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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高职院校招生无人，一边是低分考生求学无门。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虽然姓“高”，却难以活得“高兴”。
高职招生“寒意”十足
8月12日，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12年全省专科（高职）批第一次征集志愿院校投档情况统计表。该批次共提供了87214个招生计划，总计投出31158人，仅有29所院校顺利在征集志愿中完成计划，逾六成计划180分也无人报考。相比去年，“零投档”灾区进一步扩大。
而一年之前，山东省就以高职招生缺口4万人在全国引起轰动，率先报告了高职院校生源危机的到来。为了加深人们对“4万人”这一概念的感性认识，有人给出了比较形象的说法。以一所中上规模的高职院校每年招生2000人为例，缺口4万就相当于20所这样的学校“颗粒无收”。
浸润着“寒意”的当然不只是山东省，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职生源危机。以与山东省紧邻的江苏为例，该省素有教育大省、教育强省之称，近几年的高职教育改革与强势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曾在全国率先出现考生“宁读好的专一，不上较差三本”的喜人局面，全省多家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录取分数线甚至一度远超三本院校的平均线。
然而，时至2010年，江苏省高招二阶段各批次的省控线出现了惊人的逆转，三本与一专之间竟然相差70分之多，成为有史以来江苏省高职专科与民办本科之间分差最大的一次。2011年，这一“鸿沟”进一步扩大到98分，2012年仍然维持在95分，而这些数字尚不包括“注册入学”的因素。
2011年，江苏省高职招生开始试点“注册入学”。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实行注册入学的高职院校不设统一省控线，由校方自行设定录取要求，一档多投，学生、学校实行双向选择。“注册入学”的官方名义是全面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模式改革和给学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 完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体系、高中阶段评价体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人们心知肚明的原因则主要是为了应对生源危机。令人遗憾的是，2011年该省高职（专科）院校注册入学录取工作全部结束以后，省教育考试院宣布的结果，全省共录取新生25580人，计划完成率81.6%。参加注册入学试点的26所高职院校（3所公办、23所民办）中，全部完成计划的有11所，完成计划50%～99%的有12所，有3所学校招生计划完成不到一半。
虽然如此，2012年，江苏省申请“注册入学”的高职院校还是有增无减，从前一年的26所增加到了37所，增量部分都是生源相对紧缺的具有行业或地区弱势的公办高职。许多高职院校负责人在相互交流时都露出一脸苦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报道，高职院校“吃不饱”，江苏不是个案，山东、湖南、上海、黑龙江等省市早在前几年已有明显“征兆”，招生数与生源数倒挂的尴尬现象已经不可逆转。2011年8月19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该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一共有39686个计划缺口，第二次征集志愿之后，仍有27986个计划缺口。
“受伤”的为何是高职？
全国高职院校为什么会出现生源危机？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开放让考生选择出现多元化。有的低分考生，觉得专科学历不怎么“值钱”，转而选择直接就业。也有不少考生选择复读，向心目中的名校冲刺。还有的干脆选择再参加一次“洋高考”，到国外自费留学。这些都分流了一定数量的生源。
而社会上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适龄人口大幅减少，这种推断有相关数据能够佐证。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指出，有关数据显示，1990～2000年，全国的新生婴儿年出生量下降近1000万人。1990年，我国新生婴儿约为2354万人；而到2000年，新生婴儿则下降到约1379万人。以高中毕业生平均19岁上大学来测算，近几年是高考生源的低谷。
近年来的高考人数变动情况也反映了这一点。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高考人数达1050万，2011年已降到933万，而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人，比去年又减少了18万人。这已经是自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以来连续第4年保持下降趋势。降幅最明显的山东省，高考生总量将从2008年的80万人下降到明年的40万人左右，北京高考生几年之内也将会降到4万人左右。
