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在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繁荣进步文艺创作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1936年，左联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宣布解散，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要解读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当时萧三从莫斯科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便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1930年初，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回国多年的萧三又重返莫斯科治病，同时在“东大”兼授中文，不久即被介绍到“国际革命作家”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任中文版编辑。“国际革命作家”组织由流亡苏联的各国作家和苏联的一些进步作家组成，他们拟在1930年10月于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除邀请萧三外，还请萧三写信回国邀请中国进步作家派代表参加会议。
　　此时，左联已在上海成立了近半年时间。因鲁迅时为主要领导人，故萧三直接写信给鲁迅转左联，告知“国际革命作家”的邀请，希望左联能派代表参加。不久，萧三收到左联来信，其中称：“由中国现在派作家出国去苏联，碍难实现，即请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这样，萧三就作为左联的代表出席了“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之后，他便留在“国际革命作家”远东部工作。萧三在苏联架起了左联与世界进步作家联系的桥梁，他向世界介绍鲁迅，介绍左翼进步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左联在国际组织中的唯一代表，萧三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融入国际进步文艺思潮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萧三给左联写的信，是1935年底由秘密交通送到上海交史沫特莱转左联的。史沫特莱为美国人，却受聘德国《密勒氏评论报》，任驻中国记者。写给左联的信由史沫特莱转交，是由于这年的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因叛徒告密，中共“文委”成员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均被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他们被迫分头隐蔽，正常的组织渠道因此中断，“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
　　当时在苏联的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身为美国人，她在上海的自由度很大而且很活跃。此前的1933年6月至1934年4月，史沫特莱在苏联逗留了10个月，曾与萧三多次晤面。史沫特莱前往苏联，是应莫斯科一家出版社之约撰写一本反映在中共领导下江西苏维埃情况的书。萧三得知消息后，专程前往她下榻的旅馆看望。之后，又专门邀请史沫特莱到家里吃饭，并交流了对中国左翼文化现状的看法。史沫特莱随后又应萧三之请，在莫斯科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上就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了专题报告。萧三称当时的史沫特莱“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急于做好她的工作”。正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史沫特莱给萧三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着这样一段历史，就不奇怪萧三为什么要托史沫特莱转交他写给左联的信了。
　　史沫特莱收到萧三的信后，第一反应就是将它交给鲁迅。她知道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而且始终保持着联系，就在不久前，她还忧虑鲁迅的健康，并一再敦促他赴苏联疗养。当然，她这善意的建议未能被鲁迅接受。鲁迅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走了之的，总得有人坚持战斗”为理由而婉拒。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是颇感痛心的。虽然鲁迅对左联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最终选择了超然的态度。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史沫特莱在内山书店将萧三的信交给了鲁迅。
　　信的开头写道：“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这封信在总结左联5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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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
　　萧三最后的结论是“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虽然对萧三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也有同感，而且感触十分深刻，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决策，鲁迅并不同意。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将信誊抄一份留存。鲁迅已经很久没有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由于田汉、阳翰笙等“文委”成员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的隐蔽。
　　鲁迅将萧三来信交给胡风，让他设法转给周扬。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以后，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也和彼此信任的几个盟员保持着友谊关系。”
　　胡风也不知道周扬时在何处，他随后通过1934年下半年出任左联组织部长的王尧山辗转将信送达周扬。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的来信都有一种感觉，即信中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个人的意见。事实也正是如此，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也就是11月初的一天，萧三与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没有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到：“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赞成。”
　　“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左联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王明并且冷冷地说：“你不写，我找别人写。”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含有“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他对此很不满，但他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不过，“听到王明这个命令，我始终不愉快”。
　　萧三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时拿不准主意，便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康生听萧三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长谈，最终促使萧三写了那封解散左联的信。
　　若干年后，关于这封信，萧三说：有人说我屈服于王明，写了信。我说，不如说我被康生这一套“理论”说服为好。驻苏两个党的代表都如此主张，我怎能不于11月8日写那封信由鲁迅直转“左联的同志们”呢？万里之外指使人们做事，本来荒唐已极，何况我当时也想到学苏联的样：解散“拉普”，组织更广泛的统一的作家协会，不更好些吗？
　　萧三这封来自于万里之外并且带有很好主观愿望的信件，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周扬收到萧三的信后，在一次“文委”会议上将其公开。“文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
　　正是萧三的这封来信，成为左联解散的缘由。当时在上海的“文委”成员已经与中央失掉联系9个月之久，故而，他们一接到这封指示信后，即“毫不迟疑地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盟，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然而，由于鲁迅的反对，左联解散历经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此，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一个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