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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的社区评价体系并不适合对城中村安置社区进行评价。根据当地风土人情、管理体制等特点选取了34个评价指标，通过专家咨询指标进行筛选和分类，进而建立了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体系。选取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安置社区为研究对象，在模糊综合评价中引入偏向度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城中村；评价体系；安置社区；宜居性；偏向度
中图分类号： TU984.1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2-0289-05
通信作者：王蒙恩，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E-mail：798884235@qq.com。城中村是指伴随城市郊区化、产业分散化及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是乡村-城市转型不完全、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1]。西安市于2007年全面进行城中村改造工作，截至2015年12月底，已实施18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912万户、31.53万人口。目前已有127个城中村6.78万户、23.61万人完成了回迁安置。因此，城中村安置任务不仅是原住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也是当前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1研究综述
1.1城中村研究
城中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4个方面：城中村成因、改造模式、失地农民以及其他方面。大多数的学者从制度及利益驱动等角度来解释城中村形成的原因。房庆方等将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为土地、经济、政策这3个原因[2]。吕宏芬等认为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则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3]。
在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研究中，王涛等分析各种已有的改造模式优劣、特点及可行性，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对将要进行大量城中村开发改造的城市具有一定借鉴作用[4-6]。
失地农民是城中村改造中被社会广泛聚焦的问题。汪晖从征地补偿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现有的农地征用制度必须进行改变并可分为2个阶段进行改革[7]。刘源超等研究了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8]。
对于城中村问题，学者们也从人口及空间视角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仝德等以深圳91个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9]。丁传标等运用空间句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究村落空间形态与居民居住安全感之间的关系[10]。
1.2宜居性研究
“宜居”的概念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国外对“宜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宜居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Robert等的研究对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11]。1996年在土耳其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人类环境大会中，明确地提出了城市的宜居性概念。Berg认为宜居性的核心思想就是重新塑造城市环境；在城市形态上，要建设适合行人的道路和街区，恢复过去的城市肌理；在城市功能上，强调城市的工作、居住、零售等综合职能，增强城市的多样性，使其变得更适宜一般市民的居住[12]。Evans认为宜居性有两面，一面是适宜居住性，一面是生态可持续性[13]。国外在社区的宜居性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社区的规划思想和评价体系，其中以“西雅图可持续社区指标（ 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1998”、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规划思想为代表。
国内关于“宜居”的研究主要起始于吴良墉的人居环境，且近年来国内研究多见于“宜居城市”方面，而将“宜居”延伸于社区层次的研究较少。李丽萍等界定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并提出宜居城市的七大判别标准[14]。张文忠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5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15]。 任学慧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Q 型聚类分析方法，从行政区和不同功能片区2个角度，进行了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空间评价[16]。在社区宜居性研究上，闵雷等以武汉低碳生态社区为例进行了宜居型社区规划[17]。郑童等对社区宜居性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18-20]。
1.3评述
目前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多集中于城中村成因、改造模式、失地农民、城中村外来人口等方面，鲜有对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的评价研究。此外，现有社区宜居性评价焦点多侧重于安全、环境、经济、配套设施等物质空间层面，也有部分学者从社会性、地域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但由于城中村居民安置中所涉及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社会关系纽带、基层群众自治等特点，照搬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并不合理。因此，本研究根据以上2点并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市已完成回迁工作的安置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后确立了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安市6个安置社区为例，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并引入偏好度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验证评价体系的合理性。