显然，高考生源的绝对减少是高职院校出现招生困难的首要原因，“鍋里没有米，碗里自然空”。然而，从实际招生结果看，高校之间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影响最大的是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重点高校仍然人满为患，“独木桥”现象仍在，本科高校比本三有优势，本三又比高职专科吃香。而即便是高职院校之间，也是“贫富不均”。
鉴于高职院校的弱势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如今的家长对于读高职的热情远没有前几年那么狂热和执著。对于高校的选择，家长往往认为“公办优于民办、本科优于专科、发达城市优于贫困地区、热门专业优于非热门专业”。
在今年的高考招生咨询会上，有一种风向很值得留意。很多高职院校的招生横幅公然打出巨大的“公办院校”字样，“公办”与低收费成为一些高职院校的“卖点”，着实令人心痛。
对此，有专家指出，“在西方国家，高校以质取胜，靠声誉吸引学生，而我们却要依靠‘公办’和廉价来标榜自己。”“我们迫切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促进校际之间公平竞争，共同提高育人质量。”
“竞争之下，高校破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见到高职院校破产，只见到民办高校的破产，而名校依靠名气求生存，公办高校依赖制度寻‘保护’，即使办学质量差也可以生存。受伤的总是弱势学校，这种状况不正常！”对此，一位民办高职院校的院长感慨地说：“如果哪一天民办高职也能像公办高校那样平等，中国的高职教育就有希望了。”
重压之下“怪招”迭出
生源人数的急剧减少，直接影响了高职院校的日常工作。招生被视作各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原本光鲜的招生工作如今已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从被人求到到处求人。以往一直被视为“重中之重”的就业，如今已被招生所取代。就业的事可以等企业上门，而招生的事则必须主动出击，什么时间宣传什么，什么媒体宣传什么，什么内容怎么宣传等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划。 在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中间，招生宣传是热议的话题。据了解，在近3年里，高职院校的单纯性宣传经费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一般的公办院校年均增加20万元左右，而民办院校的宣传费用更是大幅度增加，而且越是招生困难的学校，宣传经费增加得越多。
“以往民办高校大发展时期，大家都是吃人口的‘红利’，现在生源减少了，才深感‘民校’不比‘名校’，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宣傳就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就没人报考。大局面前，无论哪所学校都不敢懈怠，因为谁都‘伤不起’、赌不起。”
宣传无疑是扩大知名度、吸引生源的重要手段，可一旦大家都来不惜血本搞宣传，当宣传的信誉度不再可信时，面对面的生源争夺“血拼”和“技巧”性竞争便悄然登场，并演化出很多怪招，令人担忧。
为在校生下达“招生任务”是常见的一种。在公办院校，这种“任务”只会在班主任、辅导员和学生之间暗地进行，学校按招生“绩效”奖励老师，老师再将“任务”化解到学生身上，让学生为其“代劳”，并将部分奖金兑现给学生。而在一些民办院校，这种招生“任务”则常是明码标价地“袒露”在学生面前，并美其名曰“勤工俭学”。
也有学校变着法子软硬兼施地给学生下“任务”。某高职院校大一学生称，这个暑假，学校让学生去实习，或者进行“暑假社会实践”回老家招生，“不想实习的任务就是给学校招两个人”。完成招生任务的学生可顶3个月的实习任务，再去企业实习3个月即可。招不到学生的，以及不参与招生的则实习6个月。好好的实习，变成了强硬的惩罚和变味的奖励，实在不该出现在高等学府里。
对于民办院校来说，高学费是招生竞争的重要障碍。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需要降低学费，以获得家长和考生的认同。而学费的降低，不仅意味着投资方的利益损失，更会因为学校收入减少、运转资金受限而影响育人质量。于是，便有学校想出了“以工学结合收入抵冲学费”的策略。
某省民办高职院校当初推出此项“新政”时，学费一下子降低了4000多元，曾一度受到家长和考生追捧，使当年的招生数有较大幅度提升，并成为同行院校热议和效仿的“经验”。然而，仅仅一年时间，这种做法就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责疑，原因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勤工俭学”时间的绝对延长直接减少了学生受教育的时间和自主学习的时间，而对学生顶岗实习酬劳的克扣又变相损害了学生的利益。这一“新政”最终还是因学生的否定而终结。
