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他的创作可以说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他的作品始终呈现出“偏离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表现为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也就是说，在余华以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困境的关注，只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和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层面上寻找解决的方案。而余华的创作则告诉我们存在中的人,其生存困境是与生俱来的，只能在存在论上寻找答案。
一、从存在主义层面讨论《活着》
小说《活着》以垂暮之年的主人公福贵对自己的一生回忆自叙，以知命的平静语调讲述他一生悠长的生命故事。故事跨越了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我国从抗日战争到“文革”收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岁月，讲述了历史与现实共存的江南乡村和城镇，家乡和弥漫着饥饿与死亡恐怖包围圈的两组生存空间中，福贵个人生命史与民族的社会变迁史。存在主义的鼻祖海德格尔关于人存在的生存论分析认为，“存在不是存在者”，人与存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人的特殊存在方式。他将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称为“生命”（Existenz），而将人称为“此在”（Dasein），强调它是存在论层次上的存在。在他看来，人的存在特点就是要超出自己而存在于世界上，这里所讲的“世界”则应该从存在论上将它理解为存在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意义整体。是存在者总体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事物在这关系总体中所显示出来的意义。
作为存在论层次上“此在”的福贵，他的“世界”就是与他相依为命的父母、妻子、儿女；和他的生存紧密联系的土地；以及弥漫着饥饿与恐怖的战场；难友老全和春生；甚至还有赌徒龙二和与福贵本人相伴到最后的那头老牛。而这个存在关系就决定了他的“乡土”情结。他几乎一生未离开土地，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福贵的人生体验几乎包括世间所有的幸运和灾难。福贵上了赌徒龙二的当，将祖业100多亩地和房屋输光。一夜之间，龙二成了地主，他自己一家却成了佃农，可龙二在土改中成了恶霸地主被镇压，福贵却平安无事，还分得五亩田。破产让福贵的父亲气死，但死前他以全部家产抵押，让福贵还清债务，并叫他亲自挑铜钱还债，让他洗心革面。破产让他的母亲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并在贫病中死去，母亲对儿子将会重新做人从不灰心。妻子家珍，同他相依为命，共同支撑这个没落的家，忍辱负重，从不抱怨。福贵一家从土地中获得生命，又在土地上生息繁衍。土地成为福贵在世的生命取向。母亲病危时，福贵进城求医被抓了壮丁。在笼罩着饥饿和死亡的包围圈里，他与同样被抓壮丁的老全和春生患难相助，老全不幸中弹身亡，他与春生都做了俘虏。被俘后，他本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但他念家心切，历尽艰辛，还是回到了家乡。仍然守着土地做他的农民。过着无所奢求的生活。春生参加了解放军，立了功，最后成了福贵所在县的刘县长。如果福贵也参加了解放军，命运会如何呢？大概作家只想把他固定在土地上吧。他本来是想求稳，但生活并不一帆风顺。春生的妻子是福贵儿子有庆所上小学的校长，因生产大流血，有庆踊跃献血为她丢了性命；而春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上吊自杀。祸兮，福兮？执着于土地的生存就没有了悲剧吗？显然不是，福贵的悲剧接踵而来。女儿凤霞，儿时在贫病中成了聋哑人，刚长成一个少女不得不与父亲挑起养家的担子，成了家里的大半个劳力，后来嫁了偏头二喜，夫妻恩爱和睦，总算有了个盼头。可风霞难产大出血身亡。而有庆夭折时才上小学五年级，姐弟俩先后死去，对这个家是沉重的打击，家珍终于崩溃，撒手人寰。接着，女婿二喜被水泥板压死，外孙苦根也死于非命……众人的不幸交织于福贵一身，苦难和艰辛完全贯穿他生命的全部体验。当与他有关联的人都归于无时，他反而平静了，释怀了。在命运将福贵变成一个孤老头后，他还从屠刀下挽救了一头年老力衰的老牛，同他相依为命，把这一份情寄托在它身上。福贵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这几十年不就是这么活着的吗？
作者认为：“‘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也就是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并不是为什么高尚的目的，而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平常人的活着就是生存，过日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这是多数人的存在方式。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精神深处对生命本源性的留念和执着，而非苟活于世。这正是《活着》的主题，一个充满哲理的主题。
二、“活着”是一部形象的生命哲学
小说的主人公福贵以及同他相关的所有人物的命运仿佛是由一串偶然性连接而成。其实，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这些偶然性却寓着历史的必然。作者余华是在民族史的背景下，紧紧抓住凡人生存状态的两极：生与死，暴富与破产，病苦与亲情来书写他们的历史的。福贵身边的亲人们一个个先他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苦苦挣扎。他饱尝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他感悟了人世沧桑和悲欢离合，用一种平静随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对待自己的将来。福贵说：“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到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我“活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一个个挨着死去。我还活着。”这不仅是福贵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和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而且是从他的身上迸出的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他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活着》之于“福贵”是一部人生的悲凉史。活着的苦难史。死亡剥夺了他生存之外的所有东西，最后伴随他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活着”，一个主干般的存在。但他还是站立着，没有倒下。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小说对于千千万万的读者是一部人生启悟的哲书。它以先验的文字使人生的无法彩排成为可预演的现实，读者也得以从中引发出对“活着”的思考。
三、结束语
