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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初，BQ的记者们往往要在SIHH和BASELWORLD上采访几十家钟表企业高层，很多人都表示对中国市场很看好。的确，有数字显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升到世界前列。但是就目前消费者购买表的习惯来看，往往是看品牌知名度，很少有消费者会花费心思研究品牌背后的东西。所以，往往是花了钱却不知道实际价值花在何处。为此，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更多这些“侯门深似海”的钟表家族企业故事，也是作为时尚入门生的必修功课之一，特别策划了此次选题，浅析部分家族制表历史。
其实不少家族企业也是由制表大师经历几代传承而来，作为瑞士最有名望的制表大师，宝玑这个品牌依然被极力推崇在最高端。据悉，创始人亚布拉罕-路易·宝玑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虽继承了，但在掌管公司十年后，却把若大的公司经营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到1907年的时候，公司经营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几度辗转后于1999年被斯沃琪集团正式收购。这时候，已经是宝玑先生的第七代孙了。但家族制表的创作风格延续下来，宝玑那份优雅高贵，那种创新的精神，现在依然由集团全力以赴的在传承。
所以说历经历史起伏，家族的经营也未必能一脉单传，已被大集团收购的家族制表企业并不少见。时过境迁，这样的状况要想享受当年家族制表大师定制的待遇是不太可能了。如今即便一些大的独立制表人，也并非全部由本人亲手打造，也有成百工匠的作坊，垂直作业。但是，即便是大的钟表集团，在这个尊重传统的行业里发展至今，也同样带有家族企业的气息。而家族的权力交接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斯沃琪集团的创始人老海耶克，这位被认为拯救了瑞士钟表业的重量级人物，在瑞士当地时间2010年6月28日离开了人世。他去世后，两天之内斯沃琪集团就顺利进行了权力交接。老海耶克的女儿、时任TIFFANY手表全球CEO的Nayla Hayek接替老海耶克，成为斯沃琪集团董事会主席。而她的兄弟Nick Hayek则继续担任斯沃琪集团CEO。作为家族第三代的Marc A. Hayek，一直担任宝珀全球CEO，在老海耶克过世之后，则接替老海耶克掌管宝玑和雅克德罗的全球CEO，成为一位同时掌管3个传统顶级腕表品牌的年轻CEO，每年的BASELWORLD上成为争相被媒体采访的风头人士。
像海耶克家族这样顺利的权力交接，集团稳步发展，已经成为业内的一段佳话。但能如此顺利接班，恐怕继承人自小受到的培养不可小觑，从钟表专业到商业素养，任务颇坚。对于许多百年瑞士家族品牌或是仅仅第一代的独立制表人品牌而言，由谁来接班，的确值得思考。因为从品牌文化到家族经营能否得以延续，恐怕需要多方面考虑。又或者并入大集团，对品牌的发展是否更好？简单的例举几例：
百达翡丽一直以来被收藏家们放在名表收藏名单的第一位，百达翡丽前任总裁菲力·斯登先生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之后，果断地调整了产品结构，并扩大产业规模，1975年-1985年，整整十年，他带领公司度过石英时计带来的危机，为百达翡丽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卓越地位，使品牌成为了制造高精密度和极具收藏价值的复杂时计的基准。而他的儿子泰瑞·斯登先生，恪守父亲的经营路线，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使百达翡丽稳稳地在霸主的位置上，并且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的距离。今天，百达翡丽之所以能如此自信，只因为它具有历久弥新的品质；而在这品质背后，凝聚的是家族几代的心血，以及对完美的执著与追求。
一直坚持家族经营的萧邦，到现在两位家族传人分别掌管腕表与珠宝领域，创作激情无限，实在也是家族经营的典范。萧邦的创作激情体现在，它的新品发布贯穿整年，并非只是那些在BASELWORLD上的新品。这也令爱表人每次都会带着期待去参加它的每一次活动。
其实，成为业界“独立帝国”的劳力士也有故事。汉斯·威尔斯多夫先生打下劳力士的江山之后，据悉，他的儿女都不愿意继承父业。汉斯·威尔斯多夫先生于 1960 年去世，1963 年安德烈·海尼格（André J. Heiniger）继承了汉斯·威尔斯多夫的职位，安德烈 28 岁加入劳力士，他在工作的前些年是为公司开拓市场，建立海外分支机构。1954 年，汉斯·威尔斯多夫任命他为日内瓦市场总监。汉斯·威尔斯多夫先生的继承者建立了劳力士基金会，实施对品牌的全面监管。在基金会的运作下，劳力士从一个表厂转变成为一个现有员工过万人的“制造帝国”。而且这个基金会是独立的，不依附任何大集团。
可见，不管是从未旁落经营大权的家族制表企业，还是已并入大集团的钟表品牌，过去家族的传承依然延续在其血脉之中。而经营之道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使得钟表行业如此的生机勃勃。
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保持独立性的价值
回溯百达翡丽174年的悠长历史，百达先生（Antonie Norbert de Patek）与翡丽先生（Jean-Adrien Philippe）一同奠定了优质制表技艺的卓越传统。1845年5月15日，两人正式携手，并承诺将共同致力于生产世界上最精致、优良的计时工具。翡丽先生为百达翡丽创造了许多国际专利及发明，倾其毕生心血致力于改进其独创的制表技艺系统，并著书以为后人保存当年详细的制造技艺。1851年，百达翡丽参加了具有世界博览会先驱之称的伦敦水晶宫博览会，推出全球最小的时计，引起了世界名流们的极大关注——就连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的女皇，维多利亚女王也为自己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各选购了一枚百达翡丽。1868年，他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百达翡丽为匈牙利Kocewicz伯爵夫人制作了世上首枚瑞士腕表。公司从而因卓越的创造力而树立起显赫的声誉。1927年，当时的百达翡丽已经提出其品牌标语——“开创你自己的传统”（“Begin your own tradition”） ；时至今日，这一独到的品牌理念早已深入民心。
