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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和个人化写作中，林白一直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对女性身体的自恋描写和隐秘欲望的诉说一直都是林白书写的重心。但在《妇女闲聊录》（以下简称《妇》）中，林白展现出一种迥然不同于个人化私语的开放姿态，向着江湖奋然一跃，溅落我们一身新鲜舒爽的水珠。
一
我们可以从叙事学叙述层次的角度对《妇》做一个划分：第一层次（外部层次）是包容整个作品的故事，它的讲述者即为外叙述者，在《妇》中仅起一个框架作用。第二层次（内部层次）指故事中的故事，是由内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木珍讲述的故事、回忆等，木珍具有交代和解说的功能。我们就先从这个内叙述者木珍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闲聊的快乐
如艾丽斯·沃克《紫色》中的西莉一样，木珍“不仅是自己生活经历的记录者，也是他人生活的记录者。”来自湖北的打工妹木珍用自己的方言讲述着家乡滴水县王榨村的人事、风俗，讲述着自己及在自己周围的人的零碎生活片段。王榨的农民喜欢昏天暗地的打牌赌博，不要命地打架斗殴，还喜欢偷鱼偷西瓜。村中男女关系混乱，找相好、性随意司空见惯，亲人反目成仇，虐待老人儿童，打骂警察也都不足为奇。他们没有农民本分的勤劳，不爱种田和读书，大多外出打工。而在外打工也多不老实，借修表骗钱或做“鸡”做二奶是常有的事。在打工的艰辛环境下，木珍以碎片式的记忆通过闲聊原原本本地展现出了家乡平常琐碎的生活。
在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闲聊中，木珍获得了短暂的休息，从零星细碎的讲述中发现生活的乐趣：打麻将、吃煮鸡蛋、偷西瓜……即使是混乱的男女关系，也给木珍增添了一些笑料，而没有什么不满。从粗朴、闲适的口语化闲聊中，木珍获得了自由宣泄的快乐。文化水平低下让她无法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生活中的苦痛和无助，而在闲聊中对一些事情的啰唆、重复就将这种苦痛和辛酸从心底揪出来，一股脑地排解宣泄出去，从而得到一种空阔、温暖的倾诉的快乐。
（二）在场的言说
《妇》的叙事视角是固定式内聚焦，每件事都通过唯一的内叙述者木珍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她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是旁观者，仅凭接触去猜度、揣测其思想感情。
在整个闲聊过程中，木珍的讲述没有被外叙述者打断、插入过，她一直在无拘无束地如流水般畅谈。视角的转移也没有出现，所有的故事都是她看到、听到的，她“装扮成讲故事声音的摹仿声音，同时也是装扮成摹仿声音的讲故事声音”在讲自己的故事时，她想象、模仿着当时场景的“声音”；在转述别人的话语时，她采用间接引语，融入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风格对他人的原话加以解释、改造，进行精简和调整，她始终掌握着对人物语言的控制权。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个自始至终的讲述者来自主流意识文化形态之外或边缘的农村，而且作为一个女性，木珍就属于边缘的边缘。这就意味着她得长期忍受来自主流社会和男性权威的双重压制，在物质和精神上倍感痛苦。由于这种身份和地位，她基本上没有公开言说的自由。但是，在《妇》中，她被赋予了颠覆性的权力，从主流叙事和男性叙事的双重覆盖、遮蔽下获得解放，拥有了作为一个底层妇女的自由言说的“话语权”。她采用朴素、散漫、随意的没有规范性的方言进行讲述，而没有采用她认为好听的普通话，这其实就是对主流叙事标准语的一种反抗，因为她的叙述声音对于我们读者具有权威性，我们跟随她所叙述的人事。而她在故事讲述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她可以对包括男性（如她丈夫小王、细铁哥等人）在内的人物进行随意处理和评判，对他们的语言进行不同程度的抹杀和改造，为女性叙述声音获得一种权威。
木珍这种一直“在场”的公开自由言说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权利，可以尽情享受随意宣泄的快感，这于她而言，就是一次内容和形式的狂欢。
二
作为个人化写作的典范作家，在《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中，林白一直沉迷于自我的情感世界，通过镜子、窗帘等的遮蔽在与世隔绝的个人空间里，释放着女性的生命欲望和自我的狂欢。而在《妇》中，她已不再局限于个人狭小的世界里，而是通过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自我的狂欢。
（一） 从“自己的道路”到他人的世界
长期一来，林白笔下的女性总是被社会和男性伤害，也因此她们在面对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时，总是采取一种逃避、拒绝的态度，她们与社会之间的那根弦始终紧绷着，而这实际上也显示了林白自己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她曾说：“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外的通道就这样关闭了。”将自己孤立、隔绝于世界之外，她只关心“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而对其他许多事物视而不见，成为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作者”姿态非常张扬、心灵相当封闭的作家。然而她没有在“自己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向黑，她发现“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这一发现的结晶便是《妇》，林白走上了与世界融合的旅程，挣脱自我，走向他人，由封闭走向开放。
