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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去世之前，他当然已经预想到在他身后，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所以他刻意嘱托身后事要低调，甚至自己的住所最好也要拆除。
评价已经辞世的李光耀先生，难免要论及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的个人印记，包括他如何领导新加坡走向自治和建国，如何领导缔造新加坡经济奇迹，如何用“亚洲价值观”管理新加坡这个“大家庭”。
尽管李光耀自己极少直接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概念，但从他历来的言论和做法来看，“亚洲价值观”确实是他治国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是：严父型政府 乖顺型国民。
当然，“亚洲价值观”并非李光耀全部的治国理念，事实上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中有许多是来自西方，特别是他曾经留学的英国，包括法治精神、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理念。李光耀曾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2011年4月，新加坡议会选举期间的一处提名登记中心外，一名李光耀的支持者穿着印有李光耀形象的上衣。摄影/WongMaye-E
2013年5月1日，一名男子背着李光耀的塑像，在新加坡市中心“法定”的抗议场所芳林公园“演说者之角”参加集会，抗议政府的移民政策。摄影/RoslanRahman
李光耀和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都自称信奉社会主义。当然，李光耀表示自己只接受那些旧式的社会主义信念：首先，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其次，坚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而欧洲当代的新式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到了1990年代，《亚洲周刊》是这样表述“新加坡模式”的：1.强有力的政府;2.制订长期计划;3.注重外国投资;4.树立廉洁的政府形象;5.普及教育;6.不实行福利政策;7.强化家庭价值观。8.严肃法纪与整顿秩序;9.保持社会和谐;10.增强国家意识。从中已经看不出“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个时候，新加坡被外界更多地视为“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以及当作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东亚样本。
尽管新加坡资本主义的色彩已大大超过其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新加坡成功地达到了许多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所没能达到的社会成就。根据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新加坡没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尽管新加坡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是20%最不富裕家庭收入的9. 6倍，但富裕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近年来新加坡民间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生活水准下降、贫富不均的抱怨声。
尽管新加坡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在政治模式上，新加坡是西方舆论长期批评的对象。
一位美国学者斯蒂芬·华拉兹采取托克维尔调研美国的方式，在新加坡做了实地考察，结果他发现新加坡是一个“经过粉饰的独裁国家”，在新加坡大学系主任办公桌的铭牌上用英文写着：“聪明才智不如忠心耿耿”，而人民行动党的各种基层组织也像“老大哥”一样监视着整个社会。
还有一位西方观察家指出：看起来“政治”已经从新加坡消失了，根本不再有政治活动，只有“一个行政管制的国家”，并且显然该政体已经非常成功地造就了物质上已满足的公民，他们绝对服从于政府。
1990年代初，西方学者还提出存在一个倡导“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学派”（Singapore School），其重要主张包括：强势的父权主义政府，国家至上，集体优先于个人，发展优先于人权等等。
对此“新加坡学派”大将之一K· 马赫布巴尼则反击说，西方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制度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个人自由观念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有些结果是灾难性的。他举例说，自196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长了41%，而犯罪率却增长了560%，单身母亲的婴儿出生率增长了419%，离婚率增长了300%，与分居父母一方同住的孩子增长了300%。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溃疡。
