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新星出版社社长谢刚很是不容易。一是他忙。在他四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总坐着等着说话的人，他的电话也总是“不识时务”地响个不停。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刚从陕西的一个县城回来。一天的时间“飞”了一个来回。笔者好奇地问，“这是折腾什么呢？”谢刚憨厚地一笑，“噢，没什么，就是去农村收购了几麻袋的剪纸。”然后就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多做停留。
　　二是从第一次见谢刚开始，他都很少谈及“外宣”这二个字。更多的时候，他总在说自己是外宣领域的新人，他愿意和你聊运动、聊旅游，甚至骑马与喝酒。当然，他最爱的还是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做的一件事情——读书。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别人谈读书的心得体会，也更想让别人了解这份阅读的愉悦。这使得他拥有一大批文化、学术、传媒甚至影视圈里的朋友。当然，他也不失时机地推销着他们出版的图书。因此，每次见到他，走时都会在他的“鼓噪”之下提着重重的一袋书回来。
　　几次接触下来，笔者很是犯难。“遇到这样一个采访对象，这采访还怎么做啊？”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眼见着，无论是在青藏铁路通车前面世的《坐着火车去西藏》，还是卖得异常火暴的《小时候》，还是引领白领阅读的侦探系列，当身边学术界和传媒领域的朋友们说到的书籍越来越多出自新星出版社时，笔者暗下决心：“这个采访一定要做。”
　　看看新星出版社，这个最初印制政府白皮书的出版社如何一步步在图书市场上拼杀的？身为“外宣国家队”——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出版社，它是如何完成“规定动作”的？被老外摸上门去购买的图书又是如何策划出来的？
　　采访中，随着话题的深入，笔者慢慢从谢刚零碎的谈话中，拼凑出“出差陕西”的原委：新星出版社今年承揽了几项与奥运会的有关的图书出版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做奥运礼品书籍。
　　如何做这套奥运礼品书籍？如何利用奥运契机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能不能用传统的民间技术手段来传承奥运精神呢？大家想了很多种方案，最终想到结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用中国最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用现在尚存在的民间古法手工造纸和民间剪纸结合，做成一本介绍北京奥运会的书，既突出介绍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又与现代奥运有机结合了起来。而谢刚的陕西之行，正是去咸阳乾县的一个村子将当地农民剪好的样品带回北京检验，看这一方案是否能成立。
　　
　　出版要对读者和作者负责
　　
　　《对外传播》：新星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谢 刚：新星以面向市场为主，目前的外宣定位来源于2005年的中央10号文件中提到的“以民间的形式办外宣”，因此，新星掩去官方色彩，以民间的形式来做外宣，将外宣主旨、外宣精神以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的外宣作品是多样化的，没有固定格式，而传达的文化内涵是积极的。
　　先介绍一下新星，新星最初设立时是为了向国外出版政府白皮书，只有牌子，没有实体。2004年5月份，我受命筹备新星出版社，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当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新星对国内出版图书的申请。12月，新星注册为企业，是国内较早的企业化出版社。
　　


　　一点不夸张地说，新星一切从零开始，原来只有我一个人，从在民宅中办公，到现在发展成为拥有五十多个人的团队，一年出版200多种书的出版社，我们走过了一段艰辛困苦的道路。新星的出版范围是“对外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对内传播海外优秀文化”。目前，出版社每天出一种书，并建立了自己覆盖全国的发行渠道，以声音为主题的“爱听网”也正在筹建中。
　　经过近四年的发展，新星出版社在文化、学术与传媒领域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很多知名文化人都成了新星出版社的忠实读者，自觉自发地为新星的图书撰写书评。新星也得了一些政府奖项和民间奖项，例如2007年，新星出版社就获得了20多种次的全国性奖项。
　　
　　“恢复一种久已有之的阅读方式”
　　
　　《对外传播》：身为“外宣国家队”——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出版社，新星有没有需要完成的“规定动作”？
