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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在天津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暗杀爱国抗日人士的事件——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对此，当时北方各报和全国媒体都作过连续和详尽的报道。
11月9日晚8时，正当爱国将领任应岐、吉鸿昌及胡汉民所派联络人员刘少南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议事之时，突遭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特务吕一民（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予以镇压）等两人枪击。刘少南头部、胸部及左臂中弹4处，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一说吉被跳弹所伤）。事件发生后，凶手趁闹市区人多呼啸而去，被害人任应岐、吉鸿昌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11月16日被引渡至天津蔡家花园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拘留所，11月22日凌晨秘密转押北平。11月24日下午1时许，任应岐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枪杀于北平东城炮局胡同国民党陆军监狱。
笔者手头珍藏有任应岐将军的遗墨两件，都是任应岐次子任中华于1990年我们之间恢复联系之后赠给的。作为遗腹子的任中华，是任应岐四个子女中唯一有条件在解放后收集相关史料的后人。现在任中华也已离开世间多年。
这两件遗墨都写于1934年。
一为任应岐毁家纾难，将仅存的4.5万元积蓄全部充作反蒋抗日军需所书《致王兰生函》：
兰生兄大鉴：
刻肖庭兄赴防，请将四万五存折交肖兄提出带去为祷。此致大安。
弟瑞周，五（月）廿一日。
一为1934年11月24日中午，任应岐就义前所书遗嘱：
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
透过这两件遗墨，人们不难看到任应岐将军的铮铮铁骨。而在这背后，自有其生成的原因和规律。
追随孙中山，“易地不易心”
任应岐，1892年生于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任应岐少年笃志好学，先后就读于私塾和鲁山县城北琴台高等小学（一说还曾就读于开封公学），后投笔从戎。一生经历颇为曲折。早年授编于陕豫地方军阀镇嵩军的第三路憨玉琨部。后随樊钟秀加入广州军政府领导的陕西靖国军。靖国军解体后，这支地方农民武装为了生存与发展，游离于各大军阀之间，先后授编于各系军阀。
作为学生出身的任应岐，有着较强的是非分辨能力。他目睹了辛亥前后的民间疾苦，又目睹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一幕幕丑剧，对北洋军阀本质早有深刻认识，深知连年军阀混战的危害。加之自“护法”运动时起任应岐就受到于右任、张钫、刘承烈等革命党人的熏陶和影响，心悦诚服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时刻将国家民族命运系于心间。自此时起，作为樊钟秀主要助手的任应岐即与樊一起，先在北方的豫、陕，后又在南方的粤、赣，实际地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事斗争。
1918年3月，胡景翼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在陕西树起靖国军旗帜，率部回攻西安，驱逐亲北洋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陈军不支，求援于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时在镇嵩军憨玉琨部任下级军官的任应岐，和隶属于陈树藩部的樊钟秀里应外合，突攻潼关，使镇嵩军大败，并进而攻占户县、周至，樊、任所部两千余人加入靖国军，大大巩固了靖国军阵势，为“护法”运动在北方大地打响第一枪做出贡献。是年秋，于右任奉中山先生委派在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部队扩编为五路，樊为第二路司令，任为第二路团长。从此，任应岐与樊钟秀一道，更加坚信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听从中山先生的驱策，效忠国民革命，终生矢志不移。
靖国军解体后，偏居豫西一隅的樊、任所部，始终没忘记革命。1919年末，他们借刘承烈赴沪之便，托他向时在上海的中山先生“代陈向慕之忱”。据张钫回忆说，“中山先生对樊等有好印象实自此始”。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遏制南方革命，派樊钟秀为援粤豫军司令，率部七千余人南下江西。时樊、任乃派员赴广州与孙中山秘密取得联系，表示愿效前驱。同年11月，陈炯明叛军自惠州进攻广州，形势万分危急，孙中山命樊部驰援，使广州转危为安。对此，中山先生奖勉备至、遂委樊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后改称建国豫军。樊钟秀于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后补监察委员。任应岐先后被委为该军前敌总指挥、副总司令。
