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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原名魏巍，字翼承，别名浩然，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淞沪、长城、太原等保卫战，在战斗中，因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后入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九十三军参谋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洪流中，他不断追求进步，倾向革命，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7年，他接受周恩来及彭德怀的指示，留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对我党有益的工作。1938年赴延安考察，后同彭德懷、左权等保持密切联系。1940年，因身份暴露脱离国民党部队到达八路军总部，后易名白天。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后任延安中央军委高参室副主任，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参加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长及教育处长，后至华北野战军任十三纵队（六十一军）参谋长、第十八兵团六十军副军长等职，参加了解放华北、西北、西南的战斗，后任川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军委总参军事训练局副局长、第一炮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从事军队建设工作。195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转业地方工作，任哈尔滨市副市长。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战争史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3年在京逝世。
投考黄埔，追寻梦想
1907年12月3日，魏巍出生于湖南邵阳县司门前（现属隆回县）金潭村。其父魏毓翘曾任湖南造币厂副厂长，为官清廉，少遗产。父亲去世后，有亲属欲侵夺其微薄家产，魏巍备受欺凌，幼小心灵中即播下了自强抗争的种子。
1920年冬，13岁的魏巍告别家乡，来到省城长沙，在其姐夫邹鹏振（赵恒惕部下团长）的接济下，先后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岳云小学和明德中学就读。魏巍在校期间，力求上进，成绩优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深受触动，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
1925年冬，18岁的魏巍考取黄埔军校第四期。在黄埔军校，除苏联及中国教官传授的战役、地形、装备等课程外，他还聆听了国民党左派人物讲授的政治课程，以及由中共党员恽代英、高语罕等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同时，受到《向导》等革命书刊的影响，魏巍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
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攻克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前线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于是年冬提前毕业。魏巍被分配至赣州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第二团任见习排长，后调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科二队任区队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魏巍是国民党左派，在清党时逃离武汉，寄居于邹鹏振在上海租界的家中。耳闻目睹中国之现实，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应该何去何从？魏巍一度茫然不知所措。这段时间，他阅读了不少进步文艺作品及文艺理论文章，以及一些公开或秘密发行的进步革命书刊，包括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通俗读本，对未来的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
1930年春，蒋、冯、阎大战迫近，魏巍受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二十六旅五十一团团长刘戡之邀，出任第九师某团副官。刘戡与魏巍既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校友。在一次战斗中，刘戡身负重伤，左眼被打瞎，是魏巍把他从战场上救回。不久，刘戡升任旅长，他对魏巍的治军能力和军事才华一直非常欣赏，即委任魏巍为所在旅参谋主任。
1931年，魏巍随军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此时的他内心彷徨，无心与红军交战。这年秋，他脱离第九师，再次回沪闲居。在这一年里，魏巍目睹风云变幻，一直在认真思考、探索人生真谛以及个人的政治前途。
抗击倭寇，浴血奋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魏巍热血沸腾，深感作为军人“守土有责”，希望有机会重返战场，保家卫国。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魏巍寻找和参加十九路军未果，后来见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被委任为该师五十七团副团长，奉命率部开赴沪南，于平湖、乍浦一带构筑工事准备对日作战。
1932年冬，应时任第十七军八十三师师长的刘戡之邀，魏巍旋赴豫西，就任第八十三师四九四团团长，奉调平北，驻防古北口。
在古北口战役中，第八十三师接替南天门防务，面对日军飞机坦克的轰击，多次派遣别动队迂回至敌后袭击日军。魏巍曾亲率别动队，偷袭古北口北关，给日军以沉重打击。4月11日，魏巍再次率别动队在敌后左右翼与日军流动部队作战，获得极大战果，破坏了敌人通往承德的汽车补给线。
5月10日，日军步兵5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先向中国军队车头峪阵地进攻，被八十三师四九三团击退。11日凌晨1时，日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2个步兵联队约5000人，夜袭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战斗非常激烈，第八十三师四九三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接着，敌人向第八十三师阵地进行全面总攻。魏巍率四九四团竭力抵御。战斗异常激烈，炮声、枪声、喊杀声响彻云霄。作战中，魏巍身负重伤。
