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怀有最朴素家国情怀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他也是坚守最中立法律精神的国际法庭法官；他更是积极维护最根本国家利益的民族英雄；他就是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军事法庭、见证东京审判的法官——梅汝璈。
　　梅汝璈，1904年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于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并自1934年起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璈受国民政府派遣，于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料到，父亲这个‘教书先生’居然能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回忆说，“尽管父亲的学历符合国际社会及盟军总部的要求，但毕竟没有真正上过法庭。”
　　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有威严，梅汝璈特意蓄起上唇胡须，增添了几分老成。虽有担心，但梅汝璈始终坚守心中的正义，在临行前他曾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吐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1946年3月到1948年底，梅汝璈在近三年的东京国际法庭法官任期内的业绩和生活被较多宣传，比如“座次折冲”“力主死刑”等等。一些法官因为来自没有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而梅汝璈根据两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坚持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侵华主犯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另外，在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梅汝璈却坚决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梅汝璈将庭审结束后堆积如山的证据记录在判决书里，每个字都是对日军的控诉。
　　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梅汝璈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著名教育家顾毓秀对梅汝璈的赠言中所说：“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手。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解放后，周总理也曾对梅先生说：“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为国家争了光。”
　　在《东京审判亲历记》中，我们有幸跟随梅汝璈法官的脚步，走进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部分令读者犹如身临历时三年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程序之繁琐，任务之艰巨，意义之深重，对每一个善良人类来说都是一段值得研习的历史。《东京审判亲历记》收录了梅汝璈先生在东京审判期间所作的日记以及审判结束之后就此進行回顾和反思的著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梅汝璈作为亲历审判全过程的唯一中国法官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为详实与宝贵的记述，不仅宏观叙述了东京审判的事实经过和审判程序，并且详细描写了诸如法官席次排定、律师辩护经过等局外人所不能得到的有关东京审判的宝贵资料。而“东京审判日记”则生动展现了梅法官自抵达东京到法庭开庭后数日的所感、所思，梅法官的家国情怀溢于纸上，令人感慨。
　　“我虽不暇多事辨认这二十六个家伙，但是他们面对我的这一群，是我内心发生无限的愤恨，无限的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十几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摘自《东京审判亲历记》
　　作为奠定战后国际秩序基礎的最重要基石，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自不待言。而近年来，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否定侵略历史、否定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否定日本战后政治体制，试图重新获取对外开战权，重建“先发制人”的军事力量以及反攻倒算的逆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高瞻远瞩，更需要中国大众了解东京审判，而本书正是认识东京审判、了解历史真相的最佳选择。正如梅法官铿锵所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英雄于无声处，秉持正义之剑。丧钟为谁而鸣，历史发人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