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日内瓦制表业， “那是个艰难的时代！我特别记得父亲曾告诉我当时环境极其艰苦，每个星期他们都得决定融掉哪一枚金表壳来支付钟表工匠的工资。斯登家族开始向翡丽老先生提出大量收购公司股份的可能性”。斯登家族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回忆道。于是，斯登兄弟查尔斯·斯登（Charles Stern）和约翰·斯登（John Stern）开始出资运营百达翡丽公司，1932年，斯登家族正式入主。 之后，斯登（Stern）家族则为百达翡丽开创了全新局面——斯登兄弟（Charles Stern与John Stern）挽救了危机中的公司，亨利·斯登（Henri Stern）建立了品牌影响力，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为百达翡丽带来了崭新的专业精神，而如今的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Thierry Stern）则为品牌注入了科技化与现代化的新思维。
在2008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菲力·斯登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出现在展台上，“对自己的家族忠诚，就是对客户的忠诚。我小时候，家族企业还很多，突然之间，它们就全部消失了”。近几年，众多的独立表厂被奢侈品集团购买，以最大化地获取商业利润，而百达翡丽仍然坚守自己的哲学：独立、品质至上。“独立性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给我们的自由，而自由又提供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百年来，经营权从未旁落
1875年，爱彼在瑞士 Jura地区Vallee de Joux（侏罗山谷）心脏地带的 Le Brassus（布拉苏丝）村庄创立，专门设计及生产顶级精密复杂的钟表。爱彼表厂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创厂138年来皆保有在其创始者家族手中经营。两位创始者Jules-Louis Audemars 和EdwardAuguste Piguet， 坚信延续这一传奇必须基于古老悠久的制表诀窍和技艺，以及三个根本的价值观：坚持传统、追求完美、大胆创新。
时至今日，爱彼仍然是高级钟表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家传名厂，其经营权并未落入外人手中。Jasmine Audemars为Jules-Louis Audemars之曾孙女。1992年，Jasmine Audemars 离开了日內瓦日报并继承其父亲的工作，成为爱彼董事会主席及爱彼基金主席。自2000年开始，她更是成为日內瓦CIHH （Com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ute Horlogerie） 监察委员之一。
Olivier Audemars是Edward Auguste Piguet的曾孙， “我的祖父很喜欢向我叙述表厂的故事，我也从他那里继承了对制表工艺的热情”，他回忆道：“他对汝拉山谷（vall de Joux）怀有很深的情感。对他而言，企业不属于个人，而属于一个地区。因此，他的使命就是让企业一直留在汝拉山谷，并且世代相传。”他于1997年加入品牌董事会。2000年，他接替姑姑担任董事一职。他解释道：“我认为自己能在公司员工中起到联系的作用。我们应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品牌正在重新整合，以提高制造美妙复杂机芯的能力。”
A. LANGE & SO¨HNE朗格表盘上消失的名字又强势回归
1845年12月7日，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在偏远的德国格拉苏蒂镇创立了自己的怀表制造厂，孜孜不倦地以他的智慧为钟表业注入新思维。当中，他为制表工序引入公制系统，及发明了3/4夹板以增进机芯的穏定性——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朗格腕表的重要元素。他的长子理查于1868年成为他父亲公司的合伙人，自此，公司名称更改为“A. Lange & So¨hne” （A.朗格与儿子们）。数年后，他的另一位儿子艾米加入公司。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于1875年与世长辞，为精密制表业留存了不少创新设计及传奇时计。
在数年之间，朗格第二代传人已带领公司攀上全新高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为国家带来前所未见的经济发展。在这个被称为“Gründerzeit” （经济繁荣期）的时代，“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的保证，朗格亦赢得世界性的认同。1902年，朗格制成大复杂怀表第42500号，装载朗格表厂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枚机芯。朗格的顾客名单与表厂的众多复杂机能同样使人印象深刻，包括德皇威廉二世及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朗格也是几代萨克森王室的最爱腕表。
1906年，艾米的儿子奥拓加入公司，家族生意进入第三代。接着，他的两位弟弟鲁道夫及格哈德也加入管理公司。1930年，理查发现在生产摆轮游丝的合金中加入铍元素可改善其穏定性，并为此申请专利。然而，如此辉煌的制表历史终结在1945年，朗格的主要生产大楼在二战空袭中几乎全毁。1948年公司被共产政权国有化。第四代制表大师瓦尔特·朗格被迫流亡西德。朗格的名字在表盘上消失。
1990年，柏林围墙倒下，两德统一，为历史重新洗牌，也为瓦尔特·朗格开启了延续家族第四代制表传统的机会。12月7日，他抓紧了这个机会，恢复了这个于过去百多年来，德国最著名的钟表品牌的名字。现在品牌每年仅生产数千枚金质或铂金腕表，全部搭载由人手精心修饰并组装的独家机芯。在短短20多年间，朗格已经重新成为全球顶尖钟表品牌的一员。
WEMPE零售商的不断开拓
有着135 年历史的 Wempe 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企业之一。如今，拥有自己的钟表、珠宝品牌，已成为拥有最大制表厂的欧洲零售商。1878 年 5 月 5 日，普通的制表师 Gerhard Diedrich Wilhelm Wempe 以 80 马克作为起始资本，在威悉河畔的埃尔斯弗莱特（Elsfleth）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店铺。16 年后，他再次迈步：在诸侯国都奥尔登堡（Oldenburg）开设第二家分店。为了扩充店铺的高档商品，他和十二岁的儿子 Herbert 共同前往瑞士。他同瑞士制表厂建立联系，为企业的日后发展推波助澜。瑞士高档钟表的加入随即推动了业务的发展。
1907 年，Gerhard 进军汉莎同盟城市汉堡（Hamburg），在舒尔特布拉特大街开设分店。1914 年，Wempe在汉堡的分店数量又增加了四个。他本想使分店遍布汉堡每个城区，然而，一战的爆发使他的计划落空。 此外，Gerhard早期便开始培养 Herbert Wempe，使其熟悉业务，从而顺利接班。Herbert Wempe 在31 岁时开始执掌家族企业。1923 年 12 月 31 日，他购买了位于汉堡施泰因大街 23 号（Steinstr. 23）的办公大楼，并以父亲的绰号“Gülden Gerd”命名。迄今为止，这座大楼仍是 Wempe 总部所在地。Herbert Wempe 继承了父亲的经营理念，果断地将资金投入到企业的未来发展之中。他对所有分店实施标准化，统一店铺的内外装潢设计。所做的另一标志性事件是扩展客户服务。由此，Wempe开始维修各种钟表，包括知名瑞士品牌。