因在古北口战役中作战勇敢、有功，魏巍养伤数月后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带薪学习。在陆军大学，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进一步提高，认识到必须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路线，极力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建设民主新中国的主张，中国才有出路。在3年学习期间，魏巍与共产党员欧阳若钟、彭道之等有过亲密接触，一起探讨共产主义思想。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魏巍应刘戡之邀任八十三师五十七团团长，重回抗日前线，先赴平西，解南口之危，后退守晋东北。1937年10月，率部参加著名的“忻口战役”，承担中央军团的正面防御任务。
听党指示，继续潜伏
忻口战役结束后，升任八十三师参谋长的魏巍去太原秘密拜访了周恩来及彭德怀，倾诉了个人参加革命的理想，并谈及个人向往革命的思想状况及军队政治工作改革等问题。党组织指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内团结抗战，并做对我党有益的工作”。 1938年3月，八十三师调隶九十三军，刘戡升任九十三军军长。夏初，九十三军驻守晋南，军部政工机构濒于瓦解。魏巍根据党的指示在军内积极倡导团结抗日，提倡民主改革。他向刘戡提出了一个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准备一旦日军封锁了黄河渡口，该军和大后方完全失去联系时，能够生存下去继续抗战。为此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地工会），招收内地的东北流亡和进步青年学生，经短期培训后充实政工队伍，并担任政工、民运工作。此意见被采纳后，魏巍便积极创办干训总队。一边派人至长沙、武汉、西安等地招生，一边筹备开班办学之事宜。为此，他又亲赴延安考察学习，受到毛泽东及罗瑞卿、肖劲光、谭政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训练班开学后，魏巍亲自讲授《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中日战争必定是长期战争，最初，日寇战略进攻，我军战略防御，节节退却，丧失一些国土。战争拖长以后，日寇军力逐渐下降，我军军力逐步增强，转入战略反攻，最终将侵略者驱逐出国土”。他批驳了“速胜论”与“亡国论”，列举了国际、国内各种因素，说明抗战必胜，他肯定地说：“战争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再也不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了。中国的兴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将使世界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魏巍的这些见解，完全不同于当时国民党的官方论调，相反，处处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在一部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训练班创办不久，即因“宣传赤化嫌疑”而被削减名额并提前结束，学员被分配至第八十三师各部门工作。
1938年，魏巍赴武汉第二次秘密拜见了周恩来，谈及抗日形势及战略问题、军队要学习做地方和政治宣传等工作。回九十三军后，魏巍也在军内成立地工会、宣传队、演出队等进步组织。
九十三军的地工会内分为民运、武装、经济、宣传、总务等部，由刘戡的秘书佘贻泽任秘书长，余毓生为副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们都是魏巍的亲信，积极要求进步。魏巍亲自向地工会人员宣讲《时代的跃进与青年的跃进》，勉励他们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思想进步。并指导大家学习《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革命书刊，指出如果大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不搞摩擦，设法制止摩擦，就是对抗战、对国家的一份贡献。
1939年3月，魏巍升任九十三军参谋长。他治军能力强，精力充沛，办事认真负责，在经济方面也较清白，深受刘戡的器重和信任。刘戡和他讨论研究问题时，都能推心置腹，甚至有时还把军部大权交给魏巍代为执行。
1939年，魏巍在洛阳再次拜会了彭德怀，汇报了在九十三军内所做工作并听取进一步指示。6月，魏巍与余毓生等人秘密商定，促成刘戡以军部秘书名义派佘贻泽、余毓生、夏讷3人，携军部介绍信，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延安送物资的卡车，赴延安学习八路军做地方工作及训练干部等方面的经验。
1939年夏，刘戡的妹夫林荫根来到九十三军任政治部主任，依仗刘戡的支持，林荫根在军部成立了特别党部，自任书记，清除那些不愿加入国民党的异己分子。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九十三军内的反共气焰也日益嚣张。面对这一情况，魏巍感到在九十三军下一步将很难开展进步活动，私下里他多次向刘戡提出忠告：“不要参加反共摩擦，这不仅对国家民族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而刘戡坚持：“不能违背‘委座’的指示，妄作主张。我抗战是坚决的，打败日本后还要忠于国民党，将来免不了要与共产党决一雌雄。现在共产党势力膨胀太厉害，该打的时候也要打一下。”1939年夏天，因为刘戡坚持跟随蒋介石搞反共摩擦，魏巍坚决反对，二人思想发生冲突，曾有几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彼此一言不发，吃完了推开饭碗各自离开，谁也不理谁。
后来，魏巍见规劝无效，遂以送怀孕妻子回后方为名，请假离开部队，回到西安。
因当时晋南抗日前线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复杂，刘戡急需听取主要智囊和助手意见，只好请魏巍回前方工作，几乎一日一电，有时一日数电催促。魏巍复电说：“回前方我只管抗日，绝不参与摩擦、内战。”，刘戡表示“只要回到前方，一切均有商量余地”，魏巍才决定返回山西。
行前，魏巍专程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密访，他被告知“无论如何仍要坚持在九十三军的岗位，并要坚持斗争”。
身份暴露，奔赴延安
1940年2月，魏巍從西安返回部队，随即与佘贻泽、冯毅等进步分子密谈局势变化之对策。
在九十三军内部，魏巍与林荫根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由于林荫根的告发，此时蒋介石、何应钦两次发电，命令刘戡调魏巍前往中央训练团“受训”。刘戡出于与魏巍的私交和依赖，复电称：“前线工作繁重，不能离开，请求缓调。”
魏巍得知后，即将自己的危险处境托共产党员、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韩乐然转告彭德怀，准备在九十三军内成立“国民党左翼联盟”，于适当时刻秘密拉出部分队伍参加八路军。
