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上海舞》中人物身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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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引入霍米·巴巴的“间质空间”概念对布赖恩·卡斯特罗的小说《上海舞》进行各方面的分析:情节与人物分析运用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模糊;小说突破了传统文学体裁,运用自传体进行写作,使得传统的情节虚构与自传体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形成了虚构与现实边界的模糊;语言和图像共同运用,并置而行,颠覆了日常小说语言与图像、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的二元对立关系。文章侧重于解读卡斯特罗“间质空间”的构建方法,研究其打破传统叙事模式、突破文体限制、模糊时间情节界限的种种手法,进而解读小说《上海舞》颠覆传统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上海舞》 “间质空间” 自传体 身份建构
  小说《上海舞》于2003年由澳大利亚杰拉蒙多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曾多次斩获国际大奖。这是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发表的第七部小说。此前,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作品就曾多次因为其独特的叙述风格与情节排列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他的小说如迷宫般变幻莫测,引人入胜。评论界对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作品曾多次做出反响,例如评论家凯瑞恩·巴克就高度肯定了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作品突破了传统束缚;评论家莱恩·雅各布斯则认为,卡斯特罗挣脱了文化的差异,寻求了新的叙事方法。研究卡斯特罗的专著《布赖恩·卡斯特罗的小说——诱惑的语言游戏》的作者博纳戴特·布瑞南则不仅在独特的叙述风格与错综的情节排列上做了分析,还在卡斯特罗机具诱惑力的语言上做足了研究,对卡斯特罗作品文本呈现的开放性做了探讨。博纳戴特·布瑞南这部针对卡斯特罗的专著研究了包括2005年出版的《伊甸园之书》的卡斯特罗的八部小说;此外,包括王光林、马丽莉等在内的国内学者对卡斯特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做了大量研究。《上海舞》充分展现了为求表现多种可能性和文本的不确定性、想象力丰富的卡斯特罗的小说特点,被誉为“卡斯特罗所有作品的总结”。其新颖夺目的自传体体裁,扑朔迷离的叙事安排,语言和图像双重叙事媒介的灵活应用,颠覆了日常小说语言与图像、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的二元对立关系。本文引入霍米·巴巴的“间质空间”概念对《上海舞》进行情节与人物分析,进而为读者解读《上海舞》颠覆传统的独到之处。
  “间质空间”是一个并置的概念,是一种模糊差异的概念。“间质空间”应用于《上海舞》即是文本超越了二元区分的界点,语言与图像、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共同存在,不再对立而行。“间质空间”使差异共存,情节、时间、语言边界无从划分,人物身份也变得扑朔迷离更加难以确认,身份边界无从划分,呈现出了因为身份模糊和难以得到认同而造成的身份焦虑,在这种身份焦虑中,《上海舞》中的人物将通过唯一途径——身份消解——来维持他们在小说中的生存。本文侧重于解读卡斯特罗“间质空间”的构建方法,研究其打破传统叙事模式、突破文体限制、模糊时间情节界限的种种手法,深入探讨在这样一个“间质空间”中的人物是如何应对模糊的边界带来的无序的融合,进而造成的文化认同危机。
  一 《上海舞》人物的构建
  《上海舞》中许多二元对立的元素都被杂糅至“间质空间”中,它们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共同依存,从而模糊了二元区分的界限,界限的模糊造成某些独特的后果。例如,时间界点的模糊造成了“过去”与“现在”的无端变换,时间再不是符合传统的线性发展规律,而是全部被并置成为一个“此时此刻”,构成了一个时间的“间质空间”。小说中许多人物都身处在作者或人物本身给自己构建的“间质空间”中生存,如主人公安东尼奥、父亲阿纳尔多等。
  主人公安东尼奥是卡斯特罗作品中的杂交角色,他具有混血身份,“杂交”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的混合。卡斯特罗与他所描写的安东尼奥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位中、英、葡混血作家,卡斯特罗常常受到文化、种族的无端排斥,在香港,他想要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却没有人认同他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到了澳大利亚,却没有人认为他不是中国人,他同样不被当地人接受。混血的安东尼奥同样也面临着身份的模糊。他拥有他生长的东方文化的过去,却身处于西方文化的现在。这就涉及到了小说中时间错位的“间质空间”。安东尼奥从澳门回到上海,一路上不停的追问与寻找,却难以找到一个对他身份有着清晰认定的地方。过去与现在的共存造成了安东尼奥身份的不确定性,现在的世界有一个活生生的他,而过去的日子同样存在一个鲜活的他。安东尼奥的窘境在于,他的身份具有模糊的界限,在纯粹的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中都不曾有这样模糊的界限,安东尼奥的身份模糊于不再对立的过去与现在共融的“间质空间”中,所以他难以得到身份的认同。
  父亲阿纳尔多,凡事为了快乐,为了吃和爱,拥抱着享乐主义人生信条,时时刻刻都抓住“此时此刻”,来实现和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也是一个刻意模糊时间的人物。在他眼中,过去并不属于自己,也并不重要,他最在乎的是此时此刻。阿纳尔多不同于安东尼奥苦恼或寻求于身份的认同,拥有西方的血统、生活在东方的他并不在乎过去和未来,或者说他在回避过去和未来,如此这般生活将简单快乐得多。阿纳尔多故意模糊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不去思考不去执着,消解着身份模糊带来的苦恼和焦虑,他是无畏的享乐者。
  小说中的外公维吉尔也是一个活在过去与现在共融共存的“间质空间”里的典型人物,在刻意模糊的无界限时间里生存。维吉尔一心想要消解的是中国身份与英国身份的矛盾。维吉尔是一个医生,面对战争的残酷,他感到心灵的破碎与窒息,他虽跨越了两个世纪、两种文化,但却自己主观上静止了时间,共融了文化,模糊了身份界限,在痛苦来临之前消解了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文化将要带给他的身份认同的壁垒。
