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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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特德·索伦森曾在华盛顿陪伴肯尼迪走过8年的参议员生涯和3年的总统任期。本书即为其辅佐肯尼迪的亲身经历。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色彩的激情岁月。索伦森以细腻的笔触,将他为肯尼迪总统参谋献策的特殊经历娓娓道来,在肯尼迪最关键的政治岁月里:登月计划、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民权法案等……
  
  《总统幕僚》
  [美]索伦森著魏宗雷译
  重庆出版社2010.9
  定价:48.00元
  
  “你是否已经厌倦谈论约翰·肯尼迪了?”有时有人会这样问我。我都会回答:“不,只要你没厌倦。”
  与肯尼迪共事的11年,无疑奠定了我职业生涯的基础,相互间的信任,又奠定了我们彼此关系的基石。肯尼迪让我融入到他的个人圈子中,向我吐露秘密——如果我将这些秘密告诉他人的话——将会严重危害他的政治生涯、公众形象和他的婚姻。人们意识到我与他的关系以及我对他的影响,一些人便想要如法炮制了,在我离开白宫多年后,克林顿总统的新闻秘书麦克·麦柯里跟我说:“每个来华盛顿的人都想成为你。”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跟我讲。尽管这难免有奉承的成分,但他们真正的愿望是为约翰·肯尼迪工作。
  杰姬曾经对记者说我“很多时候都像小男孩……崇拜杰克”。她说得没错,他确实是我的英雄。我总是被说为“忠贞不贰”,媒体多将这种关系总结成“杰克一受伤,特德就流血”。在很大程度上,我也经常对他人作出评价,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和传记作家,但我对他们评价的标准并非是他们怎么评价我的,而是他们怎么评价肯尼迪总统——是否全面、适当、准确地描述他的成就和贡献。有些学者形容我对总统的影响难以计算,是一位掌握过多权力的总统助理的典型,对此,我不以为然。我没作过任何性质的决定,也没运用过任何权力制造危险,我并不像哈里·霍普金、谢尔曼·亚当斯和卡尔·罗夫。除此之外,我的观点与约翰·F·肯尼迪的原则完全一致,尤其与世界和平与国家公正的原则相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我的建议、忠告和意见对他的决定有影响,我是多么自豪和感激。这个世界不仅需要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同时也需要能够谏言和辅佐他的助手。对于他与我谁是总统,谁又是辅佐总统的助手,我从未有过任何疑惑。我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差别:顾问——提供建议;助手——提供协助;参事——提供决策。但最终,能够并且应该作出决定的只有总统一人。
  有人说,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些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一样的大人物已经走远。而且很明显,萨科齐不是戴高乐,穆巴拉克不是萨达特,乔治·W·布什也并非约翰·F·肯尼迪。我也知道,想要到达权力的巅峰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所以我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论他/她是男是女,也无论这个国家是大是小。
  在肯尼迪离开后的十多年里,一些评论员说我尽忠职守得有些过头,这些年来仍然为他守口如瓶,仍然否认自己的全能角色,我却不这么认为。约翰·肯尼迪磨练了我的政治能力、判断力和幽默感。追随他的这些年我所获得的经验,为我后来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如果他能够看到我在他离去之后仍对他的理想坚持不懈,我想他会感到欣喜而不惊讶。在我为肯尼迪工作的初期,我不仅学会了尽忠职守,还学会服从与克制,学会默默无闻,绝不哗众取宠、越俎代庖、自吹自擂,以免引起他人对总统的反对,甚至反对他的父亲和弟弟罗伯特,而后两者也强烈地维护着他的形象及事业。我所学到的这些缜密周到的品质,已经成为我自身修养的一部分,而且,至今已是我人格标准的核心,为这本关于肯尼迪及我自己的私生活的书中所公开的内容,严格把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彼此帮助成就了各自的事业,长久以来,由于他在参议院和白宫里日益增长的左倾转变,许多记者和评论家都推测,他日渐步入更加坚定的自由理想主义,我则是一个主因,强心剂,甚至是催化剂。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对于我进入白宫一事写道:“自从这个消瘦的内布拉斯加人加入总统班子之后,肯尼迪的朋友们都认为,参议员向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迈进,一步都不会踏错。”或许如此吧。在我们结识之初,他对自由主义表达得很谨慎,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谨慎提防着他、他的保守的父亲和他的家族,关注他们与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密切关系。在我加入他们之后,肯尼迪的话曾被断章取义地引用——“我根本就不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我从未参加美国的民主活动”,“我与那些人无法和谐相处”。对他来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是一个做了长远打算的自由主义者,他越来越能够与我和谐相处。