1940年5月下旬，韩乐然从八路军总部回来，经九十三军军部返重庆，把“彭总对时局的看法和希望魏巍在九十三军坚持下去的意见”转告魏巍。魏巍随即写了一封信，托韩乐然回西安时交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并嘱咐“如在西安不能交出此信，就带到重庆交周公馆”。
6月5日晚，魏巍突然约夏讷到野外密谈，告知“出事了”：“佘贻泽来电报说，韩乐然在宝鸡被扣。九十三军在西安的办事处处长有密电给刘戡，说‘案情重大，且与军部有关，希注意’。”同时中央训练团催魏巍受训的电报又到，要求“立即离职，不得延误”。魏巍认为这几件事同时出现，一定是由于韩乐然带的信被搜出，所以才有“且与军部有关”这句话。
魏巍问夏讷：“怎么办？”夏讷说：“那只有走了！”魏巍沉吟了一下，说：“不好，这样一走，留下的人都要受到影响，而且会遭受迫害。必须对刘戡说明了再走。”夏讷不同意，认为“刘戡不会答应的”。魏巍认为根据自己和刘戡的私人关系，估计刘戡会放他的。于是二人议定，第二天魏巍去找刘戡谈判，夏讷则离开军部躲在别动队，派人到军部打探消息，如果魏、刘闹翻了，刘戡扣押魏巍，夏讷再设法营救。 6月6日清晨，魏巍对刘戡开门见山，告以托韩乐然带信之事。他说，现在重庆催调他甚急，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送他回后方坐牢;一是放他走，请刘戡决定。出于同魏巍十多年合作笃厚的生死情谊，刘戡先劝魏巍化装赴香港暂避风头，后在魏巍的坚持下才同意他出走，并要为其饯行。刘戡心里完全明白，魏巍会走到哪里去。
夏讷等到下午，未见报告，估计没有出事，于是返回军部。由于自己目标太大，夏讷也难以继续留下，魏巍转告了刘戡，要带夏讷同走。
6月7日一早，刘戡为魏巍、夏讷饯行。刘戡泪流满面，举杯对夏讷说：“我和魏参谋长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现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人各有志，我不挽留，但愿友情常在。”又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之后当然会成为共产党员。我可以保证，抗日期间将坚持抗战，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但愿我们之间，今后不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顿饭时间很短，魏巍、夏讷辞出时，刘戡也没有相送。
次日清晨，魏巍以“去后方”为名，带夏讷、警卫和手枪班出发。走出5公里地后，魏巍支走警卫和手枪班，与夏讷骑马继续向北前行。途中，魏巍做诗一首述怀：“彷徨垂十载，苦学觉迷津。漏网奔微曙，挥刀斩劣根。赤诚摧霸道，白手拯民生。汤火匆回顾，高歌寄故人。”
进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后，魏巍先至太岳军区见陈赓、薄一波，后由太岳军区派人护送前往八路军总部。1940年6月下旬，魏巍到达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领导畅谈了整整两天。此后，魏巍即改名白天，寓意由黑暗走向光明。总部决定他暂留在参谋处，在左权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左权任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白天对左权的军事才能和为人处事十分敬佩。左权也对白天的军事素质十分欣赏。这两位湖南同乡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1941年5月，经彭德怀、申伯纯介绍，中共中央批准，白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
1942年9月，白天到延安，任中央军委高参室副主任，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后在中央军委参加整风运动，于1943年夏入中央党校学习及审干。因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受到前方送来的九十三军青年军官材料的株连，白天遭到错误打击，历时近两年。直到1944年底中央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以后，才为白天作出复审的初步结论。
1945年，白天被中央直属机关及中央军委代表组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南征北战，解放中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根据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白天也在其中。到达东北后，他先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处处长，1946年夏又任补充训练师副师长，负责整训新兵工作。
1946年秋，白天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教育处长，在林彪、刘亚楼领导下，曾参与三下江南等东北作战之运筹，还组织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术等军事知识书籍，供官兵整训学习。
1947年冬，经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批准，撤销了白天在审干中的保留问题。白天被分配到华野第一兵团徐向前部工作，任第十三纵队参谋长。
次年春，十三纵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称第六十一军。白天任军参谋长，相继参加了夺取临汾、晋中和解放太原等战役。
太原解放后，华野十八和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彭德怀指挥。时任六十军副军长的白天率部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最大战役——陕南扶眉战役，担负主攻任务。之后，白天又率六十軍参加了秦岭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余部。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先后歼灭马步芳、马鸿逵残部11000人，后进军秦岭。
1949年11月底，白天所在第十八兵团主力（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划归第二野战军，由贺龙指挥，参加解放成都及解放西南的战役。成都解放后，第六十军进驻成都，军部兼成都警备司令部，担任城防任务。
1950年3月，成都军区被改称川西军区，白天任川西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川西地区剿匪任务。他采取秘密潜入、内外夹击、奔袭、奇袭、穷追猛打等战术，围剿川西的土匪武装，在11个月内作战57次，肃清了川西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全军建设，再立新功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急需懂得现代作战的军事指挥人才，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0年11月，白天由成都调往南京，担任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