在笔者看来，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植根于亚洲传统的民本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民本主义的重要特色，是将伦理秩序类同于政治机制，或将政治伦理化，臣民从礼法忠孝角度来确定自己为臣的本分，而统治者则以贤王、君子的面貌来治国，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由礼法道德来统率而融为一体，政府是“父”，国民是“子”，后者必须尊重、爱戴、服从前者。因此，民本主义虽然主张“民为邦本”，但重点仍然是讲“为君之术”。以“君”爱民，民拥“君”这种礼法模式来驾驭新加坡，短时期内是可以奏效和成功的，但难以维持长久。因为民本主义考虑到了人民的日常的物质生活需求，但较少考虑到人民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如个人主体性、来自内心自律的“优雅社会”、对自己命运的真实把握和对国家事务的真正参与。
基于“新加坡经验”中这种民本主义底蕴，尽管它遭到西方的屡屡质疑，但在中国却受到了欢迎。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将其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访问过日本和新加坡，新加坡对他的刺激不会比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日本小，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闭门会谈中，李光耀曾对来访的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人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华人的精英并没有下南洋。中国大陆有理由比新加坡发展得更好。听到这番话，据说邓小平沉默了好一会儿。 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14年后邓小平南巡时，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览珠海市容时，邓小平油然感叹道：“珠海有点像新加坡了。”后来，邓又发表了关于学习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此后，中国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大批官员、学者来到新加坡，探究各方面的“新加坡经验”。直到数年前，以广东省提出“叫板新加坡”为标志，自信满满地已开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中国，对到新加坡“取经”已经不那么以为然了。
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55层的露天游泳池，宾客们在游泳之余可以俯瞰到新加坡的城市景观。摄影/Sam Kang Li
从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政府领导人长达31年。
战后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光耀在政治上比较激进和左倾，1956年，年仅33岁的反对党议员李光耀曾在议会发表演讲说：“镇压，是一种日益成长的习惯……解散各类组织协会，驱逐拘押这些协会中的骨干人士。于是，社会表面上奇迹般地平静了。然后，被胁迫的报章，政府掌控的电台开始天天给你唱颂歌，慢慢地人民就将你干的这些勾当忘光了，如果居然还有人提起这些事，你尽管歪曲事实地辩解吧，没有不良后果，因为，根本就没有反对党出来跟你辩白。”后来，还是这位李光耀，他保留了英国殖民时代制订的《内部安全法》，在该法令下，当局可不经法院审判就长期关押某些人士。到了2011年国会选举后，李光耀还是延续他一贯的强硬作风，警告投票给反对党让反对党赢了一个集选区的选民会因此感到后悔，这件事也在新加坡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但他离开总理职位的第二年新加坡举行国会选举，反对党突破性地拿到4个国会议席。这个历史事实不禁让外界猜测，李光耀离世后新加坡下一次国会选举，反对党的成绩会不会还有突破？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政局将有怎样的走向？
应当说，“后李光耀时代”在李光耀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标志是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先后执政，先有吴作栋（1990至2004年担任总理），后有李显龙（2004年至今担任总理），他们的执政风格从李光耀的严父式、家长式转向了兄长式，从强硬转向了柔和。
第二个标志是2011年国会选举之后，国务资政李光耀与内阁资政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从决策层彻底退出。此后李光耀主要处于静养状态，也参加一些公开活动。2012年李光耀还就新加坡生育率下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担心新加坡社会会因此垮掉，可见他对新加坡国运仍有许多牵挂，同时也见他直言不讳指点江山社稷的老习惯仍然在。
李光耀之后新加坡的政局总体来说会向着更为宽松、开放的方向逐渐发展，而这个趋势其实在吴作栋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李显龙时代也在持续，尽管李显龙是他父亲调教出来的好儿子，但他必须面对新时代、新选民和国民的新要求。
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其实是有历史根基的，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在新加坡设立立法会，其中包括了一定比例的民选席位，由此新加坡人民开始了一人一票的自由投票实践，至今已有67年。尽管新加坡目前仍被西方视作是一个威权体制，但需要看到，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历程开始于一个很低的“第三世界水平”。尽管在李光耀统治下，这条路不仅走得很慢，也出现了一些如打压媒体和民众的言论空间、打压反对派人士等的举措。