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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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善于用典,杜诗使用《老子》《列子》《庄子》《苻子》四部道家子书的典故约有74个,其中《老子》4个、《列子》8个、《庄子》60个、《苻子》1个.杜甫在诗歌中使用的《庄子》典故逸出了李白用典的范围,表明他喜好《庄子》并非仅受李白影响.杜诗使用大量的道家典故,不仅彰示了杜甫对道家文献的熟稔,对道家思想的认同,也显示出杜诗“沉郁顿挫”之外,对清新自然之美的含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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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善于用典,杜诗使用《老子》《列子》《庄子》《苻子》四部道家子书的典故约有74个,其中《老子》4个、《列子》8个、《庄子》60个、《苻子》1个.杜甫在诗歌中使用的《庄子》典故逸出了李白用典的范围,表明他喜好《庄子》并非仅受李白影响.杜诗使用大量的道家典故,不仅彰示了杜甫对道家文献的熟稔,对道家思想的认同,也显示出杜诗“沉郁顿挫”之外,对清新自然之美的含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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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以儒家的仁民爱物之心关怀万物,同时积极吸取山水田园诗人的艺术影响,以澄明之心对自然界动植物的丰富情态做生机盎然的表现.杜诗呈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深邃内涵,其诗作兼具“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融会了儒道两家的生态思考.杜诗还表达了独特的“物我相友”之情,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独特体验;在儒道传统生态视角之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更丰富的思考.杜诗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对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有重要启发意义.
对于杜甫所云“快意八九年”,论者皆认为是指开元二十四年(736)前后其始游齐赵至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前这段时间之事.但这个时期为期十年,减去其间杜甫归居洛阳的几年则为五、六年,都与“八九年”不合.把它释为开元二十年(732)杜甫二十一岁时始游吴越至开元二十八年(740)二十九岁时归居东都、筑土娄庄之间的壮游之事,更为妥当.
高一涵在1912-1916年留日期间,恰逢日本大正民主思潮自立宪主义向民本主义的转化阶段.高一涵对于国家、人民、政府三者关系的认识,自然受到了同时代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影响.高一涵推崇“人民主权说\'\',限定”国权“与”民权\"的边界,将民权作为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权仅在保护民权时发挥作用.高一涵大力宣扬个人主义.基于民初的宪政危机,他主张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并通过协调,建立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文明.与大正民主思潮所不同的是,高一涵又追求去民族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与自由.高一涵留学时期的
杜甫《避地》诗的系年众说纷纭,有“至德元载”说、“至德二载”说、“广德元年”说、“伪诗”说四种观点,本文根据该诗的“诗史”性质,结合唐代史实和杜甫行迹,并以相关杜诗为证,认为《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关于《避地》的系年可靠,该诗是杜甫在广德元年冬往来梓州、阆州间所作.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
二战以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了北美,北美杜甫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北美学界在杜甫诗歌的翻译(尤其是全译)与研究、杜甫形象与文学传统的生成演化研究、杜甫研究的多元化与创新视域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新成果.本文对其中重要的趋势与个案进行分析梳理,厘清北美杜甫研究的现状和特色.
数量的绝对优势、类型的全备以及对盛唐诗歌自注变化特点的鲜明呈现,是杜甫诗歌自注成为盛唐乃至整个唐诗自注发展里程碑的重要原因.杜诗自注在盛唐诗歌自注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在于:首次将诗歌体裁的创新情况纳入注释的范围,并通过对自创新诗体的标示强调,为后续的仿效创作及诗体研究明确了范本;最先将诗句中充满地域色彩且更加日常化的土俗民风描写作为新的注释点,并由此体现出尚怪奇、求平俗的诗歌创作追求;此外,充分发掘并发挥自注彰显诗歌情旨意蕴的能力,从而使自注与诗歌的关系更趋内化.杜诗自注不仅拓展了唐诗自注的注释内容,而且成为
前人以为郭知达《校定集注杜诗》的底本为“二王本”,实则此书所用底本可能是与伪王洙注本关系较近、郭知达数次引及的“集注”.郭知达以此“集注”为底本,清理其中的伪苏注,补充各家善本注,最终形成《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曾噩重刊时增“新刊”二字.后人习称此书为“九家注”不妥,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更多误解的称名.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诗学思想的代表作.它正式确立了“论诗诗”这一批评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传统认为此诗为上元二年(761)或宝应元年(762)所作.梳理杜甫行年及杜甫两川诗可知,此诗应作于广德二年(764),是杜甫评论严武幕府同僚的作品.《戏为六绝句》之“戏”,既表明试以绝句之体论诗的游戏、自谦之意,又将剑拔弩张的批评处理为放松随意的调侃之语.
清嘉、道时期的山东滨州杜堮自谓“最喜工部诗”,在其文集《石画龛论述》中《十研斋杂识》《十研斋杂志》《恩余录续补》等卷抄录杜甫诗文628首(篇),并写下四万余字的评杜文字,是清中期杜诗学研究重要文献资料.杜堮手抄杜甫诗文所据底本不同,所抄杜文底本为《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所抄杜诗底本为康熙钦定《全唐诗》.杜堮手抄杜甫诗文分别选定两种不同杜集作为底本,尤其是弃《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而选《全唐诗》,当是有意为之,反映出他对两种杜集学术价值的判断,体现了杜堮的独特学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