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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巴马总统在1小时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只有15秒钟提到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的建议，但这可能不仅掀起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新潮，更有可能撬动国际贸易体系的板块。
美国与欧盟于2月13日发表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的共同声明。双方计划在今年6月底前展开正式的TTIP谈判，目标是两年内建立历来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
据了解，欧盟和美国已为启动谈判开始了各自的“内部程序”。欧盟委员会需要谋求各成员国的授权，美国政府则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
国际贸易学者预测，谈判启动后，双方将首先聚焦削减贸易壁垒，然后谋求统一有关产品技术、公共安全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监管机制。据悉，欧盟将重点与美国就汽车的安全标准统一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则更希望就牛肉等农牧产品出口进行谈判。目前，美国与欧盟的平均关税约为4%，但部分产品的关税远高于此，比如欧盟的汽车关税达10%，美国食品类关税普遍高于平均关税。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布鲁塞尔表示，这个协定可能为美国和欧盟创造数百万计的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带来巨大转机。”
3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这一报告涵盖了奥巴马贸易政策的主要议程，五年出口翻番计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TTIP）等被列为工作重点。显然，TTIP是奥巴马贸易布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TPP与TTIP同时推进有助美国政府完成2014年前出口倍增的目标，并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优势。
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的GDP约占世界GDP的50%，贸易量约占世界的30%，这个使8亿多人口直接受益的TTIP盘子更是牵动着各经济体的敏感神经。如果谈判达成协议，可能重塑世界贸易体系，使世界经贸圈发生位移。欧美一起制定的相关标准，也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对那些依赖贸易拉动经济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国际市场与贸易规则因此充满变数。
乐观认定的时间表，自贸区谈判将在两年内完成。对于中国等贸易大国，意味着在新的贸易链中亟须重新定位。
实际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最初是欧洲的想法，在欧洲提出20年后，缘于经济衰退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等诸多因素，促使美国和欧盟对此重新审视。过去几年，全球两大经济体开始认真地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非正式磋商。
过去一年，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的议题是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与欧盟贸易执委卡瑞德古特的案头工作。2011年11月，奥巴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共同授权设立了“工作与增长高级别工作小组”。
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机构”（ECIPE）为跨大西洋贸易撰写了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贸易自由化最大的经济收益不是来自出口，而是来自取消对本国市场的壁垒，从而促进竞争、生产力和创新。
时隔20多年后，TTIP谈判所囊括的经济体占全球约一半以上的产出，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近1万亿美元，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度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二者相加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5%，进口总量的32%。大西洋两岸同时看中了贸易协定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数以百万的就业机会。
美国商会预计，如果美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的经济增速可提高1.5个百分点。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估算，消除贸易壁垒可能会使欧盟GDP增加1900亿欧元，美国GDP增加1000亿欧元。
尽管美欧财政政策面临着进一步收缩，欧洲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但德国马歇尔基金贸易专家布鲁斯·斯托克斯对《财经》记者说，这样不利的经济形势不能作为低估TTIP经济红利的理由。计算机模型显示，TTIP会使美国的GDP增加1.33%，就算是日本加入了TPP，TTIP所带来的效益还是要比TPP高出好几倍。
美欧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预计，2027年前，欧盟和美国GDP分别增加约0.5个和0.4个百分点，相当于860亿欧元和650亿欧元。
虽然测算的方法不同，但考虑到目前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已达1.9万亿美元，欧盟企业在美投资也有1.6万亿美元，以及双方巨大的市场体量，即使是零敲碎打式的关税削减，也会带来“没有赤字的经济刺激”。
ECIPE的研究估算表明，取消非关税壁垒可以增加美国到欧盟的出口达到17个百分点，增加欧盟到美国的出口达到18个百分点。比较起来，消除贸易壁垒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收益，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欧自贸区的协议达成，关税壁垒取消，美国人均GDP会增长0.2%，欧盟人均GDP则会增长0.1%。