“美化”校名是另一种招生宣传技巧。在大众对高职文凭不太看重、家长选择学校与学校办学质量的关联度越来越小的大背景下，如何使校名更好听、更有吸引力成为很多学校孜孜为求的“工作重点”。
一些学校对申请改名非常执著，竭力挂上省名、市名，或东南、西北、南方等表达办学规模与档次的名词，或冠以科技、经贸、工业、工程等流行词汇，以使校名读起来好听，看上去有吸引力。实在改不了的，索性打个“擦边球”，干脆省掉“职业技术”或“职业”之类影响“身价”的字眼。
更为离奇的是，部分学校的招生已经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学校聘请招生中介，签订招生代理协议，在许多学校已成常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或高中学校向招生中介泄露或出卖考生信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高职院校向高中学校领导、年级主任、高三教师、班主任“购买”考生，按报考人数付费已是公开的秘密。
为了吸引学生报考，在激烈的招生大战中，许多学校除了打出 “订单班”、高就业的招牌，甚至还以“免费学驾照”“免费配备手提电脑”“免费旅游”等为噱头招揽生源。种种招生怪象，印证着当今高职院校招生的困境，昭示着招生困难学校的痛苦挣扎，也预示着一番风雨过后，一些高职院校将会面临市场的无情洗礼。
未雨绸缪话“破产”
高职院校在常规录取中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些高职院校门庭若市，投档线超过三本线，甚至有很多达到了二本线的考生选择入读高职院校。但更多的高职院校却完不成招生计划，出现了“吃不饱”的现象。
山东某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其录取一直高于全省高职院校的平均水平。2008年、2009年全省生源高峰时，该校录取线一度超过当地三本线。但到了2010年以后“好日子就过去了”，生源也呈现了“跌跌不休”的态势。近两年，山东省高考生源每年都要减少5万人以上，即便是录取线一降再降，也已经无人可录，甚至该省的二批本科一志愿投档，也已经有272所高校遭遇“零投档”。对此，该院招办副主任坦言：“国家示范院校尚且感到压力，许多弱势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的日子就更难过。”
同样会面临“关门”威胁的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的高职院校。在高考人数下降的趋势下，在未来的八九年中，是否每所学校都能挺过难关，情况显然不容乐观。尤其是对于民办院校及行业或地区弱势院校来说，究竟能撑多久，人们不得而知。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自2009年开始，不少高职院校的实际招生人数已成学校的“最高机密”。
访问教育部网站和中国高职高专网，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了解近几年全国高职院校数字的变化情况。以往每年都会有新的高职院校获批产生，而从今年开始，已有3所民办高职院校被教育部撤销建制（教发函[2012]71号），这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暗示：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必然趋势。
其实，对于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国内媒体早有报道。《中国青年报》早在2010年4月6日就曾刊文对未来10年中国高职教育进行预测，称高考人数下降录取率陡增，高职“洗牌”重组成大势所趋，且箭在弦上，“生源减少会让当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高职教育市场迅速分化，使好的更好、糟的更糟”，甚至会有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当时预测“洗牌”会在三五年之后出现，没想到现实比预想还要糟糕。
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宋伯宁认为：“生源大幅减少，将带来高等教育市场的洗牌，一批招不到学生的高校将面临被淘汰，不注重师资队伍和基本教学条件建设、管理跟不上、就业不受社会认可的高校，将成为这一形势下的牺牲品。而这些学校的破产将会成为其他学校的前车之鉴和整改方向。” 高校出现生源危机，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学生的编班问题。原本安排了几十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因为生源不足，很多专业出现了空缺，有的只招到了几个人，整班开不成，分流又并不起来，学校为难，家长也不乐意，学生还会由此产生失落和上当的感觉，流传到社会上，最终受伤的是高职教育的声誉。
其次是师资的稳定问题。学校招生受阻，最感失落的自然是教师，不仅是无课可上、无生可教，更会关系到地位及颜面问题。对于民办院校的教师来讲，必然还会考虑到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师资队伍的“维稳”，成为学校必须直面的新难题。
此外，实验实训设施的闲置，甚至连校园商店、食堂的对外承包等也会因生源不足而牵一发动全身。
