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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安全、隐私保护无疑是未来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应用最需加强的两个方面。但如何协调银行、商家、电信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如何在立法上明确各方的责任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从1月开始，快的和嘀嘀两家打车软件不断推出补贴，通过烧钱大战占据打车市场。但到了3月4日，快的宣布乘客补贴下调至每单5元，每天2单。3月10日，嘀嘀也宣布乘客微信支付补贴调整为随机减免5至10元。
不过补贴的降温并未使打车软件淡出公众视野。3月10日，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被纳入强生公司的出租车电调平台，而到3月底，还将与大众、锦江、海博三大出租运营商完成平台上的技术对接。这意味着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从此被“招安”了。但无论是补贴下降，还是被收编，似乎都不能平息这场关于“打车软件”的争议……
互联网巨头争夺打车市场
2013年底，一场烧钱大战蔓延了打车市场，烧钱双方分别是嘀嘀打车与快的打车，二者背后分别是腾讯与阿里巴巴。据统计，二者宣称的投入补贴已超过19亿元，这使得打车软件成为了2013年至 2014年烧钱最厉害的移动互联网领域。
“从O2O的角度来说，打车软件是一个先行领域，同时与其他应用（如手机地图、旅游平台、餐饮娱乐）相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可以说，腾讯和阿里巴巴通过‘烧钱大战’，想要的不仅是打车软件市场，更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告诉《方圆》记者。
虽然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被收编了，但并不妨碍“闭环”的完成，最主要的一点原因是，被招安的是打车软件本身，而最为主要的“移动支付入口”被保留了。只要“入口还在”，无碍于“闭环大业”。
“如果有一天你出门吃饭，打车用嘀嘀，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餐厅的照片，吃完饭结账用微信支付，打车回家再用嘀嘀，那么你整个消费活动只与腾讯发生联系。这就是腾讯想要完成的‘闭环’。”资深互联网从业人员罗宇（化名）告诉记者。
“以阿里巴巴为例，它就已经基本完成购物的闭环了。我们先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商品的推荐，然后通过微博链接转到淘宝的页面，点击下单后用支付宝付款，到以后甚至可以用它们自己的菜鸟网来送货，这就是一个完整的O2O模式。”据李易分析，“将来这两个打车软件不会单独地存在，比如快的打车，它很可能会整合到阿里巴巴里，虽然目前的烧钱看起来是两家打车软件的竞争，但最后软件一定会被收编到互联网巨头的手中，进而形成一个‘出行-娱乐活动-回家’的另一个‘闭环’。”
从盈利的角度看，看似免费的“移动支付”钱包，其实可以给阿里巴巴或是腾讯带来不菲的利益。根据海通证券的分析，“第三方支付”盈利模式主要来源于4部分，收单手续费、备份金利息、预付卡和平台建立带来潜在收益。客户在使用虚拟账户消费转账过程中，会在备付金账户内沉淀出一定规模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的利息收入归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有。但第三方支付机构并不能够对备付金账户中的资金随意处置，只能存活期或最长一年的定期存款，因此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只能获得活期利息收入。
罗宇认为，如果你正在享用打车软件的“免费的午餐”，你就成了移动支付的“钱包”。
“此外，腾讯和阿里烧钱大战，‘大数据’亦是其目的之一，自打车软件推广以来，线上客户不断增加带来‘大数据’。阿里和腾讯可以通过这些用户的网络足迹分析出其娱乐、购物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从而有的放矢地展开商业攻势。”罗宇说。
“二马”最近频繁的动作似乎是印证这些判断的最好例证：腾讯日前与大众点评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入股京东15%；阿里巴巴则在多个平台出击，比如在餐饮领域推出“淘点点”，在服装领域推出“微淘”。李易认为，对于“二马”来说，打车软件只是帮助他们完成O2O布局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包揽整个移动互联网市场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烧钱大战伤害打车行业？
烧钱大战是否真的能为两大巨头包揽庞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尚未可知，但烧钱大战点燃的争议却一点都不少。比如不少司机忙于应付打车软件的订单，从客观上增加了扬招打的的难度；而使用打车软件的以年轻人居多，这样就使得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特殊消费群体（比如老年人等）难以顺利打到车；还有一些司机师傅为了获取更多的订单，在出租车上装两个打车软件，不停刷单而影响行驶安全。
打车软件遭受人们争议最多的地方则是在“烧钱买用户”行为和影响市场方面。阿里巴巴支付宝的工作人员王洲（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先以蝇头小利来吸引用户，培养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的习惯，然后再从商家和你身上赚钱，这是互联网行业很成熟的案例。不仅是中国老百姓，在全世界的老百姓对占便宜这事儿都是趋之若鹜的。”
但是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很多打车软件用户表示，如果补贴取消后，将不会频繁使用打车软件。“有补贴之后，我经常打车回家，如果以后补贴取消了，我可能还是会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吧。”在东直门附近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商务部电商和信息化司副司长张沛东也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表示，打车软件“花钱买用户”营销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这场烧钱大战背后其实暗藏危机。李易说，由于各大互聯网巨头涉及的领域错综复杂，利益相关，大家都想做成全产业链的模式，形成自己巨大的“互联网帝国”。如果政府像过去一样放纵互联网野蛮生长，遵守“丛林法则”的话，互联网创业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扼杀。像之前的摇摇、大黄蜂，作为打车软件第一批先行者，在嘀嘀和快的疯狂“烧钱”中成了炮灰。