除去宏观测算，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学教授西蒙·艾弗奈特更注重具体的商业利益。他对《财经》记者说，美欧自贸区的达成，会在制造业和农业上产生商业利益，也会促进投资自由化，使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跨大西洋的标准和认证变得规范化。
然而，由于美欧在农产品补贴、高科技保护等领域存有分歧，很多贸易专家对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前景谨慎乐观，“谈判历程注定漫长且崎岖”。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菲尔博梅伊对《财经》记者说，这个贸易协议达成的几率大概是55∶45，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钟情于这个协议，企业界想有这样一个协议，但是德国今年晚些时候面临大选，法国态度并不明朗。“说想达成协议，但是涉及到细节问题又可能会出尔反尔。”
双方期待两年完成谈判，但采访中一些美国贸易专家表示，这个时间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显得相当仓促。即使美欧贸易谈判能在6月启动，但可能要在多年之后才能实施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花了六年多的时间，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前也谈了四年之久。 不过，双方都清楚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拖得太久，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则又会增添更大的变数。
实际上，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他对推进自由贸易并不十分热衷。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人士说，美欧自贸区的盘子在他第二任期作为重头戏推出，也是最后一分钟才得到奥巴马首肯，并加到国情咨文中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保罗·布卢斯坦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已经很低，一些重要商品已是零关税，如果说把贸易关税从5%降到2%甚至更低，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大不到哪去。
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大约在5%到7%之间，甚至更低。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点如果是要打破剩余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艾弗奈特认为谈判就会无可避免地触及到那些敏感领域。
这些部门在过去几十年中都十分强势，降低关税意味着失业和政治反作用，制造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领域的谈判空间不大。
对美国来说，化工制品和纺织品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一直保持高关税的商品。不过，斯托克斯认为，虽然支持征收高关税者会用其政治影响力使谈判变得艰难，但一方面美国商会希望所有的关税全部都去除；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关税的经济价值对于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已然下降。
由此乐观者认为，在TTIP谈判中，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许会用消除高关税的代价来提换取条件，但考虑到美国经济从TTIP所获取的压倒性利益，反抗声音会被湮没。大部分关税也会在TTIP谈判中被清除。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盟则对汽车等商品施加高关税。如果想一想在韩国和欧洲联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欧盟汽车制造业所显示的敌意，就几乎可以想见TTIP也逃不过一场恶战。
当然，美国和欧盟最严重的分歧主要在农业、转基因食品等方面。
艾弗奈特观察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二者过去都没显示出要彻底进行农业改革的兴趣，现在这种状况似乎也不会有多大改观，因为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反对者依然虎视眈眈。
欧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区域内的农产品进行保护，在不久前达成的欧盟预算协议中，今后七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支出达3700亿欧元，限制了欧盟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尤其是乳制品，这是大西洋两岸都立场鲜明地表明会特殊保护的商品；牛肉则不同，欧盟处于守势，美国处于攻势；转基因作物在欧盟被明令禁止，而在美国的农业组成中，转基因作物却正变得日益重要。
退一步说，即便美国和欧盟双方改变其对农业的立场，也不过是在边角地带修修补补，因为目前农产品公司变得更少，规模却变得更大。
不过人们倾向于相信，真正的谈判突破口可能要靠非关税壁垒，主要在工业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定方面，包括制药领域、化工产品甚至是汽车业的规范协调和相互认可上，毕竟这里面掺杂了更少的情感因素，也更有选择性，因而相对更容易。
自WTO成立以来，TTIP算是最有野心的贸易举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对《财经》记者说，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把美欧自贸区作为全球贸易的规范基准，并针对发展中国家来推行。
其中的背景是，以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威廉·A·盖尔斯敦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近年来贸易谈判已经分化，要么太大而不能成功，要么太小而不受重视。多哈进程的淤滞表明，战后全球贸易协定的老旧模式几乎崩溃了，而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证明了双边贸易协定更切实可行，但是后者往往因为体量不够，不能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产生明显收益。
