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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传》和《伊利亚特》是中西文化在最纯粹的最直接的产物，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所代表的正是最正统的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特点。两者在战争描写过程中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前者，始终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众多的战争的描写中注重群体思想，推崇礼的思想，因果循环的思想始终存在。后者，对于战争的根源始终围绕各自的利益中，战争以掠夺为目的，在细节上坚持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性与前者的传统性有明显的差异。通过比较，可以在学习不同文本运用不同的方式，更好地体会和掌握。
【关键词】战争 比较 文化内涵 个人主义 传统思想
前 言
《左传》和《伊利亚特》是中西文化在最纯粹的最直接的产物，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所代表的正是最正统的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特点。关于这两部跨度巨大的作品，前人之论述并不少见。本文的独特视角在于从战争要素出发将二者并置比较。之所以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 二者都对战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其二， 二者均对思想在战争方面的影响有所体现。虽然这种将两者进行并置比较的做法存在很大的空间与文本的跨度，然而这种比较的跨越性本身并不妨碍对二者对战争进行深度分析比较的可能性，诚如著名学者饶芃子所言：“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可比的文论在中国和西方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比论比较的根本特性就是它的跨越性，在不同背景下的文学既是可比的，但是又是异质的，异质性是对它们的挑战，我们正是着眼于这种“异”来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性。
1 战争动机比较
1.1《左传》战争动机分析
对于战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成公十三年刘康公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代表了作者对于战争在国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国家大事除了祭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战争。从《左传》所记的几百次战争来看，大吞小、强凌弱的战争不在少数。但是，绝大部分的战争尤其是十几次大战，无不为争霸而起，为争霸而战。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在韩原打败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晋国的阴饴甥认为秦国能使“服才怀德，二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战争还未开始，晋国的先轸便清楚地意识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所以城濮之战，晋文公“一战而霸”，成为后代崇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见，战争作为争霸政治的主要手段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之中是非常明确的。
襄公二十七年，晋、楚等国经过多年的争霸战争，终于握手言和，在宋国向戌的奔走撮合之下召开了弭兵大会。虽然如此，大国对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各国对于保持自己的武力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意识仍然十分明确。宋国的子罕的一番话，很能代表这种思想意识：
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
而在邲之战后，楚庄王打败了晋军，奠定了霸主的地位。但是他却反对筑“京观” 以炫耀武功，并且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楚庄王的话意思很清楚，战争并不是目的：武之七德之中，禁暴、戢兵，就是指消弭战争。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才能达到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目的。这里对于战争的解释就是以战争消灭战争。作者对由此思想的楚庄王也给予了肯定。
1.2《伊利亚特》战争动机分析
在世界各国史诗中，为抢夺妇女而战是常见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为了某一人的妻子两个部族会争斗不止呢？对此有的研究者已做过分析，认为“战争—美女的关系从根本上反映着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战争的掠夺性质”。很明显，在《伊利亚特》中，特洛伊战争长达十年，如果说无数希腊人仅仅为了别人的妻子而远离家乡奋身疆场，有些讲不通，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希腊人想借战争从邻邦那里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物。阿伽门农那关着美女的帐篷里还有抢来的黄金、青铜等物；狄墨俄得斯和俄底修斯某一夜出去本是侦察敌情，但看到有机可乘，便又是抓战俘，又是抢器械，还赶了一群马回来。同样，帕里斯在拐走海伦时也没忘记带走大批财富。因此，我们说海伦并不是冲突爆发的实质原因，而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而已，背后的物质利益才是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经济根源是战争的唯一起因。