可以想见，忽然发现个人之外居然有辽阔世界的林白，她的震惊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于陌生的农村生活。她震惊之大以至让她从《一个人的战争》中那个沉醉于自我、有强烈作者意识的叙述者，转换为一个具有现实姿态的低于大地的观察者。在《妇》中，她甚至完全放弃了主体介入，只是耐心地倾听、记录和整理，将作者的话语权完全交给了故事中的人物木珍，通过她的讲述来展现生活本相。这正如福楼拜所声明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达到无声无形”，也就是说，所有的“视角”都应该明显的是小说人物的视角。而作者林白对此不加任何干预与评判，这种口述实录的方式几乎接近于文学的原始形态了：芜杂、粗糙，然而却又有丰富的感性与真实的生活。
（二） 女性写作与底层关怀
尽管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林白的创作姿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写个人转而写他人；但是她并未放弃自己的个人化写作立场，她始终坚持着对女性的关怀。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营造了一个独立、隐秘的女性领地，制造了一种个人言说的氛围，通过私语讲述着林多米的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史，讲述着她“一个人的战争”中的苦痛和孤独。林白最初所关注的就是像林多米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女性知识分子，用她们那因压抑过久而略显嘶哑的呐喊来抵抗男性中心传统文化，解构男性中心话语的权威感。她这种只关注中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的做法遭到了很多批判，被认为过于狭隘、根基不深。而到了《妇》，林白的关注对象虽仍以女性为主体，但其中的女性已延伸至处于社会边缘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在这里，通过几乎纯客观的记录，林白向我们展现了木珍的成长记录。在闲聊中，木珍讲出了自己经历过、见证过的“个人历史”，“她的成长是认知别人、认知世界，因而也认知了自己。”木珍没有林多米那种对社会和男性的强烈反抗，她热爱着家乡的所有人事，极力与所有人和睦相处（包括自己的情敌冬梅）。她也有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是她能坦然面对，乐观地适应生活。不过，总的来说，它们同是对女性的关注，都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都是对“所谓的公共道德和规约的质疑和挑战，以及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
从表现知识女性到关注农村妇女，从写个人到写他人，林白在延续自己女性写作的同时，注入了对底层的关怀。
长期以来，由于对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关注，民间文化基本上被排斥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之外，被忽视和遗忘。在后来文学家试图为底层“说话”时，他们不能抛掉自己的精英意识和文化身份，认为底层民众没有能力表述自己，认为民众的说话难登大雅之堂，缺乏规范，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们其实就在自己与底层民众之间划了一条分明的界线，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因而采取了一种高姿态的俯视立场：以一种恩赐或拯救的心态，对底层或民间进行揭露、批判，或是悲悯与同情。而实际上，这种对民间的展露多是作家的预设和 “代言”，他们并没有放低姿态、深入民间、倾听民众。而林白的《妇》则显露出不同与此的人文关照：它“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立场……”她耐心倾听农村妇女粗俗的述说，深入细致地观察农村生活和社会关系，她以低于大地的潜行姿态力图接近和展现原生态的农村生活本相。
由于民间文化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和广阔的包容性，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加之在社会转型期，商品化浪潮强烈地冲击着闭塞、落后的农村，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衰败，传统文化、性观念、伦理道德观面临崩溃，农村社会遭受着越来越多的批判。在《妇》中，固然可以看到这些变化，但林白没有刻意去表达这些。她只是不动声色地几乎照录，不加夸饰地将它如实呈现出来，这其实就是一种理解、尊重和关怀：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合规范的伦理道德，但是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需要的不是“拯救”，而是理解和尊重。林白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她“变过分的主动为有节制的被动，把自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融为一体”，通过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梦寐以求的自我的狂欢。
