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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这个社会以“父母+子女” 为主的核心家庭构成正在悄然变化，一种复杂多变的多元家庭模式在影响我们，迫使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家庭内部成员间以及与外部人员的相处。
这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课题。
传统意义上，美国人对家庭秩序和幸福的追求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遵循上帝对男人和女人婚姻结合的法则。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发表的，他的名著《论美国民主》里，就把这种宗教信仰视为美国成功的奥秘之一。托克维尔说，“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退出而回到家里后，立刻会产生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一切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因为生活有了秩序而获得幸福，而且容易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可见，家庭在美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当人们提到家庭，一般意义上是指“核心家庭”而言。核心家庭”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G·默多克1949年首先提出的。表达的是一种父亲在外工作，母亲留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的家庭结构模式。然而，在如今的美国，传统“核心家庭”的比重正日益下降，而离婚、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社会现象，正日益形成一个多元家庭结构的现状。但一些研究家庭问题的社会学家们指出，迄今为止，大部分美国人仍然认为，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他们生活围绕的中心，生命幸福的源泉。
全职妈妈Lucy
每个星期，至少有三天的黄昏时分，我都会坐在一家韩国人开办的武馆观看室里，看七岁的儿子和一帮同龄孩子一起，挥汗淋漓地释放他们充沛的精力。
一同坐在那个武馆观看室的，有一位叫Lucy的活跃妈妈，她似乎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牵出话题来，所以常常是一群妈妈围着她拉家常讲心事。Lucy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让人在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学习到家庭的和谐之道。
Lucy和丈夫十年前移民到休士顿，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丈夫是皮肤外科医生，这份令人尊重的职业给家庭带来了丰厚收入；Lucy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却自愿放弃工作机会，甘心把自己奉献给家庭。
用这位全职妈妈的话说，她的工作就是，每天让充满阳光的厨房，弥漫着草莓的淡香和烤面包味儿；当然餐桌上康乃馨或玫瑰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接送十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上学放学，带他们去钢琴课和各种运动场所；周末如果丈夫不需要接听医院的紧急电话，四口之家会开车外出郊游……她所关注的，除了丈夫回到家中有一段轻松舒适的居家时光，还有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和爱中阳光灿烂的成长。
在美国，像Lucy这样的全职妈妈比比皆是。和这些年中国大陆涌现的全职妈妈们不同，她们不是活在麻将声声和哀怨叹息之中，也不是依靠电视和购物打发时光，她们从灵魂深处解决了问题，认为家庭是比工作更加重要的事情，从而深深地认同自己的角色、享受自己的角色。她们在闲暇的时间里参加各种培训，阅读各样书籍，去教堂做礼拜，去社区做义工，为孩子们长大离家之后自己的下半生谋划一个方向。
富裕的经济基础可以减轻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忧虑，这是肯定的。但在清教徒家庭背景下长大的Lucy明白，父母勤奋努力、自我克制、个人奋斗，家庭成员之间无条件的接纳、奉献和关爱，这些因信仰传统带来的美国家庭价值观，对孩子们来说会是一笔比钱更丰厚的礼物，对孩子们的将来有着更长远的的影响。
Lucy给儿女做了很好的榜样，使他们养成了像妈妈一样快乐劳动的习惯：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帮妈妈给花园浇水，在居民区遛狗。他们也会向邻居推销巧克力，为学校的某项活动筹款，珍惜靠自己的付出获得的每一个铜板。Lucy家的孩子们正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承接父母的价值观。
上班族妈妈Laura
据美国最近的社会调查统计，只有33%的孩子是和有血亲关系的父母生活在核心家庭里。这个比例比1996年美国人口普查时的56%下降了23%。在美国当今社会，大多数家庭的妈妈，都不再愿意如Lucy一样放弃自己职业的追求。她们不选择放弃的原因，或是由于家庭经济的需要，或是由于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或者兼而有之。