但即便如此，外界对新加坡仍有“半民主”“有限民主”的评估意见，这是因为新加坡一直实行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要当总理、部长，都需经过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当选议员之后方能出任，而反对党也一直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尽管当局通过种种安排把选举弄得毫无悬念，以至有的新加坡人几十年来没有参加投票（在新加坡不投票会被罚款），但每次大选都有一到三成多的选民投票给反对党以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1991年，新加坡开始采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总统，而且新总统的权力比过去大得多，可以制衡权力过大的内阁。这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2010年4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与国会选举修正案，进一步放宽对反对党的限制，包括缩小集选区规模，增设小规模集选区，这将有利于增加反对党获胜的概率;同时，政党、政党候选人及其竞选代理除可通过电邮、短信、网络论坛等发布竞选广告，还可使用影音播客、照片/录像共享网站、彩信、Facebook、Twitter、手机应用程序等新媒体发布竞选广告。
目前新加坡比较活跃的反对党就有新加坡正义党、国民团结党、新加坡马来国民机构、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革新党、新加坡民主联盟、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人民党、社会主义阵线、工人党等等。如果新加坡的反对党像马来西亚的反对党那样结成一个政治联盟，那么今后新加坡的政治格局就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还有一个新现象是，反对党的人力资源从数量到质量都在提升，新加坡的精英也不再像李光耀时期都被悉数纳入政府囊中，现在反对党候选人中不乏留学归来的博士、各行业的专家，乃至前党政官员。
有些人以为，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不需要选民认可。实际上，自建国以来，新加坡执政党每隔数年就要经历一次大选，它无法强迫选民投它的票，只能靠政绩和良好服务态度来讨好选民以换取执政地位。一个执政党议员常常在一年中要接待数千乃至数万选民，而对于反对党，同样也要靠与选民的紧密联系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相对于一些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来说，新加坡在民主化方面的成绩已有一定的存量，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可以期待的。
李光耀是为政治而生的聪明人物，性格强硬，知识渊博，思维敏锐，身体强壮。前几年他还在感慨自己老了，不能再去选区拜访选民和把选民的小孩高高举起来。李光耀还曾开玩笑说，即便别人把他埋葬，如果他发现国家运转有异常，他也会从坟墓里跳出来。
尽管这是玩笑话，但是对深深了解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来说，特别是经历了李光耀执政年代的老一辈新加坡人，仍然会有这不一定是玩笑的感觉。以李光耀的一贯强势和对新加坡的一贯忠诚和关切，新加坡人有理由相信他老人家今后仍然会以某种方式注视着新加坡。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印记将会长期存在。
（作者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评价已经辞世的李光耀先生，难免要论及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的个人印记，包括他如何领导新加坡走向自治和建国，如何领导缔造新加坡经济奇迹，如何用“亚洲价值观”管理新加坡这个“大家庭”。
尽管李光耀自己极少直接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概念，但从他历来的言论和做法来看，“亚洲价值观”确实是他治国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是：严父型政府 乖顺型国民。
当然，“亚洲价值观”并非李光耀全部的治国理念，事实上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中有许多是来自西方，特别是他曾经留学的英国，包括法治精神、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理念。李光耀曾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李光耀和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都自称信奉社会主义。当然，李光耀表示自己只接受那些旧式的社会主义信念：首先，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其次，坚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而欧洲当代的新式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到了1990年代，《亚洲周刊》是这样表述“新加坡模式”的：1.强有力的政府;2.制订长期计划;3.注重外国投资;4.树立廉洁的政府形象;5.普及教育;6.不实行福利政策;7.强化家庭价值观。8.严肃法纪与整顿秩序;9.保持社会和谐;10.增强国家意识。从中已经看不出“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个时候，新加坡被外界更多地视为“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以及当作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东亚样本。