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林白的个人化写作从私人生活的“个人化”转换成了民间立场上的“个人化”，她将对女性的关注和对底层生活的关照相结合。在保有自觉女性意识，坚持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同时，敞开通往现实社会的大门，与现实世界对话，突破了自我与女性写作的“瓶颈”，体现了历史性的成长。她这种写作方式无疑为中国当代本土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一条新的广阔道路，值得借鉴、反思与开拓。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陈瑶.从拒绝到倾听——林白新作.妇女闲聊录.的现实姿态[J].当代文学名作欣赏，2007（4）.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我们可以从叙事学叙述层次的角度对《妇》做一个划分：第一层次（外部层次）是包容整个作品的故事，它的讲述者即为外叙述者，在《妇》中仅起一个框架作用。第二层次（内部层次）指故事中的故事，是由内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木珍讲述的故事、回忆等，木珍具有交代和解说的功能。我们就先从这个内叙述者木珍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闲聊的快乐
如艾丽斯·沃克《紫色》中的西莉一样，木珍“不仅是自己生活经历的记录者，也是他人生活的记录者。”来自湖北的打工妹木珍用自己的方言讲述着家乡滴水县王榨村的人事、风俗，讲述着自己及在自己周围的人的零碎生活片段。王榨的农民喜欢昏天暗地的打牌赌博，不要命地打架斗殴，还喜欢偷鱼偷西瓜。村中男女关系混乱，找相好、性随意司空见惯，亲人反目成仇，虐待老人儿童，打骂警察也都不足为奇。他们没有农民本分的勤劳，不爱种田和读书，大多外出打工。而在外打工也多不老实，借修表骗钱或做“鸡”做二奶是常有的事。在打工的艰辛环境下，木珍以碎片式的记忆通过闲聊原原本本地展现出了家乡平常琐碎的生活。
在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闲聊中，木珍获得了短暂的休息，从零星细碎的讲述中发现生活的乐趣：打麻将、吃煮鸡蛋、偷西瓜……即使是混乱的男女关系，也给木珍增添了一些笑料，而没有什么不满。从粗朴、闲适的口语化闲聊中，木珍获得了自由宣泄的快乐。文化水平低下让她无法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生活中的苦痛和无助，而在闲聊中对一些事情的啰唆、重复就将这种苦痛和辛酸从心底揪出来，一股脑地排解宣泄出去，从而得到一种空阔、温暖的倾诉的快乐。
（二）在场的言说
《妇》的叙事视角是固定式内聚焦，每件事都通过唯一的内叙述者木珍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她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是旁观者，仅凭接触去猜度、揣测其思想感情。
在整个闲聊过程中，木珍的讲述没有被外叙述者打断、插入过，她一直在无拘无束地如流水般畅谈。视角的转移也没有出现，所有的故事都是她看到、听到的，她“装扮成讲故事声音的摹仿声音，同时也是装扮成摹仿声音的讲故事声音”在讲自己的故事时，她想象、模仿着当时场景的“声音”；在转述别人的话语时，她采用间接引语，融入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风格对他人的原话加以解释、改造，进行精简和调整，她始终掌握着对人物语言的控制权。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个自始至终的讲述者来自主流意识文化形态之外或边缘的农村，而且作为一个女性，木珍就属于边缘的边缘。这就意味着她得长期忍受来自主流社会和男性权威的双重压制，在物质和精神上倍感痛苦。由于这种身份和地位，她基本上没有公开言说的自由。但是，在《妇》中，她被赋予了颠覆性的权力，从主流叙事和男性叙事的双重覆盖、遮蔽下获得解放，拥有了作为一个底层妇女的自由言说的“话语权”。她采用朴素、散漫、随意的没有规范性的方言进行讲述，而没有采用她认为好听的普通话，这其实就是对主流叙事标准语的一种反抗，因为她的叙述声音对于我们读者具有权威性，我们跟随她所叙述的人事。而她在故事讲述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她可以对包括男性（如她丈夫小王、细铁哥等人）在内的人物进行随意处理和评判，对他们的语言进行不同程度的抹杀和改造，为女性叙述声音获得一种权威。
木珍这种一直“在场”的公开自由言说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权利，可以尽情享受随意宣泄的快感，这于她而言，就是一次内容和形式的狂欢。
二
作为个人化写作的典范作家，在《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中，林白一直沉迷于自我的情感世界，通过镜子、窗帘等的遮蔽在与世隔绝的个人空间里，释放着女性的生命欲望和自我的狂欢。而在《妇》中，她已不再局限于个人狭小的世界里，而是通过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自我的狂欢。
（一） 从“自己的道路”到他人的世界
长期一来，林白笔下的女性总是被社会和男性伤害，也因此她们在面对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时，总是采取一种逃避、拒绝的态度，她们与社会之间的那根弦始终紧绷着，而这实际上也显示了林白自己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她曾说：“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外的通道就这样关闭了。”将自己孤立、隔绝于世界之外，她只关心“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而对其他许多事物视而不见，成为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作者”姿态非常张扬、心灵相当封闭的作家。然而她没有在“自己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向黑，她发现“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这一发现的结晶便是《妇》，林白走上了与世界融合的旅程，挣脱自我，走向他人，由封闭走向开放。