盖尔斯敦说，美欧自贸区的意义不同凡响，它明显不同于上述的贸易协定。对欧盟来说，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战略被广泛解读为：美国将美欧长期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关系降级，这传递出欧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不再重要的信息。
“当奥巴马宣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时，就明确而清晰地否定了欧洲不再重要的提法，这是奥巴马国情咨文中最有意义的一句话。”盖尔斯敦说。
更多的人拿美欧自贸区与TPP相提并论。《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争取在2013年与谈判伙伴达成“雄心勃勃”的协定。报告说，亚太地区贸易额占全球的40%以上，到2016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高标准的地区贸易协定将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联系。
梅瑟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TPP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尝试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的“2.0版的WTO”。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耗时十年之久，几乎寿终正寝，而多哈的僵死，与美国和欧盟在诸多领域的差异和分歧相关。
不想重蹈多哈悲剧，奥巴马旨在实现所有商品零关税、彻底开放，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农业等相关政策的TPP的完成期限设在2013年。
梅瑟利说，美国给TPP以及与TPP谈判相关的策略放在高度优先的位置，这使得TTIP进行的难度会比预期大很多——美国用于TPP的谈判策略恐怕很难被欧盟所接受，后者更倾向于规范和标准的“相互认可”。所以对美国而言，相对简单的选择是聚焦于TPP，而不对美欧自贸区操之过急。
有国际贸易专家认为，随着欧美谈判中的“相互认同”，有助于为多哈谈判扫清障碍，从而激活多哈。但也有反对观点，美欧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WTO之外建立一个“自己的WTO”，只会“严重损害”现有的WTO贸易体系，导致多边贸易进程中的多哈回合濒临死亡。
布卢斯坦对记者表示了他的担心，随着双边贸易谈判和区域间贸易的激增，全球交易体系更加碎片化，变成几个大的区块，多边机制相反，变得更加无人问津，WTO也在滑向边缘化，而TTIP似乎正在扮演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美国同时在TPP和TTIP两条战线作战，希望借此确定一个新的贸易框架。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美国的对手是包括秘鲁、新加坡、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10个国家；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中，美国的对手是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在内的欧盟27国。
艾弗奈特认为，从欧盟的角度看，美国体量较大，有成熟的监管体系，尽管政治考量一直在起作用，但总体上美国还是个有吸引力的自贸协定伙伴——尤其在涉及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很多经济学家更是预测美国经济将强劲复苏，美国在谈判中可能会占据主动。
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工会联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此前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他们扮演了阻挠的角色，尽管此次他们表示不会挡路，但这一表态也存在变数。
在天平的另一边，欧洲经济复苏举步维艰，税收的增加和公共支出的削减又加重了欧洲经济的衰退，使欧盟更急切也更焦虑。斯托克斯认为这使得一切该谈的都会放在桌面上。
不过菲尔博梅伊说，欧洲并非一盘棋。德国货币政策已被频繁使用，财政政策也因为债务问题而没有多少施展空间，据德国方面的估算，如达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协议，可以令美国实现2.2%的GDP增长，欧盟整体GDP增长1.7%，德国GDP增长1.6%。从出口的角度看，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只占其总出口额的7%，对亚洲的出口额则高达25%。显然德国方面想要一个全面彻底的自贸协定。
法国和南欧国家则更纠结，它们一方面陷入衰退，更有意愿借助自贸协定来助推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又想保护它们的农业。法国被指为协议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仅从措辞上就可以看出来：法国财长表态说，法国会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也不放松警惕。而且法国一直坚持用法国的“文化例外”论来保护法语视听产品，人们对此印象深刻。
天平的二端不尽在同一水平线上，同时，谈判的双方棋逢对手——都在过去与较小的经济体谈判时处于强势，这使得两强相遇不会一帆风顺。
在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前台，是欧盟27国与美国的较量，核心则是美、德、英、法等几个巨人的博弈，但是在后台，还有日本和中国在施加无形的影响力。
3月4日至13日，TPP的11个成员国代表来到新加坡举行第十六轮会谈，日本是否将在本轮谈判中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斯托克斯说，美欧自贸区的谈判是唤醒日本的铃声，也向中国发出了信号：欧美绕开中国，要建起一个30万亿美元的市场和跨大西洋技术标准和监管规范。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一方面中国必须面对一个和自身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并且要接受它，反过来，这使欧美能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区的崛起，有望加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调整结构，提升竞争力。不过，由于贸易流通板块的变迁，一些依赖传统贸易链生存的中国产业和企业也将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面对区域贸易波折多变，中国需要重新审视未来的贸易策略。