  在参议院的时候,我会在他的演讲中巧妙地逐渐渗透一些比较自由主义的观点,以证明自由主义的答案不仅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最适合的,而且与民主党的原则也一致。即便如此,由于谨言慎行的本能,他最初还是走在平衡的中间道路,以致无法讨众多自由主义者的欢心,但这一情况在他入主白宫之后有所改变。
  我们的观点趋于一致。1953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时,肯尼迪大使便果断地说:“我决不会让你为我写稿——你太自由主义了。但你对杰克来说正合适。”随着肯尼迪的政治经历逐渐丰富,他的政治哲学也日趋成熟。他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了谨慎保守的作风,从全国旅行和政治活动到新问题、新观点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都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重心与原则,使其与我所期待的更自由主义的形象愈加吻合。我从我父亲身上延续了自由的理想主义,也从肯尼迪身上以及我在州竞选与全国竞选的真实政治经历中逐渐了解到,纯粹的哲学是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达不到必要的成功。我们的哲学观趋于一致,那便是“拒绝幻想的理想主义”,承认多种选择的艺术,坚持战略上可以退让但原则上绝不妥协。
  我离开华盛顿很多年了,但我没有一天不想起肯尼迪。在过去的45年中,每当我提起“总统”,我所指的只有一个人。每年的11月,我的头脑中都会涌现出以往11月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在1960年的选举,他在1962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他在1963年遇刺身亡。在家中,姬莲帮我安放了那些年我所收藏的纪念品:我曾在白宫餐厅使用的雕花银制餐巾圈;一幅我和总统的相片,当时我们正在白宫西翼等总统专车,在肯尼迪离开的几个月后,杰姬将照片赠予我。
  在所有纪念品中,我尤其珍视的是1962年11月的银制日历,是蒂凡尼为纪念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为总统特制的,上面有总统和我的名字首字母。他将这款日历签上每个执委会成员的名字首字母,一一赠送给他们。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对于人们疯狂地竞拍肯尼迪生前的纪念品,他和杰姬会作何感想。我的这些纪念品可不出售。肯尼迪任总统期间是理想主义的全盛时期,铭记那一时代的人为他的结局至今仍痛惜不已。1991年,我在罗伯特·肯尼迪的书奖庆典上见到埃塞尔,她对我说:“特德,我真的很喜欢看到你们工作的样子,我也一直铭记你对肯尼迪的情谊,以及你对新边疆所贡献的全部活力、创意及梦想。”
  这些年里,在纽约的街道上,时常有陌生人对我说:“你让我又想起了往昔那些美好的回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四十余年里,华盛顿完全变了。加里·特鲁多的漫画《杜恩斯比利》将其展露无遗。第一幅图中是两个主角在酒吧里讲笑话,其中一个说:“记住,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第二幅图中,他们两人放声大笑,整个画面中布满了“哈——哈——哈”。在第三幅图中,他们全都表情严肃,垂头丧气,其中一个问:“这有什么好笑的?”在最后一幅图中,他们全都埋下头来,号啕大哭。
  我总能听到那些评论家和准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地说着那些陈词滥调,说肯尼迪只有表面没有实质。但你要知道,肯尼迪克服了宗教的偏见和其他阻碍,获得总统的提名,继而赢得大选,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是表面;和平地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令前苏联撤回原有核武器,便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有表面;建立和平队,人类成功登月,也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是表面;在长达几世纪之久的种族歧视历史上开辟新道路,仍旧足以说明他拥有的不只是表面。
  我坚信,子孙后代绝不会忘记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件大事:古巴导弹危机,是他和平解决了世界历史上的首次核对抗;是他推翻了美国世世代代对黑人的压迫;是他建立了全面的太空计划,使人类能够跃出地球,邀游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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