1924年10月，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皖两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署两路北伐军分途北上。以程潜为援鄂总司令，率部取道湖南北伐。樊军属东路归谭延闿指挥自江西北进。后因江西战场形势变化，谭部湘军急速南退粤境，樊军在赣中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入赣湘边界，沿山险小径北上，避实就虚，跨长江天堑，经鄂皖入河南，“再听孙大元帅驱策”。然而不幸的是，樊军于1925年1月回到豫西休整后不久，中山先生就逝世于北京。噩耗传来，樊、任等人悲痛万分，他们率所部在驻地下半旗志哀达三个星期之久。为了继承和实现中山先生的遗志，他们牢记中山先生的教诲，千方百计地为革命保存实力和火种。如同樊钟秀无论形势怎样险恶，都始终打着中山先生亲自授予的“建国豫军”旗号一样，任应岐率其所部也始终“易地不易心”（任应岐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通电，1927年1月16日），始终忠于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
1927年1月，任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后来又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和军事参议院参议（1932年6月）。1928年秋军队缩编，第十二军被缩编为第四十九师，任改任师长。1929年春，该师在奉命“调防”途中，在安徽灵泗县境遭蒋介石设伏围歼，其余部为孙殿英收编。中原大战中，任应岐派人到安徽亳县，向孙殿英索回原旧部安荣昌、赵青山两师，编为阎、冯讨蒋军樊钟秀第八方面军的第二军，任为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二军军长。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全天候的反蒋志士”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不久，即结识了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北平鼓楼东大街和天津法租界溶街的“任公馆”成了刘仁最安全的住所，他们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军委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的行动方针，使任应岐等人方向更加明确，遂全力投入到广泛联络反蒋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中去。任应岐与南汉宸、吉鸿昌、宣侠父等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了包括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任应岐任常委，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担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南汉宸兼秘书长。任、吉等进而议定：在天津组训骨干；派员到江西策动吉鸿昌旧部，到豫陕重召樊钟秀、任应岐旧部；收编其它武装，以期在中原发动10万人的大暴动。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任应岐竭尽了全力。前述任应岐遗墨《致王兰生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应岐将军的忘我革命精神。
任将仅存的4.5万元全部投入军需，丝毫未为日后生活稍留家用。以至任就义后，连当时的新闻界也不得不发出“……至于任之身后，因家无恒产，在均为可虑”的感叹！任应岐也在其遗嘱中明确要求其家属“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任就义后，其遗属艰难度日，夫人刘玉贤不得不拖着身孕带着一男两女回到鲁山家乡，过着家无隔夜粮的生活。
此外，任应岐尚有一段个人经历鲜为人知。即在中原大战之后，他除参加过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反蒋活动外，还参加了旨在将蒋（介石）、汪（精卫）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内秘密反对派组织——“新国民党”的有关活动。特别是其间他与冯玉祥等人共同策划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哈尔抗战”。
任应岐与曹任远、李锡九、孙丹林、熊观民、裴鸣宇、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均参与“新国民党”华北党部有关党务工作。任还曾对华北党部所辖七省三市等省市级党部（亦称“干部组织”）中的河南省党部“负专门责任”。原“新国民党”副书记长兼华北书记长曹任远在其个人档案中，每当提及受胡汉民委派来津主持“北方军事委员会”工作的熊克武时都谈到任应岐，从中不难看出在当年北方反蒋抗日斗争中，任应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玉祥日记》也曾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任应岐在这期间的有关活动。例如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不久的1933年1月4日，冯与曹任远从四个方面讨论察哈尔抗战的有关准备事宜，当谈到“四川情形”时，曹告冯“任瑞周去到万县”。具体任务在《日记》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在曹个人档案中，还有一份在红格毛边纸上用毛笔以行书体庄重写成的自传，文末注明“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于成都百花潭”旧居，内中醒目地记载着：
抗日救国军失败。冯先生赴泰山息影普照寺。余复与吉鸿昌任应岐诸同志筹划军事，在北平近郊作战，未能大举，力量尽归消灭，又商孙殿英同志进攻宁夏。此时余拟偕诸同志往宁夏，而孙部再战不利，全军覆灭……。
