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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古代，在那片曾经创造出灿烂无比的文明的大地上生活的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开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几千年后会成为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的盛事，更不会想到奥林匹克运动竟然还能给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甚至还负担了民族振兴的重望。从一隅之地走向全世界，从一场献给神的运动会演变为滚滚财源，奥运会经历了一番曲折而痛苦的历程。
献给神的运动会
与今天奥运会相比，古代奥运会要简单得多。但是这并不表示古奥运会是个纯粹的运动会。如果从它的起源来讲，古奥运会首先是战争的产物，承担了人们在战争间隙的休息和放松、发泄和狂欢的功效。从过程讲，古代奥运会则是祭神活动和庆典的一部分，在奥运会期间，还要举行祭祀天神宙斯，朝拜、祝寿众神等活动。奥林匹斯山在希腊神话中被认为是诸神寓居之所，为了讨好这些主宰人间祸福的神，希腊人将自身最美好、最健壮的一面表现给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古希腊人认为，在比赛中弄虚作假是对神的亵渎，所以，那些违犯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第98届古代奥运会上，一拳击运动员买通了另外3名对手，从而获得了胜利，结果，这4个人都被罚以重金。人们用这些罚金雕刻了4尊宙斯像，并在其中一尊雕像上刻了一句警句：奥林匹克的胜利不是用金钱买来的，而需依靠飞快的两脚和健壮的体魄。
同样是因为上面的原因，对古奥运会优胜者的奖励主要是精神名誉方面而不是物质奖励。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冠军柯诺依波斯的奖励只有一头羊。从公元前752年的第7届奥运会起，开始授予冠军橄榄枝编织的桂冠。古希腊人认为，橄榄树是雅典保护神雅典娜带到人间的，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因此用橄榄枝编织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能获得它是最高的荣誉。假如3次夺冠，优胜者则可在奥林匹亚立像纪念。
虽然古奥运会的举行是出于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考虑，但是单纯从奥运会的进行过程来看，并没有经济商业因素掺杂在里面，奥运会真正与商业发生联系则是在很久之后的19世纪了。
现实的困境
1896年，奥运会终于在它的发源地——希腊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应该归功于以顾拜旦为首的一批理想主义者的不懈努力。
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允许任何来自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因素对其进行干涉。奥运会坚决反对运动员沾染商业行为，以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但是作为一场国际性的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摆脱经济问题单纯地生存下去。这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不掺杂经济商业因素的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在这种理想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先天性隐患，那就是奥运会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以及公益性赞助)来举办，这个隐患注定了奥运会要经历一番痛苦的历程。
这个隐患在第1届奥运会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1894年6月雅典赢得了首届现代奥运会主办权。但是，兴奋劲还没过去，顾拜旦就被从希腊传回来的消息泼了一瓢冷水。当时的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提出，因经费困难，希望能够缓办奥运会。刚刚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马上面临着胎死腹中的危险。顾拜旦不甘心自己的梦想就此破灭，他找到了26岁的王储康士坦丁，并说服王储接管了筹备奥运会的工作。为了筹集资金，希腊全国各地掀起了募捐运动，但是募集的款项仍远远不够。这时，希腊富商乔治·阿维罗夫雪中送炭，捐赠了巨款，第1届现代奥运会才得以顺利进行。
随着奥运会规模和影响的扩大，奥运会的开支也是水涨船高，节节攀升。例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开支更是创造了当时的一个新高 30亿美元；1972年，联邦德国承办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花费了10亿美元，债务还了十几年。随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耗费了巨额资金，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热情换来的却是累累负债，蒙特利尔奥运会超支10亿美元。这10亿美元成为压在蒙特利尔人身上的沉重负担，被称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蒙特利尔纳税人的噩梦”。一个与该届奥运会相关的名词——“蒙特利尔陷阱”也正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而被载入奥运会史中。2006年11月，蒙特利尔人终于还完欠下的债务，这时距离1976年举办奥运会已经整整30年了。
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政治方面的原因让许多有心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国家望而却步，避之不及。1980年第22届奥运会的申办者只有苏联的莫斯科和美国的洛杉矶两家，而第23届奥运会的申办者竟然只有美国的洛杉矶一家。就这样，第23届奥运会毫无悬念地花落洛杉矶。这与以前争抢奥运会主办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僵局后的新生
