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创作，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建国前以小说创作为主，而建国以后，则以戏剧创作为主。《茶馆》就是老舍戏剧创作的代表作。本剧创作于1957年，于1958年和1963年两次公演，轰动了国内剧坛，并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节目。1980年秋该剧组赴欧洲演出，为中国话剧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
　　《茶馆》为三幕话剧，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发生在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来表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老舍是展示“小人物”生活的大师，他把展示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形式，将剧中众多的人物放置在不同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人物之多，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是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第一幕时，他才二十多岁，他的处世哲学是：“我按照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们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因此，他从不敢得罪有钱有势的人，但总免不了被敲诈勒索；为了能让茶馆经营下去，他也顺应时世的变迁，不断改变着茶馆的经营方式，目的是求得一家人的生存。这样一个精明、干练、善于经营的小商人，最后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茶馆终于被霸占，自己则在绝望悲愤中上吊自杀。与王利发不同，常四爷性格刚强，他不善于向别人作揖、哀求，“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他是一个“旗人”，但是眼见朝廷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贫困，他发出了“大清国要完!”的感慨，便被捕入狱。到第三幕时，七十多岁的他以卖菜卖花生米为生。“我爱咱们的国家，可是谁爱我呢?”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发出的凄凉呼号。秦仲义是另一种性格的重要人物，他是维新变法后出现的民族资本家。他企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寸步难行。他的工厂在夹缝中惨淡经营，先是被日本人“合作”，后又要被国民党政府作为“逆产”而没收。最后也是穷困潦倒，一事无成。
　　老舍先生不愧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除了上述三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形象也莫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能够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塑造时间跨度那么大的人物群像，除了老舍先生对各色人物的细腻观察和对生活的洞察了解之外，与他所经心采用的独特的戏剧结构也不无关系。从整体来看，《茶馆》采用的是“人像展览式”的“开放型”的戏剧结构，“以人物带动故事”，打破了”一人一事”为主线的传统戏剧结构形式，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把众多人物的生活片断巧妙地用主题编织起来。比如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在三幕剧中分别展现了他们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的不同遭遇，十分自然而巧妙地串连起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抗战以后三个时代的社会画面。其他众多的次要人物也都是如此。这样就使得剧作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靠人物不同命运的变迁去推动剧情的发展，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潜在的戏剧冲突。这种“事断而人连”的历史断面式的戏剧组合，更注重社会生活画面的铺陈与渲染，“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从而反映出那个独特的社会和时代风貌。
　　《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个个性格鲜明，虽然有些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串场式的人物，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原因就在于语言的个性化。出于“葬送三个时代”的需要，老舍以特有的幽默语言尖锐地讽刺与嘲笑了那些光怪陆离的丑类。如第二幕唐铁嘴夸耀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接着又说：“我改抽‘白面’啦……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侯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少吗?”实在是无耻。便衣特务吴祥子、宋恩子敲诈王利发的一段话，同样精彩。两个家伙笑容可掬，语气委婉，一搭一档，要钱不提钱，只说“那点意思”，如果不给“那点意思”，就别怪“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用软刀子杀人。这种话外音和潜台词，在剧中比比皆是，正如剧中人物的一句台词，“你怎么绕着脖子骂人呢?”体现老舍先生含蓄、委婉而多讽的喜剧风格。
　　这种独特的风格与老舍先生运用“侧面透露”法的结构手段也不无关系，这正表现出《茶馆》艺术构思的高妙。剧本里“莫谈国是”的标语时时更换，但封不住人们的嘴。当舞台上出现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老人照当年出殡的规矩撒纸钱的时候，观众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他们不只是在祭奠自己，也是在为旧社会送葬。人物支撑结构，结构突出人物，只有老舍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如此地使二者浑然天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