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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为清光绪二十年。用干支纪年去表示，就是通常所说的“甲午年”。60年一甲子。甲午年距今两个甲子，120年了。120年，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沧海桑田，但中国人却依然无法忘记120年前的甲午年，因为那一年的那场战争，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前后两截，让中国历史走向徒然增加了许多新因素。
朝鲜问题由来
在甲午战前，洋务运动已进行了34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事求是说，中国在那三十多年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这既是中国敢于向日本亮剑的底气，也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就军事、经济实力而言，甲午战前，世界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不敌日本。至于中国人自身，更是充满鸦片战争以来不曾有过的豪迈之气，被英法军队欺负的历史已成过去，中国军队、朝野内外都充斥着请战声音。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因为朝鲜，就像20世纪中期朝鲜战争一样，中国为朝鲜前途开打。两次朝鲜战争所不同的，第二次的对手是美国，第一次的对手是日本。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有着上千年交往史，日本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个优秀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日本脱亚入欧，转身向西，明治维新，发奋为雄，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维新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在远东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与日本的情形稍有不同，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交往久远、频繁，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间的通婚，历代多有。随着时代演进，朝鲜在明朝初年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中原王朝不论是朱明王朝，还是爱新觉罗的满清，都与朝鲜维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明清两代以“天朝上国”身份呵护着朝鲜，朝鲜也像其他藩国那样履行自己的责任。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中国与朝鲜面临同样的难题：开放，还是继续闭关？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踏上学习西方的路，开始了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也改变了中原王朝的世界意识、政治秩序，清王朝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数量不多却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作为“国防外线”，朝鲜以及其他诸多藩国，都显得意义不是那么太大了。至于朝贡体系下的贸易往来，当中国与西方各国建构了正常关系后，朝贡贸易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于是，不是中原王朝抛弃藩国，而是藩国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走向富强，中原王朝实在爱莫能助。
日本的发展，朝鲜的不发展，理论上说并不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东北亚特殊情形，特别是因为日本在确立了“维新大思路”后，中日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一种利益冲突。换言之，日本需要冲出岛国，需要登陆，需要到欧亚大陆施展，而借道东北亚，必然与中国利益交集，因而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势必发生问题。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群岛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由于中国此时奉行独自发展的孤立主义原则，对于日本的蚕食、琉球的请求，一概视若罔闻，遂使日本很容易得手。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明目张胆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原则，不愿多管闲事，于是告诉日本人说，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1890年代初日本真要动手、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略显被动。
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对朝鲜下手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是日本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据可信史料，日本政府1887年制定了一份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由此逐渐演化为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根据这个政策，日本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所以说，中日在东北亚，在朝鲜发生冲突，既有偶然因素，也是事之必然。
吞并了琉球，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打开了空间。紧接着，日本的目标就指向了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制朝鲜打开国门，强制朝鲜与其签署了《江华条约》，公然宣布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交往的权力。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日朝之间关系正常化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日本在《江华条约》中蓄意排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日本要以平等主权国家和朝鲜交往，而中国则继续坚守宗藩关系原则，中日为朝鲜问题发生冲突已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及冲突强度。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中国以宗藩关系惯例向朝鲜派兵，而日本也在这个时候用兵朝鲜，双方理由一致，都是为了协助朝鲜平息叛乱恢复秩序。日本通过这一事件赢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对日本来说，这是历史性突破；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日本咄咄逼人的架势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中国此后有意识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戒备。1884年，日本支持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企图一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年轻军官袁世凯机智应对，率部击退了日军，平息了政变。
当时的中国正因越南前途忙于与法国的纠纷，无法与日本抗衡，日本顺势向朝鲜索要足够赔偿，并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此后如果再出兵朝鲜，应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隐患，日本似乎与中国一样享有了宗主国特权。
机会很快就有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镇压无力，节节败退，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日本政府自认为胜算在握，也不断敦促中国政府向朝鲜用兵。
后来许多研究者在检讨这一事件时，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其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可能是不对的。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注意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中方高度关切。6月7日，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日方。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电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
中日双方认知有异，各行其是。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不宣而战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方劝告。6月10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方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汉城与日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并不太满意，他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方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日方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人“共改韩政”建议给予驳斥，不要给对方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朝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利用朝鲜内乱过多干预，中日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优势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主导权。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军，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出面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
水陆完败
