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在中国抗战时期贡献甚巨，除了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指挥官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然而，踏上陌生的土地不久，这位来华助阵的美国人发现，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空军，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被蒙在鼓里。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不能不说，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未来的盟友日本。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一定的学时就可以毕业。
　　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却毁了中国空军。
　　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骗局，他们提供的飞机很多是陈旧过时的，有的根本就是废品，这些破烂竟然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中国建立的其实只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纸上空军”。
　　最可气的是，某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他们筹款时往往会许诺说，使用从当地获得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拿到钱之后，他们还真派架飞机过来转上一圈，搞个焰火庆典，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地名。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很多地方做出了同样的承诺，用来进行展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
　　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蒋介石内心很纠结，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说实话，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都优先。讽刺的是，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无法期待任何事情。陆军情况略好，在德国顾问支持下，一支8万人左右的新式部队初具规模，时刻听从国民政府调遣。但我不得不指出，这支队伍虽然足以让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但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至于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知晓内情者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和中方的空军负责人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要求后者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状况做出解释。善解人意的宋美龄靠过来，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
　　“空军到底有多少飞机可以参战？”蒋提高了嗓门。
　　“91架，委座。”
　　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把大批随从远远甩在身后。
　　“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宋美龄悄悄告诉我，“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这之后8年里，我再没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最后，他终于压抑住怒火，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
　　“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
　　“继续，”宋美龄鼓励我，“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宋美龄耐心地在旁翻译。来回踱步的蒋介石渐渐放慢了脚步，过了大概20分钟，他才离开门廊，回到了屋里。
　　经过这番谈话，毛邦初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宋美龄获得了监督、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此次在庐山的会面，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他开始信赖我，我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利于战争的胜利”——这便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
　　（摘自2014年10月28日《每周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