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南京，白天对到军事学院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凭着自己多年对战略战术等研究工作的热爱，以及对教学、教材方面的熟悉，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军事学院的创立是我军向正规化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平常，白天很注意自己的军容军姿，总是衣冠整齐，双目平视，身姿挺拔，显露出十足的军人气概。不仅如此，在军事理论专业方面，白天亦很有建树，对专家的授课内容，他认真听课做笔记，还结合实际提出问题和发表个人的见解。对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地方，他能够大胆地提出质疑，因此很多苏联专家对他的军事素养和军事学识深表尊重。刘伯承院长和苏联专家一起聚会或讨论问题时，常邀白天一起参加。
在战役战术教授会中工作的几位苏联专家都很年轻，对苏联的军事教材、二战时的战役实例和苏军的作战条令很熟悉，但对解放军的现有水平、作战实例及战法却一无所知。教学计划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并仿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制定的，因此课后学员意见较多。白天听到学员课后的反映，又认真地阅读了这些译好的教材，发现苏联专家所讲的战役战术内容，多是二次世界大战或欧战的实例，以我们学员的基础可能对这些战例连地名都搞不清楚，其内容就更不好理解了，而且有些战役战术实例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他提出了对苏联教材要“立即结合，立即发展”的口号，却引起苏联专家的不满。
后来在几次制定战役战术作业演习时，苏联专家提出的多项战役战术作业方案都遭到了白天的质疑。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指出这种战法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教学上若不注意联系中国实际，必将贻害学生，到前方作战更是后患无穷。他坚持必须要修改这些作业方案，双方意见僵持不下，苏联专家把意见反映到学院专家组。当时全国在贯彻向苏联学习，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军队里的苏联专家更是“说一不二”。因此学院苏联专家组对白天非常不满，要求学院给予处理。学院认为白天再三拒绝专家建议，使专家无法传授苏联的军事科学，因此对他进行了批评。经过认真反思，白天意识到自己作为学院的教授会主任，不能只是审核批准各种教学和作业计划，还应主动帮助专家了解中国情况，共同做好各种教学作业计划，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后来，他接受了意见并同许多苏联专家都成了好朋友，年轻的苏联专家对他的军事素质和经验也很信服，对他所提的意见也很尊重。 正在这时，为加速全军正规化整训工作，部队训练局成立，白天任副局长，主持全军整训工作。
白天到任后，首先是在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的领导下，参加部队的三大条令和各种军事条例的拟定工作，根据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的要求，结合我军的光荣传统，并参照苏军的经验来编写军队的纪律、内务、队列等三大条令。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建设中制定的第一批军事条例。此后他又参与和主持制定有关军事作战、指挥和训练演习等条例，以及相关教材编辑等方面的工作，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出力颇多。
萧克等领导很重视实战演练工作，特别是现代战争中多兵种的协同作战。白天到训练局不久，就接到一份协同演练方案，他仔细阅读后认真地写了一些建议，但由于讨论时说得较为简单，且态度比较生硬，效果不佳。这导致在初次演习中，由于干部对现代联合兵种作战这一新课题不熟悉，战术思想混乱，成绩很不好。在后来的演习中，白天耐心地与苏联专家沟通，注重协调工作关系，终于使对方采纳了他的建议，演习成绩也比第一次有了明显提高。
1953年秋，白天被任命为第一炮兵技术学校校长。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炮兵學校，主要是借助苏联的技术力量尽快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炮兵，培养适应前线作战和国防现代化要求的炮兵技术人才。
1954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白天因在工作中常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被视为一贯不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停职检查。后来批判逐步升级，要求他联系个人的历史检查思想根源，白天陷入被曲解和误解带来的极大苦闷之中，思想一直想不通。
1957年3月，白天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刘伯承被错误批判为军内教条主义的典型，在中央军委被迫违心地带病作了检查。军训部此时也被批判成教条主义司令部，萧克被调往农垦部工作。白天对这一切不能理解，便决心离开部队去地方工作。依据白天本人的意愿，中央分配其任哈尔滨市副市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市科技委员会副主席，市科协主席、党组书记，负责外事和科技工作。白天到职后，积极协调组织技术协作，重视培养人才，致力解决科技难题，对全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实行统一规划、指导和协调。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后又为哈尔滨市机械、轻工、化工、农业、建筑等行业组建了一批科研机构;建立了天文馆和小科学宫，向青少年进行天文和综合性科学知识普及;成立科技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活动;同时对“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反科学做法，进行抵制。