为什么史诗偏偏选中女人作为战争的引线呢？我们认为背后还有道德上的动因。摩尔根把人类史分为三个阶段：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的有三种婚姻制度：群婚制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而一夫一妻制是与现代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史诗中的民族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上了，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一个标志便成了当时希腊族婚姻制度的基本形式。当然这种婚姻形式与奴隶制并生，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妻子既是丈夫的私有物，也是丈夫精神和人格的象征，不允许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维护丈夫对妇女的所有权，保持妇女贞节便成了一条严格的社会道德规范，谁触犯它，就必然引起公愤。所以当希腊人听说自己某部落的首领的妻子被拐走时，便把它看作是对希腊人最大的侮辱，墨涅拉俄斯和阿伽门农一呼而百应。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雪耻时并没有其他动机。相反，他们最根本的动机还是掠夺占有财产和奴隶，只不过雪耻是此时最有力的爆发点而已。对对方的财富的觊觎不是一天两天了，直到此时才群起而动，可见这类事件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多大的震颤，道德的感召力有多强。 2 战争中人物的描写
2.1《伊利亚特》人物的描写
作为史诗，《伊利亚特》对人物的描写相当详尽，刻画十分细腻。
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荷马没有写到海伦与帕里斯的相遇，没有写到希腊诸国如何发兵，没有写十年间的战事进展，没有写阿基琉斯，埃阿斯，帕里斯等人的死亡，更没有写脍炙人口的木马计与战争的结束，只是选取了战争中的这几天，以阿基琉斯的愤怒开始，到由于这种愤怒导致的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到阿基琉斯杀死赫克托尔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到阿基琉斯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最后以特洛伊人礼葬赫克托尔为结束。至此，“阿基琉斯的愤怒”所导致的后果可以说告一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的《伊利亚特》甚至可以被称为“阿基琉斯的愤怒之歌”。两次愤怒淋漓尽致的描写尽显诗人对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的把握。主角的愤怒是年轻的愤怒，是青春的愤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愤怒。如果说海伦的美丽值得一场历时十年的战争，这样的愤怒，也完全值得以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作为颂赞。在有些人眼里，这种愤怒乃是伟大的阿基琉斯最大的污点，它导致了希腊方面的惨重损失，更间接导致其至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殒命。讨厌他的人视之为“暴躁，褊狭”，为了一个女子和一时之气就全然不顾大局。正是有“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一时之气，才使阿基琉斯更加真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所谓人无完人，这样不够有优点又有缺点的阿基琉斯才完美。
2.2《左》人物的描写
《左传》对也很注重表现人物，我们来看看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的指挥者曹刿：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刿曰：“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刿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文章以对比手法来刻画曹刿，曹刿以布衣身份，从决策、战备到临场指挥，全面介入军国大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集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远远超过了“乡人”，而在战备、战略上则远远超过了位高权显的鲁庄公。
另外，长勺之战中的鲁庄公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虽然他在战场上显得有些急躁寡谋，但同时又是一个思贤若渴、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治国有方的贤明君主。可惜这一形象长期以来却被评论家们忽略或过分贬抑了。首先在齐兵压境的紧急关头，曹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求见因君，庄公竟能毫不迟疑地接见了他，而且耐心地回答了他的提问，虚心听取了他的建议，并让他随同观战，协助指挥。这里庄公不仅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曹刿，而且慧眼识人，从交谈中很快发现曹刿的过人胆识，同时大胆予以信任，为其施展才干创造条件，从而战胜了强敌。其次鲁庄公告诉曹“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也承认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之属也”的实质是人心所向，这正是战胜敌人的关键，而这一点恰恰是庄公平时兢兢业业倾心治国的结果。在战场上庄公虽然显得急躁而缺乏指挥经验，却及时采纳了曹的正确意见，终于化险为夷。长勺之战中庄公的性格确让人觉得丰富复杂而深刻。
2.3两种描写方式背后的思想差异
和有勇有谋有德的曹刿相比，阿基里斯的道德水平甚至还比不上“乡人”，因为他置身其中，却为了私人怨愤而置集体胜败于不顾。在谋略上，更是鲜有涉及。然而，曹刿却不像阿基里斯那样，喜怒哀乐尽在眼前，尽情率性。可以这么说，《伊利亚特》关注的不是战争，而是人，《左传》关注的则是事件，是宏观的国际风云，人物只是在某个点上顺便带出的，他之所以被描写，是因为他的某个特点对事件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次差异可以得出两种文明的基本精神的差异：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
中西文化在民族精神上的第二基本差异源于两种文化关于人的不同观念，尽管中西文化的价值系统中都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但对人的理解截然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吧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曹刿对战事的关心，对国家的关心，从他的言语中就可看出，他把这种关心视为一种责任，对国家、对社会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典型的义务的群体思想。