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两国尚未正式宣战。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中国确实不准备与日本决战，一是没有资本，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战斗力，李鸿章最清楚，好几年没有拨款更新装备了，远远落在日本后面。第二，李鸿章清楚，世界大势决定着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宗藩体制。宗藩解体，重建与各藩国的关系，应该有新思路，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可能对藩国发号指令，阻碍藩国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没有进行切实的战争准备，然而日本确实太过分，一步一步将中国赶上战争舞台。日军击沉高升号同一天，日方又威逼大院君宣布废除中韩《贸易章程》，宣布请求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
大院君的宣布使清政府很没有面子，清军如果这样离开朝鲜，确实有损帝国威严，必然会在内部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聂士成。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于是他们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将主力撤至成欢驿。
对于清军的行动，日军密切跟踪，悄然完成对成欢驿的包围。28日拂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经几个小时激战，日军占领成欢驿，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平壤集结。
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对清政府来说，成欢驿失败，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损失不大，且在叶志超、聂士成分别带领下，先后撤至平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新的战略布局，即以朝鲜旧都平壤为中心，背靠大清，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
在危机之初，李鸿章在向朝鲜南部派遣高升号的同时，也在北方派遣四路大军一万三千多人陆路入朝。至8月9日，四路大军分别完成在平壤的集结。
进入9月，日军分批进逼平壤，逐步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切断清军退路。9月12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清军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等率部奋力抵抗，战斗至15日，双方互有死伤。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近乎惟一的亮点，但终因日军死死围困，清军有全军覆灭之虞。平壤战地最高统帅叶志超与诸军统领商量，决定放弃平壤，保存实力。结果，兵溃如山倒，后撤的清军犹如惊弓之鸟，一溃千里，闻风而逃，退守中国境内，整个朝鲜随之成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战争陆路部分就此结束。剩下的，就是海军。
两天后，9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水域狭路相逢。日军正要寻找这个“亚洲第一”决战，而北洋海军也想替淮军兄弟报仇。
12时50分，两国舰队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时，日舰第一游击突然左转，直奔北洋舰队右翼。犹豫片刻，北洋旗舰“定远”舰终于发出黄海海战第一炮。三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发炮还击，旗舰“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摧毁，整个北洋舰队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陷入瘫痪，海军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此后各战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激战五个小时，至下午五时许，“经远舰”被击沉，北洋主力损失殆尽，战斗结束。
是役，为甲午战争转折点。北洋海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击毁。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清军死伤千余，日军死伤六百。此后，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
此后，日军乘胜追击，大本营分兵南北两路登陆作战，试图剑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队虽然也有顽强抵抗，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日军疯狂进攻，转败为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895年2月11日夜，被围困在刘公岛很长时间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将领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他们不是选择一条逃生之路，而是坦然走向永生，用最后的选择兑现了一个军人的承诺。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降。2月14日下午，双方将领签署投降书。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倾三十年国家财力营建的北洋海军，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六或第八，至此全军覆没，成为历史陈迹。
山东半岛沦陷，使京畿门户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的危险大增，这是清廷从来最担心的事情。因而威海卫之战是甲午战争巨大转折点，先前的清廷即便在朝鲜陆地、大东沟海战连续失败，但只要本土防线不被突破，日军不大规模登陆作战，京师不受战争影响，战争总能支撑下去。现在，京师门户洞开，清廷终于在现实面前醒悟，终于知道李鸿章为什么在战前反复告诫不要轻启战端的理由了。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中国人一度自豪的同光中兴、洋务新政颓然失色，中国向何处？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朝鲜问题由来
在甲午战前，洋务运动已进行了34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事求是说，中国在那三十多年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这既是中国敢于向日本亮剑的底气，也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就军事、经济实力而言，甲午战前，世界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不敌日本。至于中国人自身，更是充满鸦片战争以来不曾有过的豪迈之气，被英法军队欺负的历史已成过去，中国军队、朝野内外都充斥着请战声音。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因为朝鲜，就像20世纪中期朝鲜战争一样，中国为朝鲜前途开打。两次朝鲜战争所不同的，第二次的对手是美国，第一次的对手是日本。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有着上千年交往史，日本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个优秀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日本脱亚入欧，转身向西，明治维新，发奋为雄，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维新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在远东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与日本的情形稍有不同，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交往久远、频繁，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间的通婚，历代多有。随着时代演进，朝鲜在明朝初年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中原王朝不论是朱明王朝，还是爱新觉罗的满清，都与朝鲜维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明清两代以“天朝上国”身份呵护着朝鲜，朝鲜也像其他藩国那样履行自己的责任。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中国与朝鲜面临同样的难题：开放，还是继续闭关？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踏上学习西方的路，开始了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也改变了中原王朝的世界意识、政治秩序，清王朝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数量不多却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作为“国防外线”，朝鲜以及其他诸多藩国，都显得意义不是那么太大了。至于朝贡体系下的贸易往来，当中国与西方各国建构了正常关系后，朝贡贸易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于是，不是中原王朝抛弃藩国，而是藩国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走向富强，中原王朝实在爱莫能助。
日本的发展，朝鲜的不发展，理论上说并不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东北亚特殊情形，特别是因为日本在确立了“维新大思路”后，中日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一种利益冲突。换言之，日本需要冲出岛国，需要登陆，需要到欧亚大陆施展，而借道东北亚，必然与中国利益交集，因而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势必发生问题。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群岛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由于中国此时奉行独自发展的孤立主义原则，对于日本的蚕食、琉球的请求，一概视若罔闻，遂使日本很容易得手。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明目张胆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原则，不愿多管闲事，于是告诉日本人说，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1890年代初日本真要动手、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略显被动。
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对朝鲜下手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是日本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据可信史料，日本政府1887年制定了一份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由此逐渐演化为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根据这个政策，日本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所以说，中日在东北亚，在朝鲜发生冲突，既有偶然因素，也是事之必然。