其实，烧钱大战已经在互联网行业造成了“尸横遍野”的景象。“去年本来是有二十多家企业在做打车软件，如果腾讯和阿里不拼补贴，这些软件就可以进行自由的创新，极有可能创造出对用户更优的体验。可惜现在只有两家了，软件已无创新之处。创新不是用钱创出来的。”罗宇告诉记者，“竞争也要讲究策略和规则，目前两大公司的竞争越来越像价格战，这未必是好事。比如京东、当当、移动和联通都曾发起过价格战，有些企业因此严重损伤了元气，继而让全行业蒙上阴影，继而顾客也未必长期获益。目前，打车软件的竞争也在滋生一些弊端，靠补贴抢客户恐怕也不是长远之计。” 随着打车软件的“火爆”，除了以上种种问题，其他安全隐患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大部分人不仅享受着打车软件的补贴，更享受着司机的“专属服务”时，有的乘客用软件招来了“黑车”，有的乘客因手机支付不成功而被司机索要补贴，还有人担心绑定银行卡不安全、私人信息会被泄露……
火热背后有风险
乘客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打车软件前方“烧钱正旺”，后方“大院起火”。用户们疯狂用补贴，司机们疯狂抢单，使得打车软件后台系统的压力也大幅度提升，导致嘀嘀和快的两个软件相继“崩溃”。2月18日，嘀嘀系统瘫痪，无法使用微信支付；快的则出现定位乘客位置故障等问题。处于升级中的两个软件，背后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
“在安全漏洞方面，打车软件的情况已经比去年好很多了，尤其是腾讯和阿里两大巨头加入进来后，用户的移动支付和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李易提醒广大消费者，虽然用手机进行的是小额支付，但现在黑客水平高，钓鱼软件增多，不可否认，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用户已经受到了切实的利益损失，用户、移动支付、打车软件这三方的归责与界定是不清楚的。
无论是嘀嘀和快的，在进行移动支付时都牵涉到个人姓名、手机号、银行卡号等许多个人信息，这不仅涉及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还关系着用户银行卡的资金安全。
从用户信息安全来说，第三方支付都有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其中规定需运用各种安全技术和程序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但因用户管理不善可能导致的遭受盗号或密码失窃，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打车软件通过移动支付来付费，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付费的渠道就有义务来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北京市昌平法院的刘法官告诉记者，“如果用户认为自己被第三方泄露或倒卖了个人信息，这就牵涉到证据问题。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途径其实很多，也很难证明，比如你去工行办银行卡，填写了身份证号、工作、居住地址等许多个人信息，也可能会泄露你的隐私。通常，用户无法证明侵权行为是谁造成的。而证明责任的分配主要看过错、因果关系，如果用户状告第三方侵权，而证明不了侵权人是谁，像这种没有证据证明侵权方的侵权行为的情况，在法院可能连立案都很难立上。”
刘法官认为，这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侵权行为的情况，用户维权最好通过消费者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等途径，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的证据，进行群体性诉讼。单靠个人举证是很难成功的。在国外，很多消费者也是以“群体对群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
从用户资金安全的角度看，用户也面临法律上的障碍。以微信支付为例，《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提到，微信支付是由深圳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根据协议，财付通公司在接到用户通知之前，对第三人使用微信支付已发生效力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对于被诈骗或被恶意软件非法划款的用户来说，财付通公司也不对经济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对此，北京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德良说：“对于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发生的纠纷，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传统上，消费者在消费时遭受损害可以要求商家赔偿，但是能不能直接应用在网络支付上，学者关注得比较少，对纠纷性质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分歧。我个人认为和传统商家一样，网络、移动支付的商家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未来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支付风险的责任分配。”
“如果移动支付用户遭受了资金上的损失，一般可以通过合同条款进行维权。以腾讯为例，用户和公司之间是有契约关系的，如果是由腾讯本身疏忽导致的漏洞，且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通常责任义务，即谨慎义务时，腾讯就需要承担责任。”刘法官也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有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
