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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是深受国人崇敬的著名华侨领袖人物。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革命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始终站在支援祖国抗战的前列，捐款筹赈，抨击汪精卫等民族败类的妥协投降言行。他爱国爱乡、倾力办学、支援抗战的事迹，特别是他那著名的抨击汪精卫之流卖国行径的电报提案，更是令大家赞叹不已。
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28年5月，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之时，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侵略山东济南，制造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时，陈嘉庚就在新加坡联合爱国华侨组织了“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被推举为主席，带头捐款，在三个月内募捐国币三十多万元，救济济南受害民众，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大举侵略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召开侨民大会，开展反日宣传，号召抵制日货，并发表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马上积极向华侨募集巨款，汇往上海支持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15日，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陈嘉庚先生担任临时主席。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目前战事，仅系发端，将来范围或且扩大，最后胜利，乃在我国。”他号召侨民，“生为国民，应表现真正爱国心”。大会通过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一致推举陈嘉庚为主席。1938年6月，陈嘉庚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此时，日军在占领我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和重点城市后，继续向华中和华南地区疯狂进攻。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后转重庆。
1938年10月10日，在陈嘉庚及庄西言、李清泉的倡导下，发起组成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推举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陈嘉庚剑及履及，带头并号召全体爱国侨胞踊跃输将，很快募集国币四亿多元，汇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战。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抨击投降论调，主张抗战到底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日军疯狂向我华中、华南地区挺进，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抗战进入危急的阶段。“速胜论”破产，“亡国论”甚嚣尘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1938年10月22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得悉此事，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电向汪精卫进行规劝，严正指出：
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决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次日，汪精卫复电，百般饰词狡辩：
中国为抵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去岁比京会议，主张调停，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际遂决定日本为祸首，而援助中国。今岁国联大会，援引第十七条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联遂决定对于日本实行第十六条之经济制裁。凡此皆证明日本为戎首，中国为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
陈嘉庚接电后，确认汪精卫对日乞和属实无疑，而外电纷纷传播，国民政府正与日本政府谈判和平条件，蒋介石即将辞职，他更感到情势危机。对汪精卫之流侈谈“和平”的投降企图，陈嘉庚异常愤慨。他于24日又向孔祥熙、宋子文分发内容相同的“敬电”，探询“和平”之事；又于25日向参政会发出电报提案之前，向汪精卫发出“有电”，批驳他的妥协投降理论，严正指出：
比京会议，国联大会，诸代表居在客位，任何时可以发表和平意见，但无论诚伪虚实，均不至影响我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若先生居重要主位，则绝对不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倘若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昨日路透电谣传，和平将实现，蒋公将下野，世界观听为之淆乱，可不警惧耶？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
同日又发一电，指出：
武力虽弱，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决不能亡我，美英苏亦决不坐视。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务希惠鉴鄙言，抗战到底！
电报提案直斥汪逆
1938年10月25日上午，正在重庆紧张筹备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收到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有电”），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忙于刚组建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工作，不能出席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一届二次参政会向会议秘书处请假，一是针对当时身居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要职的汪精卫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力主妥协投降的言行，提出三条提案，进行声讨，并号召全民振奋民族精神，继续抗战到底。
电文如下：
重庆 参政会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指十月一日参政会通知其回国开参政会之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三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叩 有