美国与欧盟于2月13日发表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的共同声明。双方计划在今年6月底前展开正式的TTIP谈判，目标是两年内建立历来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
据了解，欧盟和美国已为启动谈判开始了各自的“内部程序”。欧盟委员会需要谋求各成员国的授权，美国政府则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
国际贸易学者预测，谈判启动后，双方将首先聚焦削减贸易壁垒，然后谋求统一有关产品技术、公共安全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监管机制。据悉，欧盟将重点与美国就汽车的安全标准统一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则更希望就牛肉等农牧产品出口进行谈判。目前，美国与欧盟的平均关税约为4%，但部分产品的关税远高于此，比如欧盟的汽车关税达10%，美国食品类关税普遍高于平均关税。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布鲁塞尔表示，这个协定可能为美国和欧盟创造数百万计的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带来巨大转机。”
3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这一报告涵盖了奥巴马贸易政策的主要议程，五年出口翻番计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TTIP）等被列为工作重点。显然，TTIP是奥巴马贸易布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TPP与TTIP同时推进有助美国政府完成2014年前出口倍增的目标，并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优势。
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的GDP约占世界GDP的50%，贸易量约占世界的30%，这个使8亿多人口直接受益的TTIP盘子更是牵动着各经济体的敏感神经。如果谈判达成协议，可能重塑世界贸易体系，使世界经贸圈发生位移。欧美一起制定的相关标准，也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对那些依赖贸易拉动经济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国际市场与贸易规则因此充满变数。
乐观认定的时间表，自贸区谈判将在两年内完成。对于中国等贸易大国，意味着在新的贸易链中亟须重新定位。
谈判红利
实际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最初是欧洲的想法，在欧洲提出20年后，缘于经济衰退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等诸多因素，促使美国和欧盟对此重新审视。过去几年，全球两大经济体开始认真地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非正式磋商。
过去一年，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的议题是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与欧盟贸易执委卡瑞德古特的案头工作。2011年11月，奥巴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共同授权设立了“工作与增长高级别工作小组”。
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机构”（ECIPE）为跨大西洋贸易撰写了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贸易自由化最大的经济收益不是来自出口，而是来自取消对本国市场的壁垒，从而促进竞争、生产力和创新。
时隔20多年后，TTIP谈判所囊括的经济体占全球约一半以上的产出，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近1万亿美元，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度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二者相加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5%，进口总量的32%。大西洋两岸同时看中了贸易协定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数以百万的就业机会。
美国商会预计，如果美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的经济增速可提高1.5个百分点。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估算，消除贸易壁垒可能会使欧盟GDP增加1900亿欧元，美国GDP增加1000亿欧元。
尽管美欧财政政策面临着进一步收缩，欧洲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但德国马歇尔基金贸易专家布鲁斯·斯托克斯对《财经》记者说，这样不利的经济形势不能作为低估TTIP经济红利的理由。计算机模型显示，TTIP会使美国的GDP增加1.33%，就算是日本加入了TPP，TTIP所带来的效益还是要比TPP高出好几倍。
美欧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预计，2027年前，欧盟和美国GDP分别增加约0.5个和0.4个百分点，相当于860亿欧元和650亿欧元。
虽然测算的方法不同，但考虑到目前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已达1.9万亿美元，欧盟企业在美投资也有1.6万亿美元，以及双方巨大的市场体量，即使是零敲碎打式的关税削减，也会带来“没有赤字的经济刺激”。
ECIPE的研究估算表明，取消非关税壁垒可以增加美国到欧盟的出口达到17个百分点，增加欧盟到美国的出口达到18个百分点。比较起来，消除贸易壁垒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收益，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欧自贸区的协议达成，关税壁垒取消，美国人均GDP会增长0.2%，欧盟人均GDP则会增长0.1%。
除去宏观测算，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学教授西蒙·艾弗奈特更注重具体的商业利益。他对《财经》记者说，美欧自贸区的达成，会在制造业和农业上产生商业利益，也会促进投资自由化，使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跨大西洋的标准和认证变得规范化。