我儿子同学的母亲Laura就是这样一位上班族妈妈。Laura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和在一家石油公司做职员的丈夫有一个7岁的女儿。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家庭生活，和供一个孩子上私立学校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Laura选择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护士职业，来分担家庭经济负担和实现自我价值。
护士的职业非常紧张，一天大约工作12个小时，成天和各种各样的病人打交道，面对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死亡。这种神经紧绷的快节奏生活，一般会让人情绪失控脾气不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丈夫孩子在一起。但Laura是一个性情开朗豁达的妈妈，她对如何更好利用时间和丈夫、女儿在一起，大有经验之谈——有空闲的时候，别老是想着家务，尽量抓紧时间和女儿、丈夫一起，享受快乐时光：陪女儿溜冰；一家人去哈根达斯分享冰激凌；趁女儿上学时和丈夫一起去看午场电影……她认为，时间不够的家庭，就不要对家务抱有完美主义的期待，对于“家庭的清洁”和“一家人情感的清洁”，当然后者更加重要，所以要优先安排陪伴家人的时间。
今年情人节的时候，我在孩子学校主办的午餐舞会上，遇到Laura。她说，她是利用她午餐的时间赶来看女儿Amy和小朋友跳华尔兹的。她还告诉我，今天上午，一位她照顾了两个月的老太太去天堂了。“我的工作让我学会了爱和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也让我更懂得如何去爱我的家人。”
纽约一家非盈利机构“家庭与工作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美国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的变化。在它举行的一次关于“母亲工作对孩子的影响”调查里，一名就业母亲的回答代表了很多美国家庭的共鸣：“我看到了女儿的成长，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成长分不开。而我的成长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工作分不开。工作让我更加独立，让我得到了更多，因此也能给女儿更多。”
单身妈妈Evangelina
Evangelina是我在公司里认识的一位黑人房产经纪人。在她16岁那年，自己还是一个大孩子的时候，未婚生下了一个私生男孩。孩子生下不到一年，同居的大男孩突然失踪。于是美国庞大的单身母亲阵营里，又多了一位苦大仇深的单身母亲。
面对生存的压力，Evangelina学会了自强。她请自己的母亲有时间帮忙照顾一下孩子，自己则努力在大学里赚取学分，以谋取一份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工作。虽然她已经向州政府申请了“穷人救济”来满足自己和儿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在城市大学修课之余，Evangelina还找了一份钟点工，挣来的薪水付完学费，还得象征性地支付母亲带儿子的保姆费用。
从16岁“大孩子生小孩子”的日子算起，到现在20年的岁月流逝如水。今天，Evangelina仍然以一个单身母亲的身份，再次面对生活的挑战——帮助自己染上了毒瘾的20岁儿子在家做二期戒毒治疗。
畸形的家庭带出了畸形的儿子。Evangelina更加痛心的是，没有父亲的儿子，这些年同样缺乏母亲的陪伴和健康的教导。自己早年对男人的仇恨、对命运的埋怨，并没有很好地去疏导解决，反而是每一天都把心中的苦毒倾倒给身边的人，直接影响了儿子的心灵健康。她说：“很多年来，我们是一个恨大于爱的家庭。”
最近几年，Evangelina似乎才靠着信仰的力量从阴影中爬出来。生活中的Evangelina是一个爱倾诉的人：她会对愿意听她倾诉的同事们述说自己的难处；会去找教会关怀小组的社工，或者专业心理工作者；她会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释放自己的感情。
一次午餐的时间，我在公司的咖啡厅里又遇到Evangelina，听她正在给另一位同事讲自己家庭的故事。她说，她可以把儿子推给社会，推给戒毒所，放任自流，但那就等于是把儿子送到狮子的嘴里，面临死亡。她说，她更需要和相信祷告的力量，所以每天都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每天都在等待着上帝的怜悯和帮助临到她的家庭。
“请你们为我的儿子祷告！”她真诚地对我们说。
老单身汉斯蒂夫的故事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附近靠湖畔的海德公园里的一次烧烤聚会中，通过朋友Saddi认识斯蒂夫的。穿着牛仔服，怀抱一把木吉他的斯蒂夫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除了那副金丝眼镜提醒人他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与普通美国人没有什么两样。打那次认识以后，几乎每两周一次在Saddi家的朋友聚会中，我都会碰到斯蒂夫。总以他惯有的姿态抱着木吉他，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弹奏一些嬉皮时代的摇滚曲。
渐渐地与斯蒂夫熟识起来，从交谈中知道他的身份。这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博士，一直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地道的单身汉。他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学者”，不愿意有一个固定职业。平时在芝加哥市内几所小的城市学院里流动受聘，大部分时间热衷于自己的创作，写诗歌、小说，和一些古怪的哲理文章。喜欢和各色各样的人聊天，带着睡袋和吉他，在路上享受流浪的生活。
