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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开年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天皇明仁都将自己新年里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在东南亚，并且都把越南作为重要一站，日越关系呈现“蜜月”般的状态。
密集出访显示双方关系“极其亲密”
“非比寻常”
1月16日至17日，安倍晋三携夫人对越南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2月28日至3月5日，天皇明仁携皇后对越南进行“国家级别的访问”。短短一个多月里，首相、天皇相继访问同一国家，这样的外事安排在日本极为罕见。而越南在短时间里接待同一大国的两位领导人也属前所未有。
两次访问的共同之处在于，日本领导人都受到了越方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双方“把日越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向外界诠释着日越关系具有深厚的战略基础，“极其亲密”和“非比寻常”。日方领导人都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陈大光、政府总理阮春福、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等越南高层会谈会见，在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
不同之处在于访问时间长短有别，虚实不同，侧重不一。安倍访越只两天，紧凑务实，重点聚焦如何深化日越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探讨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如何联手应对东亚局势，特别是南海局势等。明仁天皇访越是他2016年1月出访菲律宾、8月发表有意逊位讲话后的首次出访，时长六天五夜，而访问泰国只有一天一夜，日方重点拉拢越南之心溢于言表。不过日方仍强调，此访没有“政治任务”，突出人文色彩。天皇通过参观河内文庙和顺化潘佩珠纪念馆、向大学生物学博物馆捐赠虾虎鱼标本、欣赏顺化宫廷古乐、同二战日本老兵遗属见面等活动，向越南民众展示“亲民、仁慈”的形象，突出日越“文化相同”和“价值观相似”，实为一场“软实力外交”。
日本和越南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二战期间日军曾侵占越南，是导致1945年越南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据越南《人民报》披露，约有200多万越南人在那场灾难中饿死。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期间，日本坚定支持西方阵营和南越政府，与北越不相往来。1973年9月两国建交，后因越南出兵柬埔寨使双边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直至冷战结束。
日越已形成全面合作之势
近年来日越关系发展迅速，2012年6月越南通过“海洋法”和9月日本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后，均引发中方强烈抗议和反制，两国对华疑虑和焦虑感明显上升。在越中关系、日中关系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日越关系找到了契合点，开始驶入快车道。
政治外交层面。日越高层频繁互访，并在多边场合深度互动，就重大双边和国际与地区问题协调立场，不断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2013年1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不到一个月便选择越南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对越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2014年3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日，将双边关系升级为“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9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日，两国发表《越日关系共同愿景声明》，旨在“深化越日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日并出席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扩大会议，成为越共十二大后首位访日的越南新一届领导人。日越在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立场高度一致。日本很少关注越南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这一点与美国和欧盟三天两头地“指手画脚”形成鲜明对比，而越方则明确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经贸合作层面。日本和越南都力推TPP并成为其创始成员，日本堪称越南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其明确表示将致力于帮助越南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日本是G7国家中第一个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的，也是第一个邀请越南参加G7峰会扩大会议的。日本是向越南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1992年至2016年3月已累计提供295亿美元，约占越南所获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30%。日本还是越南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16年，日越两国贸易额为297亿美元，日本在越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420亿美元，约占越南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5%。
安全合作层面。继2010年日越两国建立外交与国防安全战略对话机制（副部长级）之后，2012年11月和2013年11月，日本和越南又分别建立了两国国防政策对话和安全对话机制，这两个同样也是副部长级对话机制。目前，日越国防安全合作涵盖了团组互访、人员培训、情报交流、海上演习和日本向越南提供海上巡逻艇装备等方面，而强化海上合作成为重中之重，对南海局势的牵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波涛汹涌，南海和钓鱼岛争端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日越两国南北呼应，可谓“贡献良多”。
