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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尔巴尼亚圣女”中女人宣誓变成男人的故事和对传统夫妻角色的颠覆构成了典型的性别越界。艾丽丝·门罗在该故事中正是通过性别越界来展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情感追求和两性关系的思考。本文借波伏娃对人的生存兼具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相关论述及其他者理论，分析了性别越界与女主人公“我”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之间的关联：性别转换、以一种意识压制另一种意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保持本真和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才能使男女双方获得自由平等的爱。而现实中很难达到这种和谐统一，这决定了女性的自我追求依然会充满坎坷、任重道远。
关键词：性别越界；内在性；超越性；他者
“阿尔巴尼亚圣女”是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公开的秘密》中比较怪异的一篇，远离现代文明的故事背景和看似没有交集的双线叙事模式营造出扑朔迷离的气氛。故事开头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父权制部落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女继承人“洛塔尔”在环游世界时意外被抓到这个原始、执着于家族血拼的部落，几乎没有希望返回文明世界。等她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社会现实时，部落人却要把她卖给穆斯林人。部落里圣方济各会的牧师及时赶来挫败了他们的计划：他让洛塔尔宣誓成为终身不嫁的圣女。当洛塔尔再次面临被卖的危险时，牧师带着她出逃了。而这些只是住在医院的夏洛特给“我”讲的“故事中的故事”，“我”的故事由此展开：婚外情后远离丈夫和情人从安大略省来到东部的维多利亚开书店，结识了夏洛特和她丈夫戈汗迪。性别越界体现在宣誓后的洛塔尔和夏洛特、戈汗迪这对似乎颠倒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夫妇身上。反抗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多元化问题是近来研究的热点。向来关注女性情感和命运的艾丽丝·门罗挖掘出“圣女”这一古老传统，又颠覆了夏洛特夫妇的性别角色意在展示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和自我追求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并引导读者思考其成因。在波伏娃看来，两性关系是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依存与对抗。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兼具肉体内在性和精神超越性的模棱两可的存在，只有承认彼此的模棱两可性才能建立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 本文将借助波伏娃的女性主义伦理思想解读小说中的性别跨越现象，探究现代女主人公“我”陷入情感困境的原因。
一、圣女的历史渊源与性别转换的本质
标题“阿尔巴尼亚圣女”源自巴尔干半岛上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种古老习俗。自15世纪开始，这些地区的家庭中如果失去了一两个年轻男子就可能会让未嫁的女兒在教堂当着十几名证人的面宣誓成为终身不嫁的圣女。圣女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模仿男人，她远离女人进入男人圈，像男人一样干活，享有男人的权利如继承土地等。没有儿子的寡妇让女儿成为圣女后就可以继续住在家里，不然就可能沦为婆家的仆人。这种女人变男人的作法是等级森严、男尊女本的父权制社会的畸形产物。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妇女地位的逐步改善，这一传统也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而渐渐消失。
从表面看，洛塔尔在这男尊女卑的部落里成为圣女后地位是提升了：不用再给男人洗衣端饭，还可以和男人同桌吃饭、参与他们的谈话，可以抽烟、持枪打猎过独立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也伴随着贫穷和孤独：没有女人为她干活，再也见不到以前和她一起劳作、逗乐的女人们，牧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和她说话。她的地位也没有真正和男人平等：男人们的烟冲得她脑袋发晕，她用的枪“不吉利，几乎排不上用场”， 没有父亲分给她一小块土地，她还是不属于库拉，可能被再次卖掉……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了家族的荣誉与其他男人争个你死我活，而女人必须靠模仿男人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获得自由和某些权利。