斯蒂夫是婴儿潮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一个家庭价值观保守的中产家庭，父母对他和其他俩个孩子的期望是通过个人奋斗，进一流的美国高等学府，学成业就，结婚生子，延续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然而，除了满足了父母“进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个期望以外，斯蒂夫的生活和价值观，早已经背离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的范本。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那时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史蒂夫，结识了一帮自由派倾向的老师和学生，和其他嬉皮们住集体宿舍，热衷于“兄弟会”（fraternity，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的非血缘组织），和他们一起去街头游行，积极地反对越南战争。也许，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文化运动”颠覆了史蒂夫的传统家庭价值观。
对所谓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史蒂夫总是嗤之以鼻。他认为美国各大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孤立地生活在各自宽大的空间里，平时邻里之间只是打打招呼，没有交流往来。而家庭里的夫妻俩，正如电影《美国丽人》里表现的那样——在优雅舒适的客厅里，相互厌倦地仇视着对方。
这种颠覆贯穿了史蒂夫的一生。打上大学脱离了家庭后，他再也没有回归到家庭中去过。然而，斯蒂夫对自己大半生的单身汉生活并不感觉孤单，而是沉浸在自我快乐的感觉之中。
两人世界的潇洒
迈克和索菲亚，今年三月初刚过完他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就决定休假，去英国伦敦一周，参加那里大学校园的义工工作。他们结婚的时候，迈克25岁，索菲亚23岁，他们共同决定不要孩子。十年过去了，索菲亚说，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在经济上可以缓解他们的压力，还清两个人上大学时候的贷款，同时还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做义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他们都出生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夫妻俩在刚结婚的时候，就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制定了榜样：他们的婚姻生活应该像他们父母的婚姻一样和谐、幸福，让两人世界里的笑声多于争吵声。迈克会经常提醒妻子索菲亚，由于他法学院课程紧张的压力，有时可能会有些小脾气，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他要求索菲亚一定提醒他。当天生活里，两人之间的不愉快和误会，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用“玫瑰，外出晚餐，拥抱和相吻来解决”。
在这对甜蜜小夫妻10年的婚姻生活里，迈克从法学院毕业后，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事业稳步上升；索菲亚在一家非盈利组织工作，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做社工辅导。在他们的家中，睡袋、帐篷、烧烤架、钓鱼竿、橡皮艇样样俱全；他们的足迹踏遍美国山水和欧亚非大陆。
迈克和索菲亚双方的父母都以为，小夫妻俩的大学贷款还清了，经济困难期过了，就会打算要孩子。然而索菲亚说，他们不认为生孩子是结婚的唯一目的，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所以，“爸爸妈妈们，我们只好让你们失望了！”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索菲亚并不认为“没有孩子的生活是空虚的”，就算老来会有遗憾，但因为自己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所以也会接受这个现实。迈克则认为，为人父母的责任是巨大的，他们不一定愿意承担这样的压力，而只愿意把心思集中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这就是美国，主流家庭依然生长在传统之中，但现代家庭的结构正在加快演变，人们的家庭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也在飞速地变迁。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越来越起主导作用，而家庭秩序、分工与责任在人们的观念中越来越淡化。
婚姻和父母身份不再被看成是成年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重视并打算结婚，但他们并不认为结婚必然比一辈子单身更好；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认为孩子应该有双亲，离婚会对他们造成重要影响；但同时很少有人认为为了孩子，感情不好的父母也应该在一起。
所以美国社会学家正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当平等、自由原则与家庭的责任、分工原则，在今天走向相互排斥而非像过去那样相互支持时，人们该怎样做出选择呢？人们怎么才能既履行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又能利用这些自由来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和抱负呢？