　　谢 刚：首先，我纠正一下：所有的外宣项目都是各出版社申报的，依据的是出版社自身的特点和能力，因此，硬性任务比较少，大家都是自愿的。
　　我认为，“外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政府面孔出现，权威、直接；另一种追求的则是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在越来越讲求读者细分和精准定位的媒体时代，外宣也应该有更加多元和有针对性的选择，无论是外宣内容还是媒介形式。
　　新星只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外宣道路。我们从未远离外宣。
　　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并没有将直接的对外宣传作为出版社的目标，但有很多老外跑到出版社，掏钱购买了像《坐着火车去西藏》、《琥珀》、《小时候》等书籍。
　　《对外传播》：你提到了《小时候》，读过这本书的人可能认为这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外宣书。首先，《小时候》是一本中文书；其次，《小时候》是摘录作者桑格格记忆中的生活琐事，混合着四川方言的口语写成，小说几乎可以从任何页码读起，被定位成为“给成人阅读的小人书”。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谢 刚：在桑格格的这本《小时候》里，任何一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在内地有过童年时光的中国读者，都可能会从中找到共鸣。
　　正如你所感受到的，它从最细枝末节的玩物、游戏、口头禅、流行的人和事，到整个似曾相识的童年经历，这一切被作者以散点叙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因此，外国人认为他们从中了解了中国的一段历史。他们看到了在一个大的时间框架下，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而这些记忆就埋藏在无数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故事里。
　　同时，《小时候》采用的几行字就独立成段落的行文方式，也非常适合外国人学习中文。
　　《对外传播》：时代特色决定读者的阅读习惯。随着80年代那种人人读诗的年代一去不返，现今中国人乘坐地铁时阅读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外语类书籍，技术职称类书籍以及流行小说类书籍。为什么新星出版社没有去走一条相对容易的路？
　　谢 刚：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中国人现在阅读的书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一类是想在阅读中得到愉悦的。
　　新星努力恢复一种久已有之的阅读方式。现在的人读书越来越求实用，我们希望人们也能读一点像文学、历史这样的“无用”书。阅读方式应该多种多样，一味追求有用，人会变得乏味无聊；读书还要讲究趣味，要能欣赏，这样人才活得有意思。新星一直在倡导“悦读”的理念——使人心灵澄澈的阅读。
　　
　　一个负责任的出版社体现在对图书质量和版权意识的追求上
　　
　　《对外传播》：在采访你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得知新星曾经召回过一本问题图书。
　　谢 刚：（起身，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下《黑暗之刺》。）就是这本书，我很痛心。该书面世后不久，我们就发现书中出现了不少错字，超过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合格图书的规定，和大家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召回出错书全部销毁，改正错误后重新印刷，读者已经购买的全部退款。”为了这次召回，出版社损失好几万元。这对一本小众图书而言，是得不偿失的。
　　其实，书中的错字在清样中并不存在，我们后来在排版公司找到了原因，原来这家公司新换了机器，机器系统出现问题，一些不应出现的错字无中生有地出现了。出版社此前因为赶着参加当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又加上清样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没注意到这个环节。
　　
　　《对外传播》：在当今出版界，对问题图书实行“召回”的并不多见，图书次品召回要付出不少代价，换书、邮递等也很烦琐，所以一般的出版社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损失。新星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谢 刚：我认为，新星是一个负责任的出版社，这体现在图书质量和版权意识上。
　　我们向来重视版权。认为这不仅是出版人最起码的操守，也是对作家的尊重。比如，为了取得文学大师雷蒙德•钱德勒作品的合法授权，我们真是踏破铁鞋。
