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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无论就一个单纯的专业术语还是具体的政策施行而言,于今都近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说起来顺嘴,用起来也非常顺手。但是,许多看似很熟练地操控宏观调控的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合理的“宏观调控”吗?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当然是宏观调控;供给侧改革,当然也是宏观调控。但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某地曾出台的那个大学生买房可以零首付的政策,算是宏观调控吗?
作为一种分析、认识、把控宏观经济态势的思路,“宏观调控”一词在中国的首次提出,可以追溯到中共十四大。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由来已久,但对中国而言,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主要侧重经济总量的调整与平衡。尽管从相对微观层面,部分产业政策的相机调整也可视为广义的宏观调控,但总体而言,宏观政策应该是稳定、可预期的。
在三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几经沉浮,一定程度上也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但同时应该看到,计划经济思维不仅依然顽疾难去,体制惯性还使得凯恩斯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中发生了不小的扭曲。典型表现则是“有形之手”经常不是适时伸出,而是常常地、动不动地就伸出来。尤需注意的是,这只行政之手,往往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经济干预之实。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行。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以及去产能、调结构等措施,虽然从长周期上为中国经济健康、有质量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其与经济下行的现实大背景叠加,客观上也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压力。复杂形势之下,坚定供给侧改革的信心,顶住压力、忍一时之痛,坚决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都有赖于对何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抱有正确认识。
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在区间、定向、相机的前提下,当然可以进行一定强度的“微刺激”,也当然可以微调某些产业政策。但是应该注意,“微刺激”不是货币资金的大水漫灌,不能以保增长的名义,动辄调整产业政策以代替宏观调控;尤需力避以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搞供给侧改革。
本期“封面专题”即聚焦“审慎宏调”。北大教授卢峰在《从“十年宏调史”看当前宏观政策》一文中认为,厘清宏调概念并非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涉及大国转型中如何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合理作用范围,涉及如何确保权力真正在制度笼子中运用,而不是凌驾于市场经济合理规律之上的问题。
以经济新常态下的种种深刻变化为背景,曹远征等人在《重构中国宏调框架》一文中则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所需要考虑的政策再定位,不只是政策松紧程度或政策刺激力度的简单调整、政策工具的调整以及政策传导渠道的完善,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调整。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以宏调“对冲”供给侧改革风险》一文中建议,减税既是负作用最小的宏观调控政策,亦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首选。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当然是宏观调控;供给侧改革,当然也是宏观调控。但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某地曾出台的那个大学生买房可以零首付的政策,算是宏观调控吗?
作为一种分析、认识、把控宏观经济态势的思路,“宏观调控”一词在中国的首次提出,可以追溯到中共十四大。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由来已久,但对中国而言,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主要侧重经济总量的调整与平衡。尽管从相对微观层面,部分产业政策的相机调整也可视为广义的宏观调控,但总体而言,宏观政策应该是稳定、可预期的。
在三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几经沉浮,一定程度上也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但同时应该看到,计划经济思维不仅依然顽疾难去,体制惯性还使得凯恩斯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中发生了不小的扭曲。典型表现则是“有形之手”经常不是适时伸出,而是常常地、动不动地就伸出来。尤需注意的是,这只行政之手,往往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经济干预之实。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行。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以及去产能、调结构等措施,虽然从长周期上为中国经济健康、有质量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其与经济下行的现实大背景叠加,客观上也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压力。复杂形势之下,坚定供给侧改革的信心,顶住压力、忍一时之痛,坚决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都有赖于对何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抱有正确认识。
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在区间、定向、相机的前提下,当然可以进行一定强度的“微刺激”,也当然可以微调某些产业政策。但是应该注意,“微刺激”不是货币资金的大水漫灌,不能以保增长的名义,动辄调整产业政策以代替宏观调控;尤需力避以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搞供给侧改革。
本期“封面专题”即聚焦“审慎宏调”。北大教授卢峰在《从“十年宏调史”看当前宏观政策》一文中认为,厘清宏调概念并非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涉及大国转型中如何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合理作用范围,涉及如何确保权力真正在制度笼子中运用,而不是凌驾于市场经济合理规律之上的问题。
以经济新常态下的种种深刻变化为背景,曹远征等人在《重构中国宏调框架》一文中则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所需要考虑的政策再定位,不只是政策松紧程度或政策刺激力度的简单调整、政策工具的调整以及政策传导渠道的完善,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调整。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以宏调“对冲”供给侧改革风险》一文中建议,减税既是负作用最小的宏观调控政策,亦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