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在创作上“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出现了现实主义因素，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揭示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和灵魂深处的感悟。但对这种先锋转型，笔者认为只是形式上的，其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恐怕与现实主义的方法仍是迥然有异的。《活者》被认为是余华小说回归现实后的一部重要作品。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游戏，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叙述得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但从对文章主题的揭示上来说，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并未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活着》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余华以达观的生活态度，让福贵等人物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他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把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
《活着》不独属于中国。它所提倡的对苦难的“忍耐”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彻悟和对受伤心灵的温婉抚慰。它是对生命状态的思索，是一部蕴含哲理，朴实无华的著作。曾荣获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而在海内外行销。它不仅是一本备受读者欢迎的好书，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⑴余华著《活着》南海出版公司[M]，1998年出版
⑵海德格尔著 《存在与时间》 三联书社[M]，1987年出版
⑶魏建﹑房福贤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⑷《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J]，陈晓明，《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⑸《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J]，张向东，《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⑹《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J]，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⑺《捕风捉影》[J]，鲁枢元，《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⑻《文学的减法》[J]，张清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⑼《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J]，丁增武，《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⑽《永远的先锋》[J]，洪治纲，《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⑾《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 [J] 谢有顺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赵晓梅，女，硕士，贵州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
一、从存在主义层面讨论《活着》
小说《活着》以垂暮之年的主人公福贵对自己的一生回忆自叙，以知命的平静语调讲述他一生悠长的生命故事。故事跨越了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我国从抗日战争到“文革”收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岁月，讲述了历史与现实共存的江南乡村和城镇，家乡和弥漫着饥饿与死亡恐怖包围圈的两组生存空间中，福贵个人生命史与民族的社会变迁史。存在主义的鼻祖海德格尔关于人存在的生存论分析认为，“存在不是存在者”，人与存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人的特殊存在方式。他将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称为“生命”（Existenz），而将人称为“此在”（Dasein），强调它是存在论层次上的存在。在他看来，人的存在特点就是要超出自己而存在于世界上，这里所讲的“世界”则应该从存在论上将它理解为存在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意义整体。是存在者总体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事物在这关系总体中所显示出来的意义。
作为存在论层次上“此在”的福贵，他的“世界”就是与他相依为命的父母、妻子、儿女；和他的生存紧密联系的土地；以及弥漫着饥饿与恐怖的战场；难友老全和春生；甚至还有赌徒龙二和与福贵本人相伴到最后的那头老牛。而这个存在关系就决定了他的“乡土”情结。他几乎一生未离开土地，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福贵的人生体验几乎包括世间所有的幸运和灾难。福贵上了赌徒龙二的当，将祖业100多亩地和房屋输光。一夜之间，龙二成了地主，他自己一家却成了佃农，可龙二在土改中成了恶霸地主被镇压，福贵却平安无事，还分得五亩田。破产让福贵的父亲气死，但死前他以全部家产抵押，让福贵还清债务，并叫他亲自挑铜钱还债，让他洗心革面。破产让他的母亲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并在贫病中死去，母亲对儿子将会重新做人从不灰心。妻子家珍，同他相依为命，共同支撑这个没落的家，忍辱负重，从不抱怨。福贵一家从土地中获得生命，又在土地上生息繁衍。土地成为福贵在世的生命取向。母亲病危时，福贵进城求医被抓了壮丁。在笼罩着饥饿和死亡的包围圈里，他与同样被抓壮丁的老全和春生患难相助，老全不幸中弹身亡，他与春生都做了俘虏。被俘后，他本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但他念家心切，历尽艰辛，还是回到了家乡。仍然守着土地做他的农民。过着无所奢求的生活。春生参加了解放军，立了功，最后成了福贵所在县的刘县长。如果福贵也参加了解放军，命运会如何呢？大概作家只想把他固定在土地上吧。他本来是想求稳，但生活并不一帆风顺。春生的妻子是福贵儿子有庆所上小学的校长，因生产大流血，有庆踊跃献血为她丢了性命；而春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上吊自杀。祸兮，福兮？执着于土地的生存就没有了悲剧吗？显然不是，福贵的悲剧接踵而来。女儿凤霞，儿时在贫病中成了聋哑人，刚长成一个少女不得不与父亲挑起养家的担子，成了家里的大半个劳力，后来嫁了偏头二喜，夫妻恩爱和睦，总算有了个盼头。可风霞难产大出血身亡。而有庆夭折时才上小学五年级，姐弟俩先后死去，对这个家是沉重的打击，家珍终于崩溃，撒手人寰。接着，女婿二喜被水泥板压死，外孙苦根也死于非命……众人的不幸交织于福贵一身，苦难和艰辛完全贯穿他生命的全部体验。当与他有关联的人都归于无时，他反而平静了，释怀了。在命运将福贵变成一个孤老头后，他还从屠刀下挽救了一头年老力衰的老牛，同他相依为命，把这一份情寄托在它身上。福贵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这几十年不就是这么活着的吗？