1938 年， Wempe 从汉堡和不莱梅的船主手中买下创立于 1905 年的汉堡天文台表制造厂有限公司，在著名天文台表制造师 Ferdinand Denker的领导下，开始生产高精准的航海天文钟。这为Wempe 成功制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天文钟打下了基础，企业也由此开始培训高资质的制表师。
1945年，汉堡成为一片废墟，Wempe分店也悉数被毁。原本被指定继续执掌企业的长子——Herbert Wempe jr.，未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艰难的重建阶段开始之际，幼子——年仅13岁的 Hellmut Wempe 也承担起责任。1950 年，18岁的他进入企业工作。他直接经营的首家分店位于汉堡的巴姆贝克区。截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Wempe 牢牢抓住德国经济奇迹这一历史机遇，重建了十家分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女儿 Kim-Eva Wempe 进入企业工作。由此，企业迎来家族第四代掌门人。
Kim-Eva Wempe在接受BQ记者采访时告诉我们，当初，他父亲问她是否有能力接掌时，她并未退缩。她也以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大家的信任。她通过推出珠宝系列产品实施创新，为前辈们的理念注入新的生命。2005 年，她收购了当时已完全荒废的格拉苏蒂天文台，完成祖父当年制定的宏伟计划。随后，天文台在她的倡议下重建。今天的天文台，是科学及制表师工艺的完美结合，成为年轻制表师的培训基地以及全新理念的发源地。但关于下一代掌门人尚未确立，她依然以她父亲为榜样，将来谁有能力接手就让谁来带领Wempe走下去。
CHOPARD萧邦153年恒久不变的创造力
萧邦为蜚声国际的高级腕表和珠宝品牌，由路易·于利斯·萧邦（Louis-Ulysse Chopard）于1860年创立，后来由卡尔·舍费尔（Karl Scheufele）与其妻卡琳·舍费尔（Karin Scheufele）于1963年收购，一直由家族经营。目前由舍费尔伉俪的子女卡尔·费雷德里克·舍费尔（Karl-Friedrich Scheufele）和卡罗琳·舍费尔（Caroline Scheufele） 共同担任联合总裁。萧邦秉承了百年传统的精髓和精湛工艺，同时发展各项崭新技术，坚守品牌的核心价值——卓越质量、力臻至善、勇于创新、自强不息和尊重。萧邦一直深受国际巨星青睐，被公认为尊贵腕表和珠宝的翘楚。在家族成员的带领下， 萧邦150多年来传承对卓越钟表技术的热爱，继往开来。
在耀眼的成就光环下，是品牌雄厚的内在实力。今日，萧邦集团在全球拥有1750名员工，12家销售子公司，以及120间专卖店。萧邦位于梅林（Meyrin）、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和弗勒里耶（Fleurier）的三处生产基地，现在已经成为延续技艺、培养专才的中心，汇聚了45个不同类别的工艺，充满活力与生机。极少数高端品牌能够像萧邦一样如此清晰地强调公司作为“家” （“House”）的概念。
TITONI瑞士梅花表三代秉承传统制表精神
1919年，Fritz Schluep先生最早在侏罗山脚下成立了一间规模很小的钟表工作室。他当时与三位员工在强烈的创业精神的激励下，研发出第一块定时器，取名为Felco。 一年之后， 公司成员增加至15人。具有高瞻远瞩的他当即决定要超越瑞士的边界，追求更长远的成功。所以第一代产品即在国外，如德国、美国和日本， 成功打开销售市场。
Bruno Schluep先生系公司创始人Fritz Schluep之子， 1938年毕业于瑞士 Le Locle 技术学院， 成为专业制表师后，正式加入家族企业。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凭借手表精准可靠的性能和独特的功能，Schluep家族赢得了美国军方30，000只腕表的独家订单。
在公司成立60周年后不久，Bruno Schluep先生辞世。 丹尼尔·史洛普先生 （Daniel M. Schluep） 于1981 年开始接手执掌公司业务成为现任总裁，代表家族的第三代坚定不移地传承钟表制作传统。如同其祖父和父亲一样，他的名字是瑞士梅花表高质量和传统瑞士制表工艺的代名词。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到访中国，史洛普先生便对中国的人民与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此后，他每年都会到访中国两至三次。在丹尼尔·史洛普的领导之下，瑞士梅花表于 2013 年仍会延续品牌的坚持——高质量的腕表制作，一流的服务及致力于社会及文化的回馈，尤其是在中国。就如他所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它一直是我们发展的焦点。”因此，过去一年，除了在中国开设旗舰店，品牌也热衷于赞助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我们于开拓业务的同时，对于支持当地文化及环境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RAYMOND WEIL蕾蒙威在行业危机时成就传奇
瑞士家族公司蕾蒙威由蕾蒙·威（Raymond Weil）先生于1976年在日内瓦成立。当时正值钟表业的危机时期。由于他对钟表市场了如指掌，蕾蒙·威先生曾出任不少专业组织的重要职务：他曾担任日内瓦钟表制造商协会主席、琉森的钟表业训练中心（CFH）副会长、钟表业联合会（FH）以及其他几个组织的会员。此外，蕾蒙·威先生也一直出任巴塞尔世界钟表及珠宝展览会的参展者委员会主席直至1995年。让品牌成为瑞士钟表业的一朵奇葩。 几年后，奥利维·伯海姆（Olivier Bernheim） 在其岳父蕾蒙·威先生的邀请下，于1982年加入品牌。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利维·伯海姆先生的领导下，公司在产品研发、营销与宣传领域持续发展和创新。蕾蒙威的业务早已拓展至全球，每个市场均显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势头。进入新千年后，公司创始人蕾蒙·威先生之孙，艾利·伯海姆（Elie Bernheim）和皮埃尔·伯海姆（Pierre Bernheim）亦加入公司，助其父奥利维·伯海姆先生一臂之力，分别担任营销总监和销售总监。公司在美国、印度与加拿大成立分公司。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品牌在当地的卓著声誉，蕾蒙威也早已成功进驻该市场。
作为这个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艾利和皮埃尔以其精湛的独门制表技术和对品牌价值始终如一的坚守为基础，保证了品牌继承的延续一致。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殿堂级奢侈品牌的魅力