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亟须迎头赶上
烧钱大战这把“火”的火势越来越大，价外加价、运营途中操作打车软件抢活带来安全隐患、市民路边扬招越来越难……这些竞争带来的弊端也引起了地方监管部门的关注。
2月20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布打车软件“限装令”——每辆出租车只允许安装一个手机叫车终端，而对于手机里装了几个软件并无限制。尔后，上海市交港局规定早晚高峰时段出租车严禁使用打车软件提供约车服务。
这些刚出台的规定无疑是这把“火”的降温剂。但北京市交通委的规定也引发了另一场争议，限制打车软件合法吗？打车软件该怎么管？
“从行政法角度看，可能很多人会问，打车软件应该是由市场来解决的问题，政府出台这么些限制规定是否是滥用权力呢？我认为，在市场和公共安权同时面临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介入来解决问题，不能把事关公共安全的事情完全交给市场，这也是政府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国际关系学院行政法教授毕雁英告诉《方圆》记者，打车软件事关公共安全，规定的出台合法合理。
毕雁英说：“这些规定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合情理。因此政府也有责任想办法来解决因限制打车软件造成的困难。只有在管理和技术上有更多更细致的改进，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人群需求。”
“最近有传言说腾讯和阿里巴巴要坐下来‘喝杯茶’，但我认为他们喝茶谈合作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如果两大巨头联合，就很可能会形成市场的垄断，这就涉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李易说，我国互聯网产业已经到了一定的“深水区”，不再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了。打车软件的竞争应当回归理性，不仅要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更要有政府的“有形之手”主动参与。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两会”时所说，对于手机招车软件，我们总体上是支持和鼓励发展的，但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下一步，交通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规范手机招车软件发展的指导性政策，规范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
北京、上海等监管措施的出台，不仅是为了让打车软件真正发挥作用，缓解打车难的问题，为乘客提供切实的便利；更是为了对有损市场公平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和管理，堵住政府监管上的空白，消除潜在的法律风险，让打车市场健康、合理、有序地生长。
无论是嘀嘀与快的的“价格乱战”，还是用户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都不能任由这把“火”肆无忌惮地烧下去了。因此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决不能落伍，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亟须迎头赶上。
从1月开始，快的和嘀嘀两家打车软件不断推出补贴，通过烧钱大战占据打车市场。但到了3月4日，快的宣布乘客补贴下调至每单5元，每天2单。3月10日，嘀嘀也宣布乘客微信支付补贴调整为随机减免5至10元。
不过补贴的降温并未使打车软件淡出公众视野。3月10日，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被纳入强生公司的出租车电调平台，而到3月底，还将与大众、锦江、海博三大出租运营商完成平台上的技术对接。这意味着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从此被“招安”了。但无论是补贴下降，还是被收编，似乎都不能平息这场关于“打车软件”的争议……
互联网巨头争夺打车市场
2013年底，一场烧钱大战蔓延了打车市场，烧钱双方分别是嘀嘀打车与快的打车，二者背后分别是腾讯与阿里巴巴。据统计，二者宣称的投入补贴已超过19亿元，这使得打车软件成为了2013年至 2014年烧钱最厉害的移动互联网领域。
“从O2O的角度来说，打车软件是一个先行领域，同时与其他应用（如手机地图、旅游平台、餐饮娱乐）相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可以说，腾讯和阿里巴巴通过‘烧钱大战’，想要的不仅是打车软件市场，更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告诉《方圆》记者。
虽然上海嘀嘀、快的两大软件被收编了，但并不妨碍“闭环”的完成，最主要的一点原因是，被招安的是打车软件本身，而最为主要的“移动支付入口”被保留了。只要“入口还在”，无碍于“闭环大业”。
“如果有一天你出门吃饭，打车用嘀嘀，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餐厅的照片，吃完饭结账用微信支付，打车回家再用嘀嘀，那么你整个消费活动只与腾讯发生联系。这就是腾讯想要完成的‘闭环’。”资深互联网从业人员罗宇（化名）告诉记者。
“以阿里巴巴为例，它就已经基本完成购物的闭环了。我们先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商品的推荐，然后通过微博链接转到淘宝的页面，点击下单后用支付宝付款，到以后甚至可以用它们自己的菜鸟网来送货，这就是一个完整的O2O模式。”据李易分析，“将来这两个打车软件不会单独地存在，比如快的打车，它很可能会整合到阿里巴巴里，虽然目前的烧钱看起来是两家打车软件的竞争，但最后软件一定会被收编到互联网巨头的手中，进而形成一个‘出行-娱乐活动-回家’的另一个‘闭环’。”
从盈利的角度看，看似免费的“移动支付”钱包，其实可以给阿里巴巴或是腾讯带来不菲的利益。根据海通证券的分析，“第三方支付”盈利模式主要来源于4部分，收单手续费、备份金利息、预付卡和平台建立带来潜在收益。客户在使用虚拟账户消费转账过程中，会在备付金账户内沉淀出一定规模的资金。这部分资金的利息收入归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有。但第三方支付机构并不能够对备付金账户中的资金随意处置，只能存活期或最长一年的定期存款，因此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只能获得活期利息收入。