庐山会议后，因与彭德怀的关系，白天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961年，白天奉调回京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63年，白天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从事中国古代战争史研究工作。到历史所后，他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组”，准备编著一部偏重战略战术研究的《中国古代军事史》，因为过去出版的军事史，都是史学家们所著的古代军事史著作，几乎没有真正在军事战略战术的层面上进行的研究。他曾亲自撰写了《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四易其稿，颇多创见，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他还为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审校批阅了《中国历代战争战略》等文稿，仅评阅意见他就写了近百页。这是他对中国历史上历次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既有理论，又紧密联系战争实例，不仅是对一部书稿的审读评论，而是近乎勾画了中国历史上主要重大战争战略得失的框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白天因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及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受到残酷迫害。1967年，他在观看大字报时，不幸滑倒导致大腿骨折，虽然卧病不起仍要接受批斗检查，由于长期未能获得很好的治疗，又身患肺癌，于1973年11月18日去世，终年67岁。
（责任编辑：吴玫）
投考黄埔，追寻梦想
1907年12月3日，魏巍出生于湖南邵阳县司门前（现属隆回县）金潭村。其父魏毓翘曾任湖南造币厂副厂长，为官清廉，少遗产。父亲去世后，有亲属欲侵夺其微薄家产，魏巍备受欺凌，幼小心灵中即播下了自强抗争的种子。
1920年冬，13岁的魏巍告别家乡，来到省城长沙，在其姐夫邹鹏振（赵恒惕部下团长）的接济下，先后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岳云小学和明德中学就读。魏巍在校期间，力求上进，成绩优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深受触动，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
1925年冬，18岁的魏巍考取黄埔军校第四期。在黄埔军校，除苏联及中国教官传授的战役、地形、装备等课程外，他还聆听了国民党左派人物讲授的政治课程，以及由中共党员恽代英、高语罕等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同时，受到《向导》等革命书刊的影响，魏巍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
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攻克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前线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于是年冬提前毕业。魏巍被分配至赣州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第二团任见习排长，后调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科二队任区队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魏巍是国民党左派，在清党时逃离武汉，寄居于邹鹏振在上海租界的家中。耳闻目睹中国之现实，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应该何去何从？魏巍一度茫然不知所措。这段时间，他阅读了不少进步文艺作品及文艺理论文章，以及一些公开或秘密发行的进步革命书刊，包括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通俗读本，对未来的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
1930年春，蒋、冯、阎大战迫近，魏巍受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二十六旅五十一团团长刘戡之邀，出任第九师某团副官。刘戡与魏巍既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校友。在一次战斗中，刘戡身负重伤，左眼被打瞎，是魏巍把他从战场上救回。不久，刘戡升任旅长，他对魏巍的治军能力和军事才华一直非常欣赏，即委任魏巍为所在旅参谋主任。
1931年，魏巍随军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此时的他内心彷徨，无心与红军交战。这年秋，他脱离第九师，再次回沪闲居。在这一年里，魏巍目睹风云变幻，一直在认真思考、探索人生真谛以及个人的政治前途。
抗击倭寇，浴血奋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魏巍热血沸腾，深感作为军人“守土有责”，希望有机会重返战场，保家卫国。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魏巍寻找和参加十九路军未果，后来见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被委任为该师五十七团副团长，奉命率部开赴沪南，于平湖、乍浦一带构筑工事准备对日作战。
1932年冬，应时任第十七军八十三师师长的刘戡之邀，魏巍旋赴豫西，就任第八十三师四九四团团长，奉调平北，驻防古北口。
在古北口战役中，第八十三师接替南天门防务，面对日军飞机坦克的轰击，多次派遣别动队迂回至敌后袭击日军。魏巍曾亲率别动队，偷袭古北口北关，给日军以沉重打击。4月11日，魏巍再次率别动队在敌后左右翼与日军流动部队作战，获得极大战果，破坏了敌人通往承德的汽车补给线。
5月10日，日军步兵5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先向中国军队车头峪阵地进攻，被八十三师四九三团击退。11日凌晨1时，日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2个步兵联队约5000人，夜袭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战斗非常激烈，第八十三师四九三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接着，敌人向第八十三师阵地进行全面总攻。魏巍率四九四团竭力抵御。战斗异常激烈，炮声、枪声、喊杀声响彻云霄。作战中，魏巍身负重伤。
因在古北口战役中作战勇敢、有功，魏巍养伤数月后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带薪学习。在陆军大学，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进一步提高，认识到必须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路线，极力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各阶层、各党派团结抗日，建设民主新中国的主张，中国才有出路。在3年学习期间，魏巍与共产党员欧阳若钟、彭道之等有过亲密接触，一起探讨共产主义思想。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魏巍应刘戡之邀任八十三师五十七团团长，重回抗日前线，先赴平西，解南口之危，后退守晋东北。1937年10月，率部参加著名的“忻口战役”，承担中央军团的正面防御任务。
听党指示，继续潜伏