这实际上强化了男女二元对立和男性的绝对权威。“圣女”作为“第三性”不可能动摇阿尔巴尼亚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根基。男权社会把女性禁锢在内在性的层面，没有提供她们与男性同等的超越自我的机会。圣女性别转换的本质是迫使女性遵从其传统角色，使之陷入内在性中成为低于男性的 “绝对他者”，无法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自身价值，即超越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门罗创作初期迎来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反对把两性的生理差别看成是在两性社会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的观点。圣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实现男女平等并不是强行消除两性差别，即使把女人变成男人也无法实现性别平等。
二、性别角色颠倒：另一个极端
夏洛特夫妇性别角色的颠倒也是显而易见的。夏洛特身材粗壮走形，一大串手镯在身上像盔甲一样叮当作响，听到人家夸她手镯漂亮时她就马上说要把手镯卖掉。她不喜欢玫瑰和巧克力，却博览全书、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抵制政府向书籍征收销售税，还大骂亨利.米勒是老骗子。“我”去她家做客时，谈话由两个女人主导，戈汗迪默默地端菜出来，坐在矮凳子上吃饭。他像安静的鸽子一样游走在城市里，连买东西也是女人结账，他则“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驴子”。
不少学者如丹尼斯.达菲已经指出，夏洛特就是她自己故事中的洛塔尔（Lottar与Charlotte名字相似不是偶然），而戈汗迪就是牧师。 他戴着“老学究或者牧师所戴的那种帽子”，有着牧师那样的十字架。夏洛特似乎在讲述她和戈汗迪前世的故事。牧师爱上洛塔尔，带着她逃出部落，他的权威就不复存在了。受爱情奴役的牧师变成了戈汗迪，“残留着几丝曾经的帅气和权势。一种被压制的残暴”。（门罗：120）传统文学中，被凝视的对象通常是女人，男人是观察者。在这儿变成了女性视角，戈汗迪在女主人公“我”的凝视下是类似鸽子、狗、驴一样的存在，他是女性化的男人，是夏洛特故事中男人版的“圣女”。男女地位发生了倒置，走向了圣女故事的另一个极端。洛塔尔在部落中作为绝对的他者，她的诉求被拒绝、欲望被压制，主体性几乎荡然无存。出来看风景的人反而成为被看的风景，即使宣誓成为圣女也难以摆脱被当做物品被卖掉的命运。而在这里，仿佛受压迫的女性对不公平的反抗取得了胜利。在波伏娃看来，“这种不公正与不道德对男性最终也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女性会想方设法反抗强加在她身上的命运，要么把男人也拖入内在性的牢笼，要么自己成为超越者、男性的对立面来支配他”。（屈：80）男尊女卑的传统关系遭到颠覆，难怪曾经威风凛凛的牧师变成了戈汗迪这样了无生气的对象性存在。 这种性别角色的跨越生动地展现了自我与他者的矛盾，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本质就是各自的“主体性”的对峙，结果是相互间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屈：95）
三、殘缺的两性关系与“我”的存在之辩
波伏娃认为人可以超越却不能完全逃离自身作为肉体的存在或物质性的存在。这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别的自由才能获得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为自身的存在进行道德上的辩护。（屈：71—79）
我是一个情感飘忽不定、离家出走试图寻找自身存在价值的女人。我出轨后离开安大略省来到西部的维多利亚开书店。我和丈夫、情人的关系都是不完美的。对丈夫唐纳德的爱是平静、超越肉体的，对情人尼尔森只是肉体关系。我幻想“能够把对这两个男人的爱合二为一、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可是我受到的却是“双重打击”。（门罗：116—117）在和两个男人的关系中，我都不能作为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而存在。冷静和善的丈夫是皮肤科医生，他认为我控制住几个问题，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在他眼里，也许我的欲望也是像病变的细胞一样需要控制的。而我作为一名知识女性的存在在情人尼尔森那里也没有受到认可。我看到了自己清晰的欲望、深陷内在性，也许是道德上的危机感让我选择逃离这两个男人的世界、远走他乡开书店，这小店对我来说像“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种正当存在”。（门罗：110）“正当存在”的英文“justification”就是为自身的存在辩护。