可以想见，忽然发现个人之外居然有辽阔世界的林白，她的震惊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于陌生的农村生活。她震惊之大以至让她从《一个人的战争》中那个沉醉于自我、有强烈作者意识的叙述者，转换为一个具有现实姿态的低于大地的观察者。在《妇》中，她甚至完全放弃了主体介入，只是耐心地倾听、记录和整理，将作者的话语权完全交给了故事中的人物木珍，通过她的讲述来展现生活本相。这正如福楼拜所声明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达到无声无形”，也就是说，所有的“视角”都应该明显的是小说人物的视角。而作者林白对此不加任何干预与评判，这种口述实录的方式几乎接近于文学的原始形态了：芜杂、粗糙，然而却又有丰富的感性与真实的生活。
（二） 女性写作与底层关怀
尽管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林白的创作姿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写个人转而写他人；但是她并未放弃自己的个人化写作立场，她始终坚持着对女性的关怀。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营造了一个独立、隐秘的女性领地，制造了一种个人言说的氛围，通过私语讲述着林多米的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史，讲述着她“一个人的战争”中的苦痛和孤独。林白最初所关注的就是像林多米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女性知识分子，用她们那因压抑过久而略显嘶哑的呐喊来抵抗男性中心传统文化，解构男性中心话语的权威感。她这种只关注中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的做法遭到了很多批判，被认为过于狭隘、根基不深。而到了《妇》，林白的关注对象虽仍以女性为主体，但其中的女性已延伸至处于社会边缘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在这里，通过几乎纯客观的记录，林白向我们展现了木珍的成长记录。在闲聊中，木珍讲出了自己经历过、见证过的“个人历史”，“她的成长是认知别人、认知世界，因而也认知了自己。”木珍没有林多米那种对社会和男性的强烈反抗，她热爱着家乡的所有人事，极力与所有人和睦相处（包括自己的情敌冬梅）。她也有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是她能坦然面对，乐观地适应生活。不过，总的来说，它们同是对女性的关注，都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都是对“所谓的公共道德和规约的质疑和挑战，以及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
从表现知识女性到关注农村妇女，从写个人到写他人，林白在延续自己女性写作的同时，注入了对底层的关怀。
长期以来，由于对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关注，民间文化基本上被排斥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之外，被忽视和遗忘。在后来文学家试图为底层“说话”时，他们不能抛掉自己的精英意识和文化身份，认为底层民众没有能力表述自己，认为民众的说话难登大雅之堂，缺乏规范，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们其实就在自己与底层民众之间划了一条分明的界线，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因而采取了一种高姿态的俯视立场：以一种恩赐或拯救的心态，对底层或民间进行揭露、批判，或是悲悯与同情。而实际上，这种对民间的展露多是作家的预设和 “代言”，他们并没有放低姿态、深入民间、倾听民众。而林白的《妇》则显露出不同与此的人文关照：它“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立场……”她耐心倾听农村妇女粗俗的述说，深入细致地观察农村生活和社会关系，她以低于大地的潜行姿态力图接近和展现原生态的农村生活本相。
由于民间文化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和广阔的包容性，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加之在社会转型期，商品化浪潮强烈地冲击着闭塞、落后的农村，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衰败，传统文化、性观念、伦理道德观面临崩溃，农村社会遭受着越来越多的批判。在《妇》中，固然可以看到这些变化，但林白没有刻意去表达这些。她只是不动声色地几乎照录，不加夸饰地将它如实呈现出来，这其实就是一种理解、尊重和关怀：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合规范的伦理道德，但是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需要的不是“拯救”，而是理解和尊重。林白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她“变过分的主动为有节制的被动，把自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融为一体”，通过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梦寐以求的自我的狂欢。
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林白的个人化写作从私人生活的“个人化”转换成了民间立场上的“个人化”，她将对女性的关注和对底层生活的关照相结合。在保有自觉女性意识，坚持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同时，敞开通往现实社会的大门，与现实世界对话，突破了自我与女性写作的“瓶颈”，体现了历史性的成长。她这种写作方式无疑为中国当代本土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一条新的广阔道路，值得借鉴、反思与开拓。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陈瑶.从拒绝到倾听——林白新作.妇女闲聊录.的现实姿态[J].当代文学名作欣赏，2007（4）.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