轻易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洛杉矶将奥运会主办权拿到手里后，却不愿再创造一个“洛杉矶陷阱”。洛杉矶市民也直接上街游行，并高呼：“不能挪用我们一分一毫的税金!”美国政府、加利福尼亚州和洛杉矶政府宣布拒绝为1984年的奥运会提供任何财政支持。1978年，国际奥委会被迫做出了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意用商业化的手段筹集洛杉矶奥运会经费。
于是，1984年奥运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全权负责组织和运作的奥运会。可以说，这是无路可走的困境中的拼死一搏。没想到，奥林匹克运动却绝处逢生，焕发出新的活力。让奥林匹克获得新生的是国际奥委会的新任主席萨马兰奇和美国商人、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布罗斯。萨马兰奇改变了他的前任们的理想主义做法，将现实主义引入奥林匹克，尤布罗斯则以他的天才手段将1984年奥运会变成了一个获利甚丰的奥运会。这两人的合作使得奥林匹克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当时，尤布罗斯采取了3种方法：征集赞助商、出让电视转播权和高价销售门票。尤布罗斯宣布本届奥运会的正式赞助单位将限定为30家，每个行业只选择一家。每家正式赞助单位至少需要赞助400万美元。作为回报，赞助者可以得到本届奥运会某项商品的独家供应权。经过谈判，可口可乐公司最后以1300万美元的标价击败了百事可乐，成为这届奥运会最大的赞助商。前后共有43家企业被授予销售“奥运指定产品”的特权，9家企业获得了“指定赞助者”的称号，共筹得资金3.85亿美元，一改以往奥运会合作伙伴满天飞的局面。另外，电视转播权的拍卖筹集到了2.87 亿美元。最富创意的是尤布罗斯关于火炬传递的创意——参与火炬传递也有了定价，每个火炬手需要交纳3000美元，以用于当地建设体育设施、推广体育活动和培养体育人才。作为后盾，萨马兰奇积极支持尤布罗斯，他甚至亲自上门推动了电视台和奥组委的协商。
在奥运会开幕前，奥组委共筹集到总计8亿美元的资金，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没有成为“陷阱”，而且盈利2.5亿美元。同时，萨马兰奇通过奥林匹克合作计划(TOP)，将国际上几乎所有享有盛名的企业都招入到奥林匹克的旗帜下。1985至1988年，第一个伙伴计划就收入了1亿美元，此后更是逐年攀升。
从辉煌到辉煌
1981年在联邦德国巴登一巴登市举行的第84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韩国汉城被确定为第24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成为继东京之后第2个主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敢于申办1988年奥运会，韩国确实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比较紧张，奥运会也成为冷战的战场，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便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抵制。
申办奥运会，这是韩国政府“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韩国并不仅仅是为了从奥运会中谋得经济上的利益，更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
这次奥运会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成员中有159个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共有8465名运动员汇聚汉城，冲破了国际政治的障碍，实现了大团聚，而且体现在韩国从这届奥运会中获得的巨大收益。可以说，1988年的奥运会成就了韩国。奥运会当年，韩国经济出现了12.4％的增长，一举跨入亚洲四小龙之列。奥运会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15亿美元的产值。两年后的199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同样重要的是，这届奥运会还扩大了韩国的知名度，让全世界认识了一个崭新的韩国，并极大地提升了本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继韩国之后，西班牙巴塞罗那也从奥运会那里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奥运会给加泰罗尼亚地区带来了260.4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1986年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巴塞罗那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经济也逐渐从衰退走向了繁荣，成为当时欧洲变化较大的城市。1992年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之后，这个西班牙第2大城市旧貌换新颜，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并在10年之后成为欧洲旅游、教育和服务的地区性中心。
然而4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至今还因过度商业化而饱受诟病，并被称为“最抠门的奥运会”。但不得不说，本届奥运会为亚特兰大提供了31000个建筑岗位和100000人的服务岗位，美国政府财政上没花1分钱，却借奥运会使亚特兰大成为美国网络发展的第2大城市。
2000年悉尼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称为“奥运史上商业运作最为成功的一届奥运会”，它为澳大利亚直接带来了65亿澳元的经济收益，仅旅游一项给澳洲带来的总收入就达42.7亿美元。据《悉尼先驱报》报道，2000年奥运会给悉尼带来的海外投资达87亿美元。
