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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融合了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随着互联网技术逐渐占据日常生活，如何将现代技术运用于传统敦煌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并发扬其文化内涵，是非遗产业正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影像化保护角度出发，基于影像化保护及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义的理论实质，通过剖析当前敦煌影视化保护的主要问题，论述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措施及方向。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像化;敦煌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66-03
一、影像化保护定义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即用影像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复制或者再创作，再通过视听媒介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
二、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有助于非遗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工具为非遗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传播载体，提高了非遗的信息传播效率[1]。数字化技术、资源存储技术、资源检索和管理技术、可视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中，为打破非遗保护与传播中的低效利用、时空限制、感官误差、信息不对等的窘境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的代表，现代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有助于打破非遗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隔阂。非遗文化等传统文化只有在不断推陈出新中才能在现代化社会立足，而现代技术赋予非遗文化新的生命力，更丰富的加工模式也为非遗文化的附加值加码，创造文化价值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三、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问题
（一）商业娱乐化干预下影像内涵的歪曲
在非遗文化的影像化传播过程中，非遗文化通过视听媒介，脱离特定历史环境与本土文化生态，进入到了大众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于特定的环境，又会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而影像记录下来的只是相对静止的非物质文化，永远不能完整展示其绝对运动，故仅能截取片段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留存越来越短，为放大商业性与娱乐性，影像化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为改造与刻意曲解。剥离本土文化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于再创需求，嵌套上新的文化背景，最终只能呈现虽处于同一影像中，却彼此独立的失去灵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硬的现代语境。影像化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道加工工序都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表达产生偏差。
从文化遗产传播较有代表性的三代传播节目来看。集纪实段落、舞台演绎、历史和文物知识于一体的《国家宝藏》，是最早将文化遗产带入大众视野的成功案例，详尽严肃的展示使文化遗产的传播走向大众化。集短小精悍、叙述性、通俗性于一体的《如果国宝会说话》，摒弃了“长篇累牍”的方式，用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传播方式，使文化遗产的传播走向年轻化。集话题度、趣味性于一体的《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主打网络热词、抖音神曲与文物的结合，文化遗产的传播走向娱乐化网红化。变迁的趋势是，为适应互联网扁平化、碎片化的特征，为适应新媒体传播下的网民快餐式习惯，文化遗产的传播样态趋向时长短、话题感高、知识点密。但这也不可避免带来了诸如《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这样娱乐过度、消费文物的不正之风。该节目仅将网络热词嵌套到文物身上，并未与文化遗产的内涵建立联系。这正是现存文化遗产影像化创作与传播中的普遍误区。
（二）专业化壁垒下人文情感匮乏