这段文字表明，任应岐和“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其他负责人不仅参与了“察哈尔抗战”的组织发动，在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之后，还参与策划了由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抗日讨贼军由张北经赤城至平北怀柔、牛栏山、小汤山等地威胁北平的行动，以及孙殿英西进宁夏企图在西北建立反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其间，胡汉民曾电示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新国民党”的这一军事倒蒋密谋。胡汉民还曾乐观地估计“局面展开，或有……晋、陕、桂联合倒府、组府之望”。孙部战败后，胡仍指示其团结西北陕、绥、晋诸友军，“逐渐酝酿，形成一革命集团”。胡上述函电不仅与曹任远的自传内容相互印证，还表明任应岐等人正是根据胡汉民的这一意图奔走于各地，力图推进反蒋抗日局势的发展。
台湾作家李敖在其《蒋介石研究》第四集的自序中说，他自己“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借用李敖先生的用语，以“全天候的反蒋志士”来概括任应岐将军的一生，恐不会有失偏颇。据国民党特务舒季衡在解放后交代，1934年10月军统局天津站特务“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吉鸿昌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遂一并监视”。因之才有后来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为国捐驱的壮烈一幕。
为国捐驱，虽死犹荣
任应岐同吉鸿昌一道，在狱中和刑场上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劝组织和家属不要进行营救。1934年11月24日下午1时，任应岐身着黑呢子大衣和身披青色呢斗蓬的吉鸿昌，都拒不带刑具，坚持以坐姿，怒目迎视敌人的罪恶枪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连当时在敌人严格控制下的新闻报道都不得不承认二将军“力持镇静，索要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态度从容，谈笑自若”，“矜矜自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云云。然而，有的传记作品却毫无根据地说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而去的任应岐“哽咽着”、“泪流满面”地诉说着：“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意在表明其贪生怕死。这不仅有辱烈士形象，且使内容和表情分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任应岐就义后，周恩来指示地下党设法找到其后人并送到鄂豫皖苏区，使他们得以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直接关怀下健康成长。其间，任生前的得力助手、后率部编入新四军第五师的豫南抗日游击第十三纵队司令程耀荣为营救任应岐子女也竭尽了自己之所能。解放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寻找任氏后代，始知任长女小梅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长子少岐在“中原突围”中牺牲，只有次女岫霞和次子中华尚在，遂派秘书陈希同安排其公费读书。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也曾特意安排任岫霞到北京纺织系统（后回原籍），任中华到“全总”工作。烈士身后有知，当可安息九泉。
关于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当场丧生者刘少南与“新国民党”反蒋抗日活动的关联，从近年来发现的《胡汉民致于学忠函》（1934年9月21日）中得到了证实。
刘少南北上负有联络使命。刘少南到津后，除联络于学忠、吉鸿昌等外，任应岐和长期留守天津“新国民党”华北党部的刘承烈，以及专程从北平来天津的刘人瑞，都曾亲身参与其事。“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发生后，刘承烈、刘人瑞曾在天津、北平多方组织营救，终因蒋介石指派北平军分会特务处头目郑介民直接掌管此案，并发急电“立即执行”，最终未能奏效。因刘承烈字劭襄与刘少南名字发音相近，加之刘承烈当晚又未住宿机关——“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天津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路永定里30号（今岳阳道55号），以致在事发的次日晨，在相识的人群中，竟传来“刘劭襄一枪毙命”的消息，着实带来一场虚惊。
蒋记国民党对任、吉恨之入骨，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横加杀害，称任、吉二人系“加入共党要犯”、二人“均供认加入共党等情不讳”、“加入共党属实”。吉的中共党员身份业经证实。关于任加入中共的问题，除在任中华整理的《任应岐年谱》（未刊稿）中，有“刘（仁）成了任入党介绍人”的表述外，在70年后的今天，在世的间接证明人恐也只有刘仁的秘书了。遗憾的是，如此壮烈、如此经历的任应岐，除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学庄于1980年在一篇刊登于《人民日报》的书评中，曾提到“任应岐烈士”外，在其它书、报、刊正式出版物中，特别是在工具书中，极难搜寻到相关传略和词条。甚至有的以民国军政人物辞世先后为序编印的工具书中，也找不到任应岐的踪影。似乎在1934年不曾有一位爱国将领任应岐与吉鸿昌一道为真理而献身。