　　在2005年以前，内地和台湾都有几家出版社在或多或少地出版钱德勒的作品，据说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授权，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钱德勒的作品已经濒近结束版权保护期了，再买版权从经济上不合算；另一方面，钱德勒确实把他身后的版权也搞得莫名其妙、扑朔迷离。
　　但我们从2005年初，开始向海内外著名的几家版权代理公司提出寻找并购买钱德勒版权的申请，几家版权公司都费尽周折，但一直无法与钱德勒版权的所有人取得有效的联系。为了找到所有权人，我委托了在美国的朋友，美国的新闻机构，甚至一个朋友买齐了钱德勒的所有旧书、电影，但都没有找到钱德勒的版权代理人。最终，我们还是通过日本的有关机构才了解到代理钱德勒的版权的是一家不大的澳大利亚版权公司。当我们把出版钱德勒作品的诚意讲给版权代理公司时，他们被感动了。2007年，我们终于取得了钱德勒所有长篇小说（共7部）和一部短篇小说集的中文出版的授权。
　　我始终认为，购买版权是对作者的尊重，不仅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人文精神。我想，正是新星对自己这样的要求赢得了作者和读者的认可。
　　
　　把外宣做到CBD去
　　
　　《对外传播》：“取得怎样的效果？”这个问题是外宣部门很难回避，但又不容易回答的。请问，新星如何确认自己取得的外宣效果？
　　谢 刚：常年在华的外国人有几十万人，他们每年至少要在圣诞节回去一次，如果每次回去接触10个人，那就是数百万人次的辐射范围。在他们本国，这些人往往都被视作是“中国通”，他们所描绘的中国特别有说服力。这就像我们重视驻外机构的作用一样。
　　新星出版社将这些“常年在华的外国人”视为重要的目标读者群。2007年，英文版《舞蹈•感受中国》、《电影•感受中国》就在国贸等地附近的书店取得了颇为不俗的销售业绩。而且，我在国家大剧院看到，许多外国读者在看完演出后会欣然购买相关书籍，而且并不局限于外文图书。一对德国夫妇告诉我，他们买中文书，一是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二是想提高语言水平。显然，比起远在海外的读者，来华外国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也更为深入。
　　正是看到了在华外国读者的独特作用，让我相信，针对这些读者的图书，外宣效果事半功倍。我们也因此提出要“把外宣做到CBD”去。因为在CBD里，我们的图书不仅面向外国人，也面向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
　　另外，在国外，至少有十几家大国际出版机构和新星建立了固定的伙伴关系，如兰登书屋等。他们会不定期将新书邮寄到新星，我们也一样。图书是最直接的交流，这种形式是对出版社出版行为的认同，它的好处是能率先了解出版情况，建立即时有效的沟通。
　　此外，国外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对新星都有直接订单。这说明我们出版的图书他们看到了。
　　
　　《对外传播》：如果出版一些迎合社会热潮的图书，既可以满足人们短期内阅读需要，经济效益好，还能在社会上引起媒体关注，赢得市场影响。新星为什么要选择做中国人并没有阅读习惯的侦探小说？作为出版人，你是怎么考虑的？
　　谢 刚：的确，国外有对“人文主义”的培养，如何帮助他人，关注他人。中国人在经历商业大潮之后，过分务实。现在，整个社会的回归中，归根结底，还是人文在起作用。新星在国内出版的学术图书也好，轻阅读图书也好，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价值观”。人在世上，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社会名流，都应该为社会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认为，出版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要懂点政治，作为党的出版社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出版工作是做意识形态的工作，这就要求对党的政策、精神、要求有深入的理解，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出版人应该时时关注政治。第二，要有点学问，而且要做兼容并济的杂家。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和一定的文学素养。目前，我国出版市场每年有20万种图书上市，但能给人留下深刻思考空间的书并不多。正因如此，出版人更要广泛读书，拥有一定的学识，你才能对选题有判断能力。第三，要有经济意识。我认为，一个好的出版人也应该是一个好的经营管理者，研究市场条件下的赢利模式，并时时关注市场的动态发展。新星现在所走的路子，是一条在各大出版机构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的路子，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稳定发展的路子。新星成立晚，底子薄弱，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并有所发展，按照新星现在的出版思路和发展轨迹，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讲，新星不成功。