博弈变数
然而，由于美欧在农产品补贴、高科技保护等领域存有分歧，很多贸易专家对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前景谨慎乐观，“谈判历程注定漫长且崎岖”。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菲尔博梅伊对《财经》记者说，这个贸易协议达成的几率大概是55∶45，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钟情于这个协议，企业界想有这样一个协议，但是德国今年晚些时候面临大选，法国态度并不明朗。“说想达成协议，但是涉及到细节问题又可能会出尔反尔。”
双方期待两年完成谈判，但采访中一些美国贸易专家表示，这个时间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显得相当仓促。即使美欧贸易谈判能在6月启动，但可能要在多年之后才能实施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花了六年多的时间，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前也谈了四年之久。 不过，双方都清楚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拖得太久，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则又会增添更大的变数。
实际上，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他对推进自由贸易并不十分热衷。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人士说，美欧自贸区的盘子在他第二任期作为重头戏推出，也是最后一分钟才得到奥巴马首肯，并加到国情咨文中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保罗·布卢斯坦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已经很低，一些重要商品已是零关税，如果说把贸易关税从5%降到2%甚至更低，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大不到哪去。
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大约在5%到7%之间，甚至更低。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点如果是要打破剩余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艾弗奈特认为谈判就会无可避免地触及到那些敏感领域。
这些部门在过去几十年中都十分强势，降低关税意味着失业和政治反作用，制造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领域的谈判空间不大。
对美国来说，化工制品和纺织品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一直保持高关税的商品。不过，斯托克斯认为，虽然支持征收高关税者会用其政治影响力使谈判变得艰难，但一方面美国商会希望所有的关税全部都去除；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关税的经济价值对于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已然下降。
由此乐观者认为，在TTIP谈判中，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许会用消除高关税的代价来提换取条件，但考虑到美国经济从TTIP所获取的压倒性利益，反抗声音会被湮没。大部分关税也会在TTIP谈判中被清除。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盟则对汽车等商品施加高关税。如果想一想在韩国和欧洲联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欧盟汽车制造业所显示的敌意，就几乎可以想见TTIP也逃不过一场恶战。
当然，美国和欧盟最严重的分歧主要在农业、转基因食品等方面。
艾弗奈特观察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二者过去都没显示出要彻底进行农业改革的兴趣，现在这种状况似乎也不会有多大改观，因为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反对者依然虎视眈眈。
欧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区域内的农产品进行保护，在不久前达成的欧盟预算协议中，今后七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支出达3700亿欧元，限制了欧盟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尤其是乳制品，这是大西洋两岸都立场鲜明地表明会特殊保护的商品；牛肉则不同，欧盟处于守势，美国处于攻势；转基因作物在欧盟被明令禁止，而在美国的农业组成中，转基因作物却正变得日益重要。
退一步说，即便美国和欧盟双方改变其对农业的立场，也不过是在边角地带修修补补，因为目前农产品公司变得更少，规模却变得更大。
不过人们倾向于相信，真正的谈判突破口可能要靠非关税壁垒，主要在工业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定方面，包括制药领域、化工产品甚至是汽车业的规范协调和相互认可上，毕竟这里面掺杂了更少的情感因素，也更有选择性，因而相对更容易。
站在多哈的废墟上
自WTO成立以来，TTIP算是最有野心的贸易举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对《财经》记者说，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把美欧自贸区作为全球贸易的规范基准，并针对发展中国家来推行。
其中的背景是，以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威廉·A·盖尔斯敦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近年来贸易谈判已经分化，要么太大而不能成功，要么太小而不受重视。多哈进程的淤滞表明，战后全球贸易协定的老旧模式几乎崩溃了，而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证明了双边贸易协定更切实可行，但是后者往往因为体量不够，不能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产生明显收益。
