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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仍在研究流感病毒和它的杀伤力,包括为什么第二波袭击会比第一波更致命。对此,研究员尚无结论,不过有人认为,第一波袭击可能是由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引起的,跟第二波的流感疫情病毒不是同一种。但是,大量的证据似乎表明,流感病毒也有温和的和致命的两种形式,导致在春季爆发时或温和或严重,然后因为不明原因,病毒的有毒变体在秋季变得更普遍。
另一个问题是死亡群体。尽管1918年流感的死亡人数是史无前例的,但大多数被此次流感病毒感染的人幸存了下来。在发达国家,整体死亡率为2%,在不发达国家,死亡率则较高。墨西哥估计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2.3%到4%,俄罗斯和伊朗的死亡率更高,达到了7%;斐济群岛14%的人口在短短16天内死亡,加拿大拉布拉多半岛上1/3人口死亡。在阿拉斯加和冈比亚的土著村庄里,所有人都死了——有可能是因为所有人同时生病了,没有人能提供照顾,甚至连水都无人提供;或者是因为周圍太多人死去,幸存下来的人也都随之而去了。
受害者的年龄层也令人惊讶。通常都是老年人死亡比例最高,但在1918年流感疫情中,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年轻人死亡比例最高。这种效应在某些人群中表现得更突出。比如,调查发现,3.26%的工业工人和6%的煤矿工人死亡。其他研究发现,孕妇的病死率由23%到71%不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病死?通常情况下,年轻人拥有最强大的免疫系统,它们会用各种可能的武器攻击病毒,比如用细胞因子和其他微生物对抗毒素,而肺就是它们的战场。但这些“细胞因子风暴”进一步破坏了患者自身的组织,根据著名流感专家埃德温·基尔伯恩的说法——这种破坏就像呼吸毒气差不多。
季节性流感已经够糟糕了。在过去40年里,根据传播的主要病毒株,每年有3000到4.8万名美国人死于流感。现在可能出现了更致命的病毒株。近年来,两种不同的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了人类:H5N1型病毒和H7N9病毒。这两种禽流感病毒截至2017年7月份前已感染了2439人,其中1032人死亡,这个死亡率是相当惊人的。
科学家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病毒都只能附着在肺脏深处的细胞上,而且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如果其中某一种获得了感染上呼吸道的能力,那么通过基因突变与现有的人类病毒交换基因,就有可能爆发致命的流感疫情。由于禽流感的重新出现,目前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世界各地的大型企业纷纷投入资源,以应对流感。
公共卫生专家们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开发一种“通用疫苗”,它可以对几乎所有可能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提供免疫。如果没有这种疫苗,再出现新的流感病毒,我们将不得不专门为其开发一种疫苗,而这样做通常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可能只能提供部分免疫保护。
另一个提高对流感疫情应对的关键步骤是扩大抗病毒药物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种抗病毒药物能有效对抗流感病毒,而且有些菌株对抗病毒药物达菲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还有一些不那么吸引人的预防措施,也被称为非药物预防措施,即勤洗手、远程办公、咳嗽时捂住嘴、生病时待在家里不去上班等。如果流感疫情严重,还要大范围关闭学校和采取更极端的控制方案。人们希望这种“分层”行动可以减少流感对公共卫生和资源方面的影响,但这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还要取决于公众是否遵守,以及公众是否相信所被告知的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关于1918年流感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要讲真话。尽管这个想法现在被广泛纳入疫情准备计划,但实际的实施还是要取决于危机爆发时,负责应对的领导人的性格和领导能力。
洛杉矶曾举办过一场流感疫情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演习开始前,流感方面的专家谈到了1918年发生的一切,社会如何崩溃,强调取得民众信任的重要性和政府必须坦诚以待。在场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
接下来,组织演习的人员向参与者透露了当天的挑战:假设现在正有一种严重的流感病毒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不过它还没真的到达加州,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疑似病例,病情非常严重,当地媒体了解到这一消息,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地高级公共卫生官员的反应是拒绝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做更多的测试;因为病人可能并不是得了流感,没有理由现在就过分关注。
这位官员并没有说谎,但他故意减轻了流感的威胁程度:不管演习中的这位“病人”是否患有流感,大流感都即将到来。而这位官员不愿意回答媒体的提问,甚至不愿承认流感爆发的必然性。这就意味着,加州市民会从其他地方寻求答案,并可能找到很多糟糕的答案。这名官员没有提供可靠的信息,导致行动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之后他想拿回主导权却几乎不可能。简而言之,他拿着无数市民的生命冒险,将责任推给了公众。