细观传播渠道，敦煌非遗常通过《敦煌》《河西走廊》等纪录片和电视节目进入观众的视线。这类影像通常由官方媒体制作和播出，承担着宣传和弘扬敦煌甚至中华文化的使命，其内容通常以莫高窟为中心，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文献资料的有限性导致纪录片和电视节目的内容同质化，彼此之间存在替代性，观众在第一次观看其中某部时可能会被震撼，但这种新鲜感在下一部类似的影视作品中无法延续;其次，形式以纪录为主，过度专注于非遗物质而缺少情感的渲染。缺少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未呈现出时代气象与文化背景，难以使身处现代的观众对历史产生共鸣。同时，“人”是一切文化中的主体，现存纪录片的内容过于宏大，细微处略显苍白，无论是在对古代还是当代的描述中，皆缺少敦煌百姓生活之烟火气，造成观众认知中敦煌非遗与敦煌社会生活的脱节，破坏观影热情;再者，就娱乐消遣的方式而言，纪录片受众小众，观众更乐于选择叙事性强的电影电视，但有关敦煌的电影电视亦寥寥无几，脍炙人口的《丝路花雨》和《敦煌》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艺术形式的缺失将导致表达受限和受众群体继续变窄。
近年兴起的短视频也为敦煌非遗的传播拓宽了途径，同时对人文表达产生了障碍。在短视频软件抖音上，话题“敦煌飞天舞”下的美妆、舞蹈、剪辑视频深受網友追捧，而这些短视频虽然打上了“非遗”或“敦煌飞天舞”的标签，但大部分网友们的关注点仍是其中的配乐，妆容等而非舞蹈本身，真正关注非遗艺术的视频易被庞大的视频流所埋没。抖音推出的《唤醒敦煌》节目虽然制作精良，深耕于非遗本身，深受观众的喜爱，也存在时长受限阻碍情感酝酿的普遍问题。 （三）影像可视化样态下交互与内涵的缺失
互联网时代进入5G，传统文化开始积极与数字技术结合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但在开发模式方面还存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不足。影视作品、动画等可视化载体的开发模式中，重点关注对非遗文化的内容细节和形象特点的还原，而缺乏对新颖的虚拟交互模式和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如2010年的CCTV纪录片《敦煌》，通过描述十位人物的命运故事，展现了敦煌一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专业性极强，但由于缺乏流量与交互性，未能实现有效的大众传播。
而依托智能电子设备端的互动影像开发，如敦煌研究院设计的《数字敦煌漫游展》、数字敦煌H5交互设计案例《今天，你开窟了吗？》、达沃斯论坛展示的《3D投影的敦煌壁画》等，表现形式上依然趋向于线性的、单一的方式，吸引力较弱。[2]互动方面也只是简单的文字介绍与细节图放大，对于沉浸性与参与性的用户体验缺乏设计。此外，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开发模式往往过度追求流量，造成非遗文化泛娱乐化。如腾讯借鉴莫高窟壁画元素，在拥有近6亿用户的现象级手游《王者荣耀》中推出“敦煌主题皮肤”、在手游《寻仙》中加入“敦煌任务”和“敦煌地图”[3]，虽然对敦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但终因未能融入游戏故事线而沦为暂时性娱乐消遣，受众很难对其文化内涵产生更深入地解读。
四、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措施
（一）跻身新媒体潮流，扩充传播媒介
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传播范围与传播效力不断扩展，普适性的传播套路已失去价值，非遗影像化需要创造出适合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性化传播方式。如今中国新媒体用户正在持续增长，新媒体传播成为新的传播形态。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势必成为非遗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
同时，非遗文化的影像化需要尊重历史与正视现实的传播，既保留非遗文化的原汁原味，也考慮到社会变迁与现实需求。敦煌非遗可分为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分别适合不同的传播媒介。如彩塑、书法、石粉画等造型艺术，工艺细致且制作过程漫长，适合选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图文传播形式，着重突出此类造型艺术的成品之精美，过程性的影像非重点传播对象。由于短视频高度精炼的属性，这些艺术在短视频平台传播效果不佳，但可尝试成品图像踩点混剪的形式呈现。如敦煌舞、曲子戏等表演艺术，适合通过短视频、VR虚拟影像、直播的形式传播。“婀娜飘逸”的飞天之态、“回环往复”的流动之势[4]、故事情节的曲折迂回、唱腔乐曲的脉脉含情都需要完整的动态展现才能使其再现原有文化语境之意蕴，避免成为生硬抽离出来的文化碎片。而近年来兴起的直播行业，“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使非遗传播形式更加灵活新颖[5]，无论是直播非遗表演还是直播非遗手工艺品带货都可以让年轻人领略到非遗艺术魅力，吸引更多年轻血液加入传承队伍。而敦煌壁画虽属于造型艺术，但因其重要性与代表性，需特殊重视。宜采用全媒体平台同步传播的形式，强调其大众曝光度。微信公众号、微博定期更新壁画修复的近况、循环展示优质壁画，小程序、app开展互动问答或游戏，上架衍生文创。短视频平台发布壁画衍生的动画、故事。全媒体传播有助于打造兼具严肃、活泼、趣味的敦煌壁画立体形象。
（二）探索多种类型，加强故事开发
