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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正好在他指挥了一场推翻“民族主义”苏加诺的武装政变之后三十二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在由傀儡式的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选举，宣誓就职时，说了下面这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将不会再享有我们在过去这四分之一以上世纪里所经历的那种经济增长。”在新英格兰的工厂小镇，宾夕法尼亚和比利时的煤钢地带，澳大利亚的鬼域与美国西部曾用过这种语言，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来了又走了，只留下布满创伤的地貌和毁弃了的社会设施。这种语言促使观察者对“亚洲危机”提出两个相关问题，在当前报纸和杂志对其直接原因的分析中，很少涉及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使得世界银行过去二十年的“亚洲奇迹”成为可能？第二个问题是：苏哈托的预言不只对于印度尼西亚，也对其它“东南亚”发展中的国家是正确的吗？
在一九五○年，任何预言仅仅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奇迹”就会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人，都会被当作是一个可笑的梦想家。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的毁坏，识字率不超过百分之十。甚至过了十年之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收入比一个较大规模的美国大学也多不了多少。菲律宾的经济甚至在殖民地时代就很薄弱，又被好战的日本和美国军队蹂躏成一堆瓦砾。除了为大约四分之一人口所操的一种美国英语，这个国家没有将它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语言。暹罗(泰国旧称)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稻米出口国，甚至在一九六○年还没有有效的国家初等教育体系。马来西亚的锡与橡胶殖民地经济是衰弱的，这个殖民地曾是不列颠帝国军队与一场强悍的共产党起义作战的战场。但后来呢？
认为有四种促成“奇迹”的基本条件，也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些条件只存在于从南朝鲜到印度洋东缘的一长条资本主义国家中。
第一个条件是这个地区中冷战的特有弧形带。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它在冷战中更“热”，也没有什么地区比它“凉”得更快和更有戏剧性，这得益于北京与华盛顿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和解。美国人仅有的两场大战是在这个地带进行的，在朝鲜半岛他们被迫接受了付出不少代价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们遭受了痛苦和耻辱的失败。在“东南亚”每个重要国家中，除印度尼西亚外，都有着大规模的长期的共产党起义，而直到六十年代早期，印度尼西亚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合法存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除了马来西亚(它仍然是个有着严重的地方共产党叛乱的殖民地)，美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进行了大规模的介入。臭名昭著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就是特地为“东南亚”发明的。为了撑住这一系列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华盛顿使出各种努力创立忠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的反共政权进行典型而多样的军事统治。许多政权与美国用军事协定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在一些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基地。它的灾难只是鼓励华盛顿投入更多的人力与钱财去支持剩下的政治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接受过比这个热带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另一方面，针对莫斯科的华盛顿—北京联盟，在印度支那“陷落”后更为巩固，这意味着从七十年代后期到苏联崩溃，“东南亚”国家如其希望的那样，能够继续从华盛顿冷战的慷慨赐予中获益，又不必面对国内外的严重困难(菲律宾是个部分例外，如我们将要提到的)。这整个过程在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生。
第二个可能性的条件是这个地区在地理上正好邻近日本。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竞争中，日本在它的北方面对着沙皇国家，而欧洲人侵入东南亚并控制了中国，美国人快速跨越太平洋向前推进——阿拉斯加，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从一八九五年获取台湾和一九一○年夺得朝鲜开始，日本的统治精英们寻求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为他们的国家在东亚和“东南亚”创造一个相当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带，结果造成了中日战争在一九三七年开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底爆发，对“东南亚”大多数地区的征服，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子弹的摧毁。在战后恢复时期，旧的野心没有消失，但采取了一种本质上是经济的形式。华盛顿确信它对日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统治，并迫切想将日本经济建设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力量的柱石，因而在东京的发展道路上没有设置真正的障碍。但是在战后早期的年代里，毛泽东的中国的资本对日本是封闭的，南朝鲜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痛苦记忆也使他们绝不欢迎日本人。而“东南亚”是唯一可能利用的，因为欧洲强国现在已丧失了他们在那里的殖民堡垒。从五十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战争赔偿协定，东南亚国家用得到的资金购买日本的制成品，首先是暹罗，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同盟国；后来就是其它在日本军事统治下有着不愉快经历的新的民族国家，东京的经济迅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早期，日本已成为这个地区唯一最重要的外来投资者，包括在自然资源(木材、石油等)的开发上，以及在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东南亚是世界上一个唯一的例子，在那里两个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面深入地合作干了四十余年。后来，在美、日继续扮演资本的主要输出者的同时，韩国与台湾跟随着这些领头鹅，加强了这条源源而来的资本与技术巨流。