罗宇认为，如果你正在享用打车软件的“免费的午餐”，你就成了移动支付的“钱包”。
“此外，腾讯和阿里烧钱大战，‘大数据’亦是其目的之一，自打车软件推广以来，线上客户不断增加带来‘大数据’。阿里和腾讯可以通过这些用户的网络足迹分析出其娱乐、购物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从而有的放矢地展开商业攻势。”罗宇说。
“二马”最近频繁的动作似乎是印证这些判断的最好例证：腾讯日前与大众点评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入股京东15%；阿里巴巴则在多个平台出击，比如在餐饮领域推出“淘点点”，在服装领域推出“微淘”。李易认为，对于“二马”来说，打车软件只是帮助他们完成O2O布局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包揽整个移动互联网市场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烧钱大战伤害打车行业？
烧钱大战是否真的能为两大巨头包揽庞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尚未可知，但烧钱大战点燃的争议却一点都不少。比如不少司机忙于应付打车软件的订单，从客观上增加了扬招打的的难度；而使用打车软件的以年轻人居多，这样就使得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特殊消费群体（比如老年人等）难以顺利打到车；还有一些司机师傅为了获取更多的订单，在出租车上装两个打车软件，不停刷单而影响行驶安全。
打车软件遭受人们争议最多的地方则是在“烧钱买用户”行为和影响市场方面。阿里巴巴支付宝的工作人员王洲（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先以蝇头小利来吸引用户，培养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的习惯，然后再从商家和你身上赚钱，这是互联网行业很成熟的案例。不仅是中国老百姓，在全世界的老百姓对占便宜这事儿都是趋之若鹜的。”
但是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很多打车软件用户表示，如果补贴取消后，将不会频繁使用打车软件。“有补贴之后，我经常打车回家，如果以后补贴取消了，我可能还是会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吧。”在东直门附近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商务部电商和信息化司副司长张沛东也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表示，打车软件“花钱买用户”营销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这场烧钱大战背后其实暗藏危机。李易说，由于各大互聯网巨头涉及的领域错综复杂，利益相关，大家都想做成全产业链的模式，形成自己巨大的“互联网帝国”。如果政府像过去一样放纵互联网野蛮生长，遵守“丛林法则”的话，互联网创业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扼杀。像之前的摇摇、大黄蜂，作为打车软件第一批先行者，在嘀嘀和快的疯狂“烧钱”中成了炮灰。
其实，烧钱大战已经在互联网行业造成了“尸横遍野”的景象。“去年本来是有二十多家企业在做打车软件，如果腾讯和阿里不拼补贴，这些软件就可以进行自由的创新，极有可能创造出对用户更优的体验。可惜现在只有两家了，软件已无创新之处。创新不是用钱创出来的。”罗宇告诉记者，“竞争也要讲究策略和规则，目前两大公司的竞争越来越像价格战，这未必是好事。比如京东、当当、移动和联通都曾发起过价格战，有些企业因此严重损伤了元气，继而让全行业蒙上阴影，继而顾客也未必长期获益。目前，打车软件的竞争也在滋生一些弊端，靠补贴抢客户恐怕也不是长远之计。” 随着打车软件的“火爆”，除了以上种种问题，其他安全隐患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大部分人不仅享受着打车软件的补贴，更享受着司机的“专属服务”时，有的乘客用软件招来了“黑车”，有的乘客因手机支付不成功而被司机索要补贴，还有人担心绑定银行卡不安全、私人信息会被泄露……
火热背后有风险
乘客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打车软件前方“烧钱正旺”，后方“大院起火”。用户们疯狂用补贴，司机们疯狂抢单，使得打车软件后台系统的压力也大幅度提升，导致嘀嘀和快的两个软件相继“崩溃”。2月18日，嘀嘀系统瘫痪，无法使用微信支付；快的则出现定位乘客位置故障等问题。处于升级中的两个软件，背后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
“在安全漏洞方面，打车软件的情况已经比去年好很多了，尤其是腾讯和阿里两大巨头加入进来后，用户的移动支付和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李易提醒广大消费者，虽然用手机进行的是小额支付，但现在黑客水平高，钓鱼软件增多，不可否认，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用户已经受到了切实的利益损失，用户、移动支付、打车软件这三方的归责与界定是不清楚的。
无论是嘀嘀和快的，在进行移动支付时都牵涉到个人姓名、手机号、银行卡号等许多个人信息，这不仅涉及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还关系着用户银行卡的资金安全。
从用户信息安全来说，第三方支付都有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其中规定需运用各种安全技术和程序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但因用户管理不善可能导致的遭受盗号或密码失窃，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打车软件通过移动支付来付费，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付费的渠道就有义务来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北京市昌平法院的刘法官告诉记者，“如果用户认为自己被第三方泄露或倒卖了个人信息，这就牵涉到证据问题。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途径其实很多，也很难证明，比如你去工行办银行卡，填写了身份证号、工作、居住地址等许多个人信息，也可能会泄露你的隐私。通常，用户无法证明侵权行为是谁造成的。而证明责任的分配主要看过错、因果关系，如果用户状告第三方侵权，而证明不了侵权人是谁，像这种没有证据证明侵权方的侵权行为的情况，在法院可能连立案都很难立上。”