如果學校真的出现了难以为继的情况，破产之前的在校生安排、教职工分流、资产分割等一系列棘手难题都会接踵而来。而这些问题都与学生的继续求学、与教师的职业去向、与社会的安全稳定息息相关。
对此，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招办副主任王平安建议：政府在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之外，应该要考虑建立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的办学预警机制，消除各类隐患。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分数见底仍“吃不饱”，部分高职院校面临破产不可避免。我国有企业破产法，却无学校破产法。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有关高校变更、终止的法条，但高校破产申请、破产程序、破产后资产重组和学生去向安排等缺乏细则且不清晰，尤其是涉及学历教育、高等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变更和终止。另外，对于公办学校，没有相关的变更、终止的规定，在法律的修订中，有必要建立和完善这一部分内容。
也有专家对高职院校的破产持不同态度。“大局面前，如何破产自然需要周到考虑，但如何避免高职院校破产，更值得研究。”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涛认为：高职“洗牌”是正常现象，西方国家的高校也有退出机制，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不利于教育发展。
江苏省盐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解太林认为：“如今的高职生源危机与适龄人口减少有直接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结构不合理的诱因。生源的“总盘子”减少了，重点高校及本科高校的招生计划却有增无减。本科高校抢了高职院校的生源，却没有做高职教育的事，这与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政策不一致。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扭转眼前高职教育发展的困局。”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则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多渠道挖掘生源，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
高职招生“寒意”十足
8月12日，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12年全省专科（高职）批第一次征集志愿院校投档情况统计表。该批次共提供了87214个招生计划，总计投出31158人，仅有29所院校顺利在征集志愿中完成计划，逾六成计划180分也无人报考。相比去年，“零投档”灾区进一步扩大。
而一年之前，山东省就以高职招生缺口4万人在全国引起轰动，率先报告了高职院校生源危机的到来。为了加深人们对“4万人”这一概念的感性认识，有人给出了比较形象的说法。以一所中上规模的高职院校每年招生2000人为例，缺口4万就相当于20所这样的学校“颗粒无收”。
浸润着“寒意”的当然不只是山东省，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职生源危机。以与山东省紧邻的江苏为例，该省素有教育大省、教育强省之称，近几年的高职教育改革与强势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曾在全国率先出现考生“宁读好的专一，不上较差三本”的喜人局面，全省多家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录取分数线甚至一度远超三本院校的平均线。
然而，时至2010年，江苏省高招二阶段各批次的省控线出现了惊人的逆转，三本与一专之间竟然相差70分之多，成为有史以来江苏省高职专科与民办本科之间分差最大的一次。2011年，这一“鸿沟”进一步扩大到98分，2012年仍然维持在95分，而这些数字尚不包括“注册入学”的因素。
2011年，江苏省高职招生开始试点“注册入学”。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实行注册入学的高职院校不设统一省控线，由校方自行设定录取要求，一档多投，学生、学校实行双向选择。“注册入学”的官方名义是全面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模式改革和给学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 完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体系、高中阶段评价体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人们心知肚明的原因则主要是为了应对生源危机。令人遗憾的是，2011年该省高职（专科）院校注册入学录取工作全部结束以后，省教育考试院宣布的结果，全省共录取新生25580人，计划完成率81.6%。参加注册入学试点的26所高职院校（3所公办、23所民办）中，全部完成计划的有11所，完成计划50%～99%的有12所，有3所学校招生计划完成不到一半。
