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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12月中旬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发现这张基地里唯一的一张私人合照，到今年8月9日创作结束，整个采写过程历时近9个月，其中仅仅是寻找这四个姑娘就费了8个月还多。
确实不好找，她们都“隐姓埋名”了。我记得当我好不容易拨通绵阳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宣传部门电话希望采访俞锡君时，得到的回复是九院似乎没有这个人。直到我把俞锡君的电话给了他们，才找到的俞锡君。
从上海到青海高原，再到荒凉的戈壁荒漠和崎岖重叠的西南深山，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这些姑娘讲起曾经的艰苦岁月时，像讲着和自己无关的故事一样。当时的艰苦都酿成了脸上带着皱纹的笑。采访时，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那有什么，都过去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等稿子写出来了我心里犯过嘀咕。这几个上海姑娘都属于“边缘人”，在造原子弹的工作中从事的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采访得到的素材也都是“琐碎的事”，和那些破解了“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大人物”相比似乎不值一提。稿件还能发么？发出来有读者愿意读么？
没多久，一个提前看过我稿件的糙老爷么反馈说，他看得热烈盈眶。我就知道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无论是如今众所周知的钱三强、邓稼先、王鑫昌、于敏等兩弹元勋，还是这四个“稀里糊涂”地参与了造原子弹的四个上海姑娘，他们都是真正的“中国面壁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5周年。这一段往事在中华民族公共历史记忆中是极有分量的一笔，我们负有用丰富、多元的形式和视角记录那段历史的责任。然而很多鲜活而珍贵的史实、故事和细节，随着“核老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将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时不我待！
王兰娣跟老伴别扭了大半年，只因老伴在外受了“委屈”，翻出照片出去“显摆”了一次。
那张照片的事，只有在孩子学习不认真的时候，王兰娣才会在家里唠叨几句。
这是一张看似很普通的合影。四个20岁出头的上海姑娘侧身挽着胳膊，在帐篷前站成一排。当时王兰娣个头最高，梳着一头短发，站在最左边。往右依次是范德娟、罗惠英和俞锡君，三人都扎着羊角辫。
照片里模糊的背景是1963年7月青海湖东岸的金银滩——一个曾经从地图上消失三十多年的地方，一个曾经讳莫如深的国家禁区。
半个多世纪之后，每当讲解员讲到“这张照片是这个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时，人们不禁驻足凝视。
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把户口迁了
火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了，王兰娣只记得人多得不得了，大家要么在说话，要么在哭。那些一直没哭的，到了车厢里也忍不住抹起泪。
1958年10月2日，王兰娣坐上了上海开往宝鸡的火车。那年王兰娣18岁，是上海第十女中的高三学生，几天前她刚拿到新课本。
车厢里都是20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海第九女中的俞锡君、罗惠英和范德娟也上了这趟车。
把她们聚在一起的是几天前的一个通知。
一个星期前，正在上海一家伞厂勤工俭学的王兰娣和几个同学一起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老师告诉她们，“你们提前毕业了。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你们因为成绩好、家庭成分清白，被选派到陕西宝鸡的国防学校学习。”
王兰娣和同学们当场表了决心，“国家需要我们上哪就上哪去。”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实在，光嘴上说没有行动的话，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王兰娣说。
王兰娣回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当场就哭了，拉着王兰娣父亲要找老师。
母亲舍不得王兰娣，况且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妹妹，也需要王兰娣在家帮衬。
“我怎么可以拖小孩的后腿呢！”父亲不愿意去，王兰娣母亲前后独自找了班主任两次。
王兰娣铁了心要去宝鸡，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去派出所把户口迁了。后来，因为担心小女儿也跟着姐姐学，母亲一直把户口本寄存在别人家。
前后相差没几天，罗惠英、俞锡君和范德娟也接到同样的通知。当时在班上成绩优秀的罗惠英原本想当医生。
为了给家里省钱，她也答应去宝鸡。
回到家里，罗惠英的母亲对她说，“可千万别当逃兵。国家需要你，你就去吧！”