2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通过以下2个步骤确定指标体系。
2.1实地调查
通过走访、邮件发放等方式对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莲湖区15个城中村安置社区进行影响宜居性因素调查，共发放纸质和电子问卷810份，有效回收681份，有效率为8407%。调查对象性别女性占54.63%，男性45.37%；样本年龄段以≥35岁为主，约占74.45%。将获取的信息归纳总结编制成表1。这也是本研究构建指标体系的重要参考。
2.2确定评价指标集
采用文献分析法参考国内外宜居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地走访、安置社区实际情况和特点，并对含义重叠的指标进行了合并或者删除后确定预选指标集：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活动设施、商业服务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健康、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基尼系数、文化水平、教育观念、周边噪音、开敞空间、建筑质量、人均住房面积、容积率、建筑整体外观、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安全性、就业情况、内部生活便利度、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基层管理、社区管理、户型设计、社区福利、绿地率、建筑密度、老字号店铺、社区文化活动、社区位置。根据预选指标集编制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调查表，通过现场访问、邮件等方式发给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当地社区代表。调查问卷共计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28份，回收率85.33%。在回收的问卷中，高校教授占35.94%，科研院所专家占28.60%，企业工程师占15.63%，社区代表占1953%。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最终确定了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医疗设施、教育設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活动实施、商业服务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健康、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文化教育、开敞空间、建筑质量、容积率、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安全性、就业情况、内部生活便利度、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基层管理、社区管理、户型设计、建筑密度。 2.3个别指标说明
由于大量文献已经对部分指标进行了释义，因而本研究只对具有城中村安置社区特点的指标进行说明。基层管理指的是居委会（原村委会）制定和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管理集体资产。物业管理主要是由社区居民成立管理组织对社区进行管理，管理人员基本以社区居民为主。内部生活便利度是指社区居民的生活问题依靠社区内部条件可以解决的程度。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租金收入和集体分红。文化教育包含有社区居民受教育的水平和对下一代应该如何教育的观念。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是指居委会或者政府组织的公共演出、选举、听证会、慈善募捐等社会公共活动居民的参与情况。传统习俗的延续是指當地居民在拆迁安置后仍然保留传统习俗的行为习惯。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是指在拆迁过程中保留对当地居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和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历史古迹，如北池头的古槐、曲江池的寒窑、木塔寨的双塔遗址、石家街的元代安西王府遗址等。
根据指标含义，将24个指标进行分类，安全性、环境健康、建筑质量等8个指标归为一类，命名为居住环境；教育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6个指标归为一类，命名为配套设施；就业情况、文化教育等5个指标归为城市融入；基层管理、物业管理、内部生活便利度为一类，命名为社区管理；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归为一类，命名为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表2）。
2.4指标权重的确定和评价方法的选择
（1）AHP方法确定权重。通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规划院、陕西天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的15位学者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打分来构造两两比较矩阵，利用AHP软件求出该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并经归一化和一致性检验，进而得出指标权重（表2）。
（2） 评价方法的选择。考虑到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因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
3案例分析
3.1社区概况
选取西安市曲江新区的6个“城中村”安置社区（图1）为研究对象。社区人口主要以原居住民为主，在有效问卷中约占78.3%，相比之前“城中村”时期，人口流动性大大下降，成分较为单一。文化教育上，中老年人（≥44岁）文化层次普遍较低，大部分为小学文化，而18～35岁年龄阶段的人群以初高中及中专为主，约占调查主体的63.7%，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基本在30岁以下，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约8.1%。
3.2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次调查问卷发放区域为北池头、南窑新家园、后村、芙蓉、曲江池、雁鸣6个安置社区，并对性别、年龄进行交叉配额控制，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772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发现存在部分无效问卷。无效问卷指的是答案大部分相
同或答案呈现一定规律等的问卷，将此类问卷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733份，有效问卷率为81.44%，其中北池头为131份，南窑头为118份，后村为116份，芙蓉小区114份，曲江池为125份，雁鸣小区为129份。调查对象性别中，男性占5235%，女性占47. 65%。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26～35岁和38～52岁，占总人数的69.2%。调查问卷采用五分制打分，其中评价结果差区间为（0，1]，较差为（1，2]，一般为（2，3]，较好为（3，4]，好为（4，5]。结果见表5，（）内为问卷数量。
