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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早晨，来得特别早。
这是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大楼外，门诊大厅内，到处人头涌动，有那么一瞬间，竟以为自己仿佛置身于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上午的就诊号很快就放完，拿到号的人涌向候诊大厅。大厅的长椅上，早已挤满了人。那些没抢到座位的，或站着，或蹲着，或直接坐在地上。楼道里闹哄哄的，闷得人有些头疼。避开人群，靠在墙角，默默地盯着LED 屏上滚动的名字，等待叫号。
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赶紧起身，穿过人堆，挤进诊室，虔诚地递上从家里带去的体检报告。医生端详了片刻，递给我一张检查单：“这个片子不是很清楚，你需要重新做些检查。”还想问询一下体检报告上那个叫“瘤”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如之前帮我看片子的大夫说的那样，有恶性的几率，他已示意后面的患者坐在了桌前。从进门到离开，前后不足五分钟，专家仅仅说了两句话，打印了一份检查单，便将我交给了一台冰冷的机器。
围在专家身边的患者太多，几乎都想从医生那里寻得一份慰藉，只是医生已无暇，或者不愿顾及患者的情绪，毕竟每个人就诊号间隔的时间本就很短。一位患者挤到医生身后，问了一句什么，被他呵斥退到了后面。来这里的人谁又不着急呢？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单子，忐忑不安地走向另一个楼层，排队等待做检查。或许在医生的眼里，患者就如同教师眼中的作业本。一本一本地翻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职业倦怠。这样想的时候，便释然了。
再次走进诊室的时候，已临近中午下班，专家指点着胶片上的阴影，从电脑里又打印出一份检查单。这样的黑白胶片我见过，这样的光斑，这样暗液涌动的阴影，曾经在小姑子的乳腺里安营扎寨，慢慢扩散，并游走全身，一点一点吞噬了小姑子年轻的生命。
紧紧攥着新打印的检查单，轻飘飘一页纸，似乎又格外的沉重。上楼找到丈夫，十二点零四分，他已挂到了下午的号。这次诊断序号是28，还好不用等太久。
他想带我去吃饭，而我很想哭。只是望着丈夫有些深陷的眼眶，抬起头把眼泪逼回去，让他回宾馆休息。他走出医院，很快买了一份快餐回来。我们谁都吃咽不下去，就那样与许多患者一起，坐在候诊厅。两人各自刷着手机，不约而同做着同一件事，百度查询关于这种肿瘤的最佳治疗方法。丈夫查到一家用中药治疗的医院，与在线电话咨询后，不断地安抚我：等检查结果出来，咱就去那家医院试试。
我的手机屏上也呈现着很多这样的信息，心里有些不安。不想让丈夫感受到我的压力，起身去了卫生间。走廊的尽头，一个中年男人俯在墙角，呜呜地哭着，可能也是患者的家属吧。听着那种压抑低沉的哀号，心底涌出一种同病相怜的痛楚与悲伤。抹了抹酸涩的眼角，默默地回到丈夫的身边。
下午的检查是B 超和几项化验，排队的人很多，验血的窗口却也不少。我坐着，丈夫排队，很快就抽了血。我们去B 超室外的大厅候诊，看着匆匆走过的每一个人，搀着的、抱着的、佝偻着身子走着的，无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脸上都多了一份病态的凝重与焦虑。
这些年来，出入医院的次数太多，真切地感受到了患者对医生寄予了太多的厚望，那种无助的絮叨、殷切的眼神，让我这个曾经滚过五次手术台、自以为有较强抗打击能力的女人，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
那一刻，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忽然想起老人们说过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啊，每个人都很想好好地活着。
我是临近下班的时候，最后一个走进B超室的，里面还有几个实习生。做彩超的是一个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男孩子。躺在诊断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万一，万一结果不好该怎么办？男孩子看了看我，温和地说：“把身体放松点，别太紧张。”声音里透出一种极致的温暖。
