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冰跟我，是名副其实的“80年代新一辈”，在“小城故事”的旋律里一起年轻，并步入成年。那时的北京八中，还是靠生煤炉取暖的校园，据说建它的时候赶上抗美援朝，学校牺牲了暖气系统，捐了一笔钱支援前线，因此在我们的中学记忆里有煤烟、清冷和战争的影子。那时还是禁美的年代，人们会荒诞、激昂地为电影画报封底一张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上纲上线地大讨论，师生的穿着还只有灰、绿、蓝。美，还没进校园，离孩子们很远。
　　高中时的罗冰—在一个无性别的灰蒙集体的背景下—穿一件合身的蓝外套，从领口里翻出一对雪白的衬衣领；不管你的视线何时跟她的碰到一起，都会看到那抹眉头微皱的透明的笑。这个影像留在我的记忆里，让别的女生成了配角。男生到男生家串门很容易，但要去敲女生的家门则需要借口。有一次，班里新年联欢，我画了几幅卡通肖像让同学们猜，其中有一幅画的就是罗冰。后来我复制了一张，特别跑到家里送给她，顺便嗅嗅她家的艺术味儿。
　　罗冰的父母是建筑师，雅致，纯净，有生活情趣，而且不摆“大人架子”，会给莽撞登门的傻小子们展示墙上架上的小摆设，从不像有的家长那样往死里盘问学校里的事。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们一家去东北滑雪的照片，非常羡慕，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旅游的概念仅限于去颐和园、爬“鬼见愁”。罗冰父母对孩子的成长不是管教，而是影响，给他们充足的空间成为自己；生活，并享受生活。想来，她弟弟罗丁选择了“建筑+越野”，是异曲同工的注释。


　　83年高中毕业，同学各奔东西。罗冰是班里唯一去搞文艺的人。见面虽少，但保持通信，享受她这种朋友的远远存在，让当时学医的我能隐隐感觉与艺术有联系。四年后的一天，她出现在北大医院的草篮子宿舍，我清楚地记得，她穿了一身蓝运动衣。那次聊了很多，并且得知，她要去法国。起程前，我去了她家，感觉像送一位勇敢的女宇航员。那时候对我来说，欧洲远在天边。淡淡的失落，不是因她远走高飞，而是因身边将缺少一点美。
　　不久后，我收到一封巴黎来信，信纸里夹了一张黑白照片。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异域来信，像在无鸟夏季的天空里飘过一叶风筝。让我兴奋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它飞过的距离，还有“被记着”的象征意义。
　　再得到罗冰的消息，已是十五年后，我也早在布达佩斯定居。一天，打开信箱，一封意外的邮件躺在那里。她说，她在博客上找到我的信箱，告诉我说他们一家刚搬回国内，想跟老同学们取得联系。很快我们在北京重逢，见到了她两个可爱的女儿，认识了她的赛德瑞克。
　　“她的”，我为什么要用所有格？很简单，我没法把他跟罗冰分开，反之亦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俩达到了这个境界。虽然，我跟赛德瑞克只见过几面，再就是通过罗冰的相互问候。但我喜欢他，不仅出于爱屋及乌的好感，更出于男人间交往的直觉。说三个细节，引以为证。证据1：十五年后的重逢地点是在他们的北京家中。按门铃时，我还在脑子里彩排热烈的拥抱，可是房门拉开，似乎剪接错了胶片：“嗨！”两个老同学都做出惊喜状，但刹那间，不知什么地方短了路，木讷地定在了门槛内外。其实，在欧洲生活多年，我早习惯了朋友间的拥抱和吻面礼，但与自己的同胞之间，始终都有这样的尴尬：握手吧，太正式了；拥抱吧，怕对方不习惯；如果拥抱，要不要给吻面礼？另外，我不清楚站在她身边的陌生男人的态度……总之，热烈的拥抱没有发生；更没握手，因为那样会觉得疏远。几秒钟的空白后，罗冰像请邻居进门一样自然地把我让进屋，我低头脱皮鞋，换拖鞋，再直起身时，按门铃时的冲动已被阻断。寒暄了几句之后，倒是赛德瑞克会解人意地问了一句：“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怎么也不拥抱一下？”
　　于是，胶片重新剪接，大片盘转动：我拥抱了罗冰，还拥抱了初次见面的赛德瑞克，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对善解人意的感激。第一次见他，就感觉他与她是一体的，是彼此生命的补充。
　　证据2：有一次我从匈牙利给罗冰写一封长邮件，聊的都是生活琐事，描述记忆中只剩下情景的碎片。第二天罗冰回信，说赛德瑞克要她把我写的邮件逐句翻译给他听，然后感叹：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写这么长的信了。虽然，这句话罗冰只在回信中一带而过，但我读它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并记住了它，相信他是了解我的人。想来，我在纸信年代就染有写长信的强迫症，至少要写满大半张信纸，觉得这才是写信的意义，如果只言片语，就打电话好了。后来，即使进入了电子年代，我也保持了写长信的习惯，保持写纸信的从容和耐心，分段落，有题头和落款，标点符号正确无误。也许这样太显老派，但我喜欢。我相信，假如我懂法语，赛德瑞克肯定也会给我写长信的。
　　证据3：2008年，我翻译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一个女人》，不知怎么，直觉告诉我：这书的封面赛德瑞克肯定能设计好！于是，我向世纪文景的王玲编辑推荐了他。果不其然，从他手里诞生的封面：简约、幽默、机智、现代，将理性与感性糅合在一起，符号化的性感，精准捕捉到艾斯特哈兹风格的精髓。另外，赛德瑞克设计的那条封腰是一件独立的创作，说他“改写了封腰被扔的历史”，并不夸张。就这样，缘分中的缘分，我无意中把他俩塞进了国内的书界，后来许多好封面应运而生。
　　跟罗冰他俩，我们还有一层缘分，那就是孩子。我们不仅有年龄相仿的孩子，而且她的大女儿和我的大女儿的名字都叫“米拉”，起名时我们并不曾商量。孩子的成长，自然是又一个共同话题。在我眼里，赛德瑞克和罗冰是一对非常合格的父母，他们一家温馨多情，谐和自然。他们的两个女儿美丽、优雅、聪颖、内敛，而且继承下两代人的艺术细胞。去年，他们送了我儿女一套“时差绘本联合国”童话书，其中一本《小牧羊女和魔鬼桥》是一家人的作品：罗冰写的故事，赛德瑞克和女儿米拉画的插图。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他俩做得真好，我相信以后会成为“标本”。
　　讲述家庭，罗冰肯定会有一堆足够写书的故事，他俩的爱情是童话式结构和童话式语言：甜多苦少，精致美好。我很高兴生活中能有这样一对朋友，虽然在时空中的重合非常少，但记忆不断，感应穿梭，我们既远又近地一道同行。他是她的，她是他的，从友情上说，我则把他俩当作“我的”。
　　关于作者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高中时曾与罗冰在北京八中同窗三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移民匈牙利，现定居布达佩斯。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纸鱼缸》，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 《欧洲醉行》 《碎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等。
　　主要译著有凯尔泰斯《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命运无常》，马洛伊《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艾斯特哈兹《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巴尔提斯《宁静海》，道洛什《1985》，纳道什《平行故事》，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