1837年路易·威登先生抵达花都巴黎，并有幸成为著名行李箱工匠Marechal先生的Layetie-Emballeur学徒，当时生产行李箱的工匠均被统称为Layetie-Emballeur。1837年法国首条铁路通车，1838年一艘欧洲蒸汽轮船首度成功横越大西洋，标志现代旅游年代的正式来临，当时巴黎行李箱工匠以人手制作的白杨木衣箱非常精美，他们又精于为皇室贵族收拾华丽的行装，所以首都巴黎对其产品需求随之急升。1853年，路易·威登已晋升为老板的首席助理，同时成为Eugenie皇后最信任的行李箱专家，顿时身价十倍。自成为皇家御用后，来自上流社会阶层的时尚客人随即纷涌而至。路易·威登于1854年结婚，同年作出建立自己公司的重要决定。夫妻俩在尊贵地段Rue Neuve Des Capucines四号（即今天的Rue des Capucines）开设店铺，选址跟梵登广场（Place Vendome）及后来兴建的歌剧院仅咫尺之遥。
之后，公司业务如日中天，但市面却出现各式各样的仿制品，路易·威登为了打击这抄袭情况，遂于1872年在灰色Trianon帆布中加入红白条纹图案。他的儿子佐治·威登（Georges Vuitton）于1880年接掌公司业务，其后于1888年推出更复杂的啡白格子新图案，并相间地印上L.Vuitton标志字样，令他人难以效仿。超过一个世纪之后，这方格图案便成为另一经典—Damier系列的创作灵感。另外一项重要的革命性发明，当数佐治·威登掌管公司期间于1890年面世的“unpickable”多制动栓按锁，其后品牌生产的所有行李箱均安装这款按锁设计；而每位客人获分配私人锁头号码，即客人的所有行李箱可以同一锁匙开关。这系统一直沿用至今。公司于1897年将Monogram图案帆布设计注册，1905年更将之注册为品牌。今天的Keepall及Steamer Bag已披上优雅的Monogram图案现身，但初期两者是以净色帆布制造，直至1959年佐治·威登的儿子加士顿（Gaston-Louis Vuitton）及继承人Claude-Louis Vuitton研制出柔软的防水涂层技术，从此便可将Monogram帆布制作软身的旅行袋。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路易威登，历经六代，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在2013年BASELWORLD上，BQ记者特别采访到路易威登第六代传人Benoit-Louis Vuitton，目前担任路易威登高端腕表部门负责人。作为家族一分子，他承袭传统，开拓创新，勇猛果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Q= 《北京青年》周刊A= Benoit-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第六代传人）
Q：您的第一块腕表有着怎样的故事？
A：大概六岁时，我圣诞节得到的礼物是一块斯沃琪手表，是我人生的第一块腕表。后来，在我大概十岁时，法国的货币进行了改版，政府发行了新版的十元法郎硬币，因为我和哥哥有时候发生争执会打架。所以，那年八月份，父亲对我们说： “如果你们每天表现都很好，就能得到一枚十元法郎的新版硬币。”那年八月，我有27天表现很好。我就用赏金买了一块手表。从那时起，我和哥哥就开始收藏斯沃琪手表，并且我们还比赛谁收藏得款式更多，谁的数量更多。当我哥哥到了18岁的时候，他已经收藏了20块腕表，而我收藏了22块。
Q：您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路易威登是一个家族企业，所以我作为路易威登的第六代传人，就要跟随父亲的脚步承袭家业，但是我更愿意追求我自己和梦想。我很喜欢腕表和珠宝并投身于这个行业。最初，我是从实习生做起的，后来我的领导对我说，你已经有了一些营销的知识，但是要想做好营销，就要到营销的第一线，也就是路易威登的专卖店去。所以我在纽约的专卖店做了一年半的店铺经理，负责店内的腕表和珠宝产品。后来又经过其他的培训，我才正式就职于腕表与珠宝部门。
Q：那么，当您在专卖店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和客户打交道吗？
A：当然，通过在专卖店工作，不断接触客户，我就能一点点了解这个行业。在那一年半里，我每天在开门营业前两个小时就到店铺，做好产品摆放，清点产品数量等一系列工作，逐渐了解公司的各项业务。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在设计腕表的同时，也要逐渐形成一些管理的新方式，比如培训方式、客户沟通方式、橱窗陈设方式等等。当你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按部就班，你就会想要突破常规，思考一些新的管理方式。这段时间，我也学习到很多知识，拓展了视野，当然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而通过这些事，我不仅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更意识到要和客户以及零售商搞好关系。
Q：您自己亲自做腕表设计吗？
A：在伦敦专卖店工作一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巴黎，直到去年我一直担任腕表部门的产品经理，我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负责产品研发人员与瑞士工作人员的联系与沟通。一般每隔一两周就去一趟瑞士，与那边的工作人员沟通研发、设计想法及一些细节。
Q：您认为路易威登的DNA是什么？
A：我们研发制作路易威登腕表时，第一看重的当然是腕表的卓著品质，另一方面，路易威登所有的表款都是与旅行相关的，你可以选择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等多种交通方式，比如有的腕表就比较适合乘船时佩戴，有的比较适合乘坐飞机四处出行的商界精英，还有的腕表设计更加时尚前卫，另外还有非常适合经常在两个时区间飞行的客户的双时区腕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博物馆展出的高端腕表，虽然这些腕表在博物馆里陈列，但是也都是非常实用的。
Q：那么路易威登最大的市场是在哪里？
A：我们最大的市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Q：作为路易威登第六代传人，您认为您的家族使命是什么？
A：其实我并不是要完完全全按照父辈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专注于做腕表，我的有些理念和管理方式和我父亲是不同的，但是我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也是给路易威登家族带来新的气息。作为路易威登家族的一员，我也在为我们庞大的企业付出自己的一分努力，为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Q：您的哥哥也在路易威登工作吗？
A：他在另外一个路易威登专卖店工作。
Q：您能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您的人生信条吗？