两天的行程，她们进了宝鸡国营782厂。782厂主要生产雷达，一年前才建好，是国家“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原来所谓的“国防学校”就是在782厂半工半读。她们上的是大学的课程，王兰娣、俞锡君和范德娟被分到了雷达结构班，罗惠英被分到了无线电班。
在宝鸡，王兰娣曾给母亲寄过一张生活照。不识字的母亲托堂哥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堂哥“批评”了王兰娣：“你怎么可以把这张照片寄给你妈呢！”照片上的王兰娣看上去着实瘦了不少。
王兰娣在厂里老加班。有一回刚熬完夜，王兰娣上北京出差，竟在公交车上站着睡着了。
那时吃得也不大好，“开始是玉米糊糊，再后来就得自己外出找野菜、挖蕨根。”俞锡君还记得，“当时没工具，大伙只能用砖头砸挖来的蕨根，最后做出来的蕨根粉还带着砖屑，大家也将就咽下去了。”
直到1963年，她们才勉强上完全部的课程。
这时，她们又收到了一份通知。
“我愿意到那个重点工程去”
1963年7月初，同样的命令又一次让她们登上了从兰州到西宁的同一趟火车。
几天前，当俞锡君把那张小纸条交上去的时候，同事们都觉得她糊涂。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我愿意到那个重点工程去。”
“你们一个肩膀挑的是中国7亿人的担子，另一个肩膀挑的是全世界30亿人的担子。”俞锡君是在办公室里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这句话。那天，国营782厂里开了一场动员会。
讲话的人挺神秘的，只说动员他们去“重点工程”。可“重点工程”在哪儿，去干什么，这些问题只字不提。俞锡君只听到那个地方比宝鸡更苦。 当时，782厂那些成了家的或有对象的还在犹豫。俞锡君单身，她觉得与其领导来劝，不如自己主动去闯一闯，“反正已经离上海很远了”。
王兰娣当时想的是，“人家叫你去就去”。这件事她没和家里说，也没告诉男朋友。
“也不是誰都能去的，得挑成分好的、学习成绩好的。”那时单身的罗惠英还记得，下决心之后她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暂时不能通信”。
在西宁，她们领了防寒“四大件”：狗皮帽子、蓝色棉大衣、大头鞋和牛毛毡。之后改乘小火车，王兰娣记得那趟火车是不允许拉开车窗帘子往外看的。最后坐敞篷大卡车，穿过一条扬灰的沙石路，抵达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
这里是平均海拔3200米的一片草原，“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诞生在这里。正值7月，金银滩上成片的黄色金露梅和白色银露梅像浪花一样铺开。
当时，导演凌子风拍摄的电影《金银滩》悄悄被停播了。电影讲的是藏族塔秀部、阿里仓部两个部落过去因争夺银滩草场存有芥蒂，最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握手言和的故事。
6年前的1957年，一架飞机在金银滩上盘旋一阵又掉头往东去。没多久，这里的1700多户牧民赶着7万头牲口迁出这片草原，紧接着陆陆续续进来一批建设者，他们挖地窝子，搭帐篷，建厂房。
众人下车，加厚牛毛毡搭的帐篷星罗棋布。帐篷里的床是包装箱的木板搭的，王兰娣发现木板下还残留着刚刚铲掉的土豆的根。
这里是青海221厂。4人被分配到221厂机关器材处，任务是根据需求列计划，到全国各地订购并管理器材。当时俞锡君分在基建材料管理处，罗惠英分在科研器材供应处，王兰娣管化学试剂，范德娟管生产器材。
“我念的是无线电，怎么不让我去实验部？”罗惠英发现一起来的一个伙伴被分配到了实验部，她觉得待在器材处“大材小用”了，“让我待在器材处搞计划、采购，我不就白学了吗？！”
没多久，就传出那个伙伴得了白血病的消息。
“蒙在鼓里”参与造原子弹
留在器材处的罗惠英，刚进厂就挨了领导一顿批评。
那是罗惠英第一次吃青稞面馒头，她吃了半个就咽不下去了，偷偷把剩下那半个丢在帐篷外，挨了一顿狠批。
罗惠英确实吃不习惯。
在这平均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水烧到80摄氏度就开了，面也发不起来。青稞面馒头就是黏糊糊的一坨面，吃起来半生不熟的。就是这黏糊糊的馒头没几分钟就冻上了，硬邦邦的。当时厂里还流行着一个玩笑话，“这个馒头掉在地上，汽车轧过去，地上也得一个坑”。
扔掉青稞面馒头确实不应该。几年前，厂里每人每月只能吃半两油、24斤粮食，唯一的菜就是茄子干，有时茄子干还发霉生了虫。那是厂里最困难的时候，不少人患了水肿。
“半两油能干啥？当时食堂烧一大锅水，放点茄子干，滴一丁点儿的油。”最早一批到达金银滩，后来成为俞锡君丈夫的张俭清回忆，“当时吃的是带麦麸的面做的馍，吃完就便秘。”
住的也不适应。
这里除了夏天，不是大雪纷飞就是飞沙走石。一旦刮起风沙来，帐篷也挡不住。尽管帐篷里有火墙，但仍然寒冷刺骨。
“煤如果不混着土是烧不起来的。可土都是冻着的，硬得很，拿铁镐都刨不出半点土末子出来。”
她们还是照旧裹着棉袄棉裤，裹着被子在帐篷里睡，火墙基本成了摆设。
当时要求“先生产后生活”，住房还没完全建好，领导照样住帐篷，仅有的几间房子全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住。
慢慢地，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了。食堂里逐渐能见到黄豆、肉类、蔬菜，甚至有带鱼了。1963年底，厂房和职工宿舍相继建好，又有一部分人住进房子里。
“当时年轻不觉得有多苦。”俞锡君说，“主要是忙。”
她们赶上了“草原大会战”。大会战的一项内容就是搞生产突击，设备、材料清单都汇总到了器材处。