我的存在之辩是充满矛盾的、交织着悔恨和骄傲。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已经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另一方面，虽然我清楚他们还是老样子，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我还是开始想念唐纳德、想念尼尔森，“比起那些脆弱的选择和变幻莫测的岁月，我们真希望有命运可以依从，有某种东西能够掌控我们，任何东西”（门罗：129）我既羡慕夏洛特，“希望受她的熏陶，变得轻快，自嘲，带一点恶毒，勇往直前”，（门罗：124）又对她大胆的真实感到全然陌生、不安和高兴。我离家又开始想家。女性逃离家庭是门罗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母题，但离开家庭不等于解放，逃出去的女性往往没有找到向往的天堂，她们大都选择了回归家庭，有人说是出于无奈、有人说是门罗晚年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其实，男人与女人的对抗从未间歇、但他们从来都是相互需要的。波伏娃认为他者与自我相互依存、是自我实现自由的前提。（屈：93）这也注定了“我”不可能在家庭之外寻找到真正的自由，“我”的情感也会继续飘忽不定，就像这几行孤立飘忽的文字：
我们一直非常幸福。
我经常感到彻骨的孤独。
人生中我们总会有所发现。（门罗：130—131）
门罗小说中的女性们已经不是阿尔巴尼亚圣女时代、也不是波伏娃创作《第二性》时那样卑微的存在，妇女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现代女性中甚至出现了像夏洛特那样特立独行、能把男人呼来唤去的女人。但传统的枷锁并没有从女人身上完全撤掉，门罗年轻时迫于社会压力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作家。她在“阿尔巴尼亚圣女”这个貌似怪异的故事中思考的是亘古不变的两性关系问题。她似乎在用故事重申波伏娃的观点：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必须承认男人和女人都是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模棱两可的存在。性别转换、以一种意识压制另一种意识不能换来自由，离开家庭也不等于解放。保持本真和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才能使男女双方获得自由平等的爱。而现实中很难达到这种和谐统一，这决定了女性的自我追求依然会充满坎坷、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屈明珍.波伏瓦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79.
[2]艾丽丝·门罗，邢楠，陈笑黎，等译.公开的秘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02.
[3]Dennis Duffy. “A Dark Sort of Mirror”：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as Pauline Poetic. Robert Thack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Alice Munro [C].Toronto： ECW Press，1999：179.
作者简介：陈芬（1981.10—），女，汉族，湖北荆州人，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性别越界；内在性；超越性；他者
“阿尔巴尼亚圣女”是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公开的秘密》中比较怪异的一篇，远离现代文明的故事背景和看似没有交集的双线叙事模式营造出扑朔迷离的气氛。故事开头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父权制部落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女继承人“洛塔尔”在环游世界时意外被抓到这个原始、执着于家族血拼的部落，几乎没有希望返回文明世界。等她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社会现实时，部落人却要把她卖给穆斯林人。部落里圣方济各会的牧师及时赶来挫败了他们的计划：他让洛塔尔宣誓成为终身不嫁的圣女。当洛塔尔再次面临被卖的危险时，牧师带着她出逃了。而这些只是住在医院的夏洛特给“我”讲的“故事中的故事”，“我”的故事由此展开：婚外情后远离丈夫和情人从安大略省来到东部的维多利亚开书店，结识了夏洛特和她丈夫戈汗迪。性别越界体现在宣誓后的洛塔尔和夏洛特、戈汗迪这对似乎颠倒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夫妇身上。反抗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多元化问题是近来研究的热点。向来关注女性情感和命运的艾丽丝·门罗挖掘出“圣女”这一古老传统，又颠覆了夏洛特夫妇的性别角色意在展示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和自我追求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并引导读者思考其成因。在波伏娃看来，两性关系是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依存与对抗。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兼具肉体内在性和精神超越性的模棱两可的存在，只有承认彼此的模棱两可性才能建立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 本文将借助波伏娃的女性主义伦理思想解读小说中的性别跨越现象，探究现代女主人公“我”陷入情感困境的原因。