第三个可能性条件颇具讽刺意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毛主义者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使中国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也没能在“东南亚”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或与其竞争。只是后来在邓小平时代，这个前中央王国，用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规模巨大的绝望贫穷的农民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控制下，开始从美国、日本和欧共体、台湾，甚至韩国吸引了巨大的投资。因而在九十年代，中国终于在制成品出口上取得了超过“东南亚”的地位，这种形势似乎肯定会无限持续下去。回顾起来，“东南亚”奇迹部分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四十年非同寻常地封闭于全球市场之外的产物。
最后一个条件间接地与第三个有关。在鸦片战争与中日战争爆发之间那悲惨的衰落的一个多世纪中，几百万年轻的，绝大多数为男性并且不识字的人，离开福建与广东沿海区域，去到极缺劳动力的“东南亚”欧洲殖民地和泰国。直到这个世纪初，这些人大多数讲那些(一般而言)互相不懂的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和潮州话，很少将他们自己看作“中国人”。他们以家族，家乡的村庄或区域和语言群体自我认同。那里的环境是有利的，特别是在信佛教的泰国和信天主教的菲律宾，相互间通婚或被同化到当地人口中是常有的，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了一个鲜明的“混血”社会阶层。在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者的政策迫使他们趋向于聚群居住。但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这种形势开始改变。随着妇女从广东和福建陆续到来，用中文教学并说中国官话的学校陆续建立，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创着它的各种新趋势，因此移民社团变得更为牢固与稳定，虽然大多数移民长期一直是贫穷的——例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在泰国和马来亚构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大众——但仍有大量的人，通过艰苦工作的习惯和脱离家园造成的自由，努力在职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小商业，企业，专业人员甚至官僚。特别在荷属印度群岛，这样的人在殖民行政机构与本地人口农民大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中间阶层。
然而在同一时期，本土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东南亚”出现了，首先在菲律宾，最后是在柬埔寨，老挝，马来亚和新加坡。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头一次发现，自己经常夹在越来越种族主义的殖民政权(殖民者藐视，剥削但是也保护他们)与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把移民当作外来人和殖民者的合作者而加以蔑视，但又嫉妒其经济成就)之间。在欧洲帝国主义崩溃和战后前殖民地独立时，他们的地位更加不稳定了。殖民地的属民地位能轻易得到，但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身份就不能了。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而这些困难又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出现纠缠在一起。北京和台北都渴望吸引他们的忠诚，甚至对他们进行保护性干预，但都做不到。然而在同时，殖民主义的结束为太平洋战争之前梦想不到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机遇。
独立后总的社会趋势(虽然各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是向上攀升的“当地人”确保他们自己在政治领域的牢固地位，特别是在迅速膨胀的国家官僚机构，首先是军队和警察等领域。这种趋势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直特别明显；甚至在泰国，尽管它有大量的“华人”政治家，但很少发现一位高级军官或警察官员自认有这种血统。并且，国立大学采取公开或隐蔽地歧视“华人”政策，从而限制了“华人”从事公务领域甚至某些专业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激励了“中国”血统的人们集中他们的精力和雄心于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私人商业领域。这种趋势的极端例证是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一九九八年三月之间，没有一个被认为是“中国”血统的人成为内阁部长，高级公务员，将军，海军或空军将领；甚至在议会成员中也非常少。同时，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华人”控制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国内经济，而几乎所有围绕着苏哈托的资本家密友正是来自这个群体。这样一个“种族性”的劳动分工鼓励了大批国家官员钻空子捞好处、限制了一个有活力的“当地”企业家阶级的成长，使得被排斥的“华人”少数群体成为这个“奇迹”的真正国内动力。
