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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响着人的命运，但人的每一个选择，也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在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太多抗争、坚守的感人故事。那么多的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体味着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抛洒血泪在故乡，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的慷慨悲歌。
郭沫若：吼出了一篇“来它个四面倭歌”
1938年11月27日清晨，公和祥码头，一艘法国邮船正准备起航。
不远处，停靠着日寇主力“出云”号。邮船起锚之时，“出云”号上飞起一架水上飞机，飞到邮船上方，低低飞行，须臾，绕船三匝而去。它完全可以扔下颗炸弹让船上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上西天，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飞机的轰鸣声渐远，有一个人暗暗舒了一口气。
他把这一惊险时刻记录在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这个人的名字叫郭沫若。
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自己的日本妻子安娜（原名佐藤富子）断绝了联系，前往上海。
用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郭沫若表达了自己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同样娶了日本妻子的周作人恰成对照。7月27日，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经诗人林林介绍，郭沫若和他后来陪伴终生的伴侣于立群相遇了。于立群原名佩珊，既是当年明月歌舞剧社才貌双全的女演员，又是书法家，和戏剧大家、书法家的郭沫若一见倾心，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在上海，于立群为法租界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工作，两人常见面，两人还一同上前线慰问抗战将士。有一次，特别惊险，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郭沫若、于立群以及其他朋友同车前往前线慰问，郭沫若中途有事去了昆山，而于立群等人车过大场，正值大场失守日军大举进攻，差一点就成了炮灰。
真可以说是患难之交。1939年元月，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为郭沫若与于立群主持了婚礼。于立群有个美誉是“抗战夫人”，和郭沫若结合后，她就以郭沫若的夫人和秘书的身份示人了。她替郭沫若抄写文章、查找资料、起草文件、招待客人，这大大减轻了郭沫若的生活压力。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夏衍担任主笔的《救亡日报》就停刊了。郭沫若从上海—香港—桂林—武汉，开始颠沛流离的抗日流亡生涯。就是这么困难，他也没有放弃写作。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话剧作品，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
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的声誉日隆，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热血文艺青年，这也为国民党当局所看重。
1938年元旦，郭沫若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电报：
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
郭沫若抵达武汉，见到了十年不曾见面的老朋友周恩来、叶挺等人，从黄琪翔、周恩来和陈诚那里得到消息，是要他承头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要负责针对全民和敌国的宣传工作。
一开始，郭沫若一口拒绝，他义正词严：“我一旦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周恩来说：“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1938年，国民党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了政治部的编制，由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主管宣传，由郭沫若任厅长。第三厅全称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编制300人，于1938年4月1日成立了，位于武昌昙华林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内。在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期间，他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在4月7日的开幕式上，郭沫若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当晚在10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他走在前列，振臂领呼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8日歌咏日，他即兴演说，吼出了一篇“来它个四面倭歌”。
1942年，《屈原》重庆首演，导演陈鲤庭，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施超饰上官大夫靳尚，丁然饰公子子兰，张瑞芳饰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
郭沫若的声誉达到顶峰，这时的郭沫若是个如假包换的铮铮铁汉，在民族兴亡之时，以笔为旗，激励着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
萧红与丁玲：两种抗战女性
和郭沫若的流亡路线有点相似，抗战爆发后，胡风和梅志也离开了沦陷的上海，来到了湖北，那是胡风的故乡，先是住在乡下，后来胡风工作稳定了，他们搬到了武汉，住在朋友家里。
那是一幢花园洋房，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常在这里开座谈会，这里就是《七月》的摇篮——武昌小朝街。
萧军萧红夫妇住在不远，是常来的客人。梅志记得，萧军精力充沛，嗓门很大，争论起来滔滔不绝。萧军和另一位朋友，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就以巴尔扎克自居，这样两位中国的“大师”就争论不休，谁也不服谁。
武汉当时是后方，但也不能说很安全。敌机经常在头上飞，甚至就在头顶空战，夜晚，探照灯划过夜空，高射炮发出一串串白光，有时候敌机被击中，就像红金鱼似地在天空翻腾，最后坠落爆炸。梅志看到，一次打下三五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甚至打下了21架！ 人心惶惶，萧军萧红夫妇也有点心神不定。这时，李公朴在山西办了民族革命大学，派人来请教授，想让胡风、萧军夫妇都去。胡风因为要办《七月》去不了，萧军萧红决定北上。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乘火车前往山西，临汾形势紧张，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在西安，萧红见到了丁玲，按照梅志的说法：萧红“对她解放的思想和生活，表示吃惊和不习惯”。 在西安，因为理念的分歧，萧红与萧军这对患难之交最终以分手告终，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命运多舛的萧红在香港去世时，年仅31岁，死之前的几天，她的喉管还是切开着的……
萧红死的时候，萧军正在延安，1940年10月19日，他和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1941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
让萧红有些不适应的丁玲也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到处演讲，着军装、束皮带、打绑腿，披着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她声音宏亮，讲日寇的残暴、民众的责任、抗战的形势，最后自报姓名叫丁玲，全场轰动。