　　
　　《对外传播》：市场蛋糕整体大小是固定的，正如同你所说的，新星成立较晚，在市场蛋糕已经“三分天下”的局面下，新星如何建立自己的市场？
　　谢 刚：既然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那就要细分读者群体，确立自己面对的小众读者。此外，还要“精心”，对每一个作品都精心分析。
　　新星出版社翻译图书比较多，新星对翻译向来是不敢马虎的。翻译首先要选原本，即原出版本，我们给译者提供的翻译蓝本一定是原版图书最权威的版本，此外还要认真核对作品的最初出版本，即使作品的最初版本是小语种，我们也会一一核对。比如瑞典夫妻档作家马伊•舍瓦尔和佩尔•瓦勒的《马丁•贝克刑事档案》系列，虽然版本选用的是英文蓝本，书稿编辑过程中，我们还是请了瑞典语专家核对了很多细节性和技术性问题。我们给译者所提供的一定是尽可能最权威、最准确的版本，尽可能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的缺憾。
　　另外，我们对译本的选择是谨慎的，也是极为挑剔的。我们有一支应该说力量比较雄厚的翻译团队，有一套科学、严密的翻译流程。对于译者和译本的选择，我们不盲从权威，不盲从经验，只看翻译质量。即使是大师翻译的，也要研究分析他所用原本是不是最权威、最准确的版本，也要核看原文是不是有漏译错译之处。
　　新星对装帧的设计也颇为严格。一本书，有设计了60多个封面还过不了关的情况。对其他出版社而言，设计如此之多的封面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但在新星，确实存在过。
　　最后，出版社要有“前瞻性”，新星目前将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本放在图书出版上，一部分精力和资本放在储备资源上，还有一部分放在科技创新以及其他方面。
　　
　　《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是困扰每个外宣单位的难题，新星的情况如何？
　　谢 刚：新星人员结构还算合理，管理框架基本符合现代管理模式。到现在出版社仍然保持每两周一次的培训，对政治把关经验的相互交流，对编辑技术的培训，对阅读眼界的拓展等。目前，新星有着稳定的编辑团队和发行团队，所储备的人力资源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出版节奏，我们也有一支比较稳定的作者队伍和翻译队伍。
　　
　　《对外传播》：你曾提到“一部分精力用在创新”，那么，新星的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 刚：我们正在筹办“爱听网”网站，以“说话”的形式将书的内容表现出来。传统纸介传媒的竞争很激烈，如何突破互联网发展对我们的制约，在新媒体上寻找出路，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因此，在新星还不能轻松生存的条件下，我们仍然抽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爱听网”的工作。
　　社会进步后，人们越来越愿意回归“听”的状态，人们开始在开车时、运动时、旅游时听手机音乐，听MP3，听通过电脑网络下载的各种音频，也有一些对声音迷恋的人，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人群。
　　作为第一家专门面向在华外国人的“声音传播媒体”，“爱听网”看中的是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有学习语言的迫切要求，通过听书来学习语言，对外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方便有效的办法。此外，这种方式也可以规范普通话，还可以把对某地的旅游信息、生活资讯等实用信息涵盖其中。
　　“爱听网”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具备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依托于外文局雄厚的外宣资源积累。目前，“声动中国”的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将于今年下半年上线。我对“爱听网”充满期待。
　　
　　后记：采访谢刚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谢刚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并不会在接到采访提纲之后就准备好众多的资料，在采访过程中一股脑倾述给采访者，让采访者“满载而归”。他甚至会把你精心准备的采访提纲放在一边，他更愿意和你一起去探讨对某个问题的认知，这使得采访者不得不去阅读和思考，因此，任何能迅速形成的热点或新闻在谢刚身上是不可能发现的。采访前后进行了3次，对于笔者来说，这无疑是个破纪录的数字。但无论是“阅读”，还是“思考”，这期间的过程是美好的。听说，这也是谢刚调入外文局以来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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