“一本比字典还厚的设备、材料清单本，要求一式五份。”俞锡君垫着复写纸登记，可那时的纸厚，握着圆珠笔尖使劲戳，一支笔要么没两天就用完了，要么被戳坏了。有时候要求一式六七份，再怎么使劲也写不出来，只能刻钢板印。没多久，俞锡君的指间就全是厚厚的老茧。
俞锡君总是在忙，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在金银滩待了两年半，有一年半是在厂里加班，剩下半年是出差，“资料汇总上报之后，人就得跟着出去采购、催交”。
1963年底，她和张俭清在北京出差的时候，觉得谈得拢就确定了关系，“没有看电影，也没逛草原，就是这么一回事”。
俞锡君发现单位开的介绍信很“好使”。当时青海221厂对外宣称是“02单位”。“别人一看到02单位就知道这是国家重点工程，都得优先生产我们要的东西”。
四姐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重点工程是做什么的。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忙了一年多。
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时，在外出差的俞锡君才知道自己参与的重点工程就是“造原子弹”。
壮着胆求拍的照片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时，厂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十分惊讶，“我们国家还能制造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生产的啊？”
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严格。“这里的一把土都不能带出去的。”王兰娣记得很清楚，新职工入厂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保密教育反复强调，‘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厂里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睡觉是在这个帐篷里，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帐篷里。”王兰娣说，“下了班也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周围活动。”
“同事之间，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也是各干各的活，从不打听各自工作的内容，离开办公室也从不谈工作上的事，都已经养成习惯。”罗惠英说，“去别的厂区更不可能，即使有介绍信，也不能随便‘串门’。” 为了保密，“221厂”有好几个名字，一开始叫“青海省综合机械厂”，也叫“兰字839部队”，还叫过青海矿区、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几乎没人能够在这里留下一张私人照片。可俞锡君、王兰娣、罗惠英和范德娟四个姑娘竟然有了一张合影。
那是1963年7月底的一天，正在貨站接收一批新到设备的俞锡君发现有一件设备包装破损了。器材处叫保卫处工作人员来拍照，准备向厂家索赔。保卫处的工作人员给设备包装拍照后，俞锡君壮着胆子对他说，“给我们也拍一张吧。”
“没想到保卫处的人真答应了。”俞锡君赶紧招呼在不远处的王兰娣、罗惠英和范德娟一起过来。都是上海姑娘，又都从782厂来，四个姑娘自然总凑在一起。
四个姑娘手挽手在器材处办公的帐篷前留下了一张合影。刚来草原不到一个月，四个姑娘脸上还带着一些兴奋。
不久之后，保卫处的那位工作人员只给了俞锡君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厂里就传出有人因为往北京寄私人相机而受调查挨处分。“当时厂里担心那台私人相机里面是不是拍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俞锡君说，当时只有保卫处才有相机，拍照都得经过政治部许可。而她们拍这张照片压根没得到政治部的同意。
俞锡君也不敢往家里寄，这张照片就一直压在她的箱底。
照片拍完后，四人聚在一起的机会也少了。
那时范德娟是公认的洋气，没多久就和实验部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当时我们都是穿一般的布衬衫，她穿的是的确良，那时是很时髦的”。
俞锡君现在还记得，范德娟也不穿四大件，她穿的是自己家里给买的棉大衣。“范德娟家庭条件比我们三个要好一些，用不着把工资寄回家。”后来，范德娟和对象一起调到苏州热工艺研究所去了。
1967年，王兰娣调到对象的单位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去了。1970年，罗惠英也跟着对象去了甘肃靖远4502厂。
而原子弹爆炸完没多久，俞锡君没来得及歇口气就带着照片离开金银滩，到四川筹建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902工程。
重回金银滩
“这个就是我啊！”
2009年7月的一天，女儿带着67岁的罗惠英和老伴一起重游金银滩，在刚开放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里她发现了那张四人合影。她扯着老伴的胳膊，激动地喊出声来。
1987年，国家决定对221厂实行全面退役。1993年，被称为“原子城”的221厂被移交给了地方政府，更名为“西海镇”。从此221厂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2009年5月，“原子城”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拍摄这张照片已经是46年前的事了，罗惠英几乎把这张照片忘了。