所有的自尊与矜持，就在那一瞬间瓦解了。眼泪不争气地涌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男孩子说：“别哭，这不是才给你做检查吗？”眼泪一波又一波地涌出，伸出左手，抹一把，又抹一把。站在一旁的实习生转到床的另一边，递过一张纸巾，轻轻拉住了我的左手，摇了摇。
走出彩超室时，走廊里出乎意料的安静。瘫坐在椅子上，仍旧沉浸在那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中，眼泪总也忍不住。就那样，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啜泣着，啜泣着。薄暮时分，窗外的蝉扯开嗓子嘶叫，聒噪得人心里发毛。
忽然手机铃声响起，是丈夫打来的。想起丈夫连日来的担惊受怕，赶紧擦干眼泪，慢慢地平复心情后接起电话。丈夫焦急地问：“做完了没？怎么还没出来？”
我極力整理好情绪，打起精神，走出B超隔离区。丈夫立刻迎了过来，或许已经发现了我红肿的眼睛，只是什么话也没说。他拉起我的手：“走，带你吃火锅去。”
这些日子，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抵御心中的恐慌。或许是眼泪释放了积聚多日的郁结，这个晚上，忽然感觉轻松了好多。
吃完火锅，我们慢慢地往回走，走上了过街天桥。天桥下依旧是车水马龙，远处斑马线上，拥满了行色匆匆的路人。不知怎么，这样的夜晚，竟有几分喜欢城市里这种琉璃的光影。
在这家医院，我们熬了整整一周，每天悬着心，做着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两人疲惫，紧张，担忧，几乎要崩溃了。
这一天凌晨四点半，闹钟就响了起来。街道人不多，医院的电梯还没有启动，我们跑上门诊五楼，四台自主挂号机前又有不少人。
丈夫等待挂号，我去了楼下自主取片机前等候结果。从凌晨六点多，一直站到太阳升起来。朝霞慢慢地从东边的天空铺排开来，霞光洒在对面的楼顶上，泛着微黄的光芒。仰头望去，恍惚间，有一种暖融融的东西在心底升腾。
这个上午，接诊的医生态度非常温和，他反复对比所有的片子，给出了结果：“这个阴影的确是肿瘤，不过，不用太担心，它是良性的。”
“是真的吗？”医生微微点头。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席卷而来，一时间竟红了眼眶，喜极而泣。
这是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大楼外，门诊大厅内，到处人头涌动，有那么一瞬间，竟以为自己仿佛置身于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上午的就诊号很快就放完，拿到号的人涌向候诊大厅。大厅的长椅上，早已挤满了人。那些没抢到座位的，或站着，或蹲着，或直接坐在地上。楼道里闹哄哄的，闷得人有些头疼。避开人群，靠在墙角，默默地盯着LED 屏上滚动的名字，等待叫号。
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赶紧起身，穿过人堆，挤进诊室，虔诚地递上从家里带去的体检报告。医生端详了片刻，递给我一张检查单：“这个片子不是很清楚，你需要重新做些检查。”还想问询一下体检报告上那个叫“瘤”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如之前帮我看片子的大夫说的那样，有恶性的几率，他已示意后面的患者坐在了桌前。从进门到离开，前后不足五分钟，专家仅仅说了两句话，打印了一份检查单，便将我交给了一台冰冷的机器。
围在专家身边的患者太多，几乎都想从医生那里寻得一份慰藉，只是医生已无暇，或者不愿顾及患者的情绪，毕竟每个人就诊号间隔的时间本就很短。一位患者挤到医生身后，问了一句什么，被他呵斥退到了后面。来这里的人谁又不着急呢？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单子，忐忑不安地走向另一个楼层，排队等待做检查。或许在医生的眼里，患者就如同教师眼中的作业本。一本一本地翻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职业倦怠。这样想的时候，便释然了。
再次走进诊室的时候，已临近中午下班，专家指点着胶片上的阴影，从电脑里又打印出一份检查单。这样的黑白胶片我见过，这样的光斑，这样暗液涌动的阴影，曾经在小姑子的乳腺里安营扎寨，慢慢扩散，并游走全身，一点一点吞噬了小姑子年轻的生命。
紧紧攥着新打印的检查单，轻飘飘一页纸，似乎又格外的沉重。上楼找到丈夫，十二点零四分，他已挂到了下午的号。这次诊断序号是28，还好不用等太久。