与中国不同的古希腊，在同时期形成了农业、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都已十分发达。随着工商阶层的崛起，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希腊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由此孕育出西方人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桌：“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所以非存在的尺度。”他所说的人并非仅指整个人类群体，而是已包括了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因为宙斯派赫尔美斯来决定各种关系，希望在自身中获得满足，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性来确定应当服从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的最高理想在于自我实现，也就是运用人的本性中最能真实地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因之自我实现便于理性生活相一致。黑暗时代的整个希腊文明时期都倾向于承认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个人的权利，倡导自由精神，鼓励个人创造的发展，并以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力量、智慧为最高的人格体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西方人个人中心的处世态度，他不依附家庭，也不依赖于他人，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他要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并且用自己的双手以自己的能力开辟自己的前途。” 《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个人主义者。史诗作者是希腊人，因此希腊联军中的主要英雄成为作品集中描写、讴歌的对象。但这些英雄人物的言行都很难和集体主义联系起来。尤其是最大的英雄阿基琉斯，从他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所谓“始终以部落的集体利益为主”。“他自然而又自觉地遵从部落集体利益”更不知从何谈起。作品以他的愤怒为中心，而他的愤怒可分两种：对自身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怨愤和失去亲密朋友所激起的悲愤。在史诗中这些怨愤和悲愤都纯粹是个人性的，因愤恨而产生的行为也都是个人报复行为。《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这一个人为中心线索和情节发展的依据，它所正面刻画、讴歌的英雄人物都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它将作战的动力归之于个人利益。这些描写都显示史诗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思想、赞美个人英雄的作品，个人主义是史诗中一以贯之的主体文化精神。这种描写是和当时希腊社会历史的情况一致的：个人主义是当时中古希腊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正是这样普遍的个人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个人主义是史诗整体文化精神的主旋律。只有将史诗置于个人主义的文化基调上加以考察分析，才能说明何以希腊英雄们的种种自私行为都在作品中得到赞赏乃至羡慕，才能说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渊源。
2.4 差异的根源
这两部作品在战争的描写中的这种差异，就如其代表字“中”与“西”一样的天差地别，明显的区别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这是思想的层面的差异。
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在春秋争霸时期的中国这样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立。最终的结局便是直接导致古代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事件时强调的始终是因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是大家始终能见到的。
与中国文明一样，西方文化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由简单的适应、依赖变为积极的利用、改造的进攻性关系，像古希腊罗马人较为彻底地以奴隶制扫荡了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那样，他们也较为彻底地扫荡了原始思维，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知识，即由原始思维，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即由原始混沌、物我相通的朦胧联系走向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
体现在《伊利亚特》中的就是那永远强调人的主观能力，无论是阿基琉斯还是阿伽门农，就算是赫克托耳都对现世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从主角阿基琉斯身上看到的似乎只有“随性”两字。然而就是阿基琉斯的随性，敢于命运进行抗争，敢于和自然（河神）相抗衡，一切表明，在西方的文化世界中，人类虽然生活在自然中，但物我两分的观念十分明显。
3 结论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后果与成就已是十分明显了，近代的中国不断寻求新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适合中国人的思想。中华文明的传统所谓的救世之道，我个人认为就是民族前进的障碍，如果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首先就必须完全打破这一思想垄断进而发展和寻求心得思想，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意识的新的思想体系。
