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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景何在?推进现代化又需要从哪里入手?这类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人言言殊。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具体途径如何,中国的现代化演进都必将伴随着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即是多元价值观的建立。在多元社会中,公众认可的自我实现模式多种多样,并行不悖。智能精英盖茨是时代骄子,运动超人乔丹同样是公众偶像,而他们的成功指数都不低于总统布什。与此相反,在陈旧的一元社会中,任何领域取得的成功最终都要投影到那唯一的价值取向上,所谓“行行出状元”。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经过一番折算,就可以区分他们的高下,仿佛军人的军衔,不管哪个军区什么兵种,只要亮出肩章来就能比个大小。显然,一元和多元大异其趣,两种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面貌也因此截然不同。
官本位社会中,能够生效的唯一硬通货是官阶。知识、思想假如无法换算成官位便毫不值钱。传统中国社会往往给人以重视知识、教育、文化的错觉,其实仅仅因为这些筹码在兑换成官位时最直接最便捷。旧时的中国并不缺少通过考取功名以此光宗耀祖的“读书人”,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却是多元社会的舶来品,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新概念。尽管《儒林外史》中有醉心书画、敬官场而远之的王冕,但那不过是文学形象的特例。事实非常不幸,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群体意义上从未在中国显露过一鳞半爪,千年国史,只不过藏着两款“读书人”,一款御用型,一款不得志型。御用型大言治国平天下、开万世太平;不得志型则困居乡野,撒娇赖皮、顾盼忸怩。一式两款,无论仕途如何,毫不例外求索于一元权力数轴上。御用的最高成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得志时的自我怜惜也只是对其在官本位坐标上无法下脚的哀怨,万变不离其宗。道理很简单,没有多元价值观的支撑,读书永远是手段和跳板,于是“读书人”无论下多少苦功也发育不成“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知识和思想,舍“读书人”求“知识分子”只能是奢谈。知识分子的追求只能是真理和思辨,他们的兴趣、责任、使命感都聚集于知识和思想本身,绝非学而优则仕的僭越和混乱。然而,直到今天,盘踞在中国大学中的众多学术官僚,依然打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名头从事旧时“读书人”的干活。他们名义上没有官职,心里却异常渴望官职——哪怕只是对学生和同僚摆摆官架子也会感到如愿以偿。这些浸淫在官本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专家、教授,并不以获得学术成就为最终目的,一有机会就不由自主地去兑换权力。知识界尚且如此,可见一元价值观在中国之根深蒂固。
官本位社会中,知识、文化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仅仅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文凭便成了具有特殊含义的符号,隐喻着通往权力的阶梯,长此以往,潜移默化,文凭崇拜渐成习惯继而刻入国人大脑,挥之不去。中国传统对戏子伶人、歌妓武夫的轻视绝不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只是缘于他们远离权力。时过境迁,现代体育竞技早已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希望借举办奥运来展示一个古老国家焕发的现代气息。的确,以现代多元视野看来,体育竞技是价值实现的独立一元。乔丹、马拉多纳这些运动天才的价值完全来自运动成就,并不需要额外的注脚。从没出现过乔丹功成名就之后要去哈佛或者耶鲁弄个硕士博士文凭的笑话,也没谁以马拉多纳学历低下为凭,判他不配做球王。多元社会中,运动员当然具有求知的权利,巴西球星苏格拉底热衷医学,退役后拿到医学Phd行医为业;意大利球星因札吉更绝,每天训练完要加班加点地补习为了拿对他来说毫无功利用途的会计证书。这些运动员之所以学习,完全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爱好,并非为了博人高看。到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体育明星无论在赛场上获得多少荣誉,内心却总如同填房丫头一般缺少自信,必须去名校弄个文凭才敢正眼看人。实际上,中国体育明星混文凭的行为根本与求知和提高自身修养不沾边,不过是官本位一元价值观的衍生物。不久前,有人质疑刘翔没文化,接着不少体育界大腕儿纷纷回击。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和回应都是价值观停留在一元的折射。因为运动员的价值来自运动场上,与持有何种文凭根本无关,何必谈论有无文化?甚至从广义的文化概念来讲,现代体育就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社会形态。象马拉多纳这种以足球为宗教的精灵,也许比皓首穷经的腐儒要有文化得多。