这些可能性条件中有多少会持续到下个世纪早期呢？美国在冷战时代的“东南亚”的特殊投资不再可能。这些投资助长了泰国将军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七七年的暴虐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苏哈托的没有终点的“新秩序”。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已经撤走，这个国家现在与它以前的殖民地主人没有多大关系。泰国不再被视为抵抗任何事件的堡垒。甚至巨大的印度尼西亚还有它的两亿人民，现在更被当作一个麻烦而不是一个同盟者。马来西亚在位很久的总理马哈蒂尔的反西方声浪几乎在华盛顿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日本在这个地区有长久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似乎这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以一九八五年的“和解会议”(Plaza Accord)，八十年代横扫美国的反日本恐惧为标志——都已成过去。在最近这十年里，东京为摆脱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而奋斗，但大部分不成功。这个国家不能提供大量帮助来克服“东南亚”的崩溃，就是这种衰弱的证据。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政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在不久之后恢复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历史上的中心地位的机遇是很大的。它有着远远超过东南亚任何国家的资源，而在一个长时期中，它将是一个在世界市场上称雄的竞争者。因此，也许只有海外“华人”仍是一个持久的奇迹的组成部分，即使这个组成部分有着不清晰和脆弱的方面。
即使这个“奇迹”的大多数可能性条件已成过去或将成过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有关国家不会运用这段非常增长时期创造长期的、更为自立的发展基础。毕竟，德国和日本都在遭受军事失败、经济毁灭和敌国占领之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反弹为主要的经济强国。一个较贴切的比较例证是民族主义强烈的韩国。它利用美国支持的冷战和它对强大邻国的历史性恐惧获得增长的可能性，创造了一个生产世界级制成品的工业社会。有很充分的根据认为，这个国家将很快从这场崩溃中恢复过来，不久会重获大部分它在全球经济中较早时的那种作用。因而有关“东南亚”的中心问题是：在“奇迹”时代增加的资源和资产，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它的可能性条件实际上消失的时期？
即使是以一种浮浅的、扼要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也存在三个明显的调查重点：一个熟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量的发展，能促使每个国家在增值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利用；对国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关心。这些当然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对未来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人们也许会首先想到未经殖民化的泰国，它在过去三十年中以很高的增长率赶了上来。直到这次崩溃前夕，它被世界银行吹捧为所有向前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八十年代末，在所有达到进入中学年龄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实际上入学。据可靠估计，到二○○○年，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将会达到或略低于小学教育的水平。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工程师不到暹罗所需一半。职业学校不是以先进的工业技能、而是以学生团体之间野蛮的喧闹闻名。它的大学绝大多数仍属国家所有，其质量充其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也不只是因为教授和讲师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因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校园外干兼职工作或投机买卖。最后，有一个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东南亚均很明显的现象：许多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父母决定尽可能远地避开国家教育体系，将他们的儿女送到当地的“国际性”中学，并依据收入水平，将他们送到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学。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些再也不回国了，他们很少希望在祖国的教育体系中寻找一个职位。
比起马来西亚，菲律宾达到大学年龄的年轻人的在校百分比高出三倍(38％比7％)，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可悲的文凭制造厂中，几乎学不到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工业导向的“职业”教育体制。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大量的年轻人人材外流，这不只是由于英语殖民主义的有市场的遗产。在马来西亚，聪明的年轻“华人”，面对教育上和其它方面的歧视，一直以可观的数量离去。在马科斯统治的悲惨境况中，菲律宾开始了“当地”菲律宾人大批移民外国，他们中许多人有着当地大学学位，在全世界打工，做女仆、护士、酒吧侍者、妓女、汽车夫等。(他们汇回国内的外汇是菲律宾外国通货收入的最大来源)。印度尼西亚甚至更糟。教育问题是独裁性质的政权着重抓的，它通常将学生们视为危险的滋事群体，教育体制的目的是巩固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青年的创造性才智。
