山区食品站副站长，党支部书记。生活安定下来後，他回想起自己在读书的年纪丧失了读书的机会，这个悲剧决不能在孩子身上重演，因此他把读书成才的愿望寄託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他们夫妇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们读书上，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他经常用徽州人“除读书都让人”和“心田留一点子种孙耕”的精神来开导孩子们用功读书。两个孩子也继承了祖辈刻苦学习的精神，既有10年寒窗苦读的精神，又能读出成绩来。兄弟俩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你追我赶，终於在1997年的高考中，大儿子陶少辉以总分566分，超过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65分的好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第二年高考，小儿子陶小辉又以总分618分，超过当年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70多分的成绩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两个孩子用努力取得的好成绩告慰了庐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的太爷爷的在天之灵。陶林先生的姑父，曾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高胡先生，对此称讚不已，为此专门撰文讚曰：“他们的父母曾失去多读书的机会，把读书的强烈愿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家长的努力、老师的用心，学子的气，一家出了两个秀才，成功率是百分之百，是很难得的。”陶林先生的两个儿子考上大学後没有就此止步，他们脚踏实地地为自己设定奋斗目标。大儿子少辉在哈工大本科毕业後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後又在浙江大学完成博士生的学业，被青岛科技大学录用，现已被聘为副教授。小儿子小辉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後被国家军工集团录用。参加工作後努力自学，先後取得了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学历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已是中国电子工业集团雷达发射专业的一名工程师。
家中喜事连连，两个孩子考入大学後，家中相对清閒，陶林先生又萌发了学习诗词知识，学作诗词的愿望。他开始订阅与诗词有关的刊物，丰富自己的诗词写作知识，勤於思考、不耻下问，对诗词创作有了初步的了解。2001年3月，当大儿子陶少辉考研被浙江大学录取後，他按捺不住自己激动和喜悦心情，欣然命笔，写下一首《沁园春》来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
捷报传来，暖入屠苏，春意何浓。记含饴绕膝，已为神秀。抱书问字，渐露犀峰。茁壮新苗，昌明时会，窃喜陶家有後生。想当年，横一天妖雾，几废斯文。如今，地扩天清，喜弦辙更张正有成。更选拔樑栋，不拘一格。发扬科技，斯上高峰。国计全新，年华正茂，绝顶何难捷足登。轻咐语，愿出言持重，莫长骄心。
退休後的陶林先生怀着进一步学习诗词知识，实现青少年时期学写诗词的梦想，报名参加庐江县老年大学诗词班和诗词研讨班，学习诗词创作。学习中，他对诗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深深地感到诗词能愉悦心情，修身养性。在诗词创作中，通过查资料，查典故，增加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随着作品在各种刊物上的发表，2018年3月，陶林先生被庐江县诗词协会吸纳为会员。
随着对诗词知识的逐步了解，陶林先生对古诗词和现代诗词均越发热爱。只要有一点小事启发他，他都会即席作词感叹。今年除夕当晚，他在青岛大儿子家吃团圆饭时，发现一岁多点的小孙子扎了小牙，立即来了兴致，作了一首七言绝句。
除夕团圆夜半哗，坐围把酒话桑麻。
迎来良家添新岁，皓首怜看孙扎牙。
不忘初心 关注失学儿童
陶林先生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但在他工作的乡镇仍有一些人因各种原因，生活还处在贫困中。当看到一些儿童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失学在家时，更是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他明白，自己小时候不能上学深造，至今知识匮乏的悲剧不能在现在贫困学生身上重演。他决心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尽可能的帮助失学儿童，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地的妇联组织推动“春蕾计划”，号召社会上爱心人士为贫困失学的小女孩捐款；每捐助700元就能帮助一名贫困小女孩完成小学六年的学业。