3.3社区宜居性评价
根据所确定指标，确定评价对象集U=[安全性（u1），环境健康（u2），…，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u24）]，评语集V=[差（v1），较差（v2），一般（v3），较好（v4），好（v5）]。从评价对象集到评语集建立模糊关系，算出各指标的隶属度。根据二级指标的得分先求出北池头社区指标隶属度（表3）。
所有的评价指标的权重在U上构成模糊向量R=[0057，…，0.034]。利用式（1）计算因子的评价矩阵A，其中的5个数值表示宜居性对该评价等级的隶属度。
A=R×C；（1）
G=D45/D12。（2）
其中，C为社区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G为宜居性偏向度，表示社区宜居程度，G>1表示宜居性较好，反之则差；D45为评价结果等级较好与好的总和，D12为评价结果差与较差的总
和。利用式（2）分别计算北池头社区A1的居住环境等因子和整体评价，结果见表4。
按照上述过程，计算其余5个安置社区的宜居性偏好，结果见表5。表中编号1代表北池头社区，编号2代表南窑新家园社区，编号3代表后村社区，编号4代表芙蓉社区，编号5代表曲江池社区，编号6代表雁鸣社区。
由表5可知，南窑新家园、后村社区整体宜居性较好（G>1），其余4个社区宜居性较差（G<1）。
在居住居住环境方面，6个社区的评价均偏向差。居住环境下属指标中，安全性、开敞空间、户型设计、建筑质量的评价均偏向差；而建筑密度、容积率、邻里关系的评价均偏向好。北池头、后村、南窑新家园社区的环境健康的评价偏向差，
配套设施方面，6个社区的评价等级均偏向好。南窑新家园、芙蓉社区、雁鸣社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的评价偏向差，其余社区偏向好。安置社区在公共活动设施、市政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方面的评价均偏向好。
城市融入方面，除北池头、曲江池社区的评价偏向差之外，其余偏向好。文化教育的评价均偏向好。就业情况、居民消费、社会公共活动参与度的评价偏向差。对于就业情况，6个社区的评价均偏向差。南窑新家园、后村社区的居民收入评价偏向好，其余社区为差。
安置社区对社区管理的评价偏向好。南窑村、后村社区基层管理的评价偏向好，其余评价偏向差。物业管理、内部生活便利度评价均偏向好。
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情况不太乐观，评价均偏向差。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可能与拆迁、重建中缺乏合理的规划有关。安置社区在传统习俗的延续评价均偏向差。除曲江池社区在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评价偏向好之外，其余社区评价均偏向差。 4改善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安置社區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通过研究结论，结合当地安置社区具体情况，对提高社区宜居性提出以下建议。
4.1物质空间层面对策
进行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注重与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对接，使居民们通过充足的购物、社区服务、医疗服务、娱乐及休闲设施等社会保障设施，在重安置社区中找到归属感，积极有效融入城市生活；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的位置，针对目前不合理的状况进行搬迁、改造；同时，加强后期管理、维修工作，保证各项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营。
社区内应有效增加绿地及公共空间的数量，形成体系完善、空间序列明确的绿地及公共空间，以满足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需求；提升空间设计水平，将安置居民的生活习惯、心理需求及原本的历史文化脉络在景观设计中加以考虑。如在绿地空间设计时，对现状居民将绿地改为菜园的行为加以考虑， 在设计中预留一些能够满足居民此类自发行为的小
协调各方利益，加强监管力度，适当提高回迁安置房建设成本，使其居住品质有所保障；设计手法上，应灵活寻求经济、实用且效果美观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式；住宅布局上应注重空间变化，形成社区—组团—邻里的层次分明的布局方式；户型设计上，应考虑回迁居民的特殊生活方式，实现户型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4.2社会生活层面对策
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为村民在社区内部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方便群众生活；在今后居民回迁过程中政府和村委会要合理有序地引导内部商业服务的发展，在方便居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构建起和谐规范的社区生活。
构建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就业培训教育、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咨询，使得安置社区居民有一技之长并能较快适应城市的工作生活，帮助并指导居民进行创业；合理出租并良好经营集体商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规范使用集体财产为民造福。鼓励个人或者机构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社会活动，利用现代化媒体网络进行公共活动信息互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热情，并给予适当的经济文化支持。
传统民俗起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需求，在各民族、各地域中随着时间不断扩大和演变。它们的存在不断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增强了集体凝聚力。政府需要在农村传统习俗的传承中要加强引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不断适应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加大对传统民俗这些非物质文化的宣传力度，编纂村志等措施，既能保留、延续村落文化，又能凝聚居民，满足他们难以割舍的乡土情节。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原居民熟悉的历史场所和标志性节点，如一些历史建筑、古树、古井等，将其融入公共空间设计，以增强地域特色，并正确引导居民使用这些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场所。全面普查”城中村“的历史文物，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并由当地文物保护单位与村委会进行管理和维护。
城中村的改造不仅仅只有“拆”与“建”，还有居民的回迁安置、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本研究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了解安置社区的情况，构建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指标体系对西安市曲江新区安置区宜居性进行评价，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建议，希望能为今后城中村改造及安置社区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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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中村；评价体系；安置社区；宜居性；偏向度