教育政策缺陷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多年来工业发展的主要投资者来自地区以外，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有这些人看上的是低工资、听话和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人，而日本、韩国与台湾则是为了得到低关税进入美国与欧洲市场的出口口岸。这类投资者很少有兴趣或资财进行与他们的商务没有直接需要的职业训练。并且，他们发展的制成品工厂与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的联系是很薄弱的，不如说起的是飞地的作用。事实上，富有的外国人和贫穷的当地人为出口发展型增长作了大部分实际工作。但是这种情况的持续总要依靠低工资，低技艺的劳动力阶层；任何显著的改进都会促使投资者移往如越南这样更贫穷的国家。而只要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上升，这个地区的政府很少认真和全面地考虑将来，直到崩溃前夕。
正是因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如此大地依靠外国投资启动，国内的投资者，特别是那些有着很好政治关系的人，将他们的活动集中在经济上受保护的领域：银行，不动产，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当崩溃来到时，印度尼西亚有二百多家银行，它们大多数是暖昧不清和有政治关系的，并且实际上全都处于乱七八糟的债务之中。大都市曼谷估计有七十万套房屋无人住用。马来西亚政府命令建设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但是发现它的房间大部分租不出去。苏哈托政权投资数十亿美元于飞机制造工业，但它的产品没有联邦航空局(FAA)的安全认可，几乎无人购买，就像供养了一头又一头昂贵的白象。奇迹延续很长时间，不只鼓励了统治精英，而且也鼓励了新的中产阶级，他们用高额的储蓄投入各种投机性的、非生产性的和钻空子的努力之中。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这些也许是“自然的”倾向被日本人为的低利率和这个地区的成功之间非常大的鸿沟所激励。对于“东南亚”金融家来说，在“东亚”几乎无限制的基本资金上便宜地借贷，又在国内市场上贷给别人牟取暴利是太容易了。美国要求“自由化”的压力使当地估值过高的货币与美元汇率联系起来作为条件，而世界银行一直在促进当地的股票交易，进一步加重了这些投机倾向。
在“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被认定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但是所有国家在五十年代都有着广阔的、富饶的森林和储量很大的沿海水资源。今天，菲律宾已成为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泰国的森林接近枯竭(政府禁止国内伐木业，但执行不力，并只是在近十年来才颁布)，而不择手段的泰国木材商又把他们的魔爪伸进贫穷的邻国缅甸和老挝。去年的大火毁坏了数十万公顷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森林，并毒化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南部的、数百万人赖以生活的空气。这是与苏哈托家族有联系的联合大企业贪婪的后果，它们为建设巨大的种植园，发现用焚烧的方法驱除人群，动物群和丛林是更容易的。高技术，处于有利地位的日本、韩国和其它渔业公司以牺牲贫穷的当地人为代价严重地损害了海洋环境。在产生“奇迹”的大部分时期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着巨量的石油或天然气贮藏的优势，还有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能够强行实施的各种石油价格。但是这些储藏是有限的，并一直在下降，再也不可能以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那样的规模利用。就像北部宾夕法尼亚那样。
也许过于悲观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与韩国作个比较，就很难不得出悲观的结论。“东南亚”的领导人在“奇迹年代”的作为，大部分是目光短浅，恣意挥霍，甚至是卖国的。
(郭方译待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在一九五○年，任何预言仅仅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奇迹”就会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人，都会被当作是一个可笑的梦想家。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的毁坏，识字率不超过百分之十。甚至过了十年之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收入比一个较大规模的美国大学也多不了多少。菲律宾的经济甚至在殖民地时代就很薄弱，又被好战的日本和美国军队蹂躏成一堆瓦砾。除了为大约四分之一人口所操的一种美国英语，这个国家没有将它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语言。暹罗(泰国旧称)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稻米出口国，甚至在一九六○年还没有有效的国家初等教育体系。马来西亚的锡与橡胶殖民地经济是衰弱的，这个殖民地曾是不列颠帝国军队与一场强悍的共产党起义作战的战场。但后来呢？
认为有四种促成“奇迹”的基本条件，也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些条件只存在于从南朝鲜到印度洋东缘的一长条资本主义国家中。
第一个条件是这个地区中冷战的特有弧形带。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它在冷战中更“热”，也没有什么地区比它“凉”得更快和更有戏剧性，这得益于北京与华盛顿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和解。美国人仅有的两场大战是在这个地带进行的，在朝鲜半岛他们被迫接受了付出不少代价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们遭受了痛苦和耻辱的失败。在“东南亚”每个重要国家中，除印度尼西亚外，都有着大规模的长期的共产党起义，而直到六十年代早期，印度尼西亚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合法存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除了马来西亚(它仍然是个有着严重的地方共产党叛乱的殖民地)，美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进行了大规模的介入。臭名昭著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就是特地为“东南亚”发明的。为了撑住这一系列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华盛顿使出各种努力创立忠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的反共政权进行典型而多样的军事统治。