“消失”近半个世纪的照片为何重现金银滩？
在1993年前后，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城技术馆向职工征集旧物件，俞锡君才翻出那张藏在箱底30年的老照片。不久之后，正在筹建中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绵阳征集实物的时候，那张照片又回到最初拍摄的地方。
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而此时照片上的四个姐妹早已天各一方，断了联系。
5年后，2014年8月11日至12日，西海镇举行了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纪念活动，原子城纪念馆邀请了221位“核功臣”重回金银滩，王兰娣也收到了邀请函。
当王兰娣推开西海镇招待所的房间时，俞锡君和罗惠英已经在那等了，唯独不见范德娟。
原来几年前，当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工作人员寻访范德娟时，她已经生病了，没赶上这次重聚就去世了。
“大家都两鬓添霜，脸上也挂了不少皱纹。”王兰娣说，“即使三姐妹见面了也没聊那张照片的事。不聊工作的习惯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退役后的原子城，研制原子弹、氢弹的7个分厂和大量基础设施依旧保存。王兰娣、俞锡君和罗惠英花了整整两天都没参观完整个原221厂区，三姐妹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这么大”。
正是那一次重返金银滩，她们才知道了“青海221厂”的历史。
就在四姐妹从上海到宝鸡的那一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的工夫完全可能。”当年7月，青海221厂开始筹建。
在四姐妹来到金银滩的那一年，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在她们来之前的几个月就到了金银滩，先后有1.8万名技术人员、工人和专家隐姓埋名来到这里。1969年后，第九研究院从青海221厂陆续迁往四川，并于1985年改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那时，她们之所以能吃上蔬菜、猪肉和带鱼，则是国家在困难时期对221厂实行特殊供应和保障。
就算评不上高级工程师，
也不提那段经历
那张照片是王兰娣参与“造原子弹”的唯一凭证。
2014年之后，俞锡君给了王兰娣那张合照的复制照片，王兰娣把它小心翼翼地夹在相册里。
1988年，评高级工程师时，王兰娣提过一句自己曾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那时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国营221厂的决定。没想到王兰娣遭到挤兑，“你这哪有原子弹嘛，一点原子弹的信息都没有。”王兰娣没评上高级工程师，后来索性对那一段经历一字不提。
王兰娣的简历里，关于那段经历，只有一句话：1963年至1967年在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工作。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是221厂的收信地址。
1984年，罗惠英收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颁发的一份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荣誉证书。在1988年单位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罗惠英还是没有拿出那份证书。当时罗惠英想的是，“还是保密一点好，就算评不上高级工程师”。
有一次，孙女问罗惠英，要是当初在上海不去宝鸡，到了宝鸡也不去青海的话，那她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资深医生了吧？罗惠英回答说，“没什么遗憾的，参与造原子弹光荣！”
那张合影公开之后，并没有给三姐妹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
在绵阳的俞锡君喜欢看电视和遛弯;在上海的罗惠英每天给小区的老太太们读报纸、执着地每天走一万步;在西安的王兰娣除了带孙子，就是看电视。她最爱看的是《风筝》，最喜欢的角色是《风筝》里的共产党特工郑耀先，“他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去北京天安门看升旗！”
偶尔也有去过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同事或朋友能认出王兰娣。有一次，王兰娣在单位医院拿药时，被交费处的护士给叫住了。
“你就是王兰娣吧？”
“我应该已经交过钱啦。”
“不是不是，我在青海看到你的照片啦。你真了不起。”
突然被夸，王兰娣还有些不好意思，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再后来，单位里退休的老同事也有知道王兰娣往事的，“王大姐，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
每次被夸，王兰娣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作者简介：张典标，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编辑、记者。