奥运会的商业化运作并不意味着奥林匹克精神的抛却，并不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从此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而是将对商业的固执抵制变为合理的利用。这种现实主义的理念并没有湮灭奥林匹克精神，而是使之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如果说奥林匹克精神是奥运会的内在灵魂，决定了奥运会的性质和气质，那么现实主义则是给奥运会装上了飞翔的翅膀，让奥运会飞得更高更远。
献给神的运动会
与今天奥运会相比，古代奥运会要简单得多。但是这并不表示古奥运会是个纯粹的运动会。如果从它的起源来讲，古奥运会首先是战争的产物，承担了人们在战争间隙的休息和放松、发泄和狂欢的功效。从过程讲，古代奥运会则是祭神活动和庆典的一部分，在奥运会期间，还要举行祭祀天神宙斯，朝拜、祝寿众神等活动。奥林匹斯山在希腊神话中被认为是诸神寓居之所，为了讨好这些主宰人间祸福的神，希腊人将自身最美好、最健壮的一面表现给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古希腊人认为，在比赛中弄虚作假是对神的亵渎，所以，那些违犯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第98届古代奥运会上，一拳击运动员买通了另外3名对手，从而获得了胜利，结果，这4个人都被罚以重金。人们用这些罚金雕刻了4尊宙斯像，并在其中一尊雕像上刻了一句警句：奥林匹克的胜利不是用金钱买来的，而需依靠飞快的两脚和健壮的体魄。
同样是因为上面的原因，对古奥运会优胜者的奖励主要是精神名誉方面而不是物质奖励。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冠军柯诺依波斯的奖励只有一头羊。从公元前752年的第7届奥运会起，开始授予冠军橄榄枝编织的桂冠。古希腊人认为，橄榄树是雅典保护神雅典娜带到人间的，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因此用橄榄枝编织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能获得它是最高的荣誉。假如3次夺冠，优胜者则可在奥林匹亚立像纪念。
虽然古奥运会的举行是出于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考虑，但是单纯从奥运会的进行过程来看，并没有经济商业因素掺杂在里面，奥运会真正与商业发生联系则是在很久之后的19世纪了。
现实的困境
1896年，奥运会终于在它的发源地——希腊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应该归功于以顾拜旦为首的一批理想主义者的不懈努力。
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允许任何来自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因素对其进行干涉。奥运会坚决反对运动员沾染商业行为，以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但是作为一场国际性的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摆脱经济问题单纯地生存下去。这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不掺杂经济商业因素的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在这种理想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先天性隐患，那就是奥运会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以及公益性赞助)来举办，这个隐患注定了奥运会要经历一番痛苦的历程。
这个隐患在第1届奥运会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1894年6月雅典赢得了首届现代奥运会主办权。但是，兴奋劲还没过去，顾拜旦就被从希腊传回来的消息泼了一瓢冷水。当时的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提出，因经费困难，希望能够缓办奥运会。刚刚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马上面临着胎死腹中的危险。顾拜旦不甘心自己的梦想就此破灭，他找到了26岁的王储康士坦丁，并说服王储接管了筹备奥运会的工作。为了筹集资金，希腊全国各地掀起了募捐运动，但是募集的款项仍远远不够。这时，希腊富商乔治·阿维罗夫雪中送炭，捐赠了巨款，第1届现代奥运会才得以顺利进行。
随着奥运会规模和影响的扩大，奥运会的开支也是水涨船高，节节攀升。例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开支更是创造了当时的一个新高 30亿美元；1972年，联邦德国承办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花费了10亿美元，债务还了十几年。随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耗费了巨额资金，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热情换来的却是累累负债，蒙特利尔奥运会超支10亿美元。这10亿美元成为压在蒙特利尔人身上的沉重负担，被称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蒙特利尔纳税人的噩梦”。一个与该届奥运会相关的名词——“蒙特利尔陷阱”也正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而被载入奥运会史中。2006年11月，蒙特利尔人终于还完欠下的债务，这时距离1976年举办奥运会已经整整30年了。
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政治方面的原因让许多有心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国家望而却步，避之不及。1980年第22届奥运会的申办者只有苏联的莫斯科和美国的洛杉矶两家，而第23届奥运会的申办者竟然只有美国的洛杉矶一家。就这样，第23届奥运会毫无悬念地花落洛杉矶。这与以前争抢奥运会主办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僵局后的新生
轻易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洛杉矶将奥运会主办权拿到手里后，却不愿再创造一个“洛杉矶陷阱”。洛杉矶市民也直接上街游行，并高呼：“不能挪用我们一分一毫的税金!”美国政府、加利福尼亚州和洛杉矶政府宣布拒绝为1984年的奥运会提供任何财政支持。1978年，国际奥委会被迫做出了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意用商业化的手段筹集洛杉矶奥运会经费。