虽然如此，2012年，江苏省申请“注册入学”的高职院校还是有增无减，从前一年的26所增加到了37所，增量部分都是生源相对紧缺的具有行业或地区弱势的公办高职。许多高职院校负责人在相互交流时都露出一脸苦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报道，高职院校“吃不饱”，江苏不是个案，山东、湖南、上海、黑龙江等省市早在前几年已有明显“征兆”，招生数与生源数倒挂的尴尬现象已经不可逆转。2011年8月19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该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一共有39686个计划缺口，第二次征集志愿之后，仍有27986个计划缺口。
“受伤”的为何是高职？
全国高职院校为什么会出现生源危机？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开放让考生选择出现多元化。有的低分考生，觉得专科学历不怎么“值钱”，转而选择直接就业。也有不少考生选择复读，向心目中的名校冲刺。还有的干脆选择再参加一次“洋高考”，到国外自费留学。这些都分流了一定数量的生源。
而社会上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适龄人口大幅减少，这种推断有相关数据能够佐证。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指出，有关数据显示，1990～2000年，全国的新生婴儿年出生量下降近1000万人。1990年，我国新生婴儿约为2354万人；而到2000年，新生婴儿则下降到约1379万人。以高中毕业生平均19岁上大学来测算，近几年是高考生源的低谷。
近年来的高考人数变动情况也反映了这一点。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高考人数达1050万，2011年已降到933万，而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人，比去年又减少了18万人。这已经是自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以来连续第4年保持下降趋势。降幅最明显的山东省，高考生总量将从2008年的80万人下降到明年的40万人左右，北京高考生几年之内也将会降到4万人左右。
显然，高考生源的绝对减少是高职院校出现招生困难的首要原因，“鍋里没有米，碗里自然空”。然而，从实际招生结果看，高校之间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影响最大的是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重点高校仍然人满为患，“独木桥”现象仍在，本科高校比本三有优势，本三又比高职专科吃香。而即便是高职院校之间，也是“贫富不均”。
鉴于高职院校的弱势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如今的家长对于读高职的热情远没有前几年那么狂热和执著。对于高校的选择，家长往往认为“公办优于民办、本科优于专科、发达城市优于贫困地区、热门专业优于非热门专业”。
在今年的高考招生咨询会上，有一种风向很值得留意。很多高职院校的招生横幅公然打出巨大的“公办院校”字样，“公办”与低收费成为一些高职院校的“卖点”，着实令人心痛。
对此，有专家指出，“在西方国家，高校以质取胜，靠声誉吸引学生，而我们却要依靠‘公办’和廉价来标榜自己。”“我们迫切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促进校际之间公平竞争，共同提高育人质量。”
“竞争之下，高校破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见到高职院校破产，只见到民办高校的破产，而名校依靠名气求生存，公办高校依赖制度寻‘保护’，即使办学质量差也可以生存。受伤的总是弱势学校，这种状况不正常！”对此，一位民办高职院校的院长感慨地说：“如果哪一天民办高职也能像公办高校那样平等，中国的高职教育就有希望了。”
重压之下“怪招”迭出
生源人数的急剧减少，直接影响了高职院校的日常工作。招生被视作各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原本光鲜的招生工作如今已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从被人求到到处求人。以往一直被视为“重中之重”的就业，如今已被招生所取代。就业的事可以等企业上门，而招生的事则必须主动出击，什么时间宣传什么，什么媒体宣传什么，什么内容怎么宣传等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划。 在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中间，招生宣传是热议的话题。据了解，在近3年里，高职院校的单纯性宣传经费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一般的公办院校年均增加20万元左右，而民办院校的宣传费用更是大幅度增加，而且越是招生困难的学校，宣传经费增加得越多。