尝试多种类型，加强故事开发，探索“物”背后“人”的故事。敦煌非遗历史悠久，经历了中国曾经的辉煌也经历了曾经的劫难。无论是否有文字记录，敦煌都是故事宝库，有先天的开发叙事性影像的优势。敦煌应该鼓励影视从业者探寻各个时期敦煌的历史文化，深入挖掘非遗背后的人文精神与情感，在整体真实的基础上加入虚构元素形成高水平剧本从而进行影视开发。非遗既可以作为故事线索及主要讲述对象，也可参考《陆贞传奇》中的陶瓷烧制技术、《霸王别姬》中的京剧，作为影视作品中亮眼的点缀，依托传播范围广、艺术水平高、故事深入人心的影视作品吸引到更多关注。
鼓励民间力量对敦煌非遗进行传播。近年来，许多民间参与的纪录片如《人生一串》等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其视角更接地气，内容更贴近生活，叙述更加活泼，充斥着烟火气，可与学术性较强的影像形成互补。同时也鼓励敦煌人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与非遗的接触，为敦煌非遗的影像化提供不同视角。
（三）升级交互体验，挖掘文化内涵
传统的非遗保护方法受限于时间和空间，普遍由当地传承人口耳相传，一旦脱离传承人和特定的文化环境，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将收到影响。为缓解该问题，可将非遗文化与虚拟影像技术相结合，采用现场再现的方式进行传承与保护。[6]如上海“故宫里的神兽世界”多媒体综合展，基于故宫珍藏的第一动物图谱奇书《兽谱》，以一只故宫御猫打翻《兽谱》导致封印失衡，神兽四散作为故事背景，结合数字化技术，再现数十种经典的古代神兽。
观众可以跟随故事引导，通过触摸的方式，自定义了解更多的神兽故事。沉浸感的体验和趣味的交互模式，使观众获得精神沟通，了解更多的文化内涵。
而敦煌作为东南亚文化之都，可从佛学宗教方面、独特地域文化方面、人文风情方面挖掘情绪刺激点，借助数字化影像再现的方式，结合双向传播机制，打破传统非遗文化静态、单向呈现的局限性，观众通过跨越时空的媒介展示，也可以身临其境，获得更多的体验感，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田蕴，王真.现代技术发展下的非遗文化继承与传播[A].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7年山东社科论坛——首届“传统建筑与非遗传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2017：4.
[2]孙洁.增强现实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探索与实践[D].陕西师范大学，2019.
[3]于天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利用研究——以敦煌莫高窟为例[J].文化产业，2020（27）：23-24.
[4]杨园.敦煌长绸舞的表演艺术特征研究[J].艺术品鉴，2021（03）：129-130.
[5]阎敏.“新媒体+非遗”传播模式创新研究[J].东南传播，2019（05）：66-68.
[6]易善炳.人工智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J].科学经济社会，2020，38（01）：19-25.
作者简介：
曹宵潇，女，汉族，浙江人，北京林业大学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
杨柔桑，女，汉族，浙江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制作专业本科生。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像化;敦煌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66-03
一、影像化保护定义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即用影像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复制或者再创作，再通过视听媒介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
二、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有助于非遗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工具为非遗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传播载体，提高了非遗的信息传播效率[1]。数字化技术、资源存储技术、资源检索和管理技术、可视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中，为打破非遗保护与传播中的低效利用、时空限制、感官误差、信息不对等的窘境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的代表，现代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有助于打破非遗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隔阂。非遗文化等传统文化只有在不断推陈出新中才能在现代化社会立足，而现代技术赋予非遗文化新的生命力，更丰富的加工模式也为非遗文化的附加值加码，创造文化价值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三、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问题
（一）商业娱乐化干预下影像内涵的歪曲