不过幸好,那只是一场演习。
年轻人死亡比例最高
另一个问题是死亡群体。尽管1918年流感的死亡人数是史无前例的,但大多数被此次流感病毒感染的人幸存了下来。在发达国家,整体死亡率为2%,在不发达国家,死亡率则较高。墨西哥估计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2.3%到4%,俄罗斯和伊朗的死亡率更高,达到了7%;斐济群岛14%的人口在短短16天内死亡,加拿大拉布拉多半岛上1/3人口死亡。在阿拉斯加和冈比亚的土著村庄里,所有人都死了——有可能是因为所有人同时生病了,没有人能提供照顾,甚至连水都无人提供;或者是因为周圍太多人死去,幸存下来的人也都随之而去了。
受害者的年龄层也令人惊讶。通常都是老年人死亡比例最高,但在1918年流感疫情中,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年轻人死亡比例最高。这种效应在某些人群中表现得更突出。比如,调查发现,3.26%的工业工人和6%的煤矿工人死亡。其他研究发现,孕妇的病死率由23%到71%不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病死?通常情况下,年轻人拥有最强大的免疫系统,它们会用各种可能的武器攻击病毒,比如用细胞因子和其他微生物对抗毒素,而肺就是它们的战场。但这些“细胞因子风暴”进一步破坏了患者自身的组织,根据著名流感专家埃德温·基尔伯恩的说法——这种破坏就像呼吸毒气差不多。
通用的疫苗
季节性流感已经够糟糕了。在过去40年里,根据传播的主要病毒株,每年有3000到4.8万名美国人死于流感。现在可能出现了更致命的病毒株。近年来,两种不同的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了人类:H5N1型病毒和H7N9病毒。这两种禽流感病毒截至2017年7月份前已感染了2439人,其中1032人死亡,这个死亡率是相当惊人的。
科学家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病毒都只能附着在肺脏深处的细胞上,而且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如果其中某一种获得了感染上呼吸道的能力,那么通过基因突变与现有的人类病毒交换基因,就有可能爆发致命的流感疫情。由于禽流感的重新出现,目前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世界各地的大型企业纷纷投入资源,以应对流感。
公共卫生专家们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开发一种“通用疫苗”,它可以对几乎所有可能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提供免疫。如果没有这种疫苗,再出现新的流感病毒,我们将不得不专门为其开发一种疫苗,而这样做通常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可能只能提供部分免疫保护。
另一个提高对流感疫情应对的关键步骤是扩大抗病毒药物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种抗病毒药物能有效对抗流感病毒,而且有些菌株对抗病毒药物达菲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还有一些不那么吸引人的预防措施,也被称为非药物预防措施,即勤洗手、远程办公、咳嗽时捂住嘴、生病时待在家里不去上班等。如果流感疫情严重,还要大范围关闭学校和采取更极端的控制方案。人们希望这种“分层”行动可以减少流感对公共卫生和资源方面的影响,但这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还要取决于公众是否遵守,以及公众是否相信所被告知的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关于1918年流感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要讲真话。尽管这个想法现在被广泛纳入疫情准备计划,但实际的实施还是要取决于危机爆发时,负责应对的领导人的性格和领导能力。
洛杉矶曾举办过一场流感疫情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演习开始前,流感方面的专家谈到了1918年发生的一切,社会如何崩溃,强调取得民众信任的重要性和政府必须坦诚以待。在场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
接下来,组织演习的人员向参与者透露了当天的挑战:假设现在正有一种严重的流感病毒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不过它还没真的到达加州,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疑似病例,病情非常严重,当地媒体了解到这一消息,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地高级公共卫生官员的反应是拒绝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做更多的测试;因为病人可能并不是得了流感,没有理由现在就过分关注。
这位官员并没有说谎,但他故意减轻了流感的威胁程度:不管演习中的这位“病人”是否患有流感,大流感都即将到来。而这位官员不愿意回答媒体的提问,甚至不愿承认流感爆发的必然性。这就意味着,加州市民会从其他地方寻求答案,并可能找到很多糟糕的答案。这名官员没有提供可靠的信息,导致行动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之后他想拿回主导权却几乎不可能。简而言之,他拿着无数市民的生命冒险,将责任推给了公众。
不过幸好,那只是一场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