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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我在香港采访黄霑。他那时已身患癌症，却丝毫不露病态，说说笑笑，好大声！他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做广告出身，写过2000多首流行歌曲，30多本书。邓丽君唱过的《忘记他》是黄霑写的第一首歌。这首歌被收录在邓丽君台北墓地的留声机里，可由访客点播。忘记他实际是忘不了他，黄霑说这也正是他怀念斯人的心情。
　　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插曲《沧海一声笑》也是黄霑的代表作。歌中的一分豪放，一分沧桑，写出了中年时的黄霑表面嘻嘻哈哈，内心悲凉沉郁的味道。
　　他对我说：“我常常有寂寞的感觉，人越多越热闹，这种感觉越强烈。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无线电视台的大录影棚里，其他人都走了，灯还亮着，很冷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棚有太多故事要说给我听。繁荣是过眼烟云，色即是空。我看了20年的佛经，在空山灵雨的地方都没有的感悟，那一刻有了。从前一个农夫在田里一天见不到一个人，却与天地相伴，并不孤独；现代人很拥挤，却常常寂寞，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我无言以对，他似乎也不需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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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西多·多明戈有他的答案。他从16岁开始，到70岁，演出3400多场，饰演过126个不同的歌剧角色，还是指挥、歌剧院的管理者、声乐教育家，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他与帕瓦罗蒂、卡雷拉斯联袂演出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让许多不进歌剧院的人领略了歌剧的魅力。在这三位男高音中又数多明戈艺术造诣最全面，扮演的角色最多，演出的场次最多。

　　1991年在维也纳，他主演《奥赛罗》后返场101次，到最后他和其他演员干脆坐在了舞台上，向台下欢呼不已的观众无奈地摊着手。
　　如此高产的艺术家每年只有10天左右的假期，他的名言是：“如果我休息，就会生锈。”
　　2009年我采访他时，他前一天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因为饮食和时差一夜没睡，但接下来的排练和演出，他却没有丝毫怠慢。等到观众离去，他还在与团队开会商量接下来的行程。
　　“这说明我接受了挑战，一生都在剧院度过。艺术给了我最大的幸福，有些角色甚至给了我面对死亡的力量。”
　　“那你有没有站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我把黄霑当年问我的问题抛给他。
　　“当然。当我独自站在空旷的舞台上，我的第一直觉就是要唱点什么。听见自己的声音，知道自己还能唱歌，那感觉太美妙了。当我要离开某个城市时，我总是在演出结束后独自站在舞台上，唱上几句，确保我还有机会回来演出！”
　　他究竟会唱到什么时候？他说：“不会比该唱的少唱一天，也不会比能唱的多唱一天。”多明戈，真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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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唯一能与多明戈相提并论的超级劳模是席琳·迪翁。我采访她时正是她即将结束在拉斯维加斯5年的驻场演出之时。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周五场演出，同样的曲目、同样的高音、同样的激情，是怎么做到的。这要求身体有运动员般的强健，要求精神与意志有苦行僧般的自我约束。要求你是个超人。对，超人。席琳却认为这是可以达成的目标，“就像你每一次亲吻自己所爱的人，你会厌倦吗？”嗯，两口子也可能闹别扭啊！我心里暗想。她好像读出了我的潜台词。
　　“设想那是你的孩子，他一天天长大，每天带给你惊喜，你会厌倦吗？”嗯，既然说起做母亲的事，好吧，我同意。
　　“我的大多数歌曲是关于爱的，它们必须来自我生命中的经历。只有我心中有爱，才能怀着如此大的信念和激情去演唱。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的朋友，我对他们的情感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爱让席琳勇敢，她爱上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的经纪人雷诺，并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爱让席琳坚强，当雷诺患上癌症，她在丈夫的坚持下，一场接一场地完成了环球巡演的承诺；爱让席琳忍耐，尝试6年人工受孕，经历了一次次希望和失望，终于有了儿子，2010年再次生育一对双胞胎。
　　当我问她是否想过有一天离开舞台的日子，她盯着我的眼睛，略带神秘地说：“我有我的根基。生活就像一把梯子，人们都以为我在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他们有所不知，我实际上在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回到了我的根基——那些爱我、我爱的人当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坚强而踏实。”
　　对于演员来说，观众的存在带来表演的欲望，好演員大多是人来疯。没有演员是不在乎观众的，即使那些外表冰冷甚至不屑的，内心里也渴望获得喝彩。这既是这个职业的强大之处，也是它的脆弱之处。观众少或没有观众时，演员只能与自我还有角色共处，互为镜子，有对影成三人的妙处。我认为此时的他更接近纯粹，故常以“站在空空的舞台”相问，并以为只有坦然自处的演员才有足够的气场构筑内心的舞台。观众常常不自觉地被这种演员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