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的缘故，总觉得春天和生活的关系只有在村庄才展现得淋漓尽致。猫了一冬的村民，再也不能赖热炕头了，于是就把小木头烟筐往炕角一推，先敞开门迎接春光，然后打开窗户，春光便通透了整个屋子，成双入对的燕子就在房檐下垒窝筑巢，亲切呢喃。
　　女人们拿起家什，在小园里搂干草树叶，准备翻园子。男人们则一边听着戏匣子，一边和好泥，端了一盆，抓起泥板子抹房墙，再就是补墙头。小孩们如燕子般闹闹喳喳往墙头插防鸡的柳树枝子。
　　沉睡了一冬的村庄，完全苏醒了，又重新活过。大家都怕落后似的，不约而同，一起迈出门槛开始一年新的生活，院里院外，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自从十年前把母亲接到梅里斯小城后，我便很少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了，倒是总跟着老公去婆婆家。婆婆家在嫩江边上，出了院子向东一拐便是这两年重新修缮的通长的水泥大坝。大坝南面，嫩江轻盈流淌，江上行驶着一叶扁舟，岸边停泊着铁皮船。北面是庄稼地，能看见大小的车辆在不远的公路上穿行，那条公路通向我原来的村子。
　　每次我们回婆婆家，都要去坝上，不多时就走出去很远，然后很欣慰，也很满足地回过头望着都是红瓦房的村子和村前的嫩江。山，南是阳，而江，则北是阳。春风由北逐南一点一点暖化冰雪，拂出鲜活的一江水，撩拨起一片希望。
　　一到春天，大坝的一侧就成了晾晒场。机械化带来高效率，科技种田带来高产量，金黄色的玉米从自家院里一直晒出村子，在大坝上铺出去十里远，白天晚上就那么旁若无人地放着。这么长的距离是看不过来的，也没人看着，但从来不丢。偶见一辆四轮车拉出小院里不易燃烧的柴垛底子，从坝头跑过去，在规定地点停下，司机下车打开车斗往下卸。
　　我爷爷公的坟墓就在大坝北面的坟地里，一路过那，我就会想起他。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念过国高，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他总说幸亏改革开放，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小孩子随便念书。还总说，我和老公都是老师，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好好工作，以后的日子也肯定错不了。要是他的哪个孙子或者孙女考上大学去了哪个城市，他就在地图上圈出来，一边高兴地说上大学好啊，一边伤感，走了就不回来了，你看现在这村子里考出去的孩子哪有几个回来的，考不出去的也都跑出去打工了，人越来越少了。
　　爷爷说的极是。单单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不管是不是念书出去的，总之走了一批，分散在天南地北，有好多都联系不上。而和老公同一辈分没考出去的也都把土地流转出去，外出打工了，平时是见不到的，只在过年过节才聚一次，之后四散八方。整个家族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弟弟还常年在家坚持种地，偶尔在周边找点活干，像他这个年龄还在种地的，整个村子寥寥无几。一辈又一辈的年轻人，就是这样，都是怀揣着同样的梦想离开村庄，奔向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原来的村子和婆婆家相隔六十里地，相对偏僻，由大坝北面的那条公路串联着。这条公路仿佛能串联起我的过往，一看见它，我就能想起我小的时候。前几年，我回过村子一次，也是在春天，见到了几个老了的面孔，几乎要认不出来，年轻的留守妇女，几乎都不认识，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望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村道，不觉中泪水打湿眼眶，曾经的光景，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父母不在，那个村子已经成了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还好，婆婆的村莊给了我无限的慰藉和温暖。
　　（责任编辑 王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