作者认为：“‘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也就是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并不是为什么高尚的目的，而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平常人的活着就是生存，过日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这是多数人的存在方式。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精神深处对生命本源性的留念和执着，而非苟活于世。这正是《活着》的主题，一个充满哲理的主题。
二、“活着”是一部形象的生命哲学
小说的主人公福贵以及同他相关的所有人物的命运仿佛是由一串偶然性连接而成。其实，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这些偶然性却寓着历史的必然。作者余华是在民族史的背景下，紧紧抓住凡人生存状态的两极：生与死，暴富与破产，病苦与亲情来书写他们的历史的。福贵身边的亲人们一个个先他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苦苦挣扎。他饱尝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他感悟了人世沧桑和悲欢离合，用一种平静随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对待自己的将来。福贵说：“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到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我“活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一个个挨着死去。我还活着。”这不仅是福贵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和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而且是从他的身上迸出的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他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活着》之于“福贵”是一部人生的悲凉史。活着的苦难史。死亡剥夺了他生存之外的所有东西，最后伴随他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活着”，一个主干般的存在。但他还是站立着，没有倒下。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小说对于千千万万的读者是一部人生启悟的哲书。它以先验的文字使人生的无法彩排成为可预演的现实，读者也得以从中引发出对“活着”的思考。
三、结束语
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在创作上“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出现了现实主义因素，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揭示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和灵魂深处的感悟。但对这种先锋转型，笔者认为只是形式上的，其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恐怕与现实主义的方法仍是迥然有异的。《活者》被认为是余华小说回归现实后的一部重要作品。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游戏，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叙述得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但从对文章主题的揭示上来说，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并未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活着》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余华以达观的生活态度，让福贵等人物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他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把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
《活着》不独属于中国。它所提倡的对苦难的“忍耐”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彻悟和对受伤心灵的温婉抚慰。它是对生命状态的思索，是一部蕴含哲理，朴实无华的著作。曾荣获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而在海内外行销。它不仅是一本备受读者欢迎的好书，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⑴余华著《活着》南海出版公司[M]，1998年出版
⑵海德格尔著 《存在与时间》 三联书社[M]，1987年出版
⑶魏建﹑房福贤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⑷《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J]，陈晓明，《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⑸《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J]，张向东，《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⑹《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J]，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⑺《捕风捉影》[J]，鲁枢元，《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⑻《文学的减法》[J]，张清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⑼《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J]，丁增武，《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⑽《永远的先锋》[J]，洪治纲，《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⑾《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 [J] 谢有顺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赵晓梅，女，硕士，贵州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