一、圣女的历史渊源与性别转换的本质
标题“阿尔巴尼亚圣女”源自巴尔干半岛上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种古老习俗。自15世纪开始，这些地区的家庭中如果失去了一两个年轻男子就可能会让未嫁的女兒在教堂当着十几名证人的面宣誓成为终身不嫁的圣女。圣女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模仿男人，她远离女人进入男人圈，像男人一样干活，享有男人的权利如继承土地等。没有儿子的寡妇让女儿成为圣女后就可以继续住在家里，不然就可能沦为婆家的仆人。这种女人变男人的作法是等级森严、男尊女本的父权制社会的畸形产物。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妇女地位的逐步改善，这一传统也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而渐渐消失。
从表面看，洛塔尔在这男尊女卑的部落里成为圣女后地位是提升了：不用再给男人洗衣端饭，还可以和男人同桌吃饭、参与他们的谈话，可以抽烟、持枪打猎过独立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也伴随着贫穷和孤独：没有女人为她干活，再也见不到以前和她一起劳作、逗乐的女人们，牧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和她说话。她的地位也没有真正和男人平等：男人们的烟冲得她脑袋发晕，她用的枪“不吉利，几乎排不上用场”， 没有父亲分给她一小块土地，她还是不属于库拉，可能被再次卖掉……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了家族的荣誉与其他男人争个你死我活，而女人必须靠模仿男人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获得自由和某些权利。这实际上强化了男女二元对立和男性的绝对权威。“圣女”作为“第三性”不可能动摇阿尔巴尼亚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根基。男权社会把女性禁锢在内在性的层面，没有提供她们与男性同等的超越自我的机会。圣女性别转换的本质是迫使女性遵从其传统角色，使之陷入内在性中成为低于男性的 “绝对他者”，无法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自身价值，即超越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门罗创作初期迎来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反对把两性的生理差别看成是在两性社会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的观点。圣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实现男女平等并不是强行消除两性差别，即使把女人变成男人也无法实现性别平等。
二、性别角色颠倒：另一个极端
夏洛特夫妇性别角色的颠倒也是显而易见的。夏洛特身材粗壮走形，一大串手镯在身上像盔甲一样叮当作响，听到人家夸她手镯漂亮时她就马上说要把手镯卖掉。她不喜欢玫瑰和巧克力，却博览全书、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抵制政府向书籍征收销售税，还大骂亨利.米勒是老骗子。“我”去她家做客时，谈话由两个女人主导，戈汗迪默默地端菜出来，坐在矮凳子上吃饭。他像安静的鸽子一样游走在城市里，连买东西也是女人结账，他则“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驴子”。
不少学者如丹尼斯.达菲已经指出，夏洛特就是她自己故事中的洛塔尔（Lottar与Charlotte名字相似不是偶然），而戈汗迪就是牧师。 他戴着“老学究或者牧师所戴的那种帽子”，有着牧师那样的十字架。夏洛特似乎在讲述她和戈汗迪前世的故事。牧师爱上洛塔尔，带着她逃出部落，他的权威就不复存在了。受爱情奴役的牧师变成了戈汗迪，“残留着几丝曾经的帅气和权势。一种被压制的残暴”。（门罗：120）传统文学中，被凝视的对象通常是女人，男人是观察者。在这儿变成了女性视角，戈汗迪在女主人公“我”的凝视下是类似鸽子、狗、驴一样的存在，他是女性化的男人，是夏洛特故事中男人版的“圣女”。男女地位发生了倒置，走向了圣女故事的另一个极端。洛塔尔在部落中作为绝对的他者，她的诉求被拒绝、欲望被压制，主体性几乎荡然无存。出来看风景的人反而成为被看的风景，即使宣誓成为圣女也难以摆脱被当做物品被卖掉的命运。而在这里，仿佛受压迫的女性对不公平的反抗取得了胜利。在波伏娃看来，“这种不公正与不道德对男性最终也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女性会想方设法反抗强加在她身上的命运，要么把男人也拖入内在性的牢笼，要么自己成为超越者、男性的对立面来支配他”。（屈：80）男尊女卑的传统关系遭到颠覆，难怪曾经威风凛凛的牧师变成了戈汗迪这样了无生气的对象性存在。 这种性别角色的跨越生动地展现了自我与他者的矛盾，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本质就是各自的“主体性”的对峙，结果是相互间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屈：95）