11月9日晚8时，正当爱国将领任应岐、吉鸿昌及胡汉民所派联络人员刘少南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议事之时，突遭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特务吕一民（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予以镇压）等两人枪击。刘少南头部、胸部及左臂中弹4处，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一说吉被跳弹所伤）。事件发生后，凶手趁闹市区人多呼啸而去，被害人任应岐、吉鸿昌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11月16日被引渡至天津蔡家花园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拘留所，11月22日凌晨秘密转押北平。11月24日下午1时许，任应岐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枪杀于北平东城炮局胡同国民党陆军监狱。
笔者手头珍藏有任应岐将军的遗墨两件，都是任应岐次子任中华于1990年我们之间恢复联系之后赠给的。作为遗腹子的任中华，是任应岐四个子女中唯一有条件在解放后收集相关史料的后人。现在任中华也已离开世间多年。
这两件遗墨都写于1934年。
一为任应岐毁家纾难，将仅存的4.5万元积蓄全部充作反蒋抗日军需所书《致王兰生函》：
兰生兄大鉴：
刻肖庭兄赴防，请将四万五存折交肖兄提出带去为祷。此致大安。
弟瑞周，五（月）廿一日。
一为1934年11月24日中午，任应岐就义前所书遗嘱：
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
透过这两件遗墨，人们不难看到任应岐将军的铮铮铁骨。而在这背后，自有其生成的原因和规律。
追随孙中山，“易地不易心”
任应岐，1892年生于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任应岐少年笃志好学，先后就读于私塾和鲁山县城北琴台高等小学（一说还曾就读于开封公学），后投笔从戎。一生经历颇为曲折。早年授编于陕豫地方军阀镇嵩军的第三路憨玉琨部。后随樊钟秀加入广州军政府领导的陕西靖国军。靖国军解体后，这支地方农民武装为了生存与发展，游离于各大军阀之间，先后授编于各系军阀。
作为学生出身的任应岐，有着较强的是非分辨能力。他目睹了辛亥前后的民间疾苦，又目睹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一幕幕丑剧，对北洋军阀本质早有深刻认识，深知连年军阀混战的危害。加之自“护法”运动时起任应岐就受到于右任、张钫、刘承烈等革命党人的熏陶和影响，心悦诚服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时刻将国家民族命运系于心间。自此时起，作为樊钟秀主要助手的任应岐即与樊一起，先在北方的豫、陕，后又在南方的粤、赣，实际地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事斗争。
1918年3月，胡景翼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在陕西树起靖国军旗帜，率部回攻西安，驱逐亲北洋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陈军不支，求援于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时在镇嵩军憨玉琨部任下级军官的任应岐，和隶属于陈树藩部的樊钟秀里应外合，突攻潼关，使镇嵩军大败，并进而攻占户县、周至，樊、任所部两千余人加入靖国军，大大巩固了靖国军阵势，为“护法”运动在北方大地打响第一枪做出贡献。是年秋，于右任奉中山先生委派在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部队扩编为五路，樊为第二路司令，任为第二路团长。从此，任应岐与樊钟秀一道，更加坚信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听从中山先生的驱策，效忠国民革命，终生矢志不移。
靖国军解体后，偏居豫西一隅的樊、任所部，始终没忘记革命。1919年末，他们借刘承烈赴沪之便，托他向时在上海的中山先生“代陈向慕之忱”。据张钫回忆说，“中山先生对樊等有好印象实自此始”。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遏制南方革命，派樊钟秀为援粤豫军司令，率部七千余人南下江西。时樊、任乃派员赴广州与孙中山秘密取得联系，表示愿效前驱。同年11月，陈炯明叛军自惠州进攻广州，形势万分危急，孙中山命樊部驰援，使广州转危为安。对此，中山先生奖勉备至、遂委樊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后改称建国豫军。樊钟秀于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后补监察委员。任应岐先后被委为该军前敌总指挥、副总司令。
1924年10月，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皖两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署两路北伐军分途北上。以程潜为援鄂总司令，率部取道湖南北伐。樊军属东路归谭延闿指挥自江西北进。后因江西战场形势变化，谭部湘军急速南退粤境，樊军在赣中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入赣湘边界，沿山险小径北上，避实就虚，跨长江天堑，经鄂皖入河南，“再听孙大元帅驱策”。然而不幸的是，樊军于1925年1月回到豫西休整后不久，中山先生就逝世于北京。噩耗传来，樊、任等人悲痛万分，他们率所部在驻地下半旗志哀达三个星期之久。为了继承和实现中山先生的遗志，他们牢记中山先生的教诲，千方百计地为革命保存实力和火种。如同樊钟秀无论形势怎样险恶，都始终打着中山先生亲自授予的“建国豫军”旗号一样，任应岐率其所部也始终“易地不易心”（任应岐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通电，1927年1月16日），始终忠于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