尽管新加坡资本主义的色彩已大大超过其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新加坡成功地达到了许多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所没能达到的社会成就。根据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新加坡没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尽管新加坡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是20%最不富裕家庭收入的9. 6倍，但富裕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近年来新加坡民间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生活水准下降、贫富不均的抱怨声。
“新加坡经验”的不同境遇
尽管新加坡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在政治模式上，新加坡是西方舆论长期批评的对象。
一位美国学者斯蒂芬·华拉兹采取托克维尔调研美国的方式，在新加坡做了实地考察，结果他发现新加坡是一个“经过粉饰的独裁国家”，在新加坡大学系主任办公桌的铭牌上用英文写着：“聪明才智不如忠心耿耿”，而人民行动党的各种基层组织也像“老大哥”一样监视着整个社会。
还有一位西方观察家指出：看起来“政治”已经从新加坡消失了，根本不再有政治活动，只有“一个行政管制的国家”，并且显然该政体已经非常成功地造就了物质上已满足的公民，他们绝对服从于政府。
1990年代初，西方学者还提出存在一个倡导“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学派”（Singapore School），其重要主张包括：强势的父权主义政府，国家至上，集体优先于个人，发展优先于人权等等。
对此“新加坡学派”大将之一K· 马赫布巴尼则反击说，西方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制度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个人自由观念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有些结果是灾难性的。他举例说，自196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长了41%，而犯罪率却增长了560%，单身母亲的婴儿出生率增长了419%，离婚率增长了300%，与分居父母一方同住的孩子增长了300%。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溃疡。
在笔者看来，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植根于亚洲传统的民本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民本主义的重要特色，是将伦理秩序类同于政治机制，或将政治伦理化，臣民从礼法忠孝角度来确定自己为臣的本分，而统治者则以贤王、君子的面貌来治国，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由礼法道德来统率而融为一体，政府是“父”，国民是“子”，后者必须尊重、爱戴、服从前者。因此，民本主义虽然主张“民为邦本”，但重点仍然是讲“为君之术”。以“君”爱民，民拥“君”这种礼法模式来驾驭新加坡，短时期内是可以奏效和成功的，但难以维持长久。因为民本主义考虑到了人民的日常的物质生活需求，但较少考虑到人民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如个人主体性、来自内心自律的“优雅社会”、对自己命运的真实把握和对国家事务的真正参与。
基于“新加坡经验”中这种民本主义底蕴，尽管它遭到西方的屡屡质疑，但在中国却受到了欢迎。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将其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访问过日本和新加坡，新加坡对他的刺激不会比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日本小，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闭门会谈中，李光耀曾对来访的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人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华人的精英并没有下南洋。中国大陆有理由比新加坡发展得更好。听到这番话，据说邓小平沉默了好一会儿。 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14年后邓小平南巡时，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览珠海市容时，邓小平油然感叹道：“珠海有点像新加坡了。”后来，邓又发表了关于学习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此后，中国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大批官员、学者来到新加坡，探究各方面的“新加坡经验”。直到数年前，以广东省提出“叫板新加坡”为标志，自信满满地已开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中国，对到新加坡“取经”已经不那么以为然了。
新加坡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根基
从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政府领导人长达31年。
战后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光耀在政治上比较激进和左倾，1956年，年仅33岁的反对党议员李光耀曾在议会发表演讲说：“镇压，是一种日益成长的习惯……解散各类组织协会，驱逐拘押这些协会中的骨干人士。于是，社会表面上奇迹般地平静了。然后，被胁迫的报章，政府掌控的电台开始天天给你唱颂歌，慢慢地人民就将你干的这些勾当忘光了，如果居然还有人提起这些事，你尽管歪曲事实地辩解吧，没有不良后果，因为，根本就没有反对党出来跟你辩白。”后来，还是这位李光耀，他保留了英国殖民时代制订的《内部安全法》，在该法令下，当局可不经法院审判就长期关押某些人士。到了2011年国会选举后，李光耀还是延续他一贯的强硬作风，警告投票给反对党让反对党赢了一个集选区的选民会因此感到后悔，这件事也在新加坡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但他离开总理职位的第二年新加坡举行国会选举，反对党突破性地拿到4个国会议席。这个历史事实不禁让外界猜测，李光耀离世后新加坡下一次国会选举，反对党的成绩会不会还有突破？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政局将有怎样的走向？