西方的文化有其可取性，但这一体系也并非完美，历史形成的人的本性的原始思维也不会轻易的改变。所以要实现思想的进步绝非一时可以改变的。中华五千年的过滤才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地接纳来自外来文明的思想然后再让时间去甄别。西方的成功，有一方面就是归功于它的开放性上，而这方面我们却从未真正做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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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争 比较 文化内涵 个人主义 传统思想
前 言
《左传》和《伊利亚特》是中西文化在最纯粹的最直接的产物，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所代表的正是最正统的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特点。关于这两部跨度巨大的作品，前人之论述并不少见。本文的独特视角在于从战争要素出发将二者并置比较。之所以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 二者都对战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其二， 二者均对思想在战争方面的影响有所体现。虽然这种将两者进行并置比较的做法存在很大的空间与文本的跨度，然而这种比较的跨越性本身并不妨碍对二者对战争进行深度分析比较的可能性，诚如著名学者饶芃子所言：“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可比的文论在中国和西方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比论比较的根本特性就是它的跨越性，在不同背景下的文学既是可比的，但是又是异质的，异质性是对它们的挑战，我们正是着眼于这种“异”来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性。
1 战争动机比较
1.1《左传》战争动机分析
对于战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成公十三年刘康公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代表了作者对于战争在国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国家大事除了祭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战争。从《左传》所记的几百次战争来看，大吞小、强凌弱的战争不在少数。但是，绝大部分的战争尤其是十几次大战，无不为争霸而起，为争霸而战。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在韩原打败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晋国的阴饴甥认为秦国能使“服才怀德，二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战争还未开始，晋国的先轸便清楚地意识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所以城濮之战，晋文公“一战而霸”，成为后代崇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见，战争作为争霸政治的主要手段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之中是非常明确的。
襄公二十七年，晋、楚等国经过多年的争霸战争，终于握手言和，在宋国向戌的奔走撮合之下召开了弭兵大会。虽然如此，大国对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各国对于保持自己的武力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意识仍然十分明确。宋国的子罕的一番话，很能代表这种思想意识：
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
而在邲之战后，楚庄王打败了晋军，奠定了霸主的地位。但是他却反对筑“京观” 以炫耀武功，并且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楚庄王的话意思很清楚，战争并不是目的：武之七德之中，禁暴、戢兵，就是指消弭战争。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才能达到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目的。这里对于战争的解释就是以战争消灭战争。作者对由此思想的楚庄王也给予了肯定。
1.2《伊利亚特》战争动机分析
在世界各国史诗中，为抢夺妇女而战是常见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为了某一人的妻子两个部族会争斗不止呢？对此有的研究者已做过分析，认为“战争—美女的关系从根本上反映着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战争的掠夺性质”。很明显，在《伊利亚特》中，特洛伊战争长达十年，如果说无数希腊人仅仅为了别人的妻子而远离家乡奋身疆场，有些讲不通，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希腊人想借战争从邻邦那里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物。阿伽门农那关着美女的帐篷里还有抢来的黄金、青铜等物；狄墨俄得斯和俄底修斯某一夜出去本是侦察敌情，但看到有机可乘，便又是抓战俘，又是抢器械，还赶了一群马回来。同样，帕里斯在拐走海伦时也没忘记带走大批财富。因此，我们说海伦并不是冲突爆发的实质原因，而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而已，背后的物质利益才是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经济根源是战争的唯一起因。
为什么史诗偏偏选中女人作为战争的引线呢？我们认为背后还有道德上的动因。摩尔根把人类史分为三个阶段：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的有三种婚姻制度：群婚制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而一夫一妻制是与现代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史诗中的民族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上了，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一个标志便成了当时希腊族婚姻制度的基本形式。当然这种婚姻形式与奴隶制并生，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妻子既是丈夫的私有物，也是丈夫精神和人格的象征，不允许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维护丈夫对妇女的所有权，保持妇女贞节便成了一条严格的社会道德规范，谁触犯它，就必然引起公愤。所以当希腊人听说自己某部落的首领的妻子被拐走时，便把它看作是对希腊人最大的侮辱，墨涅拉俄斯和阿伽门农一呼而百应。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雪耻时并没有其他动机。相反，他们最根本的动机还是掠夺占有财产和奴隶，只不过雪耻是此时最有力的爆发点而已。对对方的财富的觊觎不是一天两天了，直到此时才群起而动，可见这类事件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多大的震颤，道德的感召力有多强。 2 战争中人物的描写