他想带我去吃饭，而我很想哭。只是望着丈夫有些深陷的眼眶，抬起头把眼泪逼回去，让他回宾馆休息。他走出医院，很快买了一份快餐回来。我们谁都吃咽不下去，就那样与许多患者一起，坐在候诊厅。两人各自刷着手机，不约而同做着同一件事，百度查询关于这种肿瘤的最佳治疗方法。丈夫查到一家用中药治疗的医院，与在线电话咨询后，不断地安抚我：等检查结果出来，咱就去那家医院试试。
我的手机屏上也呈现着很多这样的信息，心里有些不安。不想让丈夫感受到我的压力，起身去了卫生间。走廊的尽头，一个中年男人俯在墙角，呜呜地哭着，可能也是患者的家属吧。听着那种压抑低沉的哀号，心底涌出一种同病相怜的痛楚与悲伤。抹了抹酸涩的眼角，默默地回到丈夫的身边。
下午的检查是B 超和几项化验，排队的人很多，验血的窗口却也不少。我坐着，丈夫排队，很快就抽了血。我们去B 超室外的大厅候诊，看着匆匆走过的每一个人，搀着的、抱着的、佝偻着身子走着的，无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脸上都多了一份病态的凝重与焦虑。
这些年来，出入医院的次数太多，真切地感受到了患者对医生寄予了太多的厚望，那种无助的絮叨、殷切的眼神，让我这个曾经滚过五次手术台、自以为有较强抗打击能力的女人，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
那一刻，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忽然想起老人们说过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啊，每个人都很想好好地活着。
我是临近下班的时候，最后一个走进B超室的，里面还有几个实习生。做彩超的是一个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男孩子。躺在诊断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万一，万一结果不好该怎么办？男孩子看了看我，温和地说：“把身体放松点，别太紧张。”声音里透出一种极致的温暖。
所有的自尊与矜持，就在那一瞬间瓦解了。眼泪不争气地涌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男孩子说：“别哭，这不是才给你做检查吗？”眼泪一波又一波地涌出，伸出左手，抹一把，又抹一把。站在一旁的实习生转到床的另一边，递过一张纸巾，轻轻拉住了我的左手，摇了摇。
走出彩超室时，走廊里出乎意料的安静。瘫坐在椅子上，仍旧沉浸在那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中，眼泪总也忍不住。就那样，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啜泣着，啜泣着。薄暮时分，窗外的蝉扯开嗓子嘶叫，聒噪得人心里发毛。
忽然手机铃声响起，是丈夫打来的。想起丈夫连日来的担惊受怕，赶紧擦干眼泪，慢慢地平复心情后接起电话。丈夫焦急地问：“做完了没？怎么还没出来？”
我極力整理好情绪，打起精神，走出B超隔离区。丈夫立刻迎了过来，或许已经发现了我红肿的眼睛，只是什么话也没说。他拉起我的手：“走，带你吃火锅去。”
这些日子，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抵御心中的恐慌。或许是眼泪释放了积聚多日的郁结，这个晚上，忽然感觉轻松了好多。
吃完火锅，我们慢慢地往回走，走上了过街天桥。天桥下依旧是车水马龙，远处斑马线上，拥满了行色匆匆的路人。不知怎么，这样的夜晚，竟有几分喜欢城市里这种琉璃的光影。
在这家医院，我们熬了整整一周，每天悬着心，做着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两人疲惫，紧张，担忧，几乎要崩溃了。
这一天凌晨四点半，闹钟就响了起来。街道人不多，医院的电梯还没有启动，我们跑上门诊五楼，四台自主挂号机前又有不少人。
丈夫等待挂号，我去了楼下自主取片机前等候结果。从凌晨六点多，一直站到太阳升起来。朝霞慢慢地从东边的天空铺排开来，霞光洒在对面的楼顶上，泛着微黄的光芒。仰头望去，恍惚间，有一种暖融融的东西在心底升腾。
这个上午，接诊的医生态度非常温和，他反复对比所有的片子，给出了结果：“这个阴影的确是肿瘤，不过，不用太担心，它是良性的。”
“是真的吗？”医生微微点头。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席卷而来，一时间竟红了眼眶，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