按国民参政会大会规定，凡参政员提案，须有12人联署，方可有效。在提交大会的上百件提案中，陈嘉庚的提案和中共参政员陈绍禹、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最为引人注目。中共参政员提案痛斥了汉奸和亲日派的妥协投降论调，申明“蒋委员长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国民政府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我全国军民一致信任和拥护。”“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旗帜鲜明，光明磊落。这个提案，立即得到与会参政员的多数赞同，联署人达67人之多，为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之冠。陈嘉庚的提案，言简意赅，语句犀利，直斥汪精卫妥协投降的要害。
10月26日，陈嘉庚又发出“宥电”给汪精卫，历数中国历史上秦桧、张昭投降之罪，再次警告汪精卫好自为之。电称：
精卫先生勋鉴：有电计达。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事虽决不能成，难免发生摩擦，淆乱观听。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唯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会议，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嘉庚的这封电报未发出之前，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曾前来阻止，陈认为高与汪系一丘之貉，不但执意发出，还交各报发表。同时，又发一电给蒋介石：
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国内外同胞，咸抱此旨，拥护我公。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之！
汪精卫对陈嘉庚的来电，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发出了一个敷衍搪塞的复电：
有电敬悉，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国内之团结，国际之援助，全视此为立脚点，此为中央一贯之方针，无论何时，均有阐明之必要，当此危急之即，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辩正之也。
汪精卫对陈嘉庚10月25日电报中的三条提案，恼羞成怒，既不敢压下不报，又不甘心照此通过，于是责其爪牙，暗做手脚，修正了陈嘉庚的“电报提案”，将三条60个字删除了后两条，第一条提案的30字也给去掉了“条件”二字，变成27个字：
日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盖以汉奸国贼论。
“条件”二字的去掉，也是有用意的。因为汪精卫曾谈过，“和平”要看“条件”，“条件”如果于中国有利，就可以接受“和平”。投降派将“条件”去掉，是有意模糊陈嘉庚提案对汪精卫妥协投降论调的针对性。
尽管如此，陈嘉庚的提案很快得到20位参政员的联署，大大超过会议要求必须有12人联署方可有效的规定。10月31日，当汪精卫按会议议程宣读提案题目（陈嘉庚提案标题即内容），念到陈嘉庚提案中的“汉奸国贼”几个字时，“面色突变苍白”（邹韬奋先生语），暴露了其甘妥协投降当卖国贼心虚的丑恶嘴脸。
汪派分子秉承汪精卫的意旨，对陈嘉庚提案又几次作了“修正”，以磨去陈嘉庚提案的锋芒，降低其批判投降妥协的调子。
第二次将提案由28个字改为21个字：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不得言和。
第三次由21个字改为8个字：
公务员不得谈和平。
第四次由8个字改为13个字：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
11月1日，几经“修正”的陈嘉庚提案终被参政会“通过”。
第五次，即由参政会通过后，在交国防最高会议批复时，又由13个字改为18个字：
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
这样，被反复修改变为18字的陈嘉庚“提案”便作为国民参政会的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并公诸报端。至此，参政会秘书处方给陈嘉庚发了复电：
新加坡
陈嘉庚先生
有电（十月二十五日）悉，已报告大会，特复。
国民参政会 东（十一月一日）
此事过后，在陈嘉庚友人来函中，将陈嘉庚“电报提案”辗转传抄，说成11个字，即：
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陈嘉庚先生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就沿用了这11字的说法。
邹韬奋盛赞陈嘉庚
汪精卫在陈嘉庚先生提案的斥责下，处境十分狼狈。当时国内工农群众、学校师生和商会等团体都倾全力支援前线将士浴血抗战，海外华侨不但倾囊捐献款物支援祖国抗敌，还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表示反对妥协，一定要抗战到底。国内报刊舆论纷纷谴责妥协投降论调和汉奸卖国行为，民气之高昂可谓空前。汪精卫在全国声讨妥协投降的舆论谴斥声中，于12月18日自重庆出逃昆明，19日偕其妻陈璧君以及周佛海等叛逃到越南河内。
1939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提出“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 1939年1月7日，《新国民报》报道：“南侨筹赈总会陈主席再电声讨汪逆精卫，揭破汪逆叛变阴谋。汪逆此举乃忌嫉抗战成功于其派系不利，欲扶持和议利用外敌掠夺政权推翻领袖。”并报道说参政员陈嘉庚氏将在2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提案，“通缉汪逆精卫归案惩办”。
汪逆的叛国丑行，说明陈嘉庚的一封封电报如同连发炮弹，百发百中地击中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要害，揭露了汪逆的丑恶嘴脸，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满怀赤子之心的爱国华侨的硬骨头精神。
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提案，从文字上来说，在参政会的历史上是所有提案中最短的。从内容上来说，意义重大，邹韬奋先生的评价最为恰如其分。1941年香港《华商报》上连载邹韬奋的长篇回忆文章《抗战以来》，其中一篇以《“来宾”放炮》为题，痛斥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行，并盛赞陈嘉庚的“电报提案”：
……象热诚爱国正直敢言的陈嘉庚先生在第二次大会中，曾经从三千哩外的新加坡放出一炮直达重庆！据军事家的估计，现在世界上最新发明的大炮所能达到的最远射程，大概不到四十哩，而陈先生这一炮的射程却达到了三千哩，而且这个炮里所装的不是实弹而是纸弹，这才真是一个奇迹！
……“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这个“电报提案”一到，在会场上不到几秒钟，联署者已超出二十位。于是名炮手陈嘉庚先生的这一炮，轰咚一声正式发了出去！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是代表了亿万抗战军民的最高评价。
陈嘉庚先生曾于1940年5月底6月初到延安参观访问，对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抗日主张和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十分敬慕，对共产党逐步加深了认识，对国民党一些部队与八路军搞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不满。他逐渐感到，将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战胜利以后，他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发动全面内战很反感，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美国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1949年9月，陈嘉庚与司徒美堂两位华侨领袖同时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陈嘉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