忻口战役结束后，升任八十三师参谋长的魏巍去太原秘密拜访了周恩来及彭德怀，倾诉了个人参加革命的理想，并谈及个人向往革命的思想状况及军队政治工作改革等问题。党组织指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内团结抗战，并做对我党有益的工作”。 1938年3月，八十三师调隶九十三军，刘戡升任九十三军军长。夏初，九十三军驻守晋南，军部政工机构濒于瓦解。魏巍根据党的指示在军内积极倡导团结抗日，提倡民主改革。他向刘戡提出了一个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准备一旦日军封锁了黄河渡口，该军和大后方完全失去联系时，能够生存下去继续抗战。为此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地工会），招收内地的东北流亡和进步青年学生，经短期培训后充实政工队伍，并担任政工、民运工作。此意见被采纳后，魏巍便积极创办干训总队。一边派人至长沙、武汉、西安等地招生，一边筹备开班办学之事宜。为此，他又亲赴延安考察学习，受到毛泽东及罗瑞卿、肖劲光、谭政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训练班开学后，魏巍亲自讲授《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中日战争必定是长期战争，最初，日寇战略进攻，我军战略防御，节节退却，丧失一些国土。战争拖长以后，日寇军力逐渐下降，我军军力逐步增强，转入战略反攻，最终将侵略者驱逐出国土”。他批驳了“速胜论”与“亡国论”，列举了国际、国内各种因素，说明抗战必胜，他肯定地说：“战争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再也不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了。中国的兴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将使世界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魏巍的这些见解，完全不同于当时国民党的官方论调，相反，处处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在一部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训练班创办不久，即因“宣传赤化嫌疑”而被削减名额并提前结束，学员被分配至第八十三师各部门工作。
1938年，魏巍赴武汉第二次秘密拜见了周恩来，谈及抗日形势及战略问题、军队要学习做地方和政治宣传等工作。回九十三军后，魏巍也在军内成立地工会、宣传队、演出队等进步组织。
九十三军的地工会内分为民运、武装、经济、宣传、总务等部，由刘戡的秘书佘贻泽任秘书长，余毓生为副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们都是魏巍的亲信，积极要求进步。魏巍亲自向地工会人员宣讲《时代的跃进与青年的跃进》，勉励他们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思想进步。并指导大家学习《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革命书刊，指出如果大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不搞摩擦，设法制止摩擦，就是对抗战、对国家的一份贡献。
1939年3月，魏巍升任九十三军参谋长。他治军能力强，精力充沛，办事认真负责，在经济方面也较清白，深受刘戡的器重和信任。刘戡和他讨论研究问题时，都能推心置腹，甚至有时还把军部大权交给魏巍代为执行。
1939年，魏巍在洛阳再次拜会了彭德怀，汇报了在九十三军内所做工作并听取进一步指示。6月，魏巍与余毓生等人秘密商定，促成刘戡以军部秘书名义派佘贻泽、余毓生、夏讷3人，携军部介绍信，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延安送物资的卡车，赴延安学习八路军做地方工作及训练干部等方面的经验。
1939年夏，刘戡的妹夫林荫根来到九十三军任政治部主任，依仗刘戡的支持，林荫根在军部成立了特别党部，自任书记，清除那些不愿加入国民党的异己分子。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九十三军内的反共气焰也日益嚣张。面对这一情况，魏巍感到在九十三军下一步将很难开展进步活动，私下里他多次向刘戡提出忠告：“不要参加反共摩擦，这不仅对国家民族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而刘戡坚持：“不能违背‘委座’的指示，妄作主张。我抗战是坚决的，打败日本后还要忠于国民党，将来免不了要与共产党决一雌雄。现在共产党势力膨胀太厉害，该打的时候也要打一下。”1939年夏天，因为刘戡坚持跟随蒋介石搞反共摩擦，魏巍坚决反对，二人思想发生冲突，曾有几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彼此一言不发，吃完了推开饭碗各自离开，谁也不理谁。
后来，魏巍见规劝无效，遂以送怀孕妻子回后方为名，请假离开部队，回到西安。
因当时晋南抗日前线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复杂，刘戡急需听取主要智囊和助手意见，只好请魏巍回前方工作，几乎一日一电，有时一日数电催促。魏巍复电说：“回前方我只管抗日，绝不参与摩擦、内战。”，刘戡表示“只要回到前方，一切均有商量余地”，魏巍才决定返回山西。
行前，魏巍专程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密访，他被告知“无论如何仍要坚持在九十三军的岗位，并要坚持斗争”。
身份暴露，奔赴延安
1940年2月，魏巍從西安返回部队，随即与佘贻泽、冯毅等进步分子密谈局势变化之对策。
在九十三军内部，魏巍与林荫根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由于林荫根的告发，此时蒋介石、何应钦两次发电，命令刘戡调魏巍前往中央训练团“受训”。刘戡出于与魏巍的私交和依赖，复电称：“前线工作繁重，不能离开，请求缓调。”
魏巍得知后，即将自己的危险处境托共产党员、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韩乐然转告彭德怀，准备在九十三军内成立“国民党左翼联盟”，于适当时刻秘密拉出部分队伍参加八路军。
1940年5月下旬，韩乐然从八路军总部回来，经九十三军军部返重庆，把“彭总对时局的看法和希望魏巍在九十三军坚持下去的意见”转告魏巍。魏巍随即写了一封信，托韩乐然回西安时交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并嘱咐“如在西安不能交出此信，就带到重庆交周公馆”。
6月5日晚，魏巍突然约夏讷到野外密谈，告知“出事了”：“佘贻泽来电报说，韩乐然在宝鸡被扣。九十三军在西安的办事处处长有密电给刘戡，说‘案情重大，且与军部有关，希注意’。”同时中央训练团催魏巍受训的电报又到，要求“立即离职，不得延误”。魏巍认为这几件事同时出现，一定是由于韩乐然带的信被搜出，所以才有“且与军部有关”这句话。
魏巍问夏讷：“怎么办？”夏讷说：“那只有走了！”魏巍沉吟了一下，说：“不好，这样一走，留下的人都要受到影响，而且会遭受迫害。必须对刘戡说明了再走。”夏讷不同意，认为“刘戡不会答应的”。魏巍认为根据自己和刘戡的私人关系，估计刘戡会放他的。于是二人议定，第二天魏巍去找刘戡谈判，夏讷则离开军部躲在别动队，派人到军部打探消息，如果魏、刘闹翻了，刘戡扣押魏巍，夏讷再设法营救。 6月6日清晨，魏巍对刘戡开门见山，告以托韩乐然带信之事。他说，现在重庆催调他甚急，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送他回后方坐牢;一是放他走，请刘戡决定。出于同魏巍十多年合作笃厚的生死情谊，刘戡先劝魏巍化装赴香港暂避风头，后在魏巍的坚持下才同意他出走，并要为其饯行。刘戡心里完全明白，魏巍会走到哪里去。