儘管当时陶林先生的工资並不高，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每年的费用不菲，但想到700元就能帮助一名贫困女童改变一生命运，他就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2002年，在单位结对帮扶贫困村期间也帮助过一名小男孩完成了初中学业後送他去当了兵。现在这个小男孩已是江西某消防部队的一名三级士官，每当在部队立功，立功喜报都会寄到陶林先生手中。继这个小男孩，他又捐助了两名小女孩读书，其中一名还考入了安徽师范大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陶林先生先後帮扶5名贫困失学儿童读书。2012年，他被评为庐江县第二届“道德模范”。“我不想看到这些儿童因贫困放棄学业，现在社会进步太快，初中没读完进入社会後简直就是文盲。对我们来说，出一点钱赞助一名贫困儿童读书是小事，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陶林先生表示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是对社会献一点爱心，回报这个社会。
出生於诗书世家，为名门后代。爷爷陶运璋先生和父亲陶曰煦先生虽然屡遭时代变革，卻仍有机会求学，並为庐江县近代教育做出贡献，在当地颇有名望。到陶林先生这一代，继承爱好读书的传统，但卻遭遇“文革”而被迫中断学业。生活安定後，他将读书成才的强烈愿望寄託到下一代，两个儿子不负所望，先後完成博士学位，並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将家族的辉煌再次延续。
继承传统 少年立志
陶林先生爱好读书的习惯主要是受爷爷的影響。他的爷爷陶运璋（字尔候）老先生历经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期，一生的经历可谓波澜壮阔。他爷爷出生於清朝光绪10年，清朝时，毕业於两江优级师范农博科专业，曾在民国期间担任庐江县立中学教员、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劝学所所长。在他担任第一高小校长6年间，学生从十多名增加至上百名，几乎挤满了当时的学校，培养出何泽洲、宛敏灏、孙公民等一批解放前後较有名气的人才。
任职劝学所所长後，陶尔候老先生通过筹资，为庐江县添设义务学校五十餘所。使当时的庐江县境内校舍林立，充满朗诵之声。他也因此被视为庐江县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解放战爭期间，他的一儿两女同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陶林先生的父亲陶曰煦先生12岁时，抗日战爭爆发。国难当头，学校停课随国民政府南迁。一贯重视子女教育的陶尔候老先生安排大女儿陶曰英陪同，南迁至湖南大後方继续读书，後随国民政府逃难到重庆大後方的朝阳学院。整个抗战时期，陶林先生的父亲陶曰煦都和其姐陶曰英一起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求学生涯。
解放後，陶曰煦先生曾担任庐江县石头区文教区员，主抓全区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肃反”运动期间，他因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被判强制劳动教养被捕入狱。因其加入国民党时间尚短，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而为自己辩解，但在那场猛烈的“肃反”大潮中，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年仅38岁的陶曰煦先生惨死在修建安徽佛子岭水库的工地上。那一年，陶林先生只有6岁，上面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姐姐，两个更小的妹妹。
同样出身於庐江县城大户人家的陶母——樊立英女士是一名小学教师，为了把儿女拉扯成人，她尝尽人情冷暖。期间因生活所迫将小女儿送给别人，承受骨肉分离之痛的母亲对剩下的儿女格外疼爱。下放生产队期间，一次，陶林先生因过度劳累，在六月天的太阳下躺在田埂稻秆阴影下睡着。正好被放学回家路过的母亲看到，儘管心疼得直掉眼淚，但她也不忍心打扰儿子休息。只好託人找关係买了豬肉红烧後叫学生在傍晚送给儿子吃。至今，陶林先生不管在什麽饭桌上，只要看到红烧肉就会想起那可怜、坚强，独自一人把他们兄妹拉扯大的柔弱的母亲。
生在这样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受书卷之气的熏陶，陶林先生从识字时起就对小人书爱不释手，上学後更是情有独鍾，不管什麽书到手，不看完绝不放手。从小学一、二年级起就开始啃大部头小说，他至今还记得看的第一部大部头小说叫《青春之歌》，书中的主人公叫林道静。那年他才9岁，虽然当时认字不多，书中内容不能完全看懂，但仍然看得津津有味。正如陶氏远祖陶渊明在《五柳先生自传》中描述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1966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陶林先生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全面停课，老师在课堂只带学生们学习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社论通讯。