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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个标准一直是移动的，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和自我否定，原来的当代艺术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无聊艺术”，从国际到国内，我们看到的当代艺术大多都可以归入“无聊艺术”的范围之内。
多年来一直被炒得大红大紫的英国青年艺术家达明·赫斯特，在他的二○○五年纽约的“难解的真相”个展开幕式上说，自己的一些作品是非常“无聊”的，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这位艺术家的自嘲和作秀。如果说赫斯特将剖开的牛放到甲醛中泡制的装置，还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崇高美学”的魅力的话，现在那种用图像做拼贴以及不知可否的语义态度就连“崇高美学”的价值都没有了，或者说艺术已经变成了一场成人做的儿童游戏而已。
有两条线索可以重新讨论当代艺术，一个是潜意识领域，“崇高美学”就是从这个领域而来；另一个是观念的有效性，这是一种有待发展的当代艺术，它放弃审美决定论，而让艺术成为在社会现场的一种批评力量。依照这两条线索，那些既没有一种艺术的批评力量，又没有崇高美学，还滥用当代艺术流行创作方法做出来的艺术，肯定就是“无聊艺术”。曾是英国二○○一年特纳奖得主的马汀·奎德，二○○五年在爱丁堡国家艺术画廊展出的新作《新灵感》，是将涂上不同颜色的八百个塑料球抛在画廊内，观众既可以随便踢几下，也可以从这些大大小小的球之间穿来穿去。作者自认为这是对观念艺术与极限艺术的延伸与突破。其实，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老掉牙的观念艺术与极限艺术。显然，在今天，将一种不是艺术的东西当作艺术，在当代艺术史中已经不是个问题，同时，从极限艺术的发展脉络来看，《新灵感》的形式也不再具有实验性，所以，马汀·奎德这件作品同样是“无聊艺术”。
如果仅仅是艺术家的自娱自乐，“无聊艺术”不但可以存在，而且还可以进入每户每家，因为日常生活中需要这种艺术小情调。但是，现在的艺术家并不是如传统画家那样，关在画室里一心画自己的画，他的艺术行为已经与公共领域连在一起，以至于现在的艺术创作很容易与社会制度和法律发生冲突，比如经常发生艺术家违反动物保护法、违反少年儿童保护法之类的事件。这一次，爱丁堡国家艺术画廊就因为展出马汀·奎德的作品而被告上了法庭，诉讼理由是，画廊用了三万英镑展出这件作品，是浪费公众财产。虽然该画廊的馆长菲利普·隆声称，展览作品没有动用公众一分钱，但诉讼事件的发生本身就说明，有一个问题必须受到重视:公共财政，或者基金会，应该如何提供资助，才是促进艺术的发展，而不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无聊艺术”显然不应该再成为被资助的对象，所以，爱丁堡国家画廊这次被告上法庭，也许只是一个开头，以后这类诉讼恐怕还会有。原因不难理解，艺术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艺术家的生产（得到资助）到作品展览（非营利推广）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公共领域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用公共领域的标准来制约和监督当代艺术，也就是必然之理了。
既然公共领域成为衡量艺术有无价值的维度之一，那么，可以说，“无聊艺术”伤害了公共领域的正义和公平。社会给当代艺术以非营利资助，原本是希望这种资助可以帮助产生更有意义的艺术，但结果却是相反，因为“无聊艺术”，当代艺术已经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
“无聊艺术”的结果之一，是艺术的时尚化。我们时不时地会置身于这种“无聊”展览中，艺术作品被搞成类似于卡拉OK式的互动，甚至还远不如电子游戏机房那样好玩;行为艺术也变得小品化，让人看了还以为是在杂耍。更关键的是，时尚文化原本属于商业文化领域，所以它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但是，以当代艺术名义所制造的时尚，不但得不到市场的制约，还会有非营利的资助。当代艺术的影像作品就是例子。实验电影可以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而好莱坞只能通过投资—回报的市场模式来运作，二者在实践的途径上本来有清楚的区分，按照这样的规则，任何属于商业制作的影片都不能混入非营利的当代艺术领域。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片子仅仅是因为拍坏了，或者是因为创作者根本就没有能力拍商业片，于是他们的作品被拿到了当代艺术展上，并且还红了一下，之所以能红的原因，也在于这种片子会让观众看了一头雾水，或者干脆是因为，在电影院怎么也看不到如此拙劣的片子。
谈到公共领域的艺术，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公共艺术这个词，借公共性的名义而大搞“城雕”也成为了今天的时尚。因此，也有必要反思“公共艺术”这个专业词语在今天的应用。公共艺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几年前，在德国柏林中心新修复的国家图书馆前，广场的地面上开设了一个地窗，透过厚厚的防弹玻璃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地下藏书馆，但是，这个地下藏书馆虽然四壁立满书架，架上却空空的没有一本书。地窗旁边的说明牌上写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该国家图书馆的大量图书被法西斯焚毁。这一设计，毫无疑问属于公共艺术，通过如此的公共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反思的力量，他们要利用这一公共艺术来让人永远记住历史教训。
还有一个例子，柏林墙被拆除以后，有一段残墙被保留下来作为历史见证。柏林墙上的壁画非常有名，但这堵被保留下来的墙并没有壁画，只有原本铸在混凝土里的钢筋如今一根根裸露在外。据柏林人介绍，当年，西柏林的人们对这堵墙很愤怒，很多人每到这堵墙面前，就会去敲击墙面以示抗议，天长日久，竟然把这面墙敲得钢筋暴露。