在非遗文化的影像化传播过程中，非遗文化通过视听媒介，脱离特定历史环境与本土文化生态，进入到了大众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于特定的环境，又会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而影像记录下来的只是相对静止的非物质文化，永远不能完整展示其绝对运动，故仅能截取片段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留存越来越短，为放大商业性与娱乐性，影像化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为改造与刻意曲解。剥离本土文化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于再创需求，嵌套上新的文化背景，最终只能呈现虽处于同一影像中，却彼此独立的失去灵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硬的现代语境。影像化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道加工工序都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表达产生偏差。
从文化遗产传播较有代表性的三代传播节目来看。集纪实段落、舞台演绎、历史和文物知识于一体的《国家宝藏》，是最早将文化遗产带入大众视野的成功案例，详尽严肃的展示使文化遗产的传播走向大众化。集短小精悍、叙述性、通俗性于一体的《如果国宝会说话》，摒弃了“长篇累牍”的方式，用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传播方式，使文化遗产的传播走向年轻化。集话题度、趣味性于一体的《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主打网络热词、抖音神曲与文物的结合，文化遗产的传播走向娱乐化网红化。变迁的趋势是，为适应互联网扁平化、碎片化的特征，为适应新媒体传播下的网民快餐式习惯，文化遗产的传播样态趋向时长短、话题感高、知识点密。但这也不可避免带来了诸如《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这样娱乐过度、消费文物的不正之风。该节目仅将网络热词嵌套到文物身上，并未与文化遗产的内涵建立联系。这正是现存文化遗产影像化创作与传播中的普遍误区。
（二）专业化壁垒下人文情感匮乏
细观传播渠道，敦煌非遗常通过《敦煌》《河西走廊》等纪录片和电视节目进入观众的视线。这类影像通常由官方媒体制作和播出，承担着宣传和弘扬敦煌甚至中华文化的使命，其内容通常以莫高窟为中心，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文献资料的有限性导致纪录片和电视节目的内容同质化，彼此之间存在替代性，观众在第一次观看其中某部时可能会被震撼，但这种新鲜感在下一部类似的影视作品中无法延续;其次，形式以纪录为主，过度专注于非遗物质而缺少情感的渲染。缺少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未呈现出时代气象与文化背景，难以使身处现代的观众对历史产生共鸣。同时，“人”是一切文化中的主体，现存纪录片的内容过于宏大，细微处略显苍白，无论是在对古代还是当代的描述中，皆缺少敦煌百姓生活之烟火气，造成观众认知中敦煌非遗与敦煌社会生活的脱节，破坏观影热情;再者，就娱乐消遣的方式而言，纪录片受众小众，观众更乐于选择叙事性强的电影电视，但有关敦煌的电影电视亦寥寥无几，脍炙人口的《丝路花雨》和《敦煌》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艺术形式的缺失将导致表达受限和受众群体继续变窄。
近年兴起的短视频也为敦煌非遗的传播拓宽了途径，同时对人文表达产生了障碍。在短视频软件抖音上，话题“敦煌飞天舞”下的美妆、舞蹈、剪辑视频深受網友追捧，而这些短视频虽然打上了“非遗”或“敦煌飞天舞”的标签，但大部分网友们的关注点仍是其中的配乐，妆容等而非舞蹈本身，真正关注非遗艺术的视频易被庞大的视频流所埋没。抖音推出的《唤醒敦煌》节目虽然制作精良，深耕于非遗本身，深受观众的喜爱，也存在时长受限阻碍情感酝酿的普遍问题。 （三）影像可视化样态下交互与内涵的缺失
互联网时代进入5G，传统文化开始积极与数字技术结合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但在开发模式方面还存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不足。影视作品、动画等可视化载体的开发模式中，重点关注对非遗文化的内容细节和形象特点的还原，而缺乏对新颖的虚拟交互模式和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如2010年的CCTV纪录片《敦煌》，通过描述十位人物的命运故事，展现了敦煌一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专业性极强，但由于缺乏流量与交互性，未能实现有效的大众传播。
而依托智能电子设备端的互动影像开发，如敦煌研究院设计的《数字敦煌漫游展》、数字敦煌H5交互设计案例《今天，你开窟了吗？》、达沃斯论坛展示的《3D投影的敦煌壁画》等，表现形式上依然趋向于线性的、单一的方式，吸引力较弱。[2]互动方面也只是简单的文字介绍与细节图放大，对于沉浸性与参与性的用户体验缺乏设计。此外，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开发模式往往过度追求流量，造成非遗文化泛娱乐化。如腾讯借鉴莫高窟壁画元素，在拥有近6亿用户的现象级手游《王者荣耀》中推出“敦煌主题皮肤”、在手游《寻仙》中加入“敦煌任务”和“敦煌地图”[3]，虽然对敦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但终因未能融入游戏故事线而沦为暂时性娱乐消遣，受众很难对其文化内涵产生更深入地解读。
四、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措施
（一）跻身新媒体潮流，扩充传播媒介