幸运的是他的语文老师不忍看着学生学业荒废，利用学习“毛著”的时机，有意着重地给学生们讲解毛主席诗词中的典故、律诗的平仄和对仗，诗词写作的方式和方法。老师的本意是想教给学生一些文化知识，但卻引起了陶林先生对现代诗词的极大兴趣，加上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中充满着大气磅礴的气势，读来令人振奋。他说：“我特别喜欢那首《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每次读起来都感觉回味无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要进一步学习诗词的精髓，学着创作诗词。”
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1968年，16岁的陶林先生被下放到庐江县古圩公社三拐大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知青。那时的农村，文化生活荒芜，特别是经过“文革”抄家後，大多数人家的藏书都被付之一炬，除了四卷雄文外，任何其他的书籍都看不到，这对从小就养成阅读书籍习惯的陶林先生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为了满足阅读愿望，他每天“厚着脸皮”去大队会计家看报纸，在所有的报纸中，他最喜爱看《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大队会计不敢让陶林先生借回家看，只允许在他家看。令大队会计夫妇不解的是，一个人能对着密密麻麻印满着小字的报纸一看就是半天，不吃不喝也不动。正是陶林先生看报的专注神情感动了大队会计夫妇，他们从来都不讨厌他去他们家去看报纸，有时夫妇俩出门有事，只招呼一声，就任由他一人独自在他们家看报纸，一看就是大半天。在书籍匮乏的那个年代，阅读报纸便成为陶林先生唯一的精神寄託。
报纸上的各种消息和国际时事的评注，看多了难以记住，为了便於记忆，陶林开始用笔记录。刚开始只是间断地记一些他认为重要的消息和评论，渐渐的每天都把看到的生产队所发生的有意义的事和他对此事的看法记录下来。有时，因为幹活太累实在记不动，他也要在本子上写上年、月、日和天气阴晴。由此，他渐渐地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至今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未间断过。
柳暗花明 老年逐梦
由於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陶林先生只能说话做事处处谨小慎微，在生产劳动时更是不敢惜奸偷懒，而且总是抢着幹最脏最累的农活，从无怨言。他对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深信不疑。在生产队劳动时拼命地表现自己，以求寻找一条光明的路。儘管这样，招工、参军、推荐上学这些能改变命运的好事还是轮不到他。对陶林先生打击特别大的是随着年纪渐大，找对象成了一家人最头疼的大事。那时，不仅一般贫下中农人家的女儿不愿嫁到成份不好的人家，地主富农人家担心後代成份问题，也不愿嫁到地主富农家里。一次，生产队里有一个40岁的妇女离異，好心人立刻热心地帮助陶林先生张罗，20岁不到的陶林生气地拒绝。介绍人反而不解地问他：像你们这种人家难道还想和别人一样结婚生子？ 最终，有人给陶林先生介绍了现在的伴侣，也是富农出身，刚提亲时就遭到对方母亲和哥哥的坚决反对，她的爷爷得知陶林先生是陶尔候的孙子时，力排众议，促成这桩美满婚姻。谁能想到，若不是爷爷陶尔候当年的名望，他的孙子连对象都很难找到。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80年在知青回城的大潮中，陶林先生的人生迎来了转机，招工进了国营的公社食品站，從小职员开始，一路升迁到庐江县白山区食品站副站长，党支部书记。生活安定下来後，他回想起自己在读书的年纪丧失了读书的机会，这个悲剧决不能在孩子身上重演，因此他把读书成才的愿望寄託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他们夫妇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们读书上，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他经常用徽州人“除读书都让人”和“心田留一点子种孙耕”的精神来开导孩子们用功读书。两个孩子也继承了祖辈刻苦学习的精神，既有10年寒窗苦读的精神，又能读出成绩来。兄弟俩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你追我赶，终於在1997年的高考中，大儿子陶少辉以总分566分，超过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65分的好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第二年高考，小儿子陶小辉又以总分618分，超过当年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70多分的成绩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两个孩子用努力取得的好成绩告慰了庐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的太爷爷的在天之灵。