显然，这两个例子都与公共艺术有关，不同之处在于，柏林中心广场地下藏书馆属于艺术家设计出来的作品，而露出钢筋的混凝土墙则是由公民自发的政治诉求而形成。这一对例子恰恰可以作为注脚，说明前卫艺术理论中两个著名的命题——“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社会就是雕塑”，在公共艺术中一样有效。正像前卫艺术理论拆除了艺术的界限那样，前卫艺术同样也拆除了公共艺术的界限，正是这样一个条件才使公共艺术与批评性艺术的理论相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批评一些所谓的公共艺术了。《深圳人的一天》这个“城雕”在一些美术批评家的眼里，已经成了公共艺术的范例，用他们的话来说，它既代表着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同时也将城市的公共空间的权力还给了公众。作为一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与我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的像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塑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这组作品将一些像真人一样的雕塑放到具体的情境中——深圳特区，雕塑的模特儿代表了深圳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在城市雕塑的范围，我们的公共空间只能做《深圳人的一天》这样的作品，而不能做其他吗？“孙志刚事件”可不可以做呢？
因此，还是回到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上，这是我们认为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是公共艺术的尺度。我们说，公共空间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结果，这种公共空间说到底就是政治空间，它是每个公民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进行自由表达的场所。公共艺术完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凭靠现代性的公共性，而是凭靠乌托邦式的公共性，是建立不起这种公共空间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谓的公共空间早已变成了跳跳老年舞，做做活动操和放放《深圳人的一天》这种城雕的地方。
“批评性艺术”是近年来我的评论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它与我对前卫艺术史的重新写作密不可分，而“公民政治”是另一个关键词，重在讨论艺术家的身份如何转换。把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与我讨论公共艺术时同样的命题:艺术是一种舆论，艺术是对社会的监督。这样，在我的视野中，肯定地，艺术的范围会再次扩大，即通常人们并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在我的这些关键词与命题中却有可能成为艺术，而那些前卫艺术家的通常表现在我看来都属于“无聊艺术”。即我会关心艺术之外的事件，也许这些事件才是我所需要的艺术，或者是有助于重新讨论艺术问题的艺术。
多年来一直被炒得大红大紫的英国青年艺术家达明·赫斯特，在他的二○○五年纽约的“难解的真相”个展开幕式上说，自己的一些作品是非常“无聊”的，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这位艺术家的自嘲和作秀。如果说赫斯特将剖开的牛放到甲醛中泡制的装置，还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崇高美学”的魅力的话，现在那种用图像做拼贴以及不知可否的语义态度就连“崇高美学”的价值都没有了，或者说艺术已经变成了一场成人做的儿童游戏而已。
有两条线索可以重新讨论当代艺术，一个是潜意识领域，“崇高美学”就是从这个领域而来；另一个是观念的有效性，这是一种有待发展的当代艺术，它放弃审美决定论，而让艺术成为在社会现场的一种批评力量。依照这两条线索，那些既没有一种艺术的批评力量，又没有崇高美学，还滥用当代艺术流行创作方法做出来的艺术，肯定就是“无聊艺术”。曾是英国二○○一年特纳奖得主的马汀·奎德，二○○五年在爱丁堡国家艺术画廊展出的新作《新灵感》，是将涂上不同颜色的八百个塑料球抛在画廊内，观众既可以随便踢几下，也可以从这些大大小小的球之间穿来穿去。作者自认为这是对观念艺术与极限艺术的延伸与突破。其实，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老掉牙的观念艺术与极限艺术。显然，在今天，将一种不是艺术的东西当作艺术，在当代艺术史中已经不是个问题，同时，从极限艺术的发展脉络来看，《新灵感》的形式也不再具有实验性，所以，马汀·奎德这件作品同样是“无聊艺术”。
如果仅仅是艺术家的自娱自乐，“无聊艺术”不但可以存在，而且还可以进入每户每家，因为日常生活中需要这种艺术小情调。但是，现在的艺术家并不是如传统画家那样，关在画室里一心画自己的画，他的艺术行为已经与公共领域连在一起，以至于现在的艺术创作很容易与社会制度和法律发生冲突，比如经常发生艺术家违反动物保护法、违反少年儿童保护法之类的事件。这一次，爱丁堡国家艺术画廊就因为展出马汀·奎德的作品而被告上了法庭，诉讼理由是，画廊用了三万英镑展出这件作品，是浪费公众财产。虽然该画廊的馆长菲利普·隆声称，展览作品没有动用公众一分钱，但诉讼事件的发生本身就说明，有一个问题必须受到重视:公共财政，或者基金会，应该如何提供资助，才是促进艺术的发展，而不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无聊艺术”显然不应该再成为被资助的对象，所以，爱丁堡国家画廊这次被告上法庭，也许只是一个开头，以后这类诉讼恐怕还会有。原因不难理解，艺术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艺术家的生产（得到资助）到作品展览（非营利推广）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公共领域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用公共领域的标准来制约和监督当代艺术，也就是必然之理了。