2.1《伊利亚特》人物的描写
作为史诗，《伊利亚特》对人物的描写相当详尽，刻画十分细腻。
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荷马没有写到海伦与帕里斯的相遇，没有写到希腊诸国如何发兵，没有写十年间的战事进展，没有写阿基琉斯，埃阿斯，帕里斯等人的死亡，更没有写脍炙人口的木马计与战争的结束，只是选取了战争中的这几天，以阿基琉斯的愤怒开始，到由于这种愤怒导致的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到阿基琉斯杀死赫克托尔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到阿基琉斯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最后以特洛伊人礼葬赫克托尔为结束。至此，“阿基琉斯的愤怒”所导致的后果可以说告一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的《伊利亚特》甚至可以被称为“阿基琉斯的愤怒之歌”。两次愤怒淋漓尽致的描写尽显诗人对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的把握。主角的愤怒是年轻的愤怒，是青春的愤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愤怒。如果说海伦的美丽值得一场历时十年的战争，这样的愤怒，也完全值得以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作为颂赞。在有些人眼里，这种愤怒乃是伟大的阿基琉斯最大的污点，它导致了希腊方面的惨重损失，更间接导致其至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殒命。讨厌他的人视之为“暴躁，褊狭”，为了一个女子和一时之气就全然不顾大局。正是有“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一时之气，才使阿基琉斯更加真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所谓人无完人，这样不够有优点又有缺点的阿基琉斯才完美。
2.2《左》人物的描写
《左传》对也很注重表现人物，我们来看看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的指挥者曹刿：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刿曰：“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刿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文章以对比手法来刻画曹刿，曹刿以布衣身份，从决策、战备到临场指挥，全面介入军国大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集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远远超过了“乡人”，而在战备、战略上则远远超过了位高权显的鲁庄公。
另外，长勺之战中的鲁庄公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虽然他在战场上显得有些急躁寡谋，但同时又是一个思贤若渴、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治国有方的贤明君主。可惜这一形象长期以来却被评论家们忽略或过分贬抑了。首先在齐兵压境的紧急关头，曹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求见因君，庄公竟能毫不迟疑地接见了他，而且耐心地回答了他的提问，虚心听取了他的建议，并让他随同观战，协助指挥。这里庄公不仅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曹刿，而且慧眼识人，从交谈中很快发现曹刿的过人胆识，同时大胆予以信任，为其施展才干创造条件，从而战胜了强敌。其次鲁庄公告诉曹“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也承认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之属也”的实质是人心所向，这正是战胜敌人的关键，而这一点恰恰是庄公平时兢兢业业倾心治国的结果。在战场上庄公虽然显得急躁而缺乏指挥经验，却及时采纳了曹的正确意见，终于化险为夷。长勺之战中庄公的性格确让人觉得丰富复杂而深刻。
2.3两种描写方式背后的思想差异
和有勇有谋有德的曹刿相比，阿基里斯的道德水平甚至还比不上“乡人”，因为他置身其中，却为了私人怨愤而置集体胜败于不顾。在谋略上，更是鲜有涉及。然而，曹刿却不像阿基里斯那样，喜怒哀乐尽在眼前，尽情率性。可以这么说，《伊利亚特》关注的不是战争，而是人，《左传》关注的则是事件，是宏观的国际风云，人物只是在某个点上顺便带出的，他之所以被描写，是因为他的某个特点对事件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次差异可以得出两种文明的基本精神的差异：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
中西文化在民族精神上的第二基本差异源于两种文化关于人的不同观念，尽管中西文化的价值系统中都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但对人的理解截然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吧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曹刿对战事的关心，对国家的关心，从他的言语中就可看出，他把这种关心视为一种责任，对国家、对社会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典型的义务的群体思想。