丁玲和萧红，两种类型的女性，两种类型的抗战。
萧红的家乡在被日寇占领的东北，所以她对日寇的仇恨有切身的体会，那是残酷的现实：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
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
亡国奴……”
1934年创作的《生死场》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确实，这部“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鲁迅说得一点没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对于自己回不去的故乡，她是挂念和关切的，对于在日寇统治下的同胞，她是同情和寄予解放的期望的。在她去世之前，她还在写《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发在《时代文学》第一卷第四号上，与1938年她在汉口所发表的《寄东北流亡者》相比，文字更为清新流丽，感情更为真挚充沛，同月，桂林《大公报》发表了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这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萧红是在头痛、失眠、咳嗽的病痛折磨中写下这些文字的。
她并没有像萧军一样选择去前线杀敌，对于丁玲，也保留了个人的看法，甚至，这最终导致了她和萧军的决裂。当我们真正进入抗日时期作家的世界，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裹挟在抗日的洪流中，他们的热血，他们的抗战，他们的苦与乐，却截然不同，这是人性和命运复杂的地方。
田间鼓点般的诗句让人热血沸腾，丁玲到延安也让延安振奋。这是她最风光的一段人生，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这是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上海，她已经名声很大，1931年，她就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绝非等闲之辈。所以她投奔延安轰动一时，在延安方面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毛泽东非常重视，丁玲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开个欢迎晚会，席间，毛泽东对丁玲非常关心，对她嘘寒问暖，而丁玲当场就表示，要当红军。没过几天，穿着红军服，戴着红军帽，背起被包的丁玲就出现在三原的前线总司令部。12月30日，丁玲接到一份电报，是毛泽东给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电报中附送来的。电报写的是毛泽东赠给她的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延安，多少像丁玲这样曾经的文小姐或文先生，从内地走向抗战的圣地，变身为革命的武将军。他们的人生轨迹，于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一个作家，具有了写作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他/她注定要成为一段传奇。
巴金：集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当然，像萧红一样没有去延安的，也大有人在。在广州，巴金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
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体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哪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巴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在轰炸中，巴金正在编一本抗战文学刊物，名叫《烽火》。1937年8月22日，《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组成战时联合杂志，最初取名“呐喊”，9月5日起改为“烽火”，周刊，茅盾和巴金主编，1938年9月迁往广州，改为旬刊，同年10月11日停刊，共出《呐喊》2期，《烽火》20期。 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都联合起来了。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艺界代表近百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而在一年前，在延安，同样简称“文协”的陕甘宁特区文化救亡协会已经成立，主任是吴玉章，副主任是丁玲，先后出版《边区文艺》、《文艺突击》等刊物。
文艺界的抗战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士兵用钢枪，文字工作者就用他们最擅长的武器：汉字。《烽火》创刊号的创刊献词就是“站上各自的岗位”。不过紧随其后，巴金的《一点感想》就流露出一点自卑感：“在这时候提起笔写文章，我真觉得羞愧。别人贡献的是血，我明确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当然，巴金过谦了，这些墨水和战士的热血一样，没有白流。我们看这份刊物上的作者，茅盾、叶圣陶、胡风、端木蕻良、骆宾基、萧乾、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中国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集合在一起，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这同样是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最重要的，他们表达了一种决心：
“中国是不会屈膝的。没有一种宿命能使中国灭亡。而日本帝国的崩溃则是指顾间的事。”
梁思成：不屈服的中国营造学社
不屈服的还有梁思成和他的中国营造学社。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方面曾想拉拢梁思成为其所用，他们以“东亚共荣协会”的名义给梁思成发去请柬，邀其参加会议。梁思成早已洞悉日方企图，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和中国营造学社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翌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在李庄，物资匮乏，营造学社的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因为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他的妻子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长期卧床不起，咳嗽不止。他们的女儿梁再冰记得：“我们入川后不久，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病不起了。”
梁思成并不是非得呆在李庄，当时美国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都要梁思成夫妇发来了邀请函，请他们去美国执教，到了美国，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李庄无法比拟的，但是梁思成的态度很坚决：不去。国仇家恨，怎么能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故乡？去异国享福呢？
不需掩饰的是，在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中，确实有多名成员日后变节投敌，在日伪政府中谋得一职。最早在营造学社中担任职员的三人中，有两人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退出学社。陶洙于1938年出任敌伪政府司法委员会秘书长，后下落不明;阚铎则赴满洲任奉天铁路局局长兼四兆铁路管理局局长，后来又在满日文化协会任动员学者为伊东忠太等日本建筑学家研究中国古建筑提供帮助，1934年逝世。
应该分辨得出来，这都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与中国营造学社的立场毫无关联。朱启钤并没有随同梁思成、刘敦桢的大部队转移到四川大后方，而是呆在