既然公共领域成为衡量艺术有无价值的维度之一，那么，可以说，“无聊艺术”伤害了公共领域的正义和公平。社会给当代艺术以非营利资助，原本是希望这种资助可以帮助产生更有意义的艺术，但结果却是相反，因为“无聊艺术”，当代艺术已经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
“无聊艺术”的结果之一，是艺术的时尚化。我们时不时地会置身于这种“无聊”展览中，艺术作品被搞成类似于卡拉OK式的互动，甚至还远不如电子游戏机房那样好玩;行为艺术也变得小品化，让人看了还以为是在杂耍。更关键的是，时尚文化原本属于商业文化领域，所以它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但是，以当代艺术名义所制造的时尚，不但得不到市场的制约，还会有非营利的资助。当代艺术的影像作品就是例子。实验电影可以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而好莱坞只能通过投资—回报的市场模式来运作，二者在实践的途径上本来有清楚的区分，按照这样的规则，任何属于商业制作的影片都不能混入非营利的当代艺术领域。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片子仅仅是因为拍坏了，或者是因为创作者根本就没有能力拍商业片，于是他们的作品被拿到了当代艺术展上，并且还红了一下，之所以能红的原因，也在于这种片子会让观众看了一头雾水，或者干脆是因为，在电影院怎么也看不到如此拙劣的片子。
谈到公共领域的艺术，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公共艺术这个词，借公共性的名义而大搞“城雕”也成为了今天的时尚。因此，也有必要反思“公共艺术”这个专业词语在今天的应用。公共艺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几年前，在德国柏林中心新修复的国家图书馆前，广场的地面上开设了一个地窗，透过厚厚的防弹玻璃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地下藏书馆，但是，这个地下藏书馆虽然四壁立满书架，架上却空空的没有一本书。地窗旁边的说明牌上写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该国家图书馆的大量图书被法西斯焚毁。这一设计，毫无疑问属于公共艺术，通过如此的公共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反思的力量，他们要利用这一公共艺术来让人永远记住历史教训。
还有一个例子，柏林墙被拆除以后，有一段残墙被保留下来作为历史见证。柏林墙上的壁画非常有名，但这堵被保留下来的墙并没有壁画，只有原本铸在混凝土里的钢筋如今一根根裸露在外。据柏林人介绍，当年，西柏林的人们对这堵墙很愤怒，很多人每到这堵墙面前，就会去敲击墙面以示抗议，天长日久，竟然把这面墙敲得钢筋暴露。
显然，这两个例子都与公共艺术有关，不同之处在于，柏林中心广场地下藏书馆属于艺术家设计出来的作品，而露出钢筋的混凝土墙则是由公民自发的政治诉求而形成。这一对例子恰恰可以作为注脚，说明前卫艺术理论中两个著名的命题——“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社会就是雕塑”，在公共艺术中一样有效。正像前卫艺术理论拆除了艺术的界限那样，前卫艺术同样也拆除了公共艺术的界限，正是这样一个条件才使公共艺术与批评性艺术的理论相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批评一些所谓的公共艺术了。《深圳人的一天》这个“城雕”在一些美术批评家的眼里，已经成了公共艺术的范例，用他们的话来说，它既代表着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同时也将城市的公共空间的权力还给了公众。作为一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与我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的像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塑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这组作品将一些像真人一样的雕塑放到具体的情境中——深圳特区，雕塑的模特儿代表了深圳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在城市雕塑的范围，我们的公共空间只能做《深圳人的一天》这样的作品，而不能做其他吗？“孙志刚事件”可不可以做呢？
因此，还是回到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上，这是我们认为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是公共艺术的尺度。我们说，公共空间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结果，这种公共空间说到底就是政治空间，它是每个公民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进行自由表达的场所。公共艺术完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凭靠现代性的公共性，而是凭靠乌托邦式的公共性，是建立不起这种公共空间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谓的公共空间早已变成了跳跳老年舞，做做活动操和放放《深圳人的一天》这种城雕的地方。
“批评性艺术”是近年来我的评论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它与我对前卫艺术史的重新写作密不可分，而“公民政治”是另一个关键词，重在讨论艺术家的身份如何转换。把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与我讨论公共艺术时同样的命题:艺术是一种舆论，艺术是对社会的监督。这样，在我的视野中，肯定地，艺术的范围会再次扩大，即通常人们并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在我的这些关键词与命题中却有可能成为艺术，而那些前卫艺术家的通常表现在我看来都属于“无聊艺术”。即我会关心艺术之外的事件，也许这些事件才是我所需要的艺术，或者是有助于重新讨论艺术问题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