1927年1月，任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后来又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和军事参议院参议（1932年6月）。1928年秋军队缩编，第十二军被缩编为第四十九师，任改任师长。1929年春，该师在奉命“调防”途中，在安徽灵泗县境遭蒋介石设伏围歼，其余部为孙殿英收编。中原大战中，任应岐派人到安徽亳县，向孙殿英索回原旧部安荣昌、赵青山两师，编为阎、冯讨蒋军樊钟秀第八方面军的第二军，任为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二军军长。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全天候的反蒋志士”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不久，即结识了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北平鼓楼东大街和天津法租界溶街的“任公馆”成了刘仁最安全的住所，他们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军委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的行动方针，使任应岐等人方向更加明确，遂全力投入到广泛联络反蒋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中去。任应岐与南汉宸、吉鸿昌、宣侠父等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了包括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任应岐任常委，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担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南汉宸兼秘书长。任、吉等进而议定：在天津组训骨干；派员到江西策动吉鸿昌旧部，到豫陕重召樊钟秀、任应岐旧部；收编其它武装，以期在中原发动10万人的大暴动。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任应岐竭尽了全力。前述任应岐遗墨《致王兰生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应岐将军的忘我革命精神。
任将仅存的4.5万元全部投入军需，丝毫未为日后生活稍留家用。以至任就义后，连当时的新闻界也不得不发出“……至于任之身后，因家无恒产，在均为可虑”的感叹！任应岐也在其遗嘱中明确要求其家属“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任就义后，其遗属艰难度日，夫人刘玉贤不得不拖着身孕带着一男两女回到鲁山家乡，过着家无隔夜粮的生活。
此外，任应岐尚有一段个人经历鲜为人知。即在中原大战之后，他除参加过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反蒋活动外，还参加了旨在将蒋（介石）、汪（精卫）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内秘密反对派组织——“新国民党”的有关活动。特别是其间他与冯玉祥等人共同策划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哈尔抗战”。
任应岐与曹任远、李锡九、孙丹林、熊观民、裴鸣宇、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均参与“新国民党”华北党部有关党务工作。任还曾对华北党部所辖七省三市等省市级党部（亦称“干部组织”）中的河南省党部“负专门责任”。原“新国民党”副书记长兼华北书记长曹任远在其个人档案中，每当提及受胡汉民委派来津主持“北方军事委员会”工作的熊克武时都谈到任应岐，从中不难看出在当年北方反蒋抗日斗争中，任应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玉祥日记》也曾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任应岐在这期间的有关活动。例如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不久的1933年1月4日，冯与曹任远从四个方面讨论察哈尔抗战的有关准备事宜，当谈到“四川情形”时，曹告冯“任瑞周去到万县”。具体任务在《日记》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在曹个人档案中，还有一份在红格毛边纸上用毛笔以行书体庄重写成的自传，文末注明“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于成都百花潭”旧居，内中醒目地记载着：
抗日救国军失败。冯先生赴泰山息影普照寺。余复与吉鸿昌任应岐诸同志筹划军事，在北平近郊作战，未能大举，力量尽归消灭，又商孙殿英同志进攻宁夏。此时余拟偕诸同志往宁夏，而孙部再战不利，全军覆灭……。