盖尔斯敦说，美欧自贸区的意义不同凡响，它明显不同于上述的贸易协定。对欧盟来说，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战略被广泛解读为：美国将美欧长期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关系降级，这传递出欧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不再重要的信息。
“当奥巴马宣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时，就明确而清晰地否定了欧洲不再重要的提法，这是奥巴马国情咨文中最有意义的一句话。”盖尔斯敦说。
更多的人拿美欧自贸区与TPP相提并论。《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争取在2013年与谈判伙伴达成“雄心勃勃”的协定。报告说，亚太地区贸易额占全球的40%以上，到2016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高标准的地区贸易协定将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联系。
梅瑟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TPP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尝试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的“2.0版的WTO”。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耗时十年之久，几乎寿终正寝，而多哈的僵死，与美国和欧盟在诸多领域的差异和分歧相关。
不想重蹈多哈悲剧，奥巴马旨在实现所有商品零关税、彻底开放，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农业等相关政策的TPP的完成期限设在2013年。
梅瑟利说，美国给TPP以及与TPP谈判相关的策略放在高度优先的位置，这使得TTIP进行的难度会比预期大很多——美国用于TPP的谈判策略恐怕很难被欧盟所接受，后者更倾向于规范和标准的“相互认可”。所以对美国而言，相对简单的选择是聚焦于TPP，而不对美欧自贸区操之过急。
有国际贸易专家认为，随着欧美谈判中的“相互认同”，有助于为多哈谈判扫清障碍，从而激活多哈。但也有反对观点，美欧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WTO之外建立一个“自己的WTO”，只会“严重损害”现有的WTO贸易体系，导致多边贸易进程中的多哈回合濒临死亡。
布卢斯坦对记者表示了他的担心，随着双边贸易谈判和区域间贸易的激增，全球交易体系更加碎片化，变成几个大的区块，多边机制相反，变得更加无人问津，WTO也在滑向边缘化，而TTIP似乎正在扮演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两洋”战略新棋局
美国同时在TPP和TTIP两条战线作战，希望借此确定一个新的贸易框架。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美国的对手是包括秘鲁、新加坡、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10个国家；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中，美国的对手是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在内的欧盟27国。
艾弗奈特认为，从欧盟的角度看，美国体量较大，有成熟的监管体系，尽管政治考量一直在起作用，但总体上美国还是个有吸引力的自贸协定伙伴——尤其在涉及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很多经济学家更是预测美国经济将强劲复苏，美国在谈判中可能会占据主动。
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工会联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此前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他们扮演了阻挠的角色，尽管此次他们表示不会挡路，但这一表态也存在变数。
在天平的另一边，欧洲经济复苏举步维艰，税收的增加和公共支出的削减又加重了欧洲经济的衰退，使欧盟更急切也更焦虑。斯托克斯认为这使得一切该谈的都会放在桌面上。
不过菲尔博梅伊说，欧洲并非一盘棋。德国货币政策已被频繁使用，财政政策也因为债务问题而没有多少施展空间，据德国方面的估算，如达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协议，可以令美国实现2.2%的GDP增长，欧盟整体GDP增长1.7%，德国GDP增长1.6%。从出口的角度看，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只占其总出口额的7%，对亚洲的出口额则高达25%。显然德国方面想要一个全面彻底的自贸协定。
法国和南欧国家则更纠结，它们一方面陷入衰退，更有意愿借助自贸协定来助推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又想保护它们的农业。法国被指为协议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仅从措辞上就可以看出来：法国财长表态说，法国会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也不放松警惕。而且法国一直坚持用法国的“文化例外”论来保护法语视听产品，人们对此印象深刻。
天平的二端不尽在同一水平线上，同时，谈判的双方棋逢对手——都在过去与较小的经济体谈判时处于强势，这使得两强相遇不会一帆风顺。
在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前台，是欧盟27国与美国的较量，核心则是美、德、英、法等几个巨人的博弈，但是在后台，还有日本和中国在施加无形的影响力。
3月4日至13日，TPP的11个成员国代表来到新加坡举行第十六轮会谈，日本是否将在本轮谈判中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斯托克斯说，美欧自贸区的谈判是唤醒日本的铃声，也向中国发出了信号：欧美绕开中国，要建起一个30万亿美元的市场和跨大西洋技术标准和监管规范。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一方面中国必须面对一个和自身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并且要接受它，反过来，这使欧美能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区的崛起，有望加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调整结构，提升竞争力。不过，由于贸易流通板块的变迁，一些依赖传统贸易链生存的中国产业和企业也将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面对区域贸易波折多变，中国需要重新审视未来的贸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