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28年5月，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之时，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侵略山东济南，制造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时，陈嘉庚就在新加坡联合爱国华侨组织了“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被推举为主席，带头捐款，在三个月内募捐国币三十多万元，救济济南受害民众，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大举侵略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召开侨民大会，开展反日宣传，号召抵制日货，并发表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马上积极向华侨募集巨款，汇往上海支持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15日，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陈嘉庚先生担任临时主席。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目前战事，仅系发端，将来范围或且扩大，最后胜利，乃在我国。”他号召侨民，“生为国民，应表现真正爱国心”。大会通过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一致推举陈嘉庚为主席。1938年6月，陈嘉庚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此时，日军在占领我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和重点城市后，继续向华中和华南地区疯狂进攻。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后转重庆。
1938年10月10日，在陈嘉庚及庄西言、李清泉的倡导下，发起组成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推举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陈嘉庚剑及履及，带头并号召全体爱国侨胞踊跃输将，很快募集国币四亿多元，汇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战。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抨击投降论调，主张抗战到底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日军疯狂向我华中、华南地区挺进，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抗战进入危急的阶段。“速胜论”破产，“亡国论”甚嚣尘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1938年10月22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得悉此事，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电向汪精卫进行规劝，严正指出：
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决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次日，汪精卫复电，百般饰词狡辩：
中国为抵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去岁比京会议，主张调停，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际遂决定日本为祸首，而援助中国。今岁国联大会，援引第十七条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联遂决定对于日本实行第十六条之经济制裁。凡此皆证明日本为戎首，中国为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
陈嘉庚接电后，确认汪精卫对日乞和属实无疑，而外电纷纷传播，国民政府正与日本政府谈判和平条件，蒋介石即将辞职，他更感到情势危机。对汪精卫之流侈谈“和平”的投降企图，陈嘉庚异常愤慨。他于24日又向孔祥熙、宋子文分发内容相同的“敬电”，探询“和平”之事；又于25日向参政会发出电报提案之前，向汪精卫发出“有电”，批驳他的妥协投降理论，严正指出：
比京会议，国联大会，诸代表居在客位，任何时可以发表和平意见，但无论诚伪虚实，均不至影响我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若先生居重要主位，则绝对不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倘若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昨日路透电谣传，和平将实现，蒋公将下野，世界观听为之淆乱，可不警惧耶？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
同日又发一电，指出：
武力虽弱，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决不能亡我，美英苏亦决不坐视。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务希惠鉴鄙言，抗战到底！
电报提案直斥汪逆
1938年10月25日上午，正在重庆紧张筹备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收到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有电”），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忙于刚组建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工作，不能出席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一届二次参政会向会议秘书处请假，一是针对当时身居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要职的汪精卫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力主妥协投降的言行，提出三条提案，进行声讨，并号召全民振奋民族精神，继续抗战到底。
电文如下：
重庆 参政会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指十月一日参政会通知其回国开参政会之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三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叩 有
按国民参政会大会规定，凡参政员提案，须有12人联署，方可有效。在提交大会的上百件提案中，陈嘉庚的提案和中共参政员陈绍禹、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最为引人注目。中共参政员提案痛斥了汉奸和亲日派的妥协投降论调，申明“蒋委员长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国民政府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我全国军民一致信任和拥护。”“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旗帜鲜明，光明磊落。这个提案，立即得到与会参政员的多数赞同，联署人达67人之多，为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之冠。陈嘉庚的提案，言简意赅，语句犀利，直斥汪精卫妥协投降的要害。