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传播范围与传播效力不断扩展，普适性的传播套路已失去价值，非遗影像化需要创造出适合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性化传播方式。如今中国新媒体用户正在持续增长，新媒体传播成为新的传播形态。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势必成为非遗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
同时，非遗文化的影像化需要尊重历史与正视现实的传播，既保留非遗文化的原汁原味，也考慮到社会变迁与现实需求。敦煌非遗可分为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分别适合不同的传播媒介。如彩塑、书法、石粉画等造型艺术，工艺细致且制作过程漫长，适合选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图文传播形式，着重突出此类造型艺术的成品之精美，过程性的影像非重点传播对象。由于短视频高度精炼的属性，这些艺术在短视频平台传播效果不佳，但可尝试成品图像踩点混剪的形式呈现。如敦煌舞、曲子戏等表演艺术，适合通过短视频、VR虚拟影像、直播的形式传播。“婀娜飘逸”的飞天之态、“回环往复”的流动之势[4]、故事情节的曲折迂回、唱腔乐曲的脉脉含情都需要完整的动态展现才能使其再现原有文化语境之意蕴，避免成为生硬抽离出来的文化碎片。而近年来兴起的直播行业，“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使非遗传播形式更加灵活新颖[5]，无论是直播非遗表演还是直播非遗手工艺品带货都可以让年轻人领略到非遗艺术魅力，吸引更多年轻血液加入传承队伍。而敦煌壁画虽属于造型艺术，但因其重要性与代表性，需特殊重视。宜采用全媒体平台同步传播的形式，强调其大众曝光度。微信公众号、微博定期更新壁画修复的近况、循环展示优质壁画，小程序、app开展互动问答或游戏，上架衍生文创。短视频平台发布壁画衍生的动画、故事。全媒体传播有助于打造兼具严肃、活泼、趣味的敦煌壁画立体形象。
（二）探索多种类型，加强故事开发
尝试多种类型，加强故事开发，探索“物”背后“人”的故事。敦煌非遗历史悠久，经历了中国曾经的辉煌也经历了曾经的劫难。无论是否有文字记录，敦煌都是故事宝库，有先天的开发叙事性影像的优势。敦煌应该鼓励影视从业者探寻各个时期敦煌的历史文化，深入挖掘非遗背后的人文精神与情感，在整体真实的基础上加入虚构元素形成高水平剧本从而进行影视开发。非遗既可以作为故事线索及主要讲述对象，也可参考《陆贞传奇》中的陶瓷烧制技术、《霸王别姬》中的京剧，作为影视作品中亮眼的点缀，依托传播范围广、艺术水平高、故事深入人心的影视作品吸引到更多关注。
鼓励民间力量对敦煌非遗进行传播。近年来，许多民间参与的纪录片如《人生一串》等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其视角更接地气，内容更贴近生活，叙述更加活泼，充斥着烟火气，可与学术性较强的影像形成互补。同时也鼓励敦煌人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与非遗的接触，为敦煌非遗的影像化提供不同视角。
（三）升级交互体验，挖掘文化内涵
传统的非遗保护方法受限于时间和空间，普遍由当地传承人口耳相传，一旦脱离传承人和特定的文化环境，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将收到影响。为缓解该问题，可将非遗文化与虚拟影像技术相结合，采用现场再现的方式进行传承与保护。[6]如上海“故宫里的神兽世界”多媒体综合展，基于故宫珍藏的第一动物图谱奇书《兽谱》，以一只故宫御猫打翻《兽谱》导致封印失衡，神兽四散作为故事背景，结合数字化技术，再现数十种经典的古代神兽。
观众可以跟随故事引导，通过触摸的方式，自定义了解更多的神兽故事。沉浸感的体验和趣味的交互模式，使观众获得精神沟通，了解更多的文化内涵。
而敦煌作为东南亚文化之都，可从佛学宗教方面、独特地域文化方面、人文风情方面挖掘情绪刺激点，借助数字化影像再现的方式，结合双向传播机制，打破传统非遗文化静态、单向呈现的局限性，观众通过跨越时空的媒介展示，也可以身临其境，获得更多的体验感，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田蕴，王真.现代技术发展下的非遗文化继承与传播[A].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7年山东社科论坛——首届“传统建筑与非遗传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2017：4.
[2]孙洁.增强现实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探索与实践[D].陕西师范大学，2019.
[3]于天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利用研究——以敦煌莫高窟为例[J].文化产业，2020（27）：23-24.
[4]杨园.敦煌长绸舞的表演艺术特征研究[J].艺术品鉴，2021（03）：129-130.
[5]阎敏.“新媒体+非遗”传播模式创新研究[J].东南传播，2019（05）：66-68.
[6]易善炳.人工智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J].科学经济社会，2020，38（01）：19-25.
作者简介：
曹宵潇，女，汉族，浙江人，北京林业大学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
杨柔桑，女，汉族，浙江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制作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