夏讷等到下午，未见报告，估计没有出事，于是返回军部。由于自己目标太大，夏讷也难以继续留下，魏巍转告了刘戡，要带夏讷同走。
6月7日一早，刘戡为魏巍、夏讷饯行。刘戡泪流满面，举杯对夏讷说：“我和魏参谋长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现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人各有志，我不挽留，但愿友情常在。”又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之后当然会成为共产党员。我可以保证，抗日期间将坚持抗战，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但愿我们之间，今后不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顿饭时间很短，魏巍、夏讷辞出时，刘戡也没有相送。
次日清晨，魏巍以“去后方”为名，带夏讷、警卫和手枪班出发。走出5公里地后，魏巍支走警卫和手枪班，与夏讷骑马继续向北前行。途中，魏巍做诗一首述怀：“彷徨垂十载，苦学觉迷津。漏网奔微曙，挥刀斩劣根。赤诚摧霸道，白手拯民生。汤火匆回顾，高歌寄故人。”
进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后，魏巍先至太岳军区见陈赓、薄一波，后由太岳军区派人护送前往八路军总部。1940年6月下旬，魏巍到达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领导畅谈了整整两天。此后，魏巍即改名白天，寓意由黑暗走向光明。总部决定他暂留在参谋处，在左权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左权任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白天对左权的军事才能和为人处事十分敬佩。左权也对白天的军事素质十分欣赏。这两位湖南同乡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1941年5月，经彭德怀、申伯纯介绍，中共中央批准，白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
1942年9月，白天到延安，任中央军委高参室副主任，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后在中央军委参加整风运动，于1943年夏入中央党校学习及审干。因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受到前方送来的九十三军青年军官材料的株连，白天遭到错误打击，历时近两年。直到1944年底中央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以后，才为白天作出复审的初步结论。
1945年，白天被中央直属机关及中央军委代表组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南征北战，解放中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根据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白天也在其中。到达东北后，他先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处处长，1946年夏又任补充训练师副师长，负责整训新兵工作。
1946年秋，白天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教育处长，在林彪、刘亚楼领导下，曾参与三下江南等东北作战之运筹，还组织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术等军事知识书籍，供官兵整训学习。
1947年冬，经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批准，撤销了白天在审干中的保留问题。白天被分配到华野第一兵团徐向前部工作，任第十三纵队参谋长。
次年春，十三纵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称第六十一军。白天任军参谋长，相继参加了夺取临汾、晋中和解放太原等战役。
太原解放后，华野十八和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彭德怀指挥。时任六十军副军长的白天率部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最大战役——陕南扶眉战役，担负主攻任务。之后，白天又率六十軍参加了秦岭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余部。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先后歼灭马步芳、马鸿逵残部11000人，后进军秦岭。
1949年11月底，白天所在第十八兵团主力（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划归第二野战军，由贺龙指挥，参加解放成都及解放西南的战役。成都解放后，第六十军进驻成都，军部兼成都警备司令部，担任城防任务。
1950年3月，成都军区被改称川西军区，白天任川西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川西地区剿匪任务。他采取秘密潜入、内外夹击、奔袭、奇袭、穷追猛打等战术，围剿川西的土匪武装，在11个月内作战57次，肃清了川西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全军建设，再立新功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急需懂得现代作战的军事指挥人才，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0年11月，白天由成都调往南京，担任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
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南京，白天对到军事学院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凭着自己多年对战略战术等研究工作的热爱，以及对教学、教材方面的熟悉，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军事学院的创立是我军向正规化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平常，白天很注意自己的军容军姿，总是衣冠整齐，双目平视，身姿挺拔，显露出十足的军人气概。不仅如此，在军事理论专业方面，白天亦很有建树，对专家的授课内容，他认真听课做笔记，还结合实际提出问题和发表个人的见解。对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地方，他能够大胆地提出质疑，因此很多苏联专家对他的军事素养和军事学识深表尊重。刘伯承院长和苏联专家一起聚会或讨论问题时，常邀白天一起参加。