中图分类号： TU984.1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2-0289-05
通信作者：王蒙恩，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E-mail：798884235@qq.com。城中村是指伴随城市郊区化、产业分散化及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是乡村-城市转型不完全、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1]。西安市于2007年全面进行城中村改造工作，截至2015年12月底，已实施18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912万户、31.53万人口。目前已有127个城中村6.78万户、23.61万人完成了回迁安置。因此，城中村安置任务不仅是原住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也是当前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1研究综述
1.1城中村研究
城中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4个方面：城中村成因、改造模式、失地农民以及其他方面。大多数的学者从制度及利益驱动等角度来解释城中村形成的原因。房庆方等将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为土地、经济、政策这3个原因[2]。吕宏芬等认为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则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3]。
在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研究中，王涛等分析各种已有的改造模式优劣、特点及可行性，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对将要进行大量城中村开发改造的城市具有一定借鉴作用[4-6]。
失地农民是城中村改造中被社会广泛聚焦的问题。汪晖从征地补偿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现有的农地征用制度必须进行改变并可分为2个阶段进行改革[7]。刘源超等研究了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8]。
对于城中村问题，学者们也从人口及空间视角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仝德等以深圳91个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9]。丁传标等运用空间句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究村落空间形态与居民居住安全感之间的关系[10]。
1.2宜居性研究
“宜居”的概念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国外对“宜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宜居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Robert等的研究对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11]。1996年在土耳其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人类环境大会中，明确地提出了城市的宜居性概念。Berg认为宜居性的核心思想就是重新塑造城市环境；在城市形态上，要建设适合行人的道路和街区，恢复过去的城市肌理；在城市功能上，强调城市的工作、居住、零售等综合职能，增强城市的多样性，使其变得更适宜一般市民的居住[12]。Evans认为宜居性有两面，一面是适宜居住性，一面是生态可持续性[13]。国外在社区的宜居性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社区的规划思想和评价体系，其中以“西雅图可持续社区指标（ 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1998”、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规划思想为代表。
国内关于“宜居”的研究主要起始于吴良墉的人居环境，且近年来国内研究多见于“宜居城市”方面，而将“宜居”延伸于社区层次的研究较少。李丽萍等界定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并提出宜居城市的七大判别标准[14]。张文忠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5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15]。 任学慧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Q 型聚类分析方法，从行政区和不同功能片区2个角度，进行了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空间评价[16]。在社区宜居性研究上，闵雷等以武汉低碳生态社区为例进行了宜居型社区规划[17]。郑童等对社区宜居性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18-20]。
1.3评述
目前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多集中于城中村成因、改造模式、失地农民、城中村外来人口等方面，鲜有对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的评价研究。此外，现有社区宜居性评价焦点多侧重于安全、环境、经济、配套设施等物质空间层面，也有部分学者从社会性、地域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但由于城中村居民安置中所涉及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社会关系纽带、基层群众自治等特点，照搬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并不合理。因此，本研究根据以上2点并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市已完成回迁工作的安置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后确立了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安市6个安置社区为例，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并引入偏好度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验证评价体系的合理性。
2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通过以下2个步骤确定指标体系。
2.1实地调查