这段文字表明，任应岐和“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其他负责人不仅参与了“察哈尔抗战”的组织发动，在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之后，还参与策划了由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抗日讨贼军由张北经赤城至平北怀柔、牛栏山、小汤山等地威胁北平的行动，以及孙殿英西进宁夏企图在西北建立反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其间，胡汉民曾电示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新国民党”的这一军事倒蒋密谋。胡汉民还曾乐观地估计“局面展开，或有……晋、陕、桂联合倒府、组府之望”。孙部战败后，胡仍指示其团结西北陕、绥、晋诸友军，“逐渐酝酿，形成一革命集团”。胡上述函电不仅与曹任远的自传内容相互印证，还表明任应岐等人正是根据胡汉民的这一意图奔走于各地，力图推进反蒋抗日局势的发展。
台湾作家李敖在其《蒋介石研究》第四集的自序中说，他自己“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借用李敖先生的用语，以“全天候的反蒋志士”来概括任应岐将军的一生，恐不会有失偏颇。据国民党特务舒季衡在解放后交代，1934年10月军统局天津站特务“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吉鸿昌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遂一并监视”。因之才有后来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为国捐驱的壮烈一幕。
为国捐驱，虽死犹荣
任应岐同吉鸿昌一道，在狱中和刑场上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劝组织和家属不要进行营救。1934年11月24日下午1时，任应岐身着黑呢子大衣和身披青色呢斗蓬的吉鸿昌，都拒不带刑具，坚持以坐姿，怒目迎视敌人的罪恶枪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连当时在敌人严格控制下的新闻报道都不得不承认二将军“力持镇静，索要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态度从容，谈笑自若”，“矜矜自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云云。然而，有的传记作品却毫无根据地说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而去的任应岐“哽咽着”、“泪流满面”地诉说着：“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意在表明其贪生怕死。这不仅有辱烈士形象，且使内容和表情分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任应岐就义后，周恩来指示地下党设法找到其后人并送到鄂豫皖苏区，使他们得以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直接关怀下健康成长。其间，任生前的得力助手、后率部编入新四军第五师的豫南抗日游击第十三纵队司令程耀荣为营救任应岐子女也竭尽了自己之所能。解放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寻找任氏后代，始知任长女小梅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长子少岐在“中原突围”中牺牲，只有次女岫霞和次子中华尚在，遂派秘书陈希同安排其公费读书。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也曾特意安排任岫霞到北京纺织系统（后回原籍），任中华到“全总”工作。烈士身后有知，当可安息九泉。
关于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当场丧生者刘少南与“新国民党”反蒋抗日活动的关联，从近年来发现的《胡汉民致于学忠函》（1934年9月21日）中得到了证实。
刘少南北上负有联络使命。刘少南到津后，除联络于学忠、吉鸿昌等外，任应岐和长期留守天津“新国民党”华北党部的刘承烈，以及专程从北平来天津的刘人瑞，都曾亲身参与其事。“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发生后，刘承烈、刘人瑞曾在天津、北平多方组织营救，终因蒋介石指派北平军分会特务处头目郑介民直接掌管此案，并发急电“立即执行”，最终未能奏效。因刘承烈字劭襄与刘少南名字发音相近，加之刘承烈当晚又未住宿机关——“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天津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路永定里30号（今岳阳道55号），以致在事发的次日晨，在相识的人群中，竟传来“刘劭襄一枪毙命”的消息，着实带来一场虚惊。
蒋记国民党对任、吉恨之入骨，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横加杀害，称任、吉二人系“加入共党要犯”、二人“均供认加入共党等情不讳”、“加入共党属实”。吉的中共党员身份业经证实。关于任加入中共的问题，除在任中华整理的《任应岐年谱》（未刊稿）中，有“刘（仁）成了任入党介绍人”的表述外，在70年后的今天，在世的间接证明人恐也只有刘仁的秘书了。遗憾的是，如此壮烈、如此经历的任应岐，除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学庄于1980年在一篇刊登于《人民日报》的书评中，曾提到“任应岐烈士”外，在其它书、报、刊正式出版物中，特别是在工具书中，极难搜寻到相关传略和词条。甚至有的以民国军政人物辞世先后为序编印的工具书中，也找不到任应岐的踪影。似乎在1934年不曾有一位爱国将领任应岐与吉鸿昌一道为真理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