于是，1984年奥运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全权负责组织和运作的奥运会。可以说，这是无路可走的困境中的拼死一搏。没想到，奥林匹克运动却绝处逢生，焕发出新的活力。让奥林匹克获得新生的是国际奥委会的新任主席萨马兰奇和美国商人、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布罗斯。萨马兰奇改变了他的前任们的理想主义做法，将现实主义引入奥林匹克，尤布罗斯则以他的天才手段将1984年奥运会变成了一个获利甚丰的奥运会。这两人的合作使得奥林匹克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当时，尤布罗斯采取了3种方法：征集赞助商、出让电视转播权和高价销售门票。尤布罗斯宣布本届奥运会的正式赞助单位将限定为30家，每个行业只选择一家。每家正式赞助单位至少需要赞助400万美元。作为回报，赞助者可以得到本届奥运会某项商品的独家供应权。经过谈判，可口可乐公司最后以1300万美元的标价击败了百事可乐，成为这届奥运会最大的赞助商。前后共有43家企业被授予销售“奥运指定产品”的特权，9家企业获得了“指定赞助者”的称号，共筹得资金3.85亿美元，一改以往奥运会合作伙伴满天飞的局面。另外，电视转播权的拍卖筹集到了2.87 亿美元。最富创意的是尤布罗斯关于火炬传递的创意——参与火炬传递也有了定价，每个火炬手需要交纳3000美元，以用于当地建设体育设施、推广体育活动和培养体育人才。作为后盾，萨马兰奇积极支持尤布罗斯，他甚至亲自上门推动了电视台和奥组委的协商。
在奥运会开幕前，奥组委共筹集到总计8亿美元的资金，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没有成为“陷阱”，而且盈利2.5亿美元。同时，萨马兰奇通过奥林匹克合作计划(TOP)，将国际上几乎所有享有盛名的企业都招入到奥林匹克的旗帜下。1985至1988年，第一个伙伴计划就收入了1亿美元，此后更是逐年攀升。
从辉煌到辉煌
1981年在联邦德国巴登一巴登市举行的第84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韩国汉城被确定为第24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成为继东京之后第2个主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敢于申办1988年奥运会，韩国确实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比较紧张，奥运会也成为冷战的战场，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便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抵制。
申办奥运会，这是韩国政府“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韩国并不仅仅是为了从奥运会中谋得经济上的利益，更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
这次奥运会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成员中有159个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共有8465名运动员汇聚汉城，冲破了国际政治的障碍，实现了大团聚，而且体现在韩国从这届奥运会中获得的巨大收益。可以说，1988年的奥运会成就了韩国。奥运会当年，韩国经济出现了12.4％的增长，一举跨入亚洲四小龙之列。奥运会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15亿美元的产值。两年后的199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同样重要的是，这届奥运会还扩大了韩国的知名度，让全世界认识了一个崭新的韩国，并极大地提升了本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继韩国之后，西班牙巴塞罗那也从奥运会那里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奥运会给加泰罗尼亚地区带来了260.4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1986年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巴塞罗那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经济也逐渐从衰退走向了繁荣，成为当时欧洲变化较大的城市。1992年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之后，这个西班牙第2大城市旧貌换新颜，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并在10年之后成为欧洲旅游、教育和服务的地区性中心。
然而4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至今还因过度商业化而饱受诟病，并被称为“最抠门的奥运会”。但不得不说，本届奥运会为亚特兰大提供了31000个建筑岗位和100000人的服务岗位，美国政府财政上没花1分钱，却借奥运会使亚特兰大成为美国网络发展的第2大城市。
2000年悉尼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称为“奥运史上商业运作最为成功的一届奥运会”，它为澳大利亚直接带来了65亿澳元的经济收益，仅旅游一项给澳洲带来的总收入就达42.7亿美元。据《悉尼先驱报》报道，2000年奥运会给悉尼带来的海外投资达87亿美元。
奥运会的商业化运作并不意味着奥林匹克精神的抛却，并不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从此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而是将对商业的固执抵制变为合理的利用。这种现实主义的理念并没有湮灭奥林匹克精神，而是使之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如果说奥林匹克精神是奥运会的内在灵魂，决定了奥运会的性质和气质，那么现实主义则是给奥运会装上了飞翔的翅膀，让奥运会飞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