三、殘缺的两性关系与“我”的存在之辩
波伏娃认为人可以超越却不能完全逃离自身作为肉体的存在或物质性的存在。这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别的自由才能获得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为自身的存在进行道德上的辩护。（屈：71—79）
我是一个情感飘忽不定、离家出走试图寻找自身存在价值的女人。我出轨后离开安大略省来到西部的维多利亚开书店。我和丈夫、情人的关系都是不完美的。对丈夫唐纳德的爱是平静、超越肉体的，对情人尼尔森只是肉体关系。我幻想“能够把对这两个男人的爱合二为一、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可是我受到的却是“双重打击”。（门罗：116—117）在和两个男人的关系中，我都不能作为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而存在。冷静和善的丈夫是皮肤科医生，他认为我控制住几个问题，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在他眼里，也许我的欲望也是像病变的细胞一样需要控制的。而我作为一名知识女性的存在在情人尼尔森那里也没有受到认可。我看到了自己清晰的欲望、深陷内在性，也许是道德上的危机感让我选择逃离这两个男人的世界、远走他乡开书店，这小店对我来说像“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种正当存在”。（门罗：110）“正当存在”的英文“justification”就是为自身的存在辩护。
我的存在之辩是充满矛盾的、交织着悔恨和骄傲。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已经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另一方面，虽然我清楚他们还是老样子，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我还是开始想念唐纳德、想念尼尔森，“比起那些脆弱的选择和变幻莫测的岁月，我们真希望有命运可以依从，有某种东西能够掌控我们，任何东西”（门罗：129）我既羡慕夏洛特，“希望受她的熏陶，变得轻快，自嘲，带一点恶毒，勇往直前”，（门罗：124）又对她大胆的真实感到全然陌生、不安和高兴。我离家又开始想家。女性逃离家庭是门罗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母题，但离开家庭不等于解放，逃出去的女性往往没有找到向往的天堂，她们大都选择了回归家庭，有人说是出于无奈、有人说是门罗晚年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其实，男人与女人的对抗从未间歇、但他们从来都是相互需要的。波伏娃认为他者与自我相互依存、是自我实现自由的前提。（屈：93）这也注定了“我”不可能在家庭之外寻找到真正的自由，“我”的情感也会继续飘忽不定，就像这几行孤立飘忽的文字：
我们一直非常幸福。
我经常感到彻骨的孤独。
人生中我们总会有所发现。（门罗：130—131）
门罗小说中的女性们已经不是阿尔巴尼亚圣女时代、也不是波伏娃创作《第二性》时那样卑微的存在，妇女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现代女性中甚至出现了像夏洛特那样特立独行、能把男人呼来唤去的女人。但传统的枷锁并没有从女人身上完全撤掉，门罗年轻时迫于社会压力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作家。她在“阿尔巴尼亚圣女”这个貌似怪异的故事中思考的是亘古不变的两性关系问题。她似乎在用故事重申波伏娃的观点：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必须承认男人和女人都是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模棱两可的存在。性别转换、以一种意识压制另一种意识不能换来自由，离开家庭也不等于解放。保持本真和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才能使男女双方获得自由平等的爱。而现实中很难达到这种和谐统一，这决定了女性的自我追求依然会充满坎坷、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屈明珍.波伏瓦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79.
[2]艾丽丝·门罗，邢楠，陈笑黎，等译.公开的秘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02.
[3]Dennis Duffy. “A Dark Sort of Mirror”：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as Pauline Poetic. Robert Thack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Alice Munro [C].Toronto： ECW Press，1999：179.
作者简介：陈芬（1981.10—），女，汉族，湖北荆州人，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