李华梁，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确实不好找，她们都“隐姓埋名”了。我记得当我好不容易拨通绵阳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宣传部门电话希望采访俞锡君时，得到的回复是九院似乎没有这个人。直到我把俞锡君的电话给了他们，才找到的俞锡君。
从上海到青海高原，再到荒凉的戈壁荒漠和崎岖重叠的西南深山，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这些姑娘讲起曾经的艰苦岁月时，像讲着和自己无关的故事一样。当时的艰苦都酿成了脸上带着皱纹的笑。采访时，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那有什么，都过去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等稿子写出来了我心里犯过嘀咕。这几个上海姑娘都属于“边缘人”，在造原子弹的工作中从事的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采访得到的素材也都是“琐碎的事”，和那些破解了“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大人物”相比似乎不值一提。稿件还能发么？发出来有读者愿意读么？
没多久，一个提前看过我稿件的糙老爷么反馈说，他看得热烈盈眶。我就知道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无论是如今众所周知的钱三强、邓稼先、王鑫昌、于敏等兩弹元勋，还是这四个“稀里糊涂”地参与了造原子弹的四个上海姑娘，他们都是真正的“中国面壁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5周年。这一段往事在中华民族公共历史记忆中是极有分量的一笔，我们负有用丰富、多元的形式和视角记录那段历史的责任。然而很多鲜活而珍贵的史实、故事和细节，随着“核老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将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时不我待！
王兰娣跟老伴别扭了大半年，只因老伴在外受了“委屈”，翻出照片出去“显摆”了一次。
那张照片的事，只有在孩子学习不认真的时候，王兰娣才会在家里唠叨几句。
这是一张看似很普通的合影。四个20岁出头的上海姑娘侧身挽着胳膊，在帐篷前站成一排。当时王兰娣个头最高，梳着一头短发，站在最左边。往右依次是范德娟、罗惠英和俞锡君，三人都扎着羊角辫。
照片里模糊的背景是1963年7月青海湖东岸的金银滩——一个曾经从地图上消失三十多年的地方，一个曾经讳莫如深的国家禁区。
半个多世纪之后，每当讲解员讲到“这张照片是这个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时，人们不禁驻足凝视。
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把户口迁了
火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了，王兰娣只记得人多得不得了，大家要么在说话，要么在哭。那些一直没哭的，到了车厢里也忍不住抹起泪。
1958年10月2日，王兰娣坐上了上海开往宝鸡的火车。那年王兰娣18岁，是上海第十女中的高三学生，几天前她刚拿到新课本。
车厢里都是20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海第九女中的俞锡君、罗惠英和范德娟也上了这趟车。
把她们聚在一起的是几天前的一个通知。
一个星期前，正在上海一家伞厂勤工俭学的王兰娣和几个同学一起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老师告诉她们，“你们提前毕业了。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你们因为成绩好、家庭成分清白，被选派到陕西宝鸡的国防学校学习。”
王兰娣和同学们当场表了决心，“国家需要我们上哪就上哪去。”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实在，光嘴上说没有行动的话，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王兰娣说。
王兰娣回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当场就哭了，拉着王兰娣父亲要找老师。
母亲舍不得王兰娣，况且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妹妹，也需要王兰娣在家帮衬。
“我怎么可以拖小孩的后腿呢！”父亲不愿意去，王兰娣母亲前后独自找了班主任两次。
王兰娣铁了心要去宝鸡，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去派出所把户口迁了。后来，因为担心小女儿也跟着姐姐学，母亲一直把户口本寄存在别人家。
前后相差没几天，罗惠英、俞锡君和范德娟也接到同样的通知。当时在班上成绩优秀的罗惠英原本想当医生。
为了给家里省钱，她也答应去宝鸡。
回到家里，罗惠英的母亲对她说，“可千万别当逃兵。国家需要你，你就去吧！”
两天的行程，她们进了宝鸡国营782厂。782厂主要生产雷达，一年前才建好，是国家“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原来所谓的“国防学校”就是在782厂半工半读。她们上的是大学的课程，王兰娣、俞锡君和范德娟被分到了雷达结构班，罗惠英被分到了无线电班。