10月26日，陈嘉庚又发出“宥电”给汪精卫，历数中国历史上秦桧、张昭投降之罪，再次警告汪精卫好自为之。电称：
精卫先生勋鉴：有电计达。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事虽决不能成，难免发生摩擦，淆乱观听。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唯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会议，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嘉庚的这封电报未发出之前，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曾前来阻止，陈认为高与汪系一丘之貉，不但执意发出，还交各报发表。同时，又发一电给蒋介石：
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国内外同胞，咸抱此旨，拥护我公。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之！
汪精卫对陈嘉庚的来电，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发出了一个敷衍搪塞的复电：
有电敬悉，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国内之团结，国际之援助，全视此为立脚点，此为中央一贯之方针，无论何时，均有阐明之必要，当此危急之即，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辩正之也。
汪精卫对陈嘉庚10月25日电报中的三条提案，恼羞成怒，既不敢压下不报，又不甘心照此通过，于是责其爪牙，暗做手脚，修正了陈嘉庚的“电报提案”，将三条60个字删除了后两条，第一条提案的30字也给去掉了“条件”二字，变成27个字：
日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盖以汉奸国贼论。
“条件”二字的去掉，也是有用意的。因为汪精卫曾谈过，“和平”要看“条件”，“条件”如果于中国有利，就可以接受“和平”。投降派将“条件”去掉，是有意模糊陈嘉庚提案对汪精卫妥协投降论调的针对性。
尽管如此，陈嘉庚的提案很快得到20位参政员的联署，大大超过会议要求必须有12人联署方可有效的规定。10月31日，当汪精卫按会议议程宣读提案题目（陈嘉庚提案标题即内容），念到陈嘉庚提案中的“汉奸国贼”几个字时，“面色突变苍白”（邹韬奋先生语），暴露了其甘妥协投降当卖国贼心虚的丑恶嘴脸。
汪派分子秉承汪精卫的意旨，对陈嘉庚提案又几次作了“修正”，以磨去陈嘉庚提案的锋芒，降低其批判投降妥协的调子。
第二次将提案由28个字改为21个字：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不得言和。
第三次由21个字改为8个字：
公务员不得谈和平。
第四次由8个字改为13个字：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
11月1日，几经“修正”的陈嘉庚提案终被参政会“通过”。
第五次，即由参政会通过后，在交国防最高会议批复时，又由13个字改为18个字：
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
这样，被反复修改变为18字的陈嘉庚“提案”便作为国民参政会的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并公诸报端。至此，参政会秘书处方给陈嘉庚发了复电：
新加坡
陈嘉庚先生
有电（十月二十五日）悉，已报告大会，特复。
国民参政会 东（十一月一日）
此事过后，在陈嘉庚友人来函中，将陈嘉庚“电报提案”辗转传抄，说成11个字，即：
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陈嘉庚先生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就沿用了这11字的说法。
邹韬奋盛赞陈嘉庚
汪精卫在陈嘉庚先生提案的斥责下，处境十分狼狈。当时国内工农群众、学校师生和商会等团体都倾全力支援前线将士浴血抗战，海外华侨不但倾囊捐献款物支援祖国抗敌，还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表示反对妥协，一定要抗战到底。国内报刊舆论纷纷谴责妥协投降论调和汉奸卖国行为，民气之高昂可谓空前。汪精卫在全国声讨妥协投降的舆论谴斥声中，于12月18日自重庆出逃昆明，19日偕其妻陈璧君以及周佛海等叛逃到越南河内。
1939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提出“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 1939年1月7日，《新国民报》报道：“南侨筹赈总会陈主席再电声讨汪逆精卫，揭破汪逆叛变阴谋。汪逆此举乃忌嫉抗战成功于其派系不利，欲扶持和议利用外敌掠夺政权推翻领袖。”并报道说参政员陈嘉庚氏将在2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提案，“通缉汪逆精卫归案惩办”。
汪逆的叛国丑行，说明陈嘉庚的一封封电报如同连发炮弹，百发百中地击中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要害，揭露了汪逆的丑恶嘴脸，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满怀赤子之心的爱国华侨的硬骨头精神。
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提案，从文字上来说，在参政会的历史上是所有提案中最短的。从内容上来说，意义重大，邹韬奋先生的评价最为恰如其分。1941年香港《华商报》上连载邹韬奋的长篇回忆文章《抗战以来》，其中一篇以《“来宾”放炮》为题，痛斥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行，并盛赞陈嘉庚的“电报提案”：
……象热诚爱国正直敢言的陈嘉庚先生在第二次大会中，曾经从三千哩外的新加坡放出一炮直达重庆！据军事家的估计，现在世界上最新发明的大炮所能达到的最远射程，大概不到四十哩，而陈先生这一炮的射程却达到了三千哩，而且这个炮里所装的不是实弹而是纸弹，这才真是一个奇迹！
……“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这个“电报提案”一到，在会场上不到几秒钟，联署者已超出二十位。于是名炮手陈嘉庚先生的这一炮，轰咚一声正式发了出去！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是代表了亿万抗战军民的最高评价。
陈嘉庚先生曾于1940年5月底6月初到延安参观访问，对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抗日主张和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十分敬慕，对共产党逐步加深了认识，对国民党一些部队与八路军搞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不满。他逐渐感到，将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战胜利以后，他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发动全面内战很反感，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美国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1949年9月，陈嘉庚与司徒美堂两位华侨领袖同时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陈嘉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