A：我觉得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坚持，坚守梦想，坚持做你最爱做的事情。很多次逆境中，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还是要继续努力，事情总会有所转机。另外，我认为一个人需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
其实不少家族企业也是由制表大师经历几代传承而来，作为瑞士最有名望的制表大师，宝玑这个品牌依然被极力推崇在最高端。据悉，创始人亚布拉罕-路易·宝玑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虽继承了，但在掌管公司十年后，却把若大的公司经营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到1907年的时候，公司经营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几度辗转后于1999年被斯沃琪集团正式收购。这时候，已经是宝玑先生的第七代孙了。但家族制表的创作风格延续下来，宝玑那份优雅高贵，那种创新的精神，现在依然由集团全力以赴的在传承。
所以说历经历史起伏，家族的经营也未必能一脉单传，已被大集团收购的家族制表企业并不少见。时过境迁，这样的状况要想享受当年家族制表大师定制的待遇是不太可能了。如今即便一些大的独立制表人，也并非全部由本人亲手打造，也有成百工匠的作坊，垂直作业。但是，即便是大的钟表集团，在这个尊重传统的行业里发展至今，也同样带有家族企业的气息。而家族的权力交接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斯沃琪集团的创始人老海耶克，这位被认为拯救了瑞士钟表业的重量级人物，在瑞士当地时间2010年6月28日离开了人世。他去世后，两天之内斯沃琪集团就顺利进行了权力交接。老海耶克的女儿、时任TIFFANY手表全球CEO的Nayla Hayek接替老海耶克，成为斯沃琪集团董事会主席。而她的兄弟Nick Hayek则继续担任斯沃琪集团CEO。作为家族第三代的Marc A. Hayek，一直担任宝珀全球CEO，在老海耶克过世之后，则接替老海耶克掌管宝玑和雅克德罗的全球CEO，成为一位同时掌管3个传统顶级腕表品牌的年轻CEO，每年的BASELWORLD上成为争相被媒体采访的风头人士。
像海耶克家族这样顺利的权力交接，集团稳步发展，已经成为业内的一段佳话。但能如此顺利接班，恐怕继承人自小受到的培养不可小觑，从钟表专业到商业素养，任务颇坚。对于许多百年瑞士家族品牌或是仅仅第一代的独立制表人品牌而言，由谁来接班，的确值得思考。因为从品牌文化到家族经营能否得以延续，恐怕需要多方面考虑。又或者并入大集团，对品牌的发展是否更好？简单的例举几例：
百达翡丽一直以来被收藏家们放在名表收藏名单的第一位，百达翡丽前任总裁菲力·斯登先生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之后，果断地调整了产品结构，并扩大产业规模，1975年-1985年，整整十年，他带领公司度过石英时计带来的危机，为百达翡丽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卓越地位，使品牌成为了制造高精密度和极具收藏价值的复杂时计的基准。而他的儿子泰瑞·斯登先生，恪守父亲的经营路线，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使百达翡丽稳稳地在霸主的位置上，并且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的距离。今天，百达翡丽之所以能如此自信，只因为它具有历久弥新的品质；而在这品质背后，凝聚的是家族几代的心血，以及对完美的执著与追求。
一直坚持家族经营的萧邦，到现在两位家族传人分别掌管腕表与珠宝领域，创作激情无限，实在也是家族经营的典范。萧邦的创作激情体现在，它的新品发布贯穿整年，并非只是那些在BASELWORLD上的新品。这也令爱表人每次都会带着期待去参加它的每一次活动。
其实，成为业界“独立帝国”的劳力士也有故事。汉斯·威尔斯多夫先生打下劳力士的江山之后，据悉，他的儿女都不愿意继承父业。汉斯·威尔斯多夫先生于 1960 年去世，1963 年安德烈·海尼格（André J. Heiniger）继承了汉斯·威尔斯多夫的职位，安德烈 28 岁加入劳力士，他在工作的前些年是为公司开拓市场，建立海外分支机构。1954 年，汉斯·威尔斯多夫任命他为日内瓦市场总监。汉斯·威尔斯多夫先生的继承者建立了劳力士基金会，实施对品牌的全面监管。在基金会的运作下，劳力士从一个表厂转变成为一个现有员工过万人的“制造帝国”。而且这个基金会是独立的，不依附任何大集团。
可见，不管是从未旁落经营大权的家族制表企业，还是已并入大集团的钟表品牌，过去家族的传承依然延续在其血脉之中。而经营之道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使得钟表行业如此的生机勃勃。
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保持独立性的价值
回溯百达翡丽174年的悠长历史，百达先生（Antonie Norbert de Patek）与翡丽先生（Jean-Adrien Philippe）一同奠定了优质制表技艺的卓越传统。1845年5月15日，两人正式携手，并承诺将共同致力于生产世界上最精致、优良的计时工具。翡丽先生为百达翡丽创造了许多国际专利及发明，倾其毕生心血致力于改进其独创的制表技艺系统，并著书以为后人保存当年详细的制造技艺。1851年，百达翡丽参加了具有世界博览会先驱之称的伦敦水晶宫博览会，推出全球最小的时计，引起了世界名流们的极大关注——就连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的女皇，维多利亚女王也为自己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各选购了一枚百达翡丽。1868年，他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百达翡丽为匈牙利Kocewicz伯爵夫人制作了世上首枚瑞士腕表。公司从而因卓越的创造力而树立起显赫的声誉。1927年，当时的百达翡丽已经提出其品牌标语——“开创你自己的传统”（“Begin your own tradition”） ；时至今日，这一独到的品牌理念早已深入民心。
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日内瓦制表业， “那是个艰难的时代！我特别记得父亲曾告诉我当时环境极其艰苦，每个星期他们都得决定融掉哪一枚金表壳来支付钟表工匠的工资。斯登家族开始向翡丽老先生提出大量收购公司股份的可能性”。斯登家族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回忆道。于是，斯登兄弟查尔斯·斯登（Charles Stern）和约翰·斯登（John Stern）开始出资运营百达翡丽公司，1932年，斯登家族正式入主。 之后，斯登（Stern）家族则为百达翡丽开创了全新局面——斯登兄弟（Charles Stern与John Stern）挽救了危机中的公司，亨利·斯登（Henri Stern）建立了品牌影响力，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为百达翡丽带来了崭新的专业精神，而如今的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Thierry Stern）则为品牌注入了科技化与现代化的新思维。