通过走访、邮件发放等方式对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莲湖区15个城中村安置社区进行影响宜居性因素调查，共发放纸质和电子问卷810份，有效回收681份，有效率为8407%。调查对象性别女性占54.63%，男性45.37%；样本年龄段以≥35岁为主，约占74.45%。将获取的信息归纳总结编制成表1。这也是本研究构建指标体系的重要参考。
2.2确定评价指标集
采用文献分析法参考国内外宜居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地走访、安置社区实际情况和特点，并对含义重叠的指标进行了合并或者删除后确定预选指标集：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活动设施、商业服务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健康、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基尼系数、文化水平、教育观念、周边噪音、开敞空间、建筑质量、人均住房面积、容积率、建筑整体外观、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安全性、就业情况、内部生活便利度、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基层管理、社区管理、户型设计、社区福利、绿地率、建筑密度、老字号店铺、社区文化活动、社区位置。根据预选指标集编制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调查表，通过现场访问、邮件等方式发给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当地社区代表。调查问卷共计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28份，回收率85.33%。在回收的问卷中，高校教授占35.94%，科研院所专家占28.60%，企业工程师占15.63%，社区代表占1953%。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最终确定了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医疗设施、教育設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活动实施、商业服务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健康、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文化教育、开敞空间、建筑质量、容积率、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安全性、就业情况、内部生活便利度、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基层管理、社区管理、户型设计、建筑密度。 2.3个别指标说明
由于大量文献已经对部分指标进行了释义，因而本研究只对具有城中村安置社区特点的指标进行说明。基层管理指的是居委会（原村委会）制定和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管理集体资产。物业管理主要是由社区居民成立管理组织对社区进行管理，管理人员基本以社区居民为主。内部生活便利度是指社区居民的生活问题依靠社区内部条件可以解决的程度。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租金收入和集体分红。文化教育包含有社区居民受教育的水平和对下一代应该如何教育的观念。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是指居委会或者政府组织的公共演出、选举、听证会、慈善募捐等社会公共活动居民的参与情况。传统习俗的延续是指當地居民在拆迁安置后仍然保留传统习俗的行为习惯。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是指在拆迁过程中保留对当地居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和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历史古迹，如北池头的古槐、曲江池的寒窑、木塔寨的双塔遗址、石家街的元代安西王府遗址等。
根据指标含义，将24个指标进行分类，安全性、环境健康、建筑质量等8个指标归为一类，命名为居住环境；教育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6个指标归为一类，命名为配套设施；就业情况、文化教育等5个指标归为城市融入；基层管理、物业管理、内部生活便利度为一类，命名为社区管理；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归为一类，命名为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表2）。
2.4指标权重的确定和评价方法的选择
（1）AHP方法确定权重。通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规划院、陕西天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的15位学者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打分来构造两两比较矩阵，利用AHP软件求出该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并经归一化和一致性检验，进而得出指标权重（表2）。
（2） 评价方法的选择。考虑到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因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
3案例分析
3.1社区概况
选取西安市曲江新区的6个“城中村”安置社区（图1）为研究对象。社区人口主要以原居住民为主，在有效问卷中约占78.3%，相比之前“城中村”时期，人口流动性大大下降，成分较为单一。文化教育上，中老年人（≥44岁）文化层次普遍较低，大部分为小学文化，而18～35岁年龄阶段的人群以初高中及中专为主，约占调查主体的63.7%，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基本在30岁以下，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约8.1%。
3.2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次调查问卷发放区域为北池头、南窑新家园、后村、芙蓉、曲江池、雁鸣6个安置社区，并对性别、年龄进行交叉配额控制，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772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发现存在部分无效问卷。无效问卷指的是答案大部分相
同或答案呈现一定规律等的问卷，将此类问卷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733份，有效问卷率为81.44%，其中北池头为131份，南窑头为118份，后村为116份，芙蓉小区114份，曲江池为125份，雁鸣小区为129份。调查对象性别中，男性占5235%，女性占47. 65%。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26～35岁和38～52岁，占总人数的69.2%。调查问卷采用五分制打分，其中评价结果差区间为（0，1]，较差为（1，2]，一般为（2，3]，较好为（3，4]，好为（4，5]。结果见表5，（）内为问卷数量。
3.3社区宜居性评价
根据所确定指标，确定评价对象集U=[安全性（u1），环境健康（u2），…，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u24）]，评语集V=[差（v1），较差（v2），一般（v3），较好（v4），好（v5）]。从评价对象集到评语集建立模糊关系，算出各指标的隶属度。根据二级指标的得分先求出北池头社区指标隶属度（表3）。