  卡斯特罗称自己的表达方式为“巴洛克式的情感表达”。布瑞南评判卡斯特罗使用的叙述方法,这种在“间质空间”中消解时间界限、消解空间界限以及消解自我身份界限的叙述方式,会使读者一心寻求一种明确而且稳定的阐述。就是这种“任意发散、流动变换”的时间中,卡斯特罗成功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也成功地模糊了各种界限。在空间模糊、时间模糊的“间质空间”中,小说主要人物全部不再遵从传统线性发展规律,每个人物的经历也不再有时间规律可寻,过去与现在的、异国的与此地的我难以区分,身份认同便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二 《上海舞》虚构与现实边界的模糊
  《上海舞》突破了传统文学体裁,运用自传体进行写作,但传统的情节虚构与自传体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卡斯特罗想方设法地挣脱了虚构故事和传记的罗网。在他的小说中,真实性和存在性都具有了“间质空间”中其它元素的特征。并且,文本不仅模糊了虚构与自传的界限,也刻意模糊了真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人物身份之间的联系,即作者与小说主人公身份的模糊。卡斯特罗将自己与安东尼奥的身份相互转化,否定了真实世界人物的身份,也使虚构世界中人物的身份难以得到确认。
  自传常常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对自我归属的认同,是真实的、脱离虚构的。而《上海舞》却在真实的自传体之中用虚构的故事将其充实起来,以达到虚构的丰满。这便构成了一种自传体的真实与虚构故事的“间质空间”。自传体要求真实,而虚构小说要求故事新奇、形式冒险。在这个身份并置的空间里,我们难以分清哪一个人物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构的,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卡斯特罗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上海舞》的情节是否真实,是许多评论家和作者都想要追究的。但是作者仿佛有意而为之,将真实作为某些因素的集合,而不是情节本身。阅读的真谛不在于寻求作品的真相,而在于体会阅读对人的心智的开启。而卡斯特罗之所以用这种自传体与虚构故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写作,不能不说《上海舞》存在着个人趣向的自私性。卡斯特罗一直在追求对传统写作形式、情节安排的突破与颠覆,再加上出于对自传体这种形式的热爱,他写出的作品,往往衍生出一个介于小说主人公和小说作家之间的新颖的、独特的、令人好奇的全新身份。
  三 《上海舞》语言与图像的“间质空间”特征
  在《上海舞》的人物构建过程中,除了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界点的“间质空间”,杂糅了“虚构与现实”的边界的“间质空间”,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语言和图像的混杂的“间质空间”,这就为人物身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通常我们认为的语言与图像在一部作品中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如果作品以图像为主,那么文字语言则为图像作注解;如果作品以文字为主,那么图像则是生动情节的展现,将作者的意图更好地传达给读者,一种媒介为另一种媒介做解读,两者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两种媒介互相辅佐,以便读者能够更加完善地了解作品、品读作品。而在《上海舞》中,文字与图像完全背离了传统原则。虽然《上海舞》文中有许多处故事情节、文字描述旁边附上与文字相关的图像,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字与图像是完全契合,处于一个统一相符阶段的。《上海舞》文字旁附上的照片,甚至刻意回避着图像和文字的统一性,尽作者一切所能消解着二者之间的关联。例如,主人公安东尼奥回忆母亲时曾记得她给日光牌肥皂做过广告,文字附加了照片,照片是一张穿着旗袍的为日光牌肥皂做广告的女模特,但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个女模特就是安东尼奥的母亲。这段文字与图像形成了空间和某些元素的并置,构成了语言与图像的“间质空间”,但却难以形成使人确信的关联。像这样,语言与图像在人物上的构建就难以形成特定的联系,读者也就不能轻易从这种不稳定的联系中寻求人物信息。
  《上海舞》的情节安排与人物分析运用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模糊;突破了传统文学体裁,运用自传体进行写作,使得传统的情节虚构与自传体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形成了虚构与现实边界的模糊;语言和图像共同运用,并置而行,造成了语言与图像的杂糅。本文阐述了卡斯特罗运用这三种形式模糊了时间分界、虚构与现实的分界、语言与图像的分界,形成三种“间质空间”,在这三种“间质空间”中,人物找不到稳定的自我、得不到认同;虚构的情节与现实自传难以区分;语言与图像的并置难以解答读者想要的身份构建的答案。在这种界限变得模糊、二元对立面共融共存的“间质空间”中,人物与情节最终将颠覆传统,根本不去追求一个明确的定位,随着作者的心意消解。但就像上文所提到的阅读的真谛不在于寻求作品的真相,而在于体会阅读对人的心智的开启,在这种并不稳定的联系中,我们仍能找到作者想给读者透露的只言片语,仍可以体会颠覆性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阅读乐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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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尚必武、胡全生:《语言游戏、叙事零散、拼贴——论〈大大方方的输家〉的后现代创作技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4] 王菲:《解读澳洲华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后现代小说〈上海舞〉的多元性主题》,《文教资料》,2013年第2期。
  [5] 丁杨:《卡斯特罗〈我的一生〉中文版问世,老人写序“致中国人民”》,《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杨爱胜,黄河科技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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