吞并了琉球，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打开了空间。紧接着，日本的目标就指向了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制朝鲜打开国门，强制朝鲜与其签署了《江华条约》，公然宣布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交往的权力。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日朝之间关系正常化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日本在《江华条约》中蓄意排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日本要以平等主权国家和朝鲜交往，而中国则继续坚守宗藩关系原则，中日为朝鲜问题发生冲突已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及冲突强度。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中国以宗藩关系惯例向朝鲜派兵，而日本也在这个时候用兵朝鲜，双方理由一致，都是为了协助朝鲜平息叛乱恢复秩序。日本通过这一事件赢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对日本来说，这是历史性突破；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日本咄咄逼人的架势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中国此后有意识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戒备。1884年，日本支持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企图一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年轻军官袁世凯机智应对，率部击退了日军，平息了政变。
当时的中国正因越南前途忙于与法国的纠纷，无法与日本抗衡，日本顺势向朝鲜索要足够赔偿，并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此后如果再出兵朝鲜，应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隐患，日本似乎与中国一样享有了宗主国特权。
机会很快就有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镇压无力，节节败退，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日本政府自认为胜算在握，也不断敦促中国政府向朝鲜用兵。
后来许多研究者在检讨这一事件时，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其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可能是不对的。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注意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中方高度关切。6月7日，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日方。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电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
中日双方认知有异，各行其是。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不宣而战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方劝告。6月10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方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汉城与日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并不太满意，他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方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日方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人“共改韩政”建议给予驳斥，不要给对方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朝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利用朝鲜内乱过多干预，中日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优势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主导权。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军，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出面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
水陆完败
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两国尚未正式宣战。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中国确实不准备与日本决战，一是没有资本，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战斗力，李鸿章最清楚，好几年没有拨款更新装备了，远远落在日本后面。第二，李鸿章清楚，世界大势决定着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宗藩体制。宗藩解体，重建与各藩国的关系，应该有新思路，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可能对藩国发号指令，阻碍藩国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没有进行切实的战争准备，然而日本确实太过分，一步一步将中国赶上战争舞台。日军击沉高升号同一天，日方又威逼大院君宣布废除中韩《贸易章程》，宣布请求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
大院君的宣布使清政府很没有面子，清军如果这样离开朝鲜，确实有损帝国威严，必然会在内部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聂士成。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于是他们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将主力撤至成欢驿。
对于清军的行动，日军密切跟踪，悄然完成对成欢驿的包围。28日拂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经几个小时激战，日军占领成欢驿，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平壤集结。
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对清政府来说，成欢驿失败，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损失不大，且在叶志超、聂士成分别带领下，先后撤至平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新的战略布局，即以朝鲜旧都平壤为中心，背靠大清，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
在危机之初，李鸿章在向朝鲜南部派遣高升号的同时，也在北方派遣四路大军一万三千多人陆路入朝。至8月9日，四路大军分别完成在平壤的集结。
进入9月，日军分批进逼平壤，逐步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切断清军退路。9月12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清军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等率部奋力抵抗，战斗至15日，双方互有死伤。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近乎惟一的亮点，但终因日军死死围困，清军有全军覆灭之虞。平壤战地最高统帅叶志超与诸军统领商量，决定放弃平壤，保存实力。结果，兵溃如山倒，后撤的清军犹如惊弓之鸟，一溃千里，闻风而逃，退守中国境内，整个朝鲜随之成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战争陆路部分就此结束。剩下的，就是海军。
两天后，9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水域狭路相逢。日军正要寻找这个“亚洲第一”决战，而北洋海军也想替淮军兄弟报仇。
12时50分，两国舰队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时，日舰第一游击突然左转，直奔北洋舰队右翼。犹豫片刻，北洋旗舰“定远”舰终于发出黄海海战第一炮。三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发炮还击，旗舰“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摧毁，整个北洋舰队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陷入瘫痪，海军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此后各战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激战五个小时，至下午五时许，“经远舰”被击沉，北洋主力损失殆尽，战斗结束。
是役，为甲午战争转折点。北洋海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击毁。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清军死伤千余，日军死伤六百。此后，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
此后，日军乘胜追击，大本营分兵南北两路登陆作战，试图剑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队虽然也有顽强抵抗，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日军疯狂进攻，转败为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895年2月11日夜，被围困在刘公岛很长时间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将领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他们不是选择一条逃生之路，而是坦然走向永生，用最后的选择兑现了一个军人的承诺。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降。2月14日下午，双方将领签署投降书。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政府倾三十年国家财力营建的北洋海军，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六或第八，至此全军覆没，成为历史陈迹。
山东半岛沦陷，使京畿门户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的危险大增，这是清廷从来最担心的事情。因而威海卫之战是甲午战争巨大转折点，先前的清廷即便在朝鲜陆地、大东沟海战连续失败，但只要本土防线不被突破，日军不大规模登陆作战，京师不受战争影响，战争总能支撑下去。现在，京师门户洞开，清廷终于在现实面前醒悟，终于知道李鸿章为什么在战前反复告诫不要轻启战端的理由了。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中国人一度自豪的同光中兴、洋务新政颓然失色，中国向何处？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