此外，日越两国在科技、教育、培训、文化、体育、旅游、环境和地方政府等其他领域也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往与合作。目前， 在越南的日本企业大约有1600多家，务工的越南人多达18万。日本是越南第三大国际游客来源地，2016年赴越旅游的日本游客达75万人次，赴日旅游的越南游客也超过20万人次。
日越间“同频共振”的外溢和联动
效应值得关注
总体上看，日本和越南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很强，利益攸关度与战略契合度也很高，双方日益走近是各取所需、同频共振的结果。
日本方面，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为了实现成为“一流大国”的梦想，大刀阔斧地调整内外战略。对内，抛 “安倍经济学”旨在复兴日本经济，力推“修宪”以拆除阻拦日本成为大国的制度障碍。对外，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拼凑国际反华联盟，图谋遏阻中国崛起。其中，竭力搅浑南海以困住中国、缓解东海战略压力是重要考量。基于此，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大、对日友好且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越南，成为日本可资借重、全力争取和重点打造的对象和伙伴，为此日本不断加大战略投入，拉拢越南成为日本—东盟关系的桥梁，使其充当日本在南海牵制中国的棋子。
越南方面，始于1986年的革新开放已经步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现在需要通过加快融入国际步伐倒逼改革，为此急需大量的国际资金、经验和科技来推进。与此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其继续推大国平衡战略，积极诱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以制衡中国，巩固其在海上既得利益。鉴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最发达国家、而且与中国存在海上争端的日本，成为越南可以依靠的域外大国。不过作为小国，越南并不希望南海局势过于紧张甚至失控，以免损害本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周边环境，这一点与日本的战略期望值存在差距。
去年以来，国际和地区局势出现诸多复杂变化，日本和越南深化战略合作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英国公投脱欧使欧洲一體化进程受挫，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鼓吹“美国利益至上”，果断宣布退出TPP。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泛起，使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越、日两国都面临很大风险。特别是美国退出TPP，令日越两国大失所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希望搁置南海争端，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同时，特朗普的南海政策至今仍不明朗，而中国台湾地区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也存在变数。这些变化可能会令越南或日本走到前台，充当在南海同中国抗争的主角。
上述形势变化必然会对日本和越南的战略合作产生影响，日本和越南都与中美两个大国拥有极其特殊、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如果日越热络进一步升级，并且日益聚焦“海上安全合作”，势必会产生外溢和联动效应，引发其他双边关系的调整，牵动地区地缘博弈态势，影响南海及其周边的和平稳定环境，相关走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密集出访显示双方关系“极其亲密”
“非比寻常”
1月16日至17日，安倍晋三携夫人对越南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2月28日至3月5日，天皇明仁携皇后对越南进行“国家级别的访问”。短短一个多月里，首相、天皇相继访问同一国家，这样的外事安排在日本极为罕见。而越南在短时间里接待同一大国的两位领导人也属前所未有。
两次访问的共同之处在于，日本领导人都受到了越方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双方“把日越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向外界诠释着日越关系具有深厚的战略基础，“极其亲密”和“非比寻常”。日方领导人都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陈大光、政府总理阮春福、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等越南高层会谈会见，在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
不同之处在于访问时间长短有别，虚实不同，侧重不一。安倍访越只两天，紧凑务实，重点聚焦如何深化日越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探讨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如何联手应对东亚局势，特别是南海局势等。明仁天皇访越是他2016年1月出访菲律宾、8月发表有意逊位讲话后的首次出访，时长六天五夜，而访问泰国只有一天一夜，日方重点拉拢越南之心溢于言表。不过日方仍强调，此访没有“政治任务”，突出人文色彩。天皇通过参观河内文庙和顺化潘佩珠纪念馆、向大学生物学博物馆捐赠虾虎鱼标本、欣赏顺化宫廷古乐、同二战日本老兵遗属见面等活动，向越南民众展示“亲民、仁慈”的形象，突出日越“文化相同”和“价值观相似”，实为一场“软实力外交”。
日本和越南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二战期间日军曾侵占越南，是导致1945年越南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据越南《人民报》披露，约有200多万越南人在那场灾难中饿死。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期间，日本坚定支持西方阵营和南越政府，与北越不相往来。1973年9月两国建交，后因越南出兵柬埔寨使双边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直至冷战结束。
日越已形成全面合作之势
近年来日越关系发展迅速，2012年6月越南通过“海洋法”和9月日本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后，均引发中方强烈抗议和反制，两国对华疑虑和焦虑感明显上升。在越中关系、日中关系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日越关系找到了契合点，开始驶入快车道。