许多政权与美国用军事协定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在一些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基地。它的灾难只是鼓励华盛顿投入更多的人力与钱财去支持剩下的政治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接受过比这个热带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另一方面，针对莫斯科的华盛顿—北京联盟，在印度支那“陷落”后更为巩固，这意味着从七十年代后期到苏联崩溃，“东南亚”国家如其希望的那样，能够继续从华盛顿冷战的慷慨赐予中获益，又不必面对国内外的严重困难(菲律宾是个部分例外，如我们将要提到的)。这整个过程在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生。
第二个可能性的条件是这个地区在地理上正好邻近日本。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竞争中，日本在它的北方面对着沙皇国家，而欧洲人侵入东南亚并控制了中国，美国人快速跨越太平洋向前推进——阿拉斯加，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从一八九五年获取台湾和一九一○年夺得朝鲜开始，日本的统治精英们寻求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为他们的国家在东亚和“东南亚”创造一个相当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带，结果造成了中日战争在一九三七年开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底爆发，对“东南亚”大多数地区的征服，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子弹的摧毁。在战后恢复时期，旧的野心没有消失，但采取了一种本质上是经济的形式。华盛顿确信它对日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统治，并迫切想将日本经济建设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力量的柱石，因而在东京的发展道路上没有设置真正的障碍。但是在战后早期的年代里，毛泽东的中国的资本对日本是封闭的，南朝鲜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痛苦记忆也使他们绝不欢迎日本人。而“东南亚”是唯一可能利用的，因为欧洲强国现在已丧失了他们在那里的殖民堡垒。从五十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战争赔偿协定，东南亚国家用得到的资金购买日本的制成品，首先是暹罗，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同盟国；后来就是其它在日本军事统治下有着不愉快经历的新的民族国家，东京的经济迅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早期，日本已成为这个地区唯一最重要的外来投资者，包括在自然资源(木材、石油等)的开发上，以及在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东南亚是世界上一个唯一的例子，在那里两个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面深入地合作干了四十余年。后来，在美、日继续扮演资本的主要输出者的同时，韩国与台湾跟随着这些领头鹅，加强了这条源源而来的资本与技术巨流。
第三个可能性条件颇具讽刺意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毛主义者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使中国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也没能在“东南亚”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或与其竞争。只是后来在邓小平时代，这个前中央王国，用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规模巨大的绝望贫穷的农民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控制下，开始从美国、日本和欧共体、台湾，甚至韩国吸引了巨大的投资。因而在九十年代，中国终于在制成品出口上取得了超过“东南亚”的地位，这种形势似乎肯定会无限持续下去。回顾起来，“东南亚”奇迹部分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四十年非同寻常地封闭于全球市场之外的产物。
最后一个条件间接地与第三个有关。在鸦片战争与中日战争爆发之间那悲惨的衰落的一个多世纪中，几百万年轻的，绝大多数为男性并且不识字的人，离开福建与广东沿海区域，去到极缺劳动力的“东南亚”欧洲殖民地和泰国。直到这个世纪初，这些人大多数讲那些(一般而言)互相不懂的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和潮州话，很少将他们自己看作“中国人”。他们以家族，家乡的村庄或区域和语言群体自我认同。那里的环境是有利的，特别是在信佛教的泰国和信天主教的菲律宾，相互间通婚或被同化到当地人口中是常有的，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了一个鲜明的“混血”社会阶层。在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者的政策迫使他们趋向于聚群居住。但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这种形势开始改变。随着妇女从广东和福建陆续到来，用中文教学并说中国官话的学校陆续建立，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创着它的各种新趋势，因此移民社团变得更为牢固与稳定，虽然大多数移民长期一直是贫穷的——例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在泰国和马来亚构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大众——但仍有大量的人，通过艰苦工作的习惯和脱离家园造成的自由，努力在职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小商业，企业，专业人员甚至官僚。特别在荷属印度群岛，这样的人在殖民行政机构与本地人口农民大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中间阶层。