所有的评价指标的权重在U上构成模糊向量R=[0057，…，0.034]。利用式（1）计算因子的评价矩阵A，其中的5个数值表示宜居性对该评价等级的隶属度。
A=R×C；（1）
G=D45/D12。（2）
其中，C为社区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G为宜居性偏向度，表示社区宜居程度，G>1表示宜居性较好，反之则差；D45为评价结果等级较好与好的总和，D12为评价结果差与较差的总
和。利用式（2）分别计算北池头社区A1的居住环境等因子和整体评价，结果见表4。
按照上述过程，计算其余5个安置社区的宜居性偏好，结果见表5。表中编号1代表北池头社区，编号2代表南窑新家园社区，编号3代表后村社区，编号4代表芙蓉社区，编号5代表曲江池社区，编号6代表雁鸣社区。
由表5可知，南窑新家园、后村社区整体宜居性较好（G>1），其余4个社区宜居性较差（G<1）。
在居住居住环境方面，6个社区的评价均偏向差。居住环境下属指标中，安全性、开敞空间、户型设计、建筑质量的评价均偏向差；而建筑密度、容积率、邻里关系的评价均偏向好。北池头、后村、南窑新家园社区的环境健康的评价偏向差，
配套设施方面，6个社区的评价等级均偏向好。南窑新家园、芙蓉社区、雁鸣社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的评价偏向差，其余社区偏向好。安置社区在公共活动设施、市政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方面的评价均偏向好。
城市融入方面，除北池头、曲江池社区的评价偏向差之外，其余偏向好。文化教育的评价均偏向好。就业情况、居民消费、社会公共活动参与度的评价偏向差。对于就业情况，6个社区的评价均偏向差。南窑新家园、后村社区的居民收入评价偏向好，其余社区为差。
安置社区对社区管理的评价偏向好。南窑村、后村社区基层管理的评价偏向好，其余评价偏向差。物业管理、内部生活便利度评价均偏向好。
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情况不太乐观，评价均偏向差。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可能与拆迁、重建中缺乏合理的规划有关。安置社区在传统习俗的延续评价均偏向差。除曲江池社区在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评价偏向好之外，其余社区评价均偏向差。 4改善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安置社區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通过研究结论，结合当地安置社区具体情况，对提高社区宜居性提出以下建议。
4.1物质空间层面对策
进行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注重与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对接，使居民们通过充足的购物、社区服务、医疗服务、娱乐及休闲设施等社会保障设施，在重安置社区中找到归属感，积极有效融入城市生活；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的位置，针对目前不合理的状况进行搬迁、改造；同时，加强后期管理、维修工作，保证各项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营。
社区内应有效增加绿地及公共空间的数量，形成体系完善、空间序列明确的绿地及公共空间，以满足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需求；提升空间设计水平，将安置居民的生活习惯、心理需求及原本的历史文化脉络在景观设计中加以考虑。如在绿地空间设计时，对现状居民将绿地改为菜园的行为加以考虑， 在设计中预留一些能够满足居民此类自发行为的小
协调各方利益，加强监管力度，适当提高回迁安置房建设成本，使其居住品质有所保障；设计手法上，应灵活寻求经济、实用且效果美观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式；住宅布局上应注重空间变化，形成社区—组团—邻里的层次分明的布局方式；户型设计上，应考虑回迁居民的特殊生活方式，实现户型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4.2社会生活层面对策
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为村民在社区内部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方便群众生活；在今后居民回迁过程中政府和村委会要合理有序地引导内部商业服务的发展，在方便居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构建起和谐规范的社区生活。
构建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就业培训教育、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咨询，使得安置社区居民有一技之长并能较快适应城市的工作生活，帮助并指导居民进行创业；合理出租并良好经营集体商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规范使用集体财产为民造福。鼓励个人或者机构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社会活动，利用现代化媒体网络进行公共活动信息互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热情，并给予适当的经济文化支持。
传统民俗起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需求，在各民族、各地域中随着时间不断扩大和演变。它们的存在不断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增强了集体凝聚力。政府需要在农村传统习俗的传承中要加强引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不断适应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加大对传统民俗这些非物质文化的宣传力度，编纂村志等措施，既能保留、延续村落文化，又能凝聚居民，满足他们难以割舍的乡土情节。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原居民熟悉的历史场所和标志性节点，如一些历史建筑、古树、古井等，将其融入公共空间设计，以增强地域特色，并正确引导居民使用这些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场所。全面普查”城中村“的历史文物，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并由当地文物保护单位与村委会进行管理和维护。
城中村的改造不仅仅只有“拆”与“建”，还有居民的回迁安置、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本研究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了解安置社区的情况，构建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指标体系对西安市曲江新区安置区宜居性进行评价，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建议，希望能为今后城中村改造及安置社区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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