在2008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菲力·斯登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出现在展台上，“对自己的家族忠诚，就是对客户的忠诚。我小时候，家族企业还很多，突然之间，它们就全部消失了”。近几年，众多的独立表厂被奢侈品集团购买，以最大化地获取商业利润，而百达翡丽仍然坚守自己的哲学：独立、品质至上。“独立性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给我们的自由，而自由又提供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百年来，经营权从未旁落
1875年，爱彼在瑞士 Jura地区Vallee de Joux（侏罗山谷）心脏地带的 Le Brassus（布拉苏丝）村庄创立，专门设计及生产顶级精密复杂的钟表。爱彼表厂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创厂138年来皆保有在其创始者家族手中经营。两位创始者Jules-Louis Audemars 和EdwardAuguste Piguet， 坚信延续这一传奇必须基于古老悠久的制表诀窍和技艺，以及三个根本的价值观：坚持传统、追求完美、大胆创新。
时至今日，爱彼仍然是高级钟表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家传名厂，其经营权并未落入外人手中。Jasmine Audemars为Jules-Louis Audemars之曾孙女。1992年，Jasmine Audemars 离开了日內瓦日报并继承其父亲的工作，成为爱彼董事会主席及爱彼基金主席。自2000年开始，她更是成为日內瓦CIHH （Com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ute Horlogerie） 监察委员之一。
Olivier Audemars是Edward Auguste Piguet的曾孙， “我的祖父很喜欢向我叙述表厂的故事，我也从他那里继承了对制表工艺的热情”，他回忆道：“他对汝拉山谷（vall de Joux）怀有很深的情感。对他而言，企业不属于个人，而属于一个地区。因此，他的使命就是让企业一直留在汝拉山谷，并且世代相传。”他于1997年加入品牌董事会。2000年，他接替姑姑担任董事一职。他解释道：“我认为自己能在公司员工中起到联系的作用。我们应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品牌正在重新整合，以提高制造美妙复杂机芯的能力。”
A. LANGE & SO¨HNE朗格表盘上消失的名字又强势回归
1845年12月7日，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在偏远的德国格拉苏蒂镇创立了自己的怀表制造厂，孜孜不倦地以他的智慧为钟表业注入新思维。当中，他为制表工序引入公制系统，及发明了3/4夹板以增进机芯的穏定性——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朗格腕表的重要元素。他的长子理查于1868年成为他父亲公司的合伙人，自此，公司名称更改为“A. Lange & So¨hne” （A.朗格与儿子们）。数年后，他的另一位儿子艾米加入公司。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于1875年与世长辞，为精密制表业留存了不少创新设计及传奇时计。
在数年之间，朗格第二代传人已带领公司攀上全新高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为国家带来前所未见的经济发展。在这个被称为“Gründerzeit” （经济繁荣期）的时代，“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的保证，朗格亦赢得世界性的认同。1902年，朗格制成大复杂怀表第42500号，装载朗格表厂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枚机芯。朗格的顾客名单与表厂的众多复杂机能同样使人印象深刻，包括德皇威廉二世及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朗格也是几代萨克森王室的最爱腕表。
1906年，艾米的儿子奥拓加入公司，家族生意进入第三代。接着，他的两位弟弟鲁道夫及格哈德也加入管理公司。1930年，理查发现在生产摆轮游丝的合金中加入铍元素可改善其穏定性，并为此申请专利。然而，如此辉煌的制表历史终结在1945年，朗格的主要生产大楼在二战空袭中几乎全毁。1948年公司被共产政权国有化。第四代制表大师瓦尔特·朗格被迫流亡西德。朗格的名字在表盘上消失。
1990年，柏林围墙倒下，两德统一，为历史重新洗牌，也为瓦尔特·朗格开启了延续家族第四代制表传统的机会。12月7日，他抓紧了这个机会，恢复了这个于过去百多年来，德国最著名的钟表品牌的名字。现在品牌每年仅生产数千枚金质或铂金腕表，全部搭载由人手精心修饰并组装的独家机芯。在短短20多年间，朗格已经重新成为全球顶尖钟表品牌的一员。
WEMPE零售商的不断开拓
有着135 年历史的 Wempe 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企业之一。如今，拥有自己的钟表、珠宝品牌，已成为拥有最大制表厂的欧洲零售商。1878 年 5 月 5 日，普通的制表师 Gerhard Diedrich Wilhelm Wempe 以 80 马克作为起始资本，在威悉河畔的埃尔斯弗莱特（Elsfleth）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店铺。16 年后，他再次迈步：在诸侯国都奥尔登堡（Oldenburg）开设第二家分店。为了扩充店铺的高档商品，他和十二岁的儿子 Herbert 共同前往瑞士。他同瑞士制表厂建立联系，为企业的日后发展推波助澜。瑞士高档钟表的加入随即推动了业务的发展。
1907 年，Gerhard 进军汉莎同盟城市汉堡（Hamburg），在舒尔特布拉特大街开设分店。1914 年，Wempe在汉堡的分店数量又增加了四个。他本想使分店遍布汉堡每个城区，然而，一战的爆发使他的计划落空。 此外，Gerhard早期便开始培养 Herbert Wempe，使其熟悉业务，从而顺利接班。Herbert Wempe 在31 岁时开始执掌家族企业。1923 年 12 月 31 日，他购买了位于汉堡施泰因大街 23 号（Steinstr. 23）的办公大楼，并以父亲的绰号“Gülden Gerd”命名。迄今为止，这座大楼仍是 Wempe 总部所在地。Herbert Wempe 继承了父亲的经营理念，果断地将资金投入到企业的未来发展之中。他对所有分店实施标准化，统一店铺的内外装潢设计。所做的另一标志性事件是扩展客户服务。由此，Wempe开始维修各种钟表，包括知名瑞士品牌。