然而在同一时期，本土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东南亚”出现了，首先在菲律宾，最后是在柬埔寨，老挝，马来亚和新加坡。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头一次发现，自己经常夹在越来越种族主义的殖民政权(殖民者藐视，剥削但是也保护他们)与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把移民当作外来人和殖民者的合作者而加以蔑视，但又嫉妒其经济成就)之间。在欧洲帝国主义崩溃和战后前殖民地独立时，他们的地位更加不稳定了。殖民地的属民地位能轻易得到，但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身份就不能了。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而这些困难又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出现纠缠在一起。北京和台北都渴望吸引他们的忠诚，甚至对他们进行保护性干预，但都做不到。然而在同时，殖民主义的结束为太平洋战争之前梦想不到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机遇。
独立后总的社会趋势(虽然各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是向上攀升的“当地人”确保他们自己在政治领域的牢固地位，特别是在迅速膨胀的国家官僚机构，首先是军队和警察等领域。这种趋势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直特别明显；甚至在泰国，尽管它有大量的“华人”政治家，但很少发现一位高级军官或警察官员自认有这种血统。并且，国立大学采取公开或隐蔽地歧视“华人”政策，从而限制了“华人”从事公务领域甚至某些专业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激励了“中国”血统的人们集中他们的精力和雄心于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私人商业领域。这种趋势的极端例证是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一九九八年三月之间，没有一个被认为是“中国”血统的人成为内阁部长，高级公务员，将军，海军或空军将领；甚至在议会成员中也非常少。同时，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华人”控制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国内经济，而几乎所有围绕着苏哈托的资本家密友正是来自这个群体。这样一个“种族性”的劳动分工鼓励了大批国家官员钻空子捞好处、限制了一个有活力的“当地”企业家阶级的成长，使得被排斥的“华人”少数群体成为这个“奇迹”的真正国内动力。
这些可能性条件中有多少会持续到下个世纪早期呢？美国在冷战时代的“东南亚”的特殊投资不再可能。这些投资助长了泰国将军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七七年的暴虐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苏哈托的没有终点的“新秩序”。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已经撤走，这个国家现在与它以前的殖民地主人没有多大关系。泰国不再被视为抵抗任何事件的堡垒。甚至巨大的印度尼西亚还有它的两亿人民，现在更被当作一个麻烦而不是一个同盟者。马来西亚在位很久的总理马哈蒂尔的反西方声浪几乎在华盛顿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日本在这个地区有长久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似乎这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以一九八五年的“和解会议”(Plaza Accord)，八十年代横扫美国的反日本恐惧为标志——都已成过去。在最近这十年里，东京为摆脱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而奋斗，但大部分不成功。这个国家不能提供大量帮助来克服“东南亚”的崩溃，就是这种衰弱的证据。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政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在不久之后恢复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历史上的中心地位的机遇是很大的。它有着远远超过东南亚任何国家的资源，而在一个长时期中，它将是一个在世界市场上称雄的竞争者。因此，也许只有海外“华人”仍是一个持久的奇迹的组成部分，即使这个组成部分有着不清晰和脆弱的方面。
即使这个“奇迹”的大多数可能性条件已成过去或将成过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有关国家不会运用这段非常增长时期创造长期的、更为自立的发展基础。毕竟，德国和日本都在遭受军事失败、经济毁灭和敌国占领之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反弹为主要的经济强国。一个较贴切的比较例证是民族主义强烈的韩国。它利用美国支持的冷战和它对强大邻国的历史性恐惧获得增长的可能性，创造了一个生产世界级制成品的工业社会。有很充分的根据认为，这个国家将很快从这场崩溃中恢复过来，不久会重获大部分它在全球经济中较早时的那种作用。因而有关“东南亚”的中心问题是：在“奇迹”时代增加的资源和资产，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它的可能性条件实际上消失的时期？
即使是以一种浮浅的、扼要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也存在三个明显的调查重点：一个熟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量的发展，能促使每个国家在增值的阶梯上向上攀登；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利用；对国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关心。这些当然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对未来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人们也许会首先想到未经殖民化的泰国，它在过去三十年中以很高的增长率赶了上来。直到这次崩溃前夕，它被世界银行吹捧为所有向前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八十年代末，在所有达到进入中学年龄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实际上入学。据可靠估计，到二○○○年，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将会达到或略低于小学教育的水平。