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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广大川陕地区的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入川，开辟川陕苏区。川陕苏区在发动工农群众参军参战的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川陕苏区，妇女有200多万，而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年妇女，多达30万人。
旧社会的川陕地区妇女，一直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其地位之低下，劳动之繁重，生活之悲惨，较之男子尤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她们均受封建礼教束缚，一切屈服于男权社会，含辛茹苦，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川北民谣“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和“马有笼筒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就是对当时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川北农村还普遍有娶童养媳的习俗，更使妇女遭受翁婆虐待，挨打受骂。川陕地区的妇女处于哀告无门、走投无路的境地。
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广大川陕地区的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中共川陕省委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并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和蓄婢制度。各级宣传部门还利用报刊、歌曲、戏剧等形式，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比如《妇女歌》里这样写道：“数千年来压迫深，犹如落进陷人坑。男人女人不平等，政治经济没有份。婚姻不能自作主，一切听从父母命。嫁鸡就得随鸡走，嫁狗随狗伴终身。”其他还有《童养媳歌》、《婚姻歌》、《放足歌》等等，这些歌谣对推动妇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还普遍建立了妇女工作机构。为培养妇女干部，省苏维埃还办起了妇女学校，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
据成都军区党史办编写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记载：到1934年，在川陕苏区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1／4。除张琴秋以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张延福、聂焕林，省委妇女部部长姚明善、肖成英，少共省委妇女部部长吴朝祥，省妇女学校校长吴桂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达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雷明珍，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王定国，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长李开芬等，均是川陕边妇女中的杰出代表。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战争的胜利、人们思想的解放，广大农村妇女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大批男子参军参战后，她们一面参加生产突击队、代耕队，“加紧耕耘，不荒苏区一寸土地”，一面参加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以支援前线。1933年冬，苍溪妇女响应政府号召，短期内为红军赶制棉衣2000余套。1934年下半年，川陕苏区妇女为支援红军冲破敌人进行的“川陕会剿”，仅9月至11月就赶做布鞋、草鞋和袜子30多万双。万源保卫战期间，大面山、玄祖殿两大战场急需的弹药、粮食、盐等物资，都是红江、赤江、镇巴的妇女日夜兼程送往前线的。
当年协助过巴中、通江、长池、仪陇四县地方工作的傅崇碧将军曾回忆说：“川陕边妇女为战争作出的贡献，使我终身难忘：一是为保卫胜利成果，妇女们除了自身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武装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外，并再一次掀起母劝子、妻劝夫、姐妹劝兄弟参军的热潮，那时到处可以听到《送郎当红军》、《送子当红军》、《送郎上前线》的歌声。正是妇女们的热情鼓动和细心劝说，使得成千上万的男青壮年离开家门，加入了子弟兵行列。”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成立。妇女独立营成立后，一面训练，一面接替主力红军担负守卫通江城的任务。1934年3月，在300余人的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到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随着大批妇女干部奉命到旺苍坝集中，又组建了妇女独立第二团，两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直辖于红四方面军总部。其后，两个妇女独立团随军南下，几经转战，人员锐减。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对妇女武装作了整编，将身体合格的1000余人组成妇女抗日先锋团。
川陕苏区的正规妇女武装，除了上述妇女独立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外，还有总供给部的妇女工兵营、省妇女学校的妇女连、省保卫局的妇女看守队、军直的妇女独立连等。
运输军用物资，是妇女武装的一项重要任务。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川陕省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在旺苍坝囤积的大批军需用品、贵重物资和重要设备需要向西转移。运输任务重，时间仓促，妇女独立团紧急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把物资安全运到苍溪县西部的永宁铺。旺苍坝与永宁铺相距约70公里，途中山岭重叠，小径坎坷，又逢连日阴雨，泥泞难行。战士们抖擞精神，连续战斗，肩膀压肿了不叫痛，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吃把炒米，渴了喝口溪水，终于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转运伤病员是妇女武装又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反围攻作战和强渡嘉陵江期间，以及长征路上，妇女武装多次参加这项工作。尤其在红四方面军战略西移的过程中，任务更为经常而艰巨。