1938 年， Wempe 从汉堡和不莱梅的船主手中买下创立于 1905 年的汉堡天文台表制造厂有限公司，在著名天文台表制造师 Ferdinand Denker的领导下，开始生产高精准的航海天文钟。这为Wempe 成功制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天文钟打下了基础，企业也由此开始培训高资质的制表师。
1945年，汉堡成为一片废墟，Wempe分店也悉数被毁。原本被指定继续执掌企业的长子——Herbert Wempe jr.，未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艰难的重建阶段开始之际，幼子——年仅13岁的 Hellmut Wempe 也承担起责任。1950 年，18岁的他进入企业工作。他直接经营的首家分店位于汉堡的巴姆贝克区。截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Wempe 牢牢抓住德国经济奇迹这一历史机遇，重建了十家分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女儿 Kim-Eva Wempe 进入企业工作。由此，企业迎来家族第四代掌门人。
Kim-Eva Wempe在接受BQ记者采访时告诉我们，当初，他父亲问她是否有能力接掌时，她并未退缩。她也以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大家的信任。她通过推出珠宝系列产品实施创新，为前辈们的理念注入新的生命。2005 年，她收购了当时已完全荒废的格拉苏蒂天文台，完成祖父当年制定的宏伟计划。随后，天文台在她的倡议下重建。今天的天文台，是科学及制表师工艺的完美结合，成为年轻制表师的培训基地以及全新理念的发源地。但关于下一代掌门人尚未确立，她依然以她父亲为榜样，将来谁有能力接手就让谁来带领Wempe走下去。
CHOPARD萧邦153年恒久不变的创造力
萧邦为蜚声国际的高级腕表和珠宝品牌，由路易·于利斯·萧邦（Louis-Ulysse Chopard）于1860年创立，后来由卡尔·舍费尔（Karl Scheufele）与其妻卡琳·舍费尔（Karin Scheufele）于1963年收购，一直由家族经营。目前由舍费尔伉俪的子女卡尔·费雷德里克·舍费尔（Karl-Friedrich Scheufele）和卡罗琳·舍费尔（Caroline Scheufele） 共同担任联合总裁。萧邦秉承了百年传统的精髓和精湛工艺，同时发展各项崭新技术，坚守品牌的核心价值——卓越质量、力臻至善、勇于创新、自强不息和尊重。萧邦一直深受国际巨星青睐，被公认为尊贵腕表和珠宝的翘楚。在家族成员的带领下， 萧邦150多年来传承对卓越钟表技术的热爱，继往开来。
在耀眼的成就光环下，是品牌雄厚的内在实力。今日，萧邦集团在全球拥有1750名员工，12家销售子公司，以及120间专卖店。萧邦位于梅林（Meyrin）、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和弗勒里耶（Fleurier）的三处生产基地，现在已经成为延续技艺、培养专才的中心，汇聚了45个不同类别的工艺，充满活力与生机。极少数高端品牌能够像萧邦一样如此清晰地强调公司作为“家” （“House”）的概念。
TITONI瑞士梅花表三代秉承传统制表精神
1919年，Fritz Schluep先生最早在侏罗山脚下成立了一间规模很小的钟表工作室。他当时与三位员工在强烈的创业精神的激励下，研发出第一块定时器，取名为Felco。 一年之后， 公司成员增加至15人。具有高瞻远瞩的他当即决定要超越瑞士的边界，追求更长远的成功。所以第一代产品即在国外，如德国、美国和日本， 成功打开销售市场。
Bruno Schluep先生系公司创始人Fritz Schluep之子， 1938年毕业于瑞士 Le Locle 技术学院， 成为专业制表师后，正式加入家族企业。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凭借手表精准可靠的性能和独特的功能，Schluep家族赢得了美国军方30，000只腕表的独家订单。
在公司成立60周年后不久，Bruno Schluep先生辞世。 丹尼尔·史洛普先生 （Daniel M. Schluep） 于1981 年开始接手执掌公司业务成为现任总裁，代表家族的第三代坚定不移地传承钟表制作传统。如同其祖父和父亲一样，他的名字是瑞士梅花表高质量和传统瑞士制表工艺的代名词。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到访中国，史洛普先生便对中国的人民与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此后，他每年都会到访中国两至三次。在丹尼尔·史洛普的领导之下，瑞士梅花表于 2013 年仍会延续品牌的坚持——高质量的腕表制作，一流的服务及致力于社会及文化的回馈，尤其是在中国。就如他所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它一直是我们发展的焦点。”因此，过去一年，除了在中国开设旗舰店，品牌也热衷于赞助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我们于开拓业务的同时，对于支持当地文化及环境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RAYMOND WEIL蕾蒙威在行业危机时成就传奇
瑞士家族公司蕾蒙威由蕾蒙·威（Raymond Weil）先生于1976年在日内瓦成立。当时正值钟表业的危机时期。由于他对钟表市场了如指掌，蕾蒙·威先生曾出任不少专业组织的重要职务：他曾担任日内瓦钟表制造商协会主席、琉森的钟表业训练中心（CFH）副会长、钟表业联合会（FH）以及其他几个组织的会员。此外，蕾蒙·威先生也一直出任巴塞尔世界钟表及珠宝展览会的参展者委员会主席直至1995年。让品牌成为瑞士钟表业的一朵奇葩。 几年后，奥利维·伯海姆（Olivier Bernheim） 在其岳父蕾蒙·威先生的邀请下，于1982年加入品牌。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利维·伯海姆先生的领导下，公司在产品研发、营销与宣传领域持续发展和创新。蕾蒙威的业务早已拓展至全球，每个市场均显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势头。进入新千年后，公司创始人蕾蒙·威先生之孙，艾利·伯海姆（Elie Bernheim）和皮埃尔·伯海姆（Pierre Bernheim）亦加入公司，助其父奥利维·伯海姆先生一臂之力，分别担任营销总监和销售总监。公司在美国、印度与加拿大成立分公司。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品牌在当地的卓著声誉，蕾蒙威也早已成功进驻该市场。
作为这个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艾利和皮埃尔以其精湛的独门制表技术和对品牌价值始终如一的坚守为基础，保证了品牌继承的延续一致。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殿堂级奢侈品牌的魅力