刘法官认为，这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侵权行为的情况，用户维权最好通过消费者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等途径，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的证据，进行群体性诉讼。单靠个人举证是很难成功的。在国外，很多消费者也是以“群体对群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
从用户资金安全的角度看，用户也面临法律上的障碍。以微信支付为例，《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提到，微信支付是由深圳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根据协议，财付通公司在接到用户通知之前，对第三人使用微信支付已发生效力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对于被诈骗或被恶意软件非法划款的用户来说，财付通公司也不对经济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对此，北京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德良说：“对于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发生的纠纷，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传统上，消费者在消费时遭受损害可以要求商家赔偿，但是能不能直接应用在网络支付上，学者关注得比较少，对纠纷性质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分歧。我个人认为和传统商家一样，网络、移动支付的商家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未来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支付风险的责任分配。”
“如果移动支付用户遭受了资金上的损失，一般可以通过合同条款进行维权。以腾讯为例，用户和公司之间是有契约关系的，如果是由腾讯本身疏忽导致的漏洞，且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通常责任义务，即谨慎义务时，腾讯就需要承担责任。”刘法官也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有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
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亟须迎头赶上
烧钱大战这把“火”的火势越来越大，价外加价、运营途中操作打车软件抢活带来安全隐患、市民路边扬招越来越难……这些竞争带来的弊端也引起了地方监管部门的关注。
2月20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布打车软件“限装令”——每辆出租车只允许安装一个手机叫车终端，而对于手机里装了几个软件并无限制。尔后，上海市交港局规定早晚高峰时段出租车严禁使用打车软件提供约车服务。
这些刚出台的规定无疑是这把“火”的降温剂。但北京市交通委的规定也引发了另一场争议，限制打车软件合法吗？打车软件该怎么管？
“从行政法角度看，可能很多人会问，打车软件应该是由市场来解决的问题，政府出台这么些限制规定是否是滥用权力呢？我认为，在市场和公共安权同时面临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介入来解决问题，不能把事关公共安全的事情完全交给市场，这也是政府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国际关系学院行政法教授毕雁英告诉《方圆》记者，打车软件事关公共安全，规定的出台合法合理。
毕雁英说：“这些规定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合情理。因此政府也有责任想办法来解决因限制打车软件造成的困难。只有在管理和技术上有更多更细致的改进，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人群需求。”
“最近有传言说腾讯和阿里巴巴要坐下来‘喝杯茶’，但我认为他们喝茶谈合作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如果两大巨头联合，就很可能会形成市场的垄断，这就涉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李易说，我国互聯网产业已经到了一定的“深水区”，不再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了。打车软件的竞争应当回归理性，不仅要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更要有政府的“有形之手”主动参与。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两会”时所说，对于手机招车软件，我们总体上是支持和鼓励发展的，但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下一步，交通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规范手机招车软件发展的指导性政策，规范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
北京、上海等监管措施的出台，不仅是为了让打车软件真正发挥作用，缓解打车难的问题，为乘客提供切实的便利；更是为了对有损市场公平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和管理，堵住政府监管上的空白，消除潜在的法律风险，让打车市场健康、合理、有序地生长。
无论是嘀嘀与快的的“价格乱战”，还是用户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都不能任由这把“火”肆无忌惮地烧下去了。因此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决不能落伍，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亟须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