这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课题。
传统意义上，美国人对家庭秩序和幸福的追求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遵循上帝对男人和女人婚姻结合的法则。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发表的，他的名著《论美国民主》里，就把这种宗教信仰视为美国成功的奥秘之一。托克维尔说，“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退出而回到家里后，立刻会产生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一切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因为生活有了秩序而获得幸福，而且容易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可见，家庭在美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当人们提到家庭，一般意义上是指“核心家庭”而言。核心家庭”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G·默多克1949年首先提出的。表达的是一种父亲在外工作，母亲留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的家庭结构模式。然而，在如今的美国，传统“核心家庭”的比重正日益下降，而离婚、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社会现象，正日益形成一个多元家庭结构的现状。但一些研究家庭问题的社会学家们指出，迄今为止，大部分美国人仍然认为，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他们生活围绕的中心，生命幸福的源泉。
全职妈妈Lucy
每个星期，至少有三天的黄昏时分，我都会坐在一家韩国人开办的武馆观看室里，看七岁的儿子和一帮同龄孩子一起，挥汗淋漓地释放他们充沛的精力。
一同坐在那个武馆观看室的，有一位叫Lucy的活跃妈妈，她似乎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牵出话题来，所以常常是一群妈妈围着她拉家常讲心事。Lucy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让人在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学习到家庭的和谐之道。
Lucy和丈夫十年前移民到休士顿，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丈夫是皮肤外科医生，这份令人尊重的职业给家庭带来了丰厚收入；Lucy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却自愿放弃工作机会，甘心把自己奉献给家庭。
用这位全职妈妈的话说，她的工作就是，每天让充满阳光的厨房，弥漫着草莓的淡香和烤面包味儿；当然餐桌上康乃馨或玫瑰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接送十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上学放学，带他们去钢琴课和各种运动场所；周末如果丈夫不需要接听医院的紧急电话，四口之家会开车外出郊游……她所关注的，除了丈夫回到家中有一段轻松舒适的居家时光，还有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和爱中阳光灿烂的成长。
在美国，像Lucy这样的全职妈妈比比皆是。和这些年中国大陆涌现的全职妈妈们不同，她们不是活在麻将声声和哀怨叹息之中，也不是依靠电视和购物打发时光，她们从灵魂深处解决了问题，认为家庭是比工作更加重要的事情，从而深深地认同自己的角色、享受自己的角色。她们在闲暇的时间里参加各种培训，阅读各样书籍，去教堂做礼拜，去社区做义工，为孩子们长大离家之后自己的下半生谋划一个方向。
富裕的经济基础可以减轻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忧虑，这是肯定的。但在清教徒家庭背景下长大的Lucy明白，父母勤奋努力、自我克制、个人奋斗，家庭成员之间无条件的接纳、奉献和关爱，这些因信仰传统带来的美国家庭价值观，对孩子们来说会是一笔比钱更丰厚的礼物，对孩子们的将来有着更长远的的影响。
Lucy给儿女做了很好的榜样，使他们养成了像妈妈一样快乐劳动的习惯：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帮妈妈给花园浇水，在居民区遛狗。他们也会向邻居推销巧克力，为学校的某项活动筹款，珍惜靠自己的付出获得的每一个铜板。Lucy家的孩子们正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承接父母的价值观。
上班族妈妈Laura
据美国最近的社会调查统计，只有33%的孩子是和有血亲关系的父母生活在核心家庭里。这个比例比1996年美国人口普查时的56%下降了23%。在美国当今社会，大多数家庭的妈妈，都不再愿意如Lucy一样放弃自己职业的追求。她们不选择放弃的原因，或是由于家庭经济的需要，或是由于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或者兼而有之。
我儿子同学的母亲Laura就是这样一位上班族妈妈。Laura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和在一家石油公司做职员的丈夫有一个7岁的女儿。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家庭生活，和供一个孩子上私立学校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Laura选择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护士职业，来分担家庭经济负担和实现自我价值。