中国残留的一元价值观显露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青年歌手大奖赛煞有介事地搬出余秋雨来刁难歌手文化常识,以现代多元视角看来,这真是咄咄怪事。帕瓦罗蒂不识五线谱,谁敢说他不是歌王?邓丽君没什么学历,难道她的歌声就只供文盲消遣?受一元价值观支配,在中国社会,任何行当的成功都不足以让人踏实,只有兑换成权位或者至少经权位者认可才算有了背书。于是,《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无论本身如何优秀,都要通过与高干子弟恋爱来验明其品质。最贴近问题实质的现象当然还在政界,毛泽东时代“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于是越是傻大黑粗越骄傲越荣光;当代,干部选拔要讲学历了,于是各级公务员的文凭短时间内便通过各种渠道全线上扬。种种例证都暴露出中国一元官本位价值观的浓厚,而这正是现代化的阻力。
官本位社会中,能够生效的唯一硬通货是官阶。知识、思想假如无法换算成官位便毫不值钱。传统中国社会往往给人以重视知识、教育、文化的错觉,其实仅仅因为这些筹码在兑换成官位时最直接最便捷。旧时的中国并不缺少通过考取功名以此光宗耀祖的“读书人”,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却是多元社会的舶来品,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新概念。尽管《儒林外史》中有醉心书画、敬官场而远之的王冕,但那不过是文学形象的特例。事实非常不幸,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群体意义上从未在中国显露过一鳞半爪,千年国史,只不过藏着两款“读书人”,一款御用型,一款不得志型。御用型大言治国平天下、开万世太平;不得志型则困居乡野,撒娇赖皮、顾盼忸怩。一式两款,无论仕途如何,毫不例外求索于一元权力数轴上。御用的最高成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得志时的自我怜惜也只是对其在官本位坐标上无法下脚的哀怨,万变不离其宗。道理很简单,没有多元价值观的支撑,读书永远是手段和跳板,于是“读书人”无论下多少苦功也发育不成“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知识和思想,舍“读书人”求“知识分子”只能是奢谈。知识分子的追求只能是真理和思辨,他们的兴趣、责任、使命感都聚集于知识和思想本身,绝非学而优则仕的僭越和混乱。然而,直到今天,盘踞在中国大学中的众多学术官僚,依然打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名头从事旧时“读书人”的干活。他们名义上没有官职,心里却异常渴望官职——哪怕只是对学生和同僚摆摆官架子也会感到如愿以偿。这些浸淫在官本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专家、教授,并不以获得学术成就为最终目的,一有机会就不由自主地去兑换权力。知识界尚且如此,可见一元价值观在中国之根深蒂固。
官本位社会中,知识、文化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仅仅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文凭便成了具有特殊含义的符号,隐喻着通往权力的阶梯,长此以往,潜移默化,文凭崇拜渐成习惯继而刻入国人大脑,挥之不去。中国传统对戏子伶人、歌妓武夫的轻视绝不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只是缘于他们远离权力。时过境迁,现代体育竞技早已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希望借举办奥运来展示一个古老国家焕发的现代气息。的确,以现代多元视野看来,体育竞技是价值实现的独立一元。乔丹、马拉多纳这些运动天才的价值完全来自运动成就,并不需要额外的注脚。从没出现过乔丹功成名就之后要去哈佛或者耶鲁弄个硕士博士文凭的笑话,也没谁以马拉多纳学历低下为凭,判他不配做球王。多元社会中,运动员当然具有求知的权利,巴西球星苏格拉底热衷医学,退役后拿到医学Phd行医为业;意大利球星因札吉更绝,每天训练完要加班加点地补习为了拿对他来说毫无功利用途的会计证书。这些运动员之所以学习,完全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爱好,并非为了博人高看。到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体育明星无论在赛场上获得多少荣誉,内心却总如同填房丫头一般缺少自信,必须去名校弄个文凭才敢正眼看人。实际上,中国体育明星混文凭的行为根本与求知和提高自身修养不沾边,不过是官本位一元价值观的衍生物。不久前,有人质疑刘翔没文化,接着不少体育界大腕儿纷纷回击。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和回应都是价值观停留在一元的折射。因为运动员的价值来自运动场上,与持有何种文凭根本无关,何必谈论有无文化?甚至从广义的文化概念来讲,现代体育就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社会形态。象马拉多纳这种以足球为宗教的精灵,也许比皓首穷经的腐儒要有文化得多。
中国残留的一元价值观显露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青年歌手大奖赛煞有介事地搬出余秋雨来刁难歌手文化常识,以现代多元视角看来,这真是咄咄怪事。帕瓦罗蒂不识五线谱,谁敢说他不是歌王?邓丽君没什么学历,难道她的歌声就只供文盲消遣?受一元价值观支配,在中国社会,任何行当的成功都不足以让人踏实,只有兑换成权位或者至少经权位者认可才算有了背书。于是,《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无论本身如何优秀,都要通过与高干子弟恋爱来验明其品质。最贴近问题实质的现象当然还在政界,毛泽东时代“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于是越是傻大黑粗越骄傲越荣光;当代,干部选拔要讲学历了,于是各级公务员的文凭短时间内便通过各种渠道全线上扬。种种例证都暴露出中国一元官本位价值观的浓厚,而这正是现代化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