在宝鸡，王兰娣曾给母亲寄过一张生活照。不识字的母亲托堂哥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堂哥“批评”了王兰娣：“你怎么可以把这张照片寄给你妈呢！”照片上的王兰娣看上去着实瘦了不少。
王兰娣在厂里老加班。有一回刚熬完夜，王兰娣上北京出差，竟在公交车上站着睡着了。
那时吃得也不大好，“开始是玉米糊糊，再后来就得自己外出找野菜、挖蕨根。”俞锡君还记得，“当时没工具，大伙只能用砖头砸挖来的蕨根，最后做出来的蕨根粉还带着砖屑，大家也将就咽下去了。”
直到1963年，她们才勉强上完全部的课程。
这时，她们又收到了一份通知。
“我愿意到那个重点工程去”
1963年7月初，同样的命令又一次让她们登上了从兰州到西宁的同一趟火车。
几天前，当俞锡君把那张小纸条交上去的时候，同事们都觉得她糊涂。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我愿意到那个重点工程去。”
“你们一个肩膀挑的是中国7亿人的担子，另一个肩膀挑的是全世界30亿人的担子。”俞锡君是在办公室里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这句话。那天，国营782厂里开了一场动员会。
讲话的人挺神秘的，只说动员他们去“重点工程”。可“重点工程”在哪儿，去干什么，这些问题只字不提。俞锡君只听到那个地方比宝鸡更苦。 当时，782厂那些成了家的或有对象的还在犹豫。俞锡君单身，她觉得与其领导来劝，不如自己主动去闯一闯，“反正已经离上海很远了”。
王兰娣当时想的是，“人家叫你去就去”。这件事她没和家里说，也没告诉男朋友。
“也不是誰都能去的，得挑成分好的、学习成绩好的。”那时单身的罗惠英还记得，下决心之后她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暂时不能通信”。
在西宁，她们领了防寒“四大件”：狗皮帽子、蓝色棉大衣、大头鞋和牛毛毡。之后改乘小火车，王兰娣记得那趟火车是不允许拉开车窗帘子往外看的。最后坐敞篷大卡车，穿过一条扬灰的沙石路，抵达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
这里是平均海拔3200米的一片草原，“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诞生在这里。正值7月，金银滩上成片的黄色金露梅和白色银露梅像浪花一样铺开。
当时，导演凌子风拍摄的电影《金银滩》悄悄被停播了。电影讲的是藏族塔秀部、阿里仓部两个部落过去因争夺银滩草场存有芥蒂，最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握手言和的故事。
6年前的1957年，一架飞机在金银滩上盘旋一阵又掉头往东去。没多久，这里的1700多户牧民赶着7万头牲口迁出这片草原，紧接着陆陆续续进来一批建设者，他们挖地窝子，搭帐篷，建厂房。
众人下车，加厚牛毛毡搭的帐篷星罗棋布。帐篷里的床是包装箱的木板搭的，王兰娣发现木板下还残留着刚刚铲掉的土豆的根。
这里是青海221厂。4人被分配到221厂机关器材处，任务是根据需求列计划，到全国各地订购并管理器材。当时俞锡君分在基建材料管理处，罗惠英分在科研器材供应处，王兰娣管化学试剂，范德娟管生产器材。
“我念的是无线电，怎么不让我去实验部？”罗惠英发现一起来的一个伙伴被分配到了实验部，她觉得待在器材处“大材小用”了，“让我待在器材处搞计划、采购，我不就白学了吗？！”
没多久，就传出那个伙伴得了白血病的消息。
“蒙在鼓里”参与造原子弹
留在器材处的罗惠英，刚进厂就挨了领导一顿批评。
那是罗惠英第一次吃青稞面馒头，她吃了半个就咽不下去了，偷偷把剩下那半个丢在帐篷外，挨了一顿狠批。
罗惠英确实吃不习惯。
在这平均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水烧到80摄氏度就开了，面也发不起来。青稞面馒头就是黏糊糊的一坨面，吃起来半生不熟的。就是这黏糊糊的馒头没几分钟就冻上了，硬邦邦的。当时厂里还流行着一个玩笑话，“这个馒头掉在地上，汽车轧过去，地上也得一个坑”。
扔掉青稞面馒头确实不应该。几年前，厂里每人每月只能吃半两油、24斤粮食，唯一的菜就是茄子干，有时茄子干还发霉生了虫。那是厂里最困难的时候，不少人患了水肿。
“半两油能干啥？当时食堂烧一大锅水，放点茄子干，滴一丁点儿的油。”最早一批到达金银滩，后来成为俞锡君丈夫的张俭清回忆，“当时吃的是带麦麸的面做的馍，吃完就便秘。”
住的也不适应。
这里除了夏天，不是大雪纷飞就是飞沙走石。一旦刮起风沙来，帐篷也挡不住。尽管帐篷里有火墙，但仍然寒冷刺骨。
“煤如果不混着土是烧不起来的。可土都是冻着的，硬得很，拿铁镐都刨不出半点土末子出来。”
她们还是照旧裹着棉袄棉裤，裹着被子在帐篷里睡，火墙基本成了摆设。
当时要求“先生产后生活”，住房还没完全建好，领导照样住帐篷，仅有的几间房子全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住。
慢慢地，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了。食堂里逐渐能见到黄豆、肉类、蔬菜，甚至有带鱼了。1963年底，厂房和职工宿舍相继建好，又有一部分人住进房子里。
“当时年轻不觉得有多苦。”俞锡君说，“主要是忙。”
她们赶上了“草原大会战”。大会战的一项内容就是搞生产突击，设备、材料清单都汇总到了器材处。
“一本比字典还厚的设备、材料清单本，要求一式五份。”俞锡君垫着复写纸登记，可那时的纸厚，握着圆珠笔尖使劲戳，一支笔要么没两天就用完了，要么被戳坏了。有时候要求一式六七份，再怎么使劲也写不出来，只能刻钢板印。没多久，俞锡君的指间就全是厚厚的老茧。