护士的职业非常紧张，一天大约工作12个小时，成天和各种各样的病人打交道，面对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死亡。这种神经紧绷的快节奏生活，一般会让人情绪失控脾气不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丈夫孩子在一起。但Laura是一个性情开朗豁达的妈妈，她对如何更好利用时间和丈夫、女儿在一起，大有经验之谈——有空闲的时候，别老是想着家务，尽量抓紧时间和女儿、丈夫一起，享受快乐时光：陪女儿溜冰；一家人去哈根达斯分享冰激凌；趁女儿上学时和丈夫一起去看午场电影……她认为，时间不够的家庭，就不要对家务抱有完美主义的期待，对于“家庭的清洁”和“一家人情感的清洁”，当然后者更加重要，所以要优先安排陪伴家人的时间。
今年情人节的时候，我在孩子学校主办的午餐舞会上，遇到Laura。她说，她是利用她午餐的时间赶来看女儿Amy和小朋友跳华尔兹的。她还告诉我，今天上午，一位她照顾了两个月的老太太去天堂了。“我的工作让我学会了爱和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也让我更懂得如何去爱我的家人。”
纽约一家非盈利机构“家庭与工作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美国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的变化。在它举行的一次关于“母亲工作对孩子的影响”调查里，一名就业母亲的回答代表了很多美国家庭的共鸣：“我看到了女儿的成长，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成长分不开。而我的成长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工作分不开。工作让我更加独立，让我得到了更多，因此也能给女儿更多。”
单身妈妈Evangelina
Evangelina是我在公司里认识的一位黑人房产经纪人。在她16岁那年，自己还是一个大孩子的时候，未婚生下了一个私生男孩。孩子生下不到一年，同居的大男孩突然失踪。于是美国庞大的单身母亲阵营里，又多了一位苦大仇深的单身母亲。
面对生存的压力，Evangelina学会了自强。她请自己的母亲有时间帮忙照顾一下孩子，自己则努力在大学里赚取学分，以谋取一份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工作。虽然她已经向州政府申请了“穷人救济”来满足自己和儿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在城市大学修课之余，Evangelina还找了一份钟点工，挣来的薪水付完学费，还得象征性地支付母亲带儿子的保姆费用。
从16岁“大孩子生小孩子”的日子算起，到现在20年的岁月流逝如水。今天，Evangelina仍然以一个单身母亲的身份，再次面对生活的挑战——帮助自己染上了毒瘾的20岁儿子在家做二期戒毒治疗。
畸形的家庭带出了畸形的儿子。Evangelina更加痛心的是，没有父亲的儿子，这些年同样缺乏母亲的陪伴和健康的教导。自己早年对男人的仇恨、对命运的埋怨，并没有很好地去疏导解决，反而是每一天都把心中的苦毒倾倒给身边的人，直接影响了儿子的心灵健康。她说：“很多年来，我们是一个恨大于爱的家庭。”
最近几年，Evangelina似乎才靠着信仰的力量从阴影中爬出来。生活中的Evangelina是一个爱倾诉的人：她会对愿意听她倾诉的同事们述说自己的难处；会去找教会关怀小组的社工，或者专业心理工作者；她会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释放自己的感情。
一次午餐的时间，我在公司的咖啡厅里又遇到Evangelina，听她正在给另一位同事讲自己家庭的故事。她说，她可以把儿子推给社会，推给戒毒所，放任自流，但那就等于是把儿子送到狮子的嘴里，面临死亡。她说，她更需要和相信祷告的力量，所以每天都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每天都在等待着上帝的怜悯和帮助临到她的家庭。
“请你们为我的儿子祷告！”她真诚地对我们说。
老单身汉斯蒂夫的故事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附近靠湖畔的海德公园里的一次烧烤聚会中，通过朋友Saddi认识斯蒂夫的。穿着牛仔服，怀抱一把木吉他的斯蒂夫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除了那副金丝眼镜提醒人他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与普通美国人没有什么两样。打那次认识以后，几乎每两周一次在Saddi家的朋友聚会中，我都会碰到斯蒂夫。总以他惯有的姿态抱着木吉他，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弹奏一些嬉皮时代的摇滚曲。
渐渐地与斯蒂夫熟识起来，从交谈中知道他的身份。这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博士，一直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地道的单身汉。他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学者”，不愿意有一个固定职业。平时在芝加哥市内几所小的城市学院里流动受聘，大部分时间热衷于自己的创作，写诗歌、小说，和一些古怪的哲理文章。喜欢和各色各样的人聊天，带着睡袋和吉他，在路上享受流浪的生活。
