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创新:比较视域中的“一刊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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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刊两制”,马忠文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发表的《“一刊两制”: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献引证体例的最佳选择》一文中曾说,亦即“人文学科的论文采用注释体例,社会科学论文采用著者一出版年体例(参考文献),在同一种期刊里二者可以兼容使用”。尽管笔者以为目前情况下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社会科学的论文可以采用“注释制”,不必强行规定一律采用著者一出版年体例,但本文重点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文献引证体例上,现在适宜乃至必须实行“一刊两制”?
其他文献
我谈两点看法。 第一,有没有必要重新制订编排规范。学术期刊实行编排规范是一个新事物,既是新事物就有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所以,同仁们对现行的几种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编排规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就拿《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以下简称《规范》)来说,也是如此。这个《规范》实施了八年,现在看来,有些方面还不够完善,最突出的是一些非现代出版标点本古籍,著录时较难处理;另外,某些规则过于强调统一,不够灵活。这是不争的事实。学会可以广泛征求专家和编辑的意见,组织力量进行修订
期刊
当2008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学报会有一个明显变化——一本期刊有两种文献引证方式,即页下注释与著者一出版年体例并行。“一刊一制”的文献引证方式已实行了几十年,十年前并无争议,只是随着《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问世,且所有高校学报和部分社科期刊都将此当作编排规范执行后,方才争议迭起。批评之声既来自学者,也来自读者和编者,因为该规范与所有学科的惯例相去甚远。本编辑部于2007年8月20日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是二十多位高校学报及综合性社科
目前学术界有三大热门话题,按关注的程度依次排列如下:第一是学术腐败、学风浮躁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明自视清高的学术界有一部分人既不清也不高,抵制不住商业社会货利的诱惑,落个斯文扫地的下场,学术的严肃性、神圣性受到质疑。第二是学术评价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精英层的失守,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则是对正常学术的误导。
这里所说的“一刊两制”,是指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一本期刊的文献引证同时实行顺序编排和著者一出版年两种体例。目前在国内的办刊实践中,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引证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种体例:顺序编排,著者一出版年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简称《CAJ—CD规范》),第一种如《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第二种如《经济研究》等;实行《CAJ—CD规范》的主要是各大学的文科学报等。
众所周知,“文革”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学术期刊的编排是无规范可言的。学术期刊编排中的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学术论文很少注明甚至完全不注明引文出处。即使注明引文出处的,其所注引文著录项目也很简单,读者根本就无从据以查考;或者很不一致,差异甚大。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
在南美洲巴西中部,有一个与外界相当隔离的族群,他们正是本文进行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对象。尽管每个人的研究对象不一样,但希望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过程对于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有所启示。本论文的中心问题:为什么音乐对苏雅人如此重要?意欲从音乐结构、演奏实践和深层意义三方面分析苏雅人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制造音乐。
新闻出版总署把2007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出版物的质量管理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来说,编辑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今年是江定仙先生诞辰95周年,为满足国外朋友得到江定仙作品集的英文目录以便了解老一辈中国作家作品的希望,我们整理了这份江定仙作品集的英文目录,供参考,也以此表示纪念。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古典主义”(Classsical)一词,在音乐史中用来指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的音乐创作风格。这个时期的作曲大师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他们所确立的音乐形式规范,不但被当时、而且被之后的19世纪以至进入20世纪的追随他们的作曲家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