与中国不同的古希腊，在同时期形成了农业、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都已十分发达。随着工商阶层的崛起，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希腊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由此孕育出西方人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桌：“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所以非存在的尺度。”他所说的人并非仅指整个人类群体，而是已包括了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因为宙斯派赫尔美斯来决定各种关系，希望在自身中获得满足，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性来确定应当服从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的最高理想在于自我实现，也就是运用人的本性中最能真实地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因之自我实现便于理性生活相一致。黑暗时代的整个希腊文明时期都倾向于承认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个人的权利，倡导自由精神，鼓励个人创造的发展，并以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力量、智慧为最高的人格体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西方人个人中心的处世态度，他不依附家庭，也不依赖于他人，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他要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并且用自己的双手以自己的能力开辟自己的前途。” 《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个人主义者。史诗作者是希腊人，因此希腊联军中的主要英雄成为作品集中描写、讴歌的对象。但这些英雄人物的言行都很难和集体主义联系起来。尤其是最大的英雄阿基琉斯，从他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所谓“始终以部落的集体利益为主”。“他自然而又自觉地遵从部落集体利益”更不知从何谈起。作品以他的愤怒为中心，而他的愤怒可分两种：对自身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怨愤和失去亲密朋友所激起的悲愤。在史诗中这些怨愤和悲愤都纯粹是个人性的，因愤恨而产生的行为也都是个人报复行为。《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这一个人为中心线索和情节发展的依据，它所正面刻画、讴歌的英雄人物都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它将作战的动力归之于个人利益。这些描写都显示史诗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思想、赞美个人英雄的作品，个人主义是史诗中一以贯之的主体文化精神。这种描写是和当时希腊社会历史的情况一致的：个人主义是当时中古希腊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正是这样普遍的个人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个人主义是史诗整体文化精神的主旋律。只有将史诗置于个人主义的文化基调上加以考察分析，才能说明何以希腊英雄们的种种自私行为都在作品中得到赞赏乃至羡慕，才能说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渊源。
2.4 差异的根源
这两部作品在战争的描写中的这种差异，就如其代表字“中”与“西”一样的天差地别，明显的区别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这是思想的层面的差异。
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在春秋争霸时期的中国这样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立。最终的结局便是直接导致古代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事件时强调的始终是因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是大家始终能见到的。
与中国文明一样，西方文化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由简单的适应、依赖变为积极的利用、改造的进攻性关系，像古希腊罗马人较为彻底地以奴隶制扫荡了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那样，他们也较为彻底地扫荡了原始思维，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知识，即由原始思维，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即由原始混沌、物我相通的朦胧联系走向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
体现在《伊利亚特》中的就是那永远强调人的主观能力，无论是阿基琉斯还是阿伽门农，就算是赫克托耳都对现世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从主角阿基琉斯身上看到的似乎只有“随性”两字。然而就是阿基琉斯的随性，敢于命运进行抗争，敢于和自然（河神）相抗衡，一切表明，在西方的文化世界中，人类虽然生活在自然中，但物我两分的观念十分明显。
3 结论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后果与成就已是十分明显了，近代的中国不断寻求新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适合中国人的思想。中华文明的传统所谓的救世之道，我个人认为就是民族前进的障碍，如果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首先就必须完全打破这一思想垄断进而发展和寻求心得思想，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意识的新的思想体系。
西方的文化有其可取性，但这一体系也并非完美，历史形成的人的本性的原始思维也不会轻易的改变。所以要实现思想的进步绝非一时可以改变的。中华五千年的过滤才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地接纳来自外来文明的思想然后再让时间去甄别。西方的成功，有一方面就是归功于它的开放性上，而这方面我们却从未真正做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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