1837年路易·威登先生抵达花都巴黎，并有幸成为著名行李箱工匠Marechal先生的Layetie-Emballeur学徒，当时生产行李箱的工匠均被统称为Layetie-Emballeur。1837年法国首条铁路通车，1838年一艘欧洲蒸汽轮船首度成功横越大西洋，标志现代旅游年代的正式来临，当时巴黎行李箱工匠以人手制作的白杨木衣箱非常精美，他们又精于为皇室贵族收拾华丽的行装，所以首都巴黎对其产品需求随之急升。1853年，路易·威登已晋升为老板的首席助理，同时成为Eugenie皇后最信任的行李箱专家，顿时身价十倍。自成为皇家御用后，来自上流社会阶层的时尚客人随即纷涌而至。路易·威登于1854年结婚，同年作出建立自己公司的重要决定。夫妻俩在尊贵地段Rue Neuve Des Capucines四号（即今天的Rue des Capucines）开设店铺，选址跟梵登广场（Place Vendome）及后来兴建的歌剧院仅咫尺之遥。
之后，公司业务如日中天，但市面却出现各式各样的仿制品，路易·威登为了打击这抄袭情况，遂于1872年在灰色Trianon帆布中加入红白条纹图案。他的儿子佐治·威登（Georges Vuitton）于1880年接掌公司业务，其后于1888年推出更复杂的啡白格子新图案，并相间地印上L.Vuitton标志字样，令他人难以效仿。超过一个世纪之后，这方格图案便成为另一经典—Damier系列的创作灵感。另外一项重要的革命性发明，当数佐治·威登掌管公司期间于1890年面世的“unpickable”多制动栓按锁，其后品牌生产的所有行李箱均安装这款按锁设计；而每位客人获分配私人锁头号码，即客人的所有行李箱可以同一锁匙开关。这系统一直沿用至今。公司于1897年将Monogram图案帆布设计注册，1905年更将之注册为品牌。今天的Keepall及Steamer Bag已披上优雅的Monogram图案现身，但初期两者是以净色帆布制造，直至1959年佐治·威登的儿子加士顿（Gaston-Louis Vuitton）及继承人Claude-Louis Vuitton研制出柔软的防水涂层技术，从此便可将Monogram帆布制作软身的旅行袋。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路易威登，历经六代，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在2013年BASELWORLD上，BQ记者特别采访到路易威登第六代传人Benoit-Louis Vuitton，目前担任路易威登高端腕表部门负责人。作为家族一分子，他承袭传统，开拓创新，勇猛果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Q= 《北京青年》周刊A= Benoit-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第六代传人）
Q：您的第一块腕表有着怎样的故事？
A：大概六岁时，我圣诞节得到的礼物是一块斯沃琪手表，是我人生的第一块腕表。后来，在我大概十岁时，法国的货币进行了改版，政府发行了新版的十元法郎硬币，因为我和哥哥有时候发生争执会打架。所以，那年八月份，父亲对我们说： “如果你们每天表现都很好，就能得到一枚十元法郎的新版硬币。”那年八月，我有27天表现很好。我就用赏金买了一块手表。从那时起，我和哥哥就开始收藏斯沃琪手表，并且我们还比赛谁收藏得款式更多，谁的数量更多。当我哥哥到了18岁的时候，他已经收藏了20块腕表，而我收藏了22块。
Q：您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路易威登是一个家族企业，所以我作为路易威登的第六代传人，就要跟随父亲的脚步承袭家业，但是我更愿意追求我自己和梦想。我很喜欢腕表和珠宝并投身于这个行业。最初，我是从实习生做起的，后来我的领导对我说，你已经有了一些营销的知识，但是要想做好营销，就要到营销的第一线，也就是路易威登的专卖店去。所以我在纽约的专卖店做了一年半的店铺经理，负责店内的腕表和珠宝产品。后来又经过其他的培训，我才正式就职于腕表与珠宝部门。
Q：那么，当您在专卖店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和客户打交道吗？
A：当然，通过在专卖店工作，不断接触客户，我就能一点点了解这个行业。在那一年半里，我每天在开门营业前两个小时就到店铺，做好产品摆放，清点产品数量等一系列工作，逐渐了解公司的各项业务。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在设计腕表的同时，也要逐渐形成一些管理的新方式，比如培训方式、客户沟通方式、橱窗陈设方式等等。当你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按部就班，你就会想要突破常规，思考一些新的管理方式。这段时间，我也学习到很多知识，拓展了视野，当然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而通过这些事，我不仅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更意识到要和客户以及零售商搞好关系。
Q：您自己亲自做腕表设计吗？
A：在伦敦专卖店工作一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巴黎，直到去年我一直担任腕表部门的产品经理，我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负责产品研发人员与瑞士工作人员的联系与沟通。一般每隔一两周就去一趟瑞士，与那边的工作人员沟通研发、设计想法及一些细节。
Q：您认为路易威登的DNA是什么？
A：我们研发制作路易威登腕表时，第一看重的当然是腕表的卓著品质，另一方面，路易威登所有的表款都是与旅行相关的，你可以选择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等多种交通方式，比如有的腕表就比较适合乘船时佩戴，有的比较适合乘坐飞机四处出行的商界精英，还有的腕表设计更加时尚前卫，另外还有非常适合经常在两个时区间飞行的客户的双时区腕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博物馆展出的高端腕表，虽然这些腕表在博物馆里陈列，但是也都是非常实用的。
Q：那么路易威登最大的市场是在哪里？
A：我们最大的市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Q：作为路易威登第六代传人，您认为您的家族使命是什么？
A：其实我并不是要完完全全按照父辈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专注于做腕表，我的有些理念和管理方式和我父亲是不同的，但是我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也是给路易威登家族带来新的气息。作为路易威登家族的一员，我也在为我们庞大的企业付出自己的一分努力，为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Q：您的哥哥也在路易威登工作吗？
A：他在另外一个路易威登专卖店工作。
Q：您能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您的人生信条吗？
A：我觉得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坚持，坚守梦想，坚持做你最爱做的事情。很多次逆境中，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还是要继续努力，事情总会有所转机。另外，我认为一个人需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