1935年3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召集两个妇女独立团的排以上干部开会，动员指战员再接再厉，将总医院数千名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区。在转运伤病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次，担架队在川西北马塘遭遇敌机空袭，战士苟秀英在炸弹呼啸而落时，毫不迟疑地扑向担架，保护了伤员，而自己却倒在血泊中。过草地时，部队断了粮食，靠吃野草为生，战士蒲秀英为了给伤员补充营养，四处收集马、牛的粪便，经过精心淘洗，从中选出未被消化的青稞，捣碎后和着野菜煮烂给伤员吃，自己却因长期饥饿，加上过度劳累而牺牲在路上。但是，妇女独立团指战员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胜利完成了任务。
造桥、修路，为主力红军开辟前进道路，也是妇女武装的经常工作。红四方面军进抵大、小金川，从马尔康到大藏寺的道路，被梭磨河截成数段。河虽不深，但却寒冷、流速快，部队徒涉困难。一个妇女连奉命架桥，战士们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战胜了激流，在深山峡谷间架起了几座木桥，沟通了道路。但当部队正要从一座桥上通过时，发现桥桩被敌人破坏，队伍拥塞河边。此时，敌机又凌空轰炸。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连长王学荣带领一个排，每人扛着一块木板，毅然跳进河中，迅速搭成一座人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受到了上级表扬。
妇女抗日先锋团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浴血西征
除上述任务外，妇女武装还参加剿匪，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剿匪斗争中，妇女武装获得了多次胜利。在巴中南地垭，一伙匪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妇女独立团奉命限期剿灭，部队抽出一个连的兵力，事先经过严密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一天晚上，妇女连预伏在敌人必经的路口，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开火，毙伤俘敌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省妇女学校妇女连在竹峪关地区清剿散匪，也屡屡获胜。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在长池、木门地区清剿土匪。一支地主武装在伪团总率领下，在木门堡附近负隅顽抗。妇女团集中了两个连，强攻加智取，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人，缴获步枪几十支和大批粮食、猪肉。在反“三路围攻”中，红七十三师妇女独立连在南江的三江坝、板凳垭、官路口等地，都积极协助主力红军阻击敌人。1933年4月下旬，红七十三师主力后撤至通江平溪坝，妇女连进驻磨盘寨。一天，侦察到一小股敌人将在晚上发动偷袭，妇女连配合交通队设伏于磨盘寨以西，给偷袭之敌以突然打击，全歼了这股敌军。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入川，开辟川陕苏区。川陕苏区在发动工农群众参军参战的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川陕苏区，妇女有200多万，而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年妇女，多达30万人。
旧社会的川陕地区妇女，一直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其地位之低下，劳动之繁重，生活之悲惨，较之男子尤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她们均受封建礼教束缚，一切屈服于男权社会，含辛茹苦，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川北民谣“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和“马有笼筒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就是对当时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川北农村还普遍有娶童养媳的习俗，更使妇女遭受翁婆虐待，挨打受骂。川陕地区的妇女处于哀告无门、走投无路的境地。
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广大川陕地区的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中共川陕省委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并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和蓄婢制度。各级宣传部门还利用报刊、歌曲、戏剧等形式，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比如《妇女歌》里这样写道：“数千年来压迫深，犹如落进陷人坑。男人女人不平等，政治经济没有份。婚姻不能自作主，一切听从父母命。嫁鸡就得随鸡走，嫁狗随狗伴终身。”其他还有《童养媳歌》、《婚姻歌》、《放足歌》等等，这些歌谣对推动妇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还普遍建立了妇女工作机构。为培养妇女干部，省苏维埃还办起了妇女学校，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
据成都军区党史办编写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记载：到1934年，在川陕苏区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1／4。除张琴秋以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张延福、聂焕林，省委妇女部部长姚明善、肖成英，少共省委妇女部部长吴朝祥，省妇女学校校长吴桂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达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雷明珍，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王定国，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长李开芬等，均是川陕边妇女中的杰出代表。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战争的胜利、人们思想的解放，广大农村妇女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大批男子参军参战后，她们一面参加生产突击队、代耕队，“加紧耕耘，不荒苏区一寸土地”，一面参加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以支援前线。1933年冬，苍溪妇女响应政府号召，短期内为红军赶制棉衣2000余套。1934年下半年，川陕苏区妇女为支援红军冲破敌人进行的“川陕会剿”，仅9月至11月就赶做布鞋、草鞋和袜子30多万双。万源保卫战期间，大面山、玄祖殿两大战场急需的弹药、粮食、盐等物资，都是红江、赤江、镇巴的妇女日夜兼程送往前线的。