“以往民办高校大发展时期，大家都是吃人口的‘红利’，现在生源减少了，才深感‘民校’不比‘名校’，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宣傳就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就没人报考。大局面前，无论哪所学校都不敢懈怠，因为谁都‘伤不起’、赌不起。”
宣传无疑是扩大知名度、吸引生源的重要手段，可一旦大家都来不惜血本搞宣传，当宣传的信誉度不再可信时，面对面的生源争夺“血拼”和“技巧”性竞争便悄然登场，并演化出很多怪招，令人担忧。
为在校生下达“招生任务”是常见的一种。在公办院校，这种“任务”只会在班主任、辅导员和学生之间暗地进行，学校按招生“绩效”奖励老师，老师再将“任务”化解到学生身上，让学生为其“代劳”，并将部分奖金兑现给学生。而在一些民办院校，这种招生“任务”则常是明码标价地“袒露”在学生面前，并美其名曰“勤工俭学”。
也有学校变着法子软硬兼施地给学生下“任务”。某高职院校大一学生称，这个暑假，学校让学生去实习，或者进行“暑假社会实践”回老家招生，“不想实习的任务就是给学校招两个人”。完成招生任务的学生可顶3个月的实习任务，再去企业实习3个月即可。招不到学生的，以及不参与招生的则实习6个月。好好的实习，变成了强硬的惩罚和变味的奖励，实在不该出现在高等学府里。
对于民办院校来说，高学费是招生竞争的重要障碍。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需要降低学费，以获得家长和考生的认同。而学费的降低，不仅意味着投资方的利益损失，更会因为学校收入减少、运转资金受限而影响育人质量。于是，便有学校想出了“以工学结合收入抵冲学费”的策略。
某省民办高职院校当初推出此项“新政”时，学费一下子降低了4000多元，曾一度受到家长和考生追捧，使当年的招生数有较大幅度提升，并成为同行院校热议和效仿的“经验”。然而，仅仅一年时间，这种做法就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责疑，原因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勤工俭学”时间的绝对延长直接减少了学生受教育的时间和自主学习的时间，而对学生顶岗实习酬劳的克扣又变相损害了学生的利益。这一“新政”最终还是因学生的否定而终结。
“美化”校名是另一种招生宣传技巧。在大众对高职文凭不太看重、家长选择学校与学校办学质量的关联度越来越小的大背景下，如何使校名更好听、更有吸引力成为很多学校孜孜为求的“工作重点”。
一些学校对申请改名非常执著，竭力挂上省名、市名，或东南、西北、南方等表达办学规模与档次的名词，或冠以科技、经贸、工业、工程等流行词汇，以使校名读起来好听，看上去有吸引力。实在改不了的，索性打个“擦边球”，干脆省掉“职业技术”或“职业”之类影响“身价”的字眼。
更为离奇的是，部分学校的招生已经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学校聘请招生中介，签订招生代理协议，在许多学校已成常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或高中学校向招生中介泄露或出卖考生信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高职院校向高中学校领导、年级主任、高三教师、班主任“购买”考生，按报考人数付费已是公开的秘密。
为了吸引学生报考，在激烈的招生大战中，许多学校除了打出 “订单班”、高就业的招牌，甚至还以“免费学驾照”“免费配备手提电脑”“免费旅游”等为噱头招揽生源。种种招生怪象，印证着当今高职院校招生的困境，昭示着招生困难学校的痛苦挣扎，也预示着一番风雨过后，一些高职院校将会面临市场的无情洗礼。
未雨绸缪话“破产”
高职院校在常规录取中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些高职院校门庭若市，投档线超过三本线，甚至有很多达到了二本线的考生选择入读高职院校。但更多的高职院校却完不成招生计划，出现了“吃不饱”的现象。
山东某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其录取一直高于全省高职院校的平均水平。2008年、2009年全省生源高峰时，该校录取线一度超过当地三本线。但到了2010年以后“好日子就过去了”，生源也呈现了“跌跌不休”的态势。近两年，山东省高考生源每年都要减少5万人以上，即便是录取线一降再降，也已经无人可录，甚至该省的二批本科一志愿投档，也已经有272所高校遭遇“零投档”。对此，该院招办副主任坦言：“国家示范院校尚且感到压力，许多弱势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的日子就更难过。”
同样会面临“关门”威胁的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的高职院校。在高考人数下降的趋势下，在未来的八九年中，是否每所学校都能挺过难关，情况显然不容乐观。尤其是对于民办院校及行业或地区弱势院校来说，究竟能撑多久，人们不得而知。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自2009年开始，不少高职院校的实际招生人数已成学校的“最高机密”。