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工程师不到暹罗所需一半。职业学校不是以先进的工业技能、而是以学生团体之间野蛮的喧闹闻名。它的大学绝大多数仍属国家所有，其质量充其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也不只是因为教授和讲师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因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校园外干兼职工作或投机买卖。最后，有一个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东南亚均很明显的现象：许多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父母决定尽可能远地避开国家教育体系，将他们的儿女送到当地的“国际性”中学，并依据收入水平，将他们送到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学。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些再也不回国了，他们很少希望在祖国的教育体系中寻找一个职位。
比起马来西亚，菲律宾达到大学年龄的年轻人的在校百分比高出三倍(38％比7％)，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可悲的文凭制造厂中，几乎学不到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工业导向的“职业”教育体制。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大量的年轻人人材外流，这不只是由于英语殖民主义的有市场的遗产。在马来西亚，聪明的年轻“华人”，面对教育上和其它方面的歧视，一直以可观的数量离去。在马科斯统治的悲惨境况中，菲律宾开始了“当地”菲律宾人大批移民外国，他们中许多人有着当地大学学位，在全世界打工，做女仆、护士、酒吧侍者、妓女、汽车夫等。(他们汇回国内的外汇是菲律宾外国通货收入的最大来源)。印度尼西亚甚至更糟。教育问题是独裁性质的政权着重抓的，它通常将学生们视为危险的滋事群体，教育体制的目的是巩固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青年的创造性才智。
教育政策缺陷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多年来工业发展的主要投资者来自地区以外，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有这些人看上的是低工资、听话和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人，而日本、韩国与台湾则是为了得到低关税进入美国与欧洲市场的出口口岸。这类投资者很少有兴趣或资财进行与他们的商务没有直接需要的职业训练。并且，他们发展的制成品工厂与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的联系是很薄弱的，不如说起的是飞地的作用。事实上，富有的外国人和贫穷的当地人为出口发展型增长作了大部分实际工作。但是这种情况的持续总要依靠低工资，低技艺的劳动力阶层；任何显著的改进都会促使投资者移往如越南这样更贫穷的国家。而只要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上升，这个地区的政府很少认真和全面地考虑将来，直到崩溃前夕。
正是因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如此大地依靠外国投资启动，国内的投资者，特别是那些有着很好政治关系的人，将他们的活动集中在经济上受保护的领域：银行，不动产，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当崩溃来到时，印度尼西亚有二百多家银行，它们大多数是暖昧不清和有政治关系的，并且实际上全都处于乱七八糟的债务之中。大都市曼谷估计有七十万套房屋无人住用。马来西亚政府命令建设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但是发现它的房间大部分租不出去。苏哈托政权投资数十亿美元于飞机制造工业，但它的产品没有联邦航空局(FAA)的安全认可，几乎无人购买，就像供养了一头又一头昂贵的白象。奇迹延续很长时间，不只鼓励了统治精英，而且也鼓励了新的中产阶级，他们用高额的储蓄投入各种投机性的、非生产性的和钻空子的努力之中。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这些也许是“自然的”倾向被日本人为的低利率和这个地区的成功之间非常大的鸿沟所激励。对于“东南亚”金融家来说，在“东亚”几乎无限制的基本资金上便宜地借贷，又在国内市场上贷给别人牟取暴利是太容易了。美国要求“自由化”的压力使当地估值过高的货币与美元汇率联系起来作为条件，而世界银行一直在促进当地的股票交易，进一步加重了这些投机倾向。
在“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被认定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但是所有国家在五十年代都有着广阔的、富饶的森林和储量很大的沿海水资源。今天，菲律宾已成为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泰国的森林接近枯竭(政府禁止国内伐木业，但执行不力，并只是在近十年来才颁布)，而不择手段的泰国木材商又把他们的魔爪伸进贫穷的邻国缅甸和老挝。去年的大火毁坏了数十万公顷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森林，并毒化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南部的、数百万人赖以生活的空气。这是与苏哈托家族有联系的联合大企业贪婪的后果，它们为建设巨大的种植园，发现用焚烧的方法驱除人群，动物群和丛林是更容易的。高技术，处于有利地位的日本、韩国和其它渔业公司以牺牲贫穷的当地人为代价严重地损害了海洋环境。在产生“奇迹”的大部分时期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着巨量的石油或天然气贮藏的优势，还有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能够强行实施的各种石油价格。但是这些储藏是有限的，并一直在下降，再也不可能以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那样的规模利用。就像北部宾夕法尼亚那样。
也许过于悲观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与韩国作个比较，就很难不得出悲观的结论。“东南亚”的领导人在“奇迹年代”的作为，大部分是目光短浅，恣意挥霍，甚至是卖国的。
(郭方译待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