斯蒂夫是婴儿潮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一个家庭价值观保守的中产家庭，父母对他和其他俩个孩子的期望是通过个人奋斗，进一流的美国高等学府，学成业就，结婚生子，延续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然而，除了满足了父母“进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个期望以外，斯蒂夫的生活和价值观，早已经背离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的范本。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那时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史蒂夫，结识了一帮自由派倾向的老师和学生，和其他嬉皮们住集体宿舍，热衷于“兄弟会”（fraternity，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的非血缘组织），和他们一起去街头游行，积极地反对越南战争。也许，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文化运动”颠覆了史蒂夫的传统家庭价值观。
对所谓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史蒂夫总是嗤之以鼻。他认为美国各大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孤立地生活在各自宽大的空间里，平时邻里之间只是打打招呼，没有交流往来。而家庭里的夫妻俩，正如电影《美国丽人》里表现的那样——在优雅舒适的客厅里，相互厌倦地仇视着对方。
这种颠覆贯穿了史蒂夫的一生。打上大学脱离了家庭后，他再也没有回归到家庭中去过。然而，斯蒂夫对自己大半生的单身汉生活并不感觉孤单，而是沉浸在自我快乐的感觉之中。
两人世界的潇洒
迈克和索菲亚，今年三月初刚过完他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就决定休假，去英国伦敦一周，参加那里大学校园的义工工作。他们结婚的时候，迈克25岁，索菲亚23岁，他们共同决定不要孩子。十年过去了，索菲亚说，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在经济上可以缓解他们的压力，还清两个人上大学时候的贷款，同时还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做义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他们都出生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夫妻俩在刚结婚的时候，就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制定了榜样：他们的婚姻生活应该像他们父母的婚姻一样和谐、幸福，让两人世界里的笑声多于争吵声。迈克会经常提醒妻子索菲亚，由于他法学院课程紧张的压力，有时可能会有些小脾气，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他要求索菲亚一定提醒他。当天生活里，两人之间的不愉快和误会，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用“玫瑰，外出晚餐，拥抱和相吻来解决”。
在这对甜蜜小夫妻10年的婚姻生活里，迈克从法学院毕业后，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事业稳步上升；索菲亚在一家非盈利组织工作，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做社工辅导。在他们的家中，睡袋、帐篷、烧烤架、钓鱼竿、橡皮艇样样俱全；他们的足迹踏遍美国山水和欧亚非大陆。
迈克和索菲亚双方的父母都以为，小夫妻俩的大学贷款还清了，经济困难期过了，就会打算要孩子。然而索菲亚说，他们不认为生孩子是结婚的唯一目的，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所以，“爸爸妈妈们，我们只好让你们失望了！”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索菲亚并不认为“没有孩子的生活是空虚的”，就算老来会有遗憾，但因为自己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所以也会接受这个现实。迈克则认为，为人父母的责任是巨大的，他们不一定愿意承担这样的压力，而只愿意把心思集中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这就是美国，主流家庭依然生长在传统之中，但现代家庭的结构正在加快演变，人们的家庭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也在飞速地变迁。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越来越起主导作用，而家庭秩序、分工与责任在人们的观念中越来越淡化。
婚姻和父母身份不再被看成是成年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重视并打算结婚，但他们并不认为结婚必然比一辈子单身更好；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认为孩子应该有双亲，离婚会对他们造成重要影响；但同时很少有人认为为了孩子，感情不好的父母也应该在一起。
所以美国社会学家正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当平等、自由原则与家庭的责任、分工原则，在今天走向相互排斥而非像过去那样相互支持时，人们该怎样做出选择呢？人们怎么才能既履行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又能利用这些自由来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和抱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