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一个弯，便看到了寨子，寨子依山而建，那么多的木屋聚集在一起，使空气中陡然多了木质的味道。
　　这些屋子，多数是两层的，也有三层四层的，木板做墙，青瓦盖顶，檐下吊着稀疏的铃铎、风灯，时间不停地在它们身上来回，都老了。有的瓦片上长了青苔，小小的一簇一簇，像冷不丁冒出来的心事，日子一天赶着一天走，也不见长得多高多茂盛，始终停留在萌芽的状态。四周竖着的木板，沉暗，黝黑，如一个笃定的老人，繁华历尽，冷暖自知，到了这般年纪，早已勘破内心的执念，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这样的内敛，很容易让人想起一艘在风雨中跑了几十年的船。
　　屋子大部分住了人，洋溢着烟火气息，也有人去楼空的，门和窗有些破了，有些不见了，门边的红对联被风雨漂成了白色，墙脚长着些叫不出名字的草。有几间连屋顶也塌了下来，巨大的窟窿仰视着天空，仿佛张着一张嘴和这个世界说着话，具体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懂。这样的屋子像是刚刚从时间深处走了出来，走了很远的路，走了几百年，才走到我面前，找到这样一片中意的山水，落了户，安了家。
　　我沿着一条青石路慢慢地走着，雨还在下，春天的下午的雨，星星点点，算不上大，但从那么高的天上落下来，动静儿便大了，打在伞上毕毕剥剥地响。南方的春天，雨来得勤，往往是一场还没停，另一场又来了，石板被洗得油光闪亮，看得清里面纵横交错的山水。路两边的草已经拉开了架势，咋咋呼呼的，过些日子就会像地上的积水一样，漫过这些石板，把一条路偷偷地藏起来。
　　在山脚，看到一口井，井上面支着木架，木架子上钉了檩条，盖着瓦，如一个不起眼的亭子，一些树丫像调皮的手伸过来，掩了半边瓦檐。里面铺着平整的青石，拼接得很好，连缝隙都看不出来，半边井上搁着几块木板，上面放着竹子做的水瓢，方便过路的人随舀随喝。露出的另一半井水清幽，照出我的影子，我跺幾下脚，井里的我也跟着跺几下脚，我收了伞，井里的我也把伞收了起来。我并不渴，还是弯下腰舀了一瓢喝了一口，一股沁入毛孔的凉。放下水瓢出来的时候，看到旁边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字，时间久了，模糊了，还能看出“乾隆五十年”这几个字来。没有人相信，时间已在这个井台上停留了两百多年，竟看不出多少苍老和颓败，只能依稀触摸到时间的影子，闻到时间的味道。
　　上山时路过一户人家，当路的木板墙上用白广告色写着一条标语，一天天风呀雨的，有的字接近于消失，看不清了。底下那一层用竹篾子围起来，疏密都很合理，稍微有些弧度，让人想起欧美那些带着花圃的老式庄园，这样的庄园，常常以灰暗的色调出现在众多的经典里，曾经在一个个点着煤油灯的长夜，俘虏过我少年的心灵。屋角丢了些杂木，横一根竖一根，看来很久没有清理过了。二楼挂着一溜烟叶，扎成小把，金黄金黄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东西，祖父在世时就抽这样的草烟，每年收了挂在吊楼上，等待风雨淘尽最后一丝青色，想起来，鼻子里仿佛有一股呛人的烟草味。一条狗趴在大门口，眼睛半闭着，看到我们，不起身，也不叫，大概是看多了这样的过客，已经习惯了，不管一天过多少拨，都和它没有任何关系。一个老人在一旁吸烟，他头上缠着黑头巾，衔着烟嘴，用力地吸气，腮帮子鼓得老高，黄色的水烟筒咕噜咕噜地响着。抬头看到我们，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偶尔有人家门口摆着东西在卖，虫茶，灵芝，金银花，随意地丢在篮子里，一个老太太坐在旁边，一身青布衣服，头上挽着髻，满脸的褶子，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叫我们进去坐，问我们要不要买。
　　在一块稻田边遇到一个当地老人，胡子白了，戴着斗笠，背着一把锄头，大概要到地里去做什么。我递给他一根烟，主动找他说话，他告诉我，这个寨子叫芋头寨，在朱元璋的时候就有了，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我问他：“寨子这么偏僻，你们没想过要搬到外面去吗？”老人笑着说，为什么要搬到外面去呢？这里多好呀，有山有水，空气新鲜，有些搬走了的人都想回来哩。说完他点了烟往前走，慢慢消失在田那头。想想也是，为什么要搬到外面去呢？这里与山外，相隔的不是距离，是时间，没有一把尺子，能量出时间的长度。人这一辈子，都在心里爱着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已融入了自己的血脉，不管守着还是离开，只要身体里的血还在流动，这片土地就在，这份爱就不灭。
　　整个下午，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路过老井、龙门、栅栏、池塘、萨岁坛，青石台阶，走在弯弯古驿道上的老阿妈，小巷里嘀嗒响着的屋檐，屋顶上升起的炊烟。那么随意，那么舒缓，又那么遥远，仿佛自己一不小心掉进了一篇落满灰尘的小说的里。
　　周围静谧，烟雨笼罩了四野，草木葱茏，远山在薄烟里逶迤，如一个娇怨的女子收敛的蛾眉。身边水淋淋的屋顶，衬着枝条上的姹紫嫣红。这雨中的南方乡野，有一种我熟悉的味道，湿漉漉的空气里，是青蓝色的春天的气息，这气息，像屋角的一树青梅，让我感觉在逆着时间走，慢慢走向时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