政治外交层面。日越高层频繁互访，并在多边场合深度互动，就重大双边和国际与地区问题协调立场，不断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2013年1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不到一个月便选择越南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对越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2014年3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日，将双边关系升级为“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9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日，两国发表《越日关系共同愿景声明》，旨在“深化越日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日并出席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扩大会议，成为越共十二大后首位访日的越南新一届领导人。日越在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立场高度一致。日本很少关注越南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这一点与美国和欧盟三天两头地“指手画脚”形成鲜明对比，而越方则明确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经贸合作层面。日本和越南都力推TPP并成为其创始成员，日本堪称越南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其明确表示将致力于帮助越南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日本是G7国家中第一个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的，也是第一个邀请越南参加G7峰会扩大会议的。日本是向越南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1992年至2016年3月已累计提供295亿美元，约占越南所获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30%。日本还是越南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16年，日越两国贸易额为297亿美元，日本在越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420亿美元，约占越南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5%。
安全合作层面。继2010年日越两国建立外交与国防安全战略对话机制（副部长级）之后，2012年11月和2013年11月，日本和越南又分别建立了两国国防政策对话和安全对话机制，这两个同样也是副部长级对话机制。目前，日越国防安全合作涵盖了团组互访、人员培训、情报交流、海上演习和日本向越南提供海上巡逻艇装备等方面，而强化海上合作成为重中之重，对南海局势的牵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波涛汹涌，南海和钓鱼岛争端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日越两国南北呼应，可谓“贡献良多”。
此外，日越两国在科技、教育、培训、文化、体育、旅游、环境和地方政府等其他领域也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往与合作。目前， 在越南的日本企业大约有1600多家，务工的越南人多达18万。日本是越南第三大国际游客来源地，2016年赴越旅游的日本游客达75万人次，赴日旅游的越南游客也超过20万人次。
日越间“同频共振”的外溢和联动
效应值得关注
总体上看，日本和越南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很强，利益攸关度与战略契合度也很高，双方日益走近是各取所需、同频共振的结果。
日本方面，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为了实现成为“一流大国”的梦想，大刀阔斧地调整内外战略。对内，抛 “安倍经济学”旨在复兴日本经济，力推“修宪”以拆除阻拦日本成为大国的制度障碍。对外，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拼凑国际反华联盟，图谋遏阻中国崛起。其中，竭力搅浑南海以困住中国、缓解东海战略压力是重要考量。基于此，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大、对日友好且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越南，成为日本可资借重、全力争取和重点打造的对象和伙伴，为此日本不断加大战略投入，拉拢越南成为日本—东盟关系的桥梁，使其充当日本在南海牵制中国的棋子。
越南方面，始于1986年的革新开放已经步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现在需要通过加快融入国际步伐倒逼改革，为此急需大量的国际资金、经验和科技来推进。与此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其继续推大国平衡战略，积极诱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以制衡中国，巩固其在海上既得利益。鉴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最发达国家、而且与中国存在海上争端的日本，成为越南可以依靠的域外大国。不过作为小国，越南并不希望南海局势过于紧张甚至失控，以免损害本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周边环境，这一点与日本的战略期望值存在差距。
去年以来，国际和地区局势出现诸多复杂变化，日本和越南深化战略合作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英国公投脱欧使欧洲一體化进程受挫，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鼓吹“美国利益至上”，果断宣布退出TPP。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泛起，使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越、日两国都面临很大风险。特别是美国退出TPP，令日越两国大失所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希望搁置南海争端，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同时，特朗普的南海政策至今仍不明朗，而中国台湾地区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也存在变数。这些变化可能会令越南或日本走到前台，充当在南海同中国抗争的主角。
上述形势变化必然会对日本和越南的战略合作产生影响，日本和越南都与中美两个大国拥有极其特殊、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如果日越热络进一步升级，并且日益聚焦“海上安全合作”，势必会产生外溢和联动效应，引发其他双边关系的调整，牵动地区地缘博弈态势，影响南海及其周边的和平稳定环境，相关走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