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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网络”是个好东西
★★★★★★★★
官员得票率82.6%，网友得票率80.7%，综合得票率 81.84%
上榜理由：从“网络恐惧”到“官博”盛行，再到利用网络听取社情民意，解决民生问题，领导干部对网络的认识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执政水平。
典型案例
案例一：韩峰日记与新“官场现形记”。2010年2月，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私人日记泄露，被各大网络论坛转载。日记记录了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等内容，被形象地称为新的“官场现形记”。3月9日，韩峰被交给南宁市检察院立案调查。12月14日，韩峰因受贿被判13年。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曾做过关于“官员网络恐惧”的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认为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
案例二：利用网络平台解决民生问题。2010年11月4日，杭州市政府在杭州网公布了《杭州市人才专项用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计划在未来三年，安排1500亩土地，建设人才专项用房150万平方米。“人才房”面向高端人才，实行政府定价，原则上不超过同类地段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的50%。此举引来一片质疑。“政府是不是借公共资源发‘富福利’？”“小心‘人才房’变成‘官才房’”。面对质疑声，杭州市政府回应，此举有严格规定，经得起推敲，并承诺将在报纸、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4.2亿。这样一个庞大的网民群体，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分析数据，网民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网络舆情的贡献率超过了59%；在79%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网民积极评论对媒体增加报道量具有推动作用。
近年来，由网络引发的监督风暴屡见不鲜，也印证着上述观点。比如，今年的广西烟草局长“日记门”事件、“十不知道局长”事件，以及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这些都是首先由网友披露，继而在网上发酵，之后引起传统媒体关注，最后由公权力介入，展开深入调查，并最终得到解决的典型案例。
网络作为社情民意的集散地，是民众和政府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引起了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官员对于网络，并非一开始就持欢迎的态度。人民论坛2010年5月（下）做了一期有关“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有“网络恐惧”症。“恐惧”什么？60%的受调查者认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28%的受调查者认为，“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一部分官员“担心网络监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人有口莫辩”等等。
官员的网络恐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范玉刚分析，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低、成本低、速度快、效应大，不排除某些人趁机借“势”，为自己的私利张目，混淆视听。但这反映的是网络监管内容上的“失控”和监管不到位，没有必要因此而“恐惧”网络。网络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填补了公民监督的空白，改变了舆论生态，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所以总体上而言，网络文化是积极健康的。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跟上网络时代的思维，引导网络走向良性健康发展，并充分发挥草根监督作用，善加利用网络民意，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对网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很多地方政府打出了网络牌，构建网上政府，进行网上政务公开，接受网友监督，鼓励官员主动上网与网友进行交流，了解网友关心的热点话题，并就相关政策向网友征求意见和建议，争取网友对政府的支持，等等。从“恐惧”网络，到开始关注网络论坛动向，再到开博客，又到现在很时髦的党政官员开微博，中国官员与网络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执政者对网络民意的反应能力在提高，反应速度在加快，对待网络的态度也更加开明、开放，执政能力提升的同時，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原来严肃、刻板的官员，通过网络媒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亲和力增强，“个性官员”、“明星官员”增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官员网络“智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执政水平的高低。树立“网络”是个好东西这一观念的领导干部，往往能积极接受网络监督，广纳网络民意，集中网民智慧，广泛“网”罗民心。而那些惧怕网络、封堵网络、不善于利用网络的官员，往往被“网络”搞得焦头烂额，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文/人民论坛记者杜美丽）
“网络”是个好东西
★★★★★★★★
官员得票率82.6%，网友得票率80.7%，综合得票率 81.84%
上榜理由：从“网络恐惧”到“官博”盛行，再到利用网络听取社情民意，解决民生问题，领导干部对网络的认识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执政水平。
典型案例
案例一：韩峰日记与新“官场现形记”。2010年2月，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私人日记泄露，被各大网络论坛转载。日记记录了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等内容，被形象地称为新的“官场现形记”。3月9日，韩峰被交给南宁市检察院立案调查。12月14日，韩峰因受贿被判13年。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曾做过关于“官员网络恐惧”的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认为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
案例二：利用网络平台解决民生问题。2010年11月4日，杭州市政府在杭州网公布了《杭州市人才专项用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计划在未来三年，安排1500亩土地，建设人才专项用房150万平方米。“人才房”面向高端人才，实行政府定价，原则上不超过同类地段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的50%。此举引来一片质疑。“政府是不是借公共资源发‘富福利’？”“小心‘人才房’变成‘官才房’”。面对质疑声，杭州市政府回应，此举有严格规定，经得起推敲，并承诺将在报纸、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4.2亿。这样一个庞大的网民群体，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分析数据，网民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网络舆情的贡献率超过了59%；在79%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网民积极评论对媒体增加报道量具有推动作用。
近年来，由网络引发的监督风暴屡见不鲜，也印证着上述观点。比如，今年的广西烟草局长“日记门”事件、“十不知道局长”事件，以及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这些都是首先由网友披露，继而在网上发酵，之后引起传统媒体关注，最后由公权力介入，展开深入调查，并最终得到解决的典型案例。
网络作为社情民意的集散地，是民众和政府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引起了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官员对于网络，并非一开始就持欢迎的态度。人民论坛2010年5月（下）做了一期有关“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有“网络恐惧”症。“恐惧”什么？60%的受调查者认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28%的受调查者认为，“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一部分官员“担心网络监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人有口莫辩”等等。
官员的网络恐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范玉刚分析，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低、成本低、速度快、效应大，不排除某些人趁机借“势”，为自己的私利张目，混淆视听。但这反映的是网络监管内容上的“失控”和监管不到位，没有必要因此而“恐惧”网络。网络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填补了公民监督的空白，改变了舆论生态，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所以总体上而言，网络文化是积极健康的。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跟上网络时代的思维，引导网络走向良性健康发展，并充分发挥草根监督作用，善加利用网络民意，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对网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很多地方政府打出了网络牌，构建网上政府，进行网上政务公开，接受网友监督，鼓励官员主动上网与网友进行交流，了解网友关心的热点话题，并就相关政策向网友征求意见和建议，争取网友对政府的支持，等等。从“恐惧”网络，到开始关注网络论坛动向，再到开博客，又到现在很时髦的党政官员开微博，中国官员与网络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执政者对网络民意的反应能力在提高，反应速度在加快，对待网络的态度也更加开明、开放，执政能力提升的同時，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原来严肃、刻板的官员，通过网络媒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亲和力增强，“个性官员”、“明星官员”增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官员网络“智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执政水平的高低。树立“网络”是个好东西这一观念的领导干部，往往能积极接受网络监督，广纳网络民意，集中网民智慧，广泛“网”罗民心。而那些惧怕网络、封堵网络、不善于利用网络的官员，往往被“网络”搞得焦头烂额，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文/人民论坛记者杜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