俞锡君总是在忙，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在金银滩待了两年半，有一年半是在厂里加班，剩下半年是出差，“资料汇总上报之后，人就得跟着出去采购、催交”。
1963年底，她和张俭清在北京出差的时候，觉得谈得拢就确定了关系，“没有看电影，也没逛草原，就是这么一回事”。
俞锡君发现单位开的介绍信很“好使”。当时青海221厂对外宣称是“02单位”。“别人一看到02单位就知道这是国家重点工程，都得优先生产我们要的东西”。
四姐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重点工程是做什么的。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忙了一年多。
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时，在外出差的俞锡君才知道自己参与的重点工程就是“造原子弹”。
壮着胆求拍的照片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时，厂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十分惊讶，“我们国家还能制造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生产的啊？”
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严格。“这里的一把土都不能带出去的。”王兰娣记得很清楚，新职工入厂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保密教育反复强调，‘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厂里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睡觉是在这个帐篷里，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帐篷里。”王兰娣说，“下了班也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周围活动。”
“同事之间，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也是各干各的活，从不打听各自工作的内容，离开办公室也从不谈工作上的事，都已经养成习惯。”罗惠英说，“去别的厂区更不可能，即使有介绍信，也不能随便‘串门’。” 为了保密，“221厂”有好几个名字，一开始叫“青海省综合机械厂”，也叫“兰字839部队”，还叫过青海矿区、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几乎没人能够在这里留下一张私人照片。可俞锡君、王兰娣、罗惠英和范德娟四个姑娘竟然有了一张合影。
那是1963年7月底的一天，正在貨站接收一批新到设备的俞锡君发现有一件设备包装破损了。器材处叫保卫处工作人员来拍照，准备向厂家索赔。保卫处的工作人员给设备包装拍照后，俞锡君壮着胆子对他说，“给我们也拍一张吧。”
“没想到保卫处的人真答应了。”俞锡君赶紧招呼在不远处的王兰娣、罗惠英和范德娟一起过来。都是上海姑娘，又都从782厂来，四个姑娘自然总凑在一起。
四个姑娘手挽手在器材处办公的帐篷前留下了一张合影。刚来草原不到一个月，四个姑娘脸上还带着一些兴奋。
不久之后，保卫处的那位工作人员只给了俞锡君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厂里就传出有人因为往北京寄私人相机而受调查挨处分。“当时厂里担心那台私人相机里面是不是拍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俞锡君说，当时只有保卫处才有相机，拍照都得经过政治部许可。而她们拍这张照片压根没得到政治部的同意。
俞锡君也不敢往家里寄，这张照片就一直压在她的箱底。
照片拍完后，四人聚在一起的机会也少了。
那时范德娟是公认的洋气，没多久就和实验部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当时我们都是穿一般的布衬衫，她穿的是的确良，那时是很时髦的”。
俞锡君现在还记得，范德娟也不穿四大件，她穿的是自己家里给买的棉大衣。“范德娟家庭条件比我们三个要好一些，用不着把工资寄回家。”后来，范德娟和对象一起调到苏州热工艺研究所去了。
1967年，王兰娣调到对象的单位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去了。1970年，罗惠英也跟着对象去了甘肃靖远4502厂。
而原子弹爆炸完没多久，俞锡君没来得及歇口气就带着照片离开金银滩，到四川筹建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902工程。
重回金银滩
“这个就是我啊！”
2009年7月的一天，女儿带着67岁的罗惠英和老伴一起重游金银滩，在刚开放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里她发现了那张四人合影。她扯着老伴的胳膊，激动地喊出声来。
1987年，国家决定对221厂实行全面退役。1993年，被称为“原子城”的221厂被移交给了地方政府，更名为“西海镇”。从此221厂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2009年5月，“原子城”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拍摄这张照片已经是46年前的事了，罗惠英几乎把这张照片忘了。
“消失”近半个世纪的照片为何重现金银滩？