访问教育部网站和中国高职高专网，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了解近几年全国高职院校数字的变化情况。以往每年都会有新的高职院校获批产生，而从今年开始，已有3所民办高职院校被教育部撤销建制（教发函[2012]71号），这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暗示：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必然趋势。
其实，对于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国内媒体早有报道。《中国青年报》早在2010年4月6日就曾刊文对未来10年中国高职教育进行预测，称高考人数下降录取率陡增，高职“洗牌”重组成大势所趋，且箭在弦上，“生源减少会让当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高职教育市场迅速分化，使好的更好、糟的更糟”，甚至会有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当时预测“洗牌”会在三五年之后出现，没想到现实比预想还要糟糕。
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宋伯宁认为：“生源大幅减少，将带来高等教育市场的洗牌，一批招不到学生的高校将面临被淘汰，不注重师资队伍和基本教学条件建设、管理跟不上、就业不受社会认可的高校，将成为这一形势下的牺牲品。而这些学校的破产将会成为其他学校的前车之鉴和整改方向。” 高校出现生源危机，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学生的编班问题。原本安排了几十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因为生源不足，很多专业出现了空缺，有的只招到了几个人，整班开不成，分流又并不起来，学校为难，家长也不乐意，学生还会由此产生失落和上当的感觉，流传到社会上，最终受伤的是高职教育的声誉。
其次是师资的稳定问题。学校招生受阻，最感失落的自然是教师，不仅是无课可上、无生可教，更会关系到地位及颜面问题。对于民办院校的教师来讲，必然还会考虑到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师资队伍的“维稳”，成为学校必须直面的新难题。
此外，实验实训设施的闲置，甚至连校园商店、食堂的对外承包等也会因生源不足而牵一发动全身。
如果學校真的出现了难以为继的情况，破产之前的在校生安排、教职工分流、资产分割等一系列棘手难题都会接踵而来。而这些问题都与学生的继续求学、与教师的职业去向、与社会的安全稳定息息相关。
对此，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招办副主任王平安建议：政府在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之外，应该要考虑建立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的办学预警机制，消除各类隐患。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分数见底仍“吃不饱”，部分高职院校面临破产不可避免。我国有企业破产法，却无学校破产法。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有关高校变更、终止的法条，但高校破产申请、破产程序、破产后资产重组和学生去向安排等缺乏细则且不清晰，尤其是涉及学历教育、高等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变更和终止。另外，对于公办学校，没有相关的变更、终止的规定，在法律的修订中，有必要建立和完善这一部分内容。
也有专家对高职院校的破产持不同态度。“大局面前，如何破产自然需要周到考虑，但如何避免高职院校破产，更值得研究。”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涛认为：高职“洗牌”是正常现象，西方国家的高校也有退出机制，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不利于教育发展。
江苏省盐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解太林认为：“如今的高职生源危机与适龄人口减少有直接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结构不合理的诱因。生源的“总盘子”减少了，重点高校及本科高校的招生计划却有增无减。本科高校抢了高职院校的生源，却没有做高职教育的事，这与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政策不一致。国家需要在政策层面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扭转眼前高职教育发展的困局。”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则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多渠道挖掘生源，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