应当说，“后李光耀时代”在李光耀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标志是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先后执政，先有吴作栋（1990至2004年担任总理），后有李显龙（2004年至今担任总理），他们的执政风格从李光耀的严父式、家长式转向了兄长式，从强硬转向了柔和。
第二个标志是2011年国会选举之后，国务资政李光耀与内阁资政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从决策层彻底退出。此后李光耀主要处于静养状态，也参加一些公开活动。2012年李光耀还就新加坡生育率下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担心新加坡社会会因此垮掉，可见他对新加坡国运仍有许多牵挂，同时也见他直言不讳指点江山社稷的老习惯仍然在。
李光耀之后新加坡的政局总体来说会向着更为宽松、开放的方向逐渐发展，而这个趋势其实在吴作栋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李显龙时代也在持续，尽管李显龙是他父亲调教出来的好儿子，但他必须面对新时代、新选民和国民的新要求。
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其实是有历史根基的，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在新加坡设立立法会，其中包括了一定比例的民选席位，由此新加坡人民开始了一人一票的自由投票实践，至今已有67年。尽管新加坡目前仍被西方视作是一个威权体制，但需要看到，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历程开始于一个很低的“第三世界水平”。尽管在李光耀统治下，这条路不仅走得很慢，也出现了一些如打压媒体和民众的言论空间、打压反对派人士等的举措。但即便如此，外界对新加坡仍有“半民主”“有限民主”的评估意见，这是因为新加坡一直实行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要当总理、部长，都需经过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当选议员之后方能出任，而反对党也一直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尽管当局通过种种安排把选举弄得毫无悬念，以至有的新加坡人几十年来没有参加投票（在新加坡不投票会被罚款），但每次大选都有一到三成多的选民投票给反对党以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1991年，新加坡开始采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总统，而且新总统的权力比过去大得多，可以制衡权力过大的内阁。这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2010年4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与国会选举修正案，进一步放宽对反对党的限制，包括缩小集选区规模，增设小规模集选区，这将有利于增加反对党获胜的概率;同时，政党、政党候选人及其竞选代理除可通过电邮、短信、网络论坛等发布竞选广告，还可使用影音播客、照片/录像共享网站、彩信、Facebook、Twitter、手机应用程序等新媒体发布竞选广告。
目前新加坡比较活跃的反对党就有新加坡正义党、国民团结党、新加坡马来国民机构、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革新党、新加坡民主联盟、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人民党、社会主义阵线、工人党等等。如果新加坡的反对党像马来西亚的反对党那样结成一个政治联盟，那么今后新加坡的政治格局就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还有一个新现象是，反对党的人力资源从数量到质量都在提升，新加坡的精英也不再像李光耀时期都被悉数纳入政府囊中，现在反对党候选人中不乏留学归来的博士、各行业的专家，乃至前党政官员。
有些人以为，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不需要选民认可。实际上，自建国以来，新加坡执政党每隔数年就要经历一次大选，它无法强迫选民投它的票，只能靠政绩和良好服务态度来讨好选民以换取执政地位。一个执政党议员常常在一年中要接待数千乃至数万选民，而对于反对党，同样也要靠与选民的紧密联系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相对于一些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来说，新加坡在民主化方面的成绩已有一定的存量，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可以期待的。
李光耀是为政治而生的聪明人物，性格强硬，知识渊博，思维敏锐，身体强壮。前几年他还在感慨自己老了，不能再去选区拜访选民和把选民的小孩高高举起来。李光耀还曾开玩笑说，即便别人把他埋葬，如果他发现国家运转有异常，他也会从坟墓里跳出来。
尽管这是玩笑话，但是对深深了解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来说，特别是经历了李光耀执政年代的老一辈新加坡人，仍然会有这不一定是玩笑的感觉。以李光耀的一贯强势和对新加坡的一贯忠诚和关切，新加坡人有理由相信他老人家今后仍然会以某种方式注视着新加坡。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印记将会长期存在。
（作者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