在战役战术教授会中工作的几位苏联专家都很年轻，对苏联的军事教材、二战时的战役实例和苏军的作战条令很熟悉，但对解放军的现有水平、作战实例及战法却一无所知。教学计划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并仿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制定的，因此课后学员意见较多。白天听到学员课后的反映，又认真地阅读了这些译好的教材，发现苏联专家所讲的战役战术内容，多是二次世界大战或欧战的实例，以我们学员的基础可能对这些战例连地名都搞不清楚，其内容就更不好理解了，而且有些战役战术实例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他提出了对苏联教材要“立即结合，立即发展”的口号，却引起苏联专家的不满。
后来在几次制定战役战术作业演习时，苏联专家提出的多项战役战术作业方案都遭到了白天的质疑。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指出这种战法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教学上若不注意联系中国实际，必将贻害学生，到前方作战更是后患无穷。他坚持必须要修改这些作业方案，双方意见僵持不下，苏联专家把意见反映到学院专家组。当时全国在贯彻向苏联学习，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军队里的苏联专家更是“说一不二”。因此学院苏联专家组对白天非常不满，要求学院给予处理。学院认为白天再三拒绝专家建议，使专家无法传授苏联的军事科学，因此对他进行了批评。经过认真反思，白天意识到自己作为学院的教授会主任，不能只是审核批准各种教学和作业计划，还应主动帮助专家了解中国情况，共同做好各种教学作业计划，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后来，他接受了意见并同许多苏联专家都成了好朋友，年轻的苏联专家对他的军事素质和经验也很信服，对他所提的意见也很尊重。 正在这时，为加速全军正规化整训工作，部队训练局成立，白天任副局长，主持全军整训工作。
白天到任后，首先是在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的领导下，参加部队的三大条令和各种军事条例的拟定工作，根据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的要求，结合我军的光荣传统，并参照苏军的经验来编写军队的纪律、内务、队列等三大条令。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建设中制定的第一批军事条例。此后他又参与和主持制定有关军事作战、指挥和训练演习等条例，以及相关教材编辑等方面的工作，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出力颇多。
萧克等领导很重视实战演练工作，特别是现代战争中多兵种的协同作战。白天到训练局不久，就接到一份协同演练方案，他仔细阅读后认真地写了一些建议，但由于讨论时说得较为简单，且态度比较生硬，效果不佳。这导致在初次演习中，由于干部对现代联合兵种作战这一新课题不熟悉，战术思想混乱，成绩很不好。在后来的演习中，白天耐心地与苏联专家沟通，注重协调工作关系，终于使对方采纳了他的建议，演习成绩也比第一次有了明显提高。
1953年秋，白天被任命为第一炮兵技术学校校长。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炮兵學校，主要是借助苏联的技术力量尽快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炮兵，培养适应前线作战和国防现代化要求的炮兵技术人才。
1954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白天因在工作中常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被视为一贯不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停职检查。后来批判逐步升级，要求他联系个人的历史检查思想根源，白天陷入被曲解和误解带来的极大苦闷之中，思想一直想不通。
1957年3月，白天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刘伯承被错误批判为军内教条主义的典型，在中央军委被迫违心地带病作了检查。军训部此时也被批判成教条主义司令部，萧克被调往农垦部工作。白天对这一切不能理解，便决心离开部队去地方工作。依据白天本人的意愿，中央分配其任哈尔滨市副市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市科技委员会副主席，市科协主席、党组书记，负责外事和科技工作。白天到职后，积极协调组织技术协作，重视培养人才，致力解决科技难题，对全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实行统一规划、指导和协调。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后又为哈尔滨市机械、轻工、化工、农业、建筑等行业组建了一批科研机构;建立了天文馆和小科学宫，向青少年进行天文和综合性科学知识普及;成立科技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活动;同时对“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反科学做法，进行抵制。
庐山会议后，因与彭德怀的关系，白天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961年，白天奉调回京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63年，白天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从事中国古代战争史研究工作。到历史所后，他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组”，准备编著一部偏重战略战术研究的《中国古代军事史》，因为过去出版的军事史，都是史学家们所著的古代军事史著作，几乎没有真正在军事战略战术的层面上进行的研究。他曾亲自撰写了《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四易其稿，颇多创见，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他还为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审校批阅了《中国历代战争战略》等文稿，仅评阅意见他就写了近百页。这是他对中国历史上历次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既有理论，又紧密联系战争实例，不仅是对一部书稿的审读评论，而是近乎勾画了中国历史上主要重大战争战略得失的框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白天因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及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受到残酷迫害。1967年，他在观看大字报时，不幸滑倒导致大腿骨折，虽然卧病不起仍要接受批斗检查，由于长期未能获得很好的治疗，又身患肺癌，于1973年11月18日去世，终年67岁。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