当年协助过巴中、通江、长池、仪陇四县地方工作的傅崇碧将军曾回忆说：“川陕边妇女为战争作出的贡献，使我终身难忘：一是为保卫胜利成果，妇女们除了自身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武装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外，并再一次掀起母劝子、妻劝夫、姐妹劝兄弟参军的热潮，那时到处可以听到《送郎当红军》、《送子当红军》、《送郎上前线》的歌声。正是妇女们的热情鼓动和细心劝说，使得成千上万的男青壮年离开家门，加入了子弟兵行列。”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成立。妇女独立营成立后，一面训练，一面接替主力红军担负守卫通江城的任务。1934年3月，在300余人的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到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随着大批妇女干部奉命到旺苍坝集中，又组建了妇女独立第二团，两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直辖于红四方面军总部。其后，两个妇女独立团随军南下，几经转战，人员锐减。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对妇女武装作了整编，将身体合格的1000余人组成妇女抗日先锋团。
川陕苏区的正规妇女武装，除了上述妇女独立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外，还有总供给部的妇女工兵营、省妇女学校的妇女连、省保卫局的妇女看守队、军直的妇女独立连等。
运输军用物资，是妇女武装的一项重要任务。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川陕省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在旺苍坝囤积的大批军需用品、贵重物资和重要设备需要向西转移。运输任务重，时间仓促，妇女独立团紧急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把物资安全运到苍溪县西部的永宁铺。旺苍坝与永宁铺相距约70公里，途中山岭重叠，小径坎坷，又逢连日阴雨，泥泞难行。战士们抖擞精神，连续战斗，肩膀压肿了不叫痛，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吃把炒米，渴了喝口溪水，终于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转运伤病员是妇女武装又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反围攻作战和强渡嘉陵江期间，以及长征路上，妇女武装多次参加这项工作。尤其在红四方面军战略西移的过程中，任务更为经常而艰巨。
1935年3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召集两个妇女独立团的排以上干部开会，动员指战员再接再厉，将总医院数千名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区。在转运伤病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次，担架队在川西北马塘遭遇敌机空袭，战士苟秀英在炸弹呼啸而落时，毫不迟疑地扑向担架，保护了伤员，而自己却倒在血泊中。过草地时，部队断了粮食，靠吃野草为生，战士蒲秀英为了给伤员补充营养，四处收集马、牛的粪便，经过精心淘洗，从中选出未被消化的青稞，捣碎后和着野菜煮烂给伤员吃，自己却因长期饥饿，加上过度劳累而牺牲在路上。但是，妇女独立团指战员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胜利完成了任务。
造桥、修路，为主力红军开辟前进道路，也是妇女武装的经常工作。红四方面军进抵大、小金川，从马尔康到大藏寺的道路，被梭磨河截成数段。河虽不深，但却寒冷、流速快，部队徒涉困难。一个妇女连奉命架桥，战士们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战胜了激流，在深山峡谷间架起了几座木桥，沟通了道路。但当部队正要从一座桥上通过时，发现桥桩被敌人破坏，队伍拥塞河边。此时，敌机又凌空轰炸。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连长王学荣带领一个排，每人扛着一块木板，毅然跳进河中，迅速搭成一座人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受到了上级表扬。
妇女抗日先锋团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浴血西征
除上述任务外，妇女武装还参加剿匪，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剿匪斗争中，妇女武装获得了多次胜利。在巴中南地垭，一伙匪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妇女独立团奉命限期剿灭，部队抽出一个连的兵力，事先经过严密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一天晚上，妇女连预伏在敌人必经的路口，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开火，毙伤俘敌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省妇女学校妇女连在竹峪关地区清剿散匪，也屡屡获胜。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在长池、木门地区清剿土匪。一支地主武装在伪团总率领下，在木门堡附近负隅顽抗。妇女团集中了两个连，强攻加智取，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人，缴获步枪几十支和大批粮食、猪肉。在反“三路围攻”中，红七十三师妇女独立连在南江的三江坝、板凳垭、官路口等地，都积极协助主力红军阻击敌人。1933年4月下旬，红七十三师主力后撤至通江平溪坝，妇女连进驻磨盘寨。一天，侦察到一小股敌人将在晚上发动偷袭，妇女连配合交通队设伏于磨盘寨以西，给偷袭之敌以突然打击，全歼了这股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