陶林先生的姑父，曾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高胡先生，对此称讚不已，为此专门撰文讚曰：“他们的父母曾失去多读书的机会，把读书的强烈愿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家长的努力、老师的用心，学子的气，一家出了两个秀才，成功率是百分之百，是很难得的。”陶林先生的两个儿子考上大学後没有就此止步，他们脚踏实地地为自己设定奋斗目标。大儿子少辉在哈工大本科毕业後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後又在浙江大学完成博士生的学业，被青岛科技大学录用，现已被聘为副教授。小儿子小辉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後被国家军工集团录用。参加工作後努力自学，先後取得了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学历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已是中国电子工业集团雷达发射专业的一名工程师。
家中喜事连连，两个孩子考入大学後，家中相对清閒，陶林先生又萌发了学习诗词知识，学作诗词的愿望。他开始订阅与诗词有关的刊物，丰富自己的诗词写作知识，勤於思考、不耻下问，对诗词创作有了初步的了解。2001年3月，当大儿子陶少辉考研被浙江大学录取後，他按捺不住自己激动和喜悦心情，欣然命笔，写下一首《沁园春》来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
捷报传来，暖入屠苏，春意何浓。记含饴绕膝，已为神秀。抱书问字，渐露犀峰。茁壮新苗，昌明时会，窃喜陶家有後生。想当年，横一天妖雾，几废斯文。如今，地扩天清，喜弦辙更张正有成。更选拔樑栋，不拘一格。发扬科技，斯上高峰。国计全新，年华正茂，绝顶何难捷足登。轻咐语，愿出言持重，莫长骄心。
退休後的陶林先生怀着进一步学习诗词知识，实现青少年时期学写诗词的梦想，报名参加庐江县老年大学诗词班和诗词研讨班，学习诗词创作。学习中，他对诗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深深地感到诗词能愉悦心情，修身养性。在诗词创作中，通过查资料，查典故，增加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随着作品在各种刊物上的发表，2018年3月，陶林先生被庐江县诗词协会吸纳为会员。
随着对诗词知识的逐步了解，陶林先生对古诗词和现代诗词均越发热爱。只要有一点小事启发他，他都会即席作词感叹。今年除夕当晚，他在青岛大儿子家吃团圆饭时，发现一岁多点的小孙子扎了小牙，立即来了兴致，作了一首七言绝句。
除夕团圆夜半哗，坐围把酒话桑麻。
迎来良家添新岁，皓首怜看孙扎牙。
不忘初心 关注失学儿童
陶林先生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但在他工作的乡镇仍有一些人因各种原因，生活还处在贫困中。当看到一些儿童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失学在家时，更是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他明白，自己小时候不能上学深造，至今知识匮乏的悲剧不能在现在贫困学生身上重演。他决心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尽可能的帮助失学儿童，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地的妇联组织推动“春蕾计划”，号召社会上爱心人士为贫困失学的小女孩捐款；每捐助700元就能帮助一名贫困小女孩完成小学六年的学业。儘管当时陶林先生的工资並不高，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每年的费用不菲，但想到700元就能帮助一名贫困女童改变一生命运，他就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2002年，在单位结对帮扶贫困村期间也帮助过一名小男孩完成了初中学业後送他去当了兵。现在这个小男孩已是江西某消防部队的一名三级士官，每当在部队立功，立功喜报都会寄到陶林先生手中。继这个小男孩，他又捐助了两名小女孩读书，其中一名还考入了安徽师范大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陶林先生先後帮扶5名贫困失学儿童读书。2012年，他被评为庐江县第二届“道德模范”。“我不想看到这些儿童因贫困放棄学业，现在社会进步太快，初中没读完进入社会後简直就是文盲。对我们来说，出一点钱赞助一名贫困儿童读书是小事，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陶林先生表示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是对社会献一点爱心，回报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