在1993年前后，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城技术馆向职工征集旧物件，俞锡君才翻出那张藏在箱底30年的老照片。不久之后，正在筹建中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绵阳征集实物的时候，那张照片又回到最初拍摄的地方。
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而此时照片上的四个姐妹早已天各一方，断了联系。
5年后，2014年8月11日至12日，西海镇举行了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纪念活动，原子城纪念馆邀请了221位“核功臣”重回金银滩，王兰娣也收到了邀请函。
当王兰娣推开西海镇招待所的房间时，俞锡君和罗惠英已经在那等了，唯独不见范德娟。
原来几年前，当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工作人员寻访范德娟时，她已经生病了，没赶上这次重聚就去世了。
“大家都两鬓添霜，脸上也挂了不少皱纹。”王兰娣说，“即使三姐妹见面了也没聊那张照片的事。不聊工作的习惯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退役后的原子城，研制原子弹、氢弹的7个分厂和大量基础设施依旧保存。王兰娣、俞锡君和罗惠英花了整整两天都没参观完整个原221厂区，三姐妹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这么大”。
正是那一次重返金银滩，她们才知道了“青海221厂”的历史。
就在四姐妹从上海到宝鸡的那一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的工夫完全可能。”当年7月，青海221厂开始筹建。
在四姐妹来到金银滩的那一年，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在她们来之前的几个月就到了金银滩，先后有1.8万名技术人员、工人和专家隐姓埋名来到这里。1969年后，第九研究院从青海221厂陆续迁往四川，并于1985年改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那时，她们之所以能吃上蔬菜、猪肉和带鱼，则是国家在困难时期对221厂实行特殊供应和保障。
就算评不上高级工程师，
也不提那段经历
那张照片是王兰娣参与“造原子弹”的唯一凭证。
2014年之后，俞锡君给了王兰娣那张合照的复制照片，王兰娣把它小心翼翼地夹在相册里。
1988年，评高级工程师时，王兰娣提过一句自己曾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那时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国营221厂的决定。没想到王兰娣遭到挤兑，“你这哪有原子弹嘛，一点原子弹的信息都没有。”王兰娣没评上高级工程师，后来索性对那一段经历一字不提。
王兰娣的简历里，关于那段经历，只有一句话：1963年至1967年在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工作。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是221厂的收信地址。
1984年，罗惠英收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颁发的一份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荣誉证书。在1988年单位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罗惠英还是没有拿出那份证书。当时罗惠英想的是，“还是保密一点好，就算评不上高级工程师”。
有一次，孙女问罗惠英，要是当初在上海不去宝鸡，到了宝鸡也不去青海的话，那她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资深医生了吧？罗惠英回答说，“没什么遗憾的，参与造原子弹光荣！”
那张合影公开之后，并没有给三姐妹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
在绵阳的俞锡君喜欢看电视和遛弯;在上海的罗惠英每天给小区的老太太们读报纸、执着地每天走一万步;在西安的王兰娣除了带孙子，就是看电视。她最爱看的是《风筝》，最喜欢的角色是《风筝》里的共产党特工郑耀先，“他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去北京天安门看升旗！”
偶尔也有去过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同事或朋友能认出王兰娣。有一次，王兰娣在单位医院拿药时，被交费处的护士给叫住了。
“你就是王兰娣吧？”
“我应该已经交过钱啦。”
“不是不是，我在青海看到你的照片啦。你真了不起。”
突然被夸，王兰娣还有些不好意思，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再后来，单位里退休的老同事也有知道王兰娣往事的，“王大姐，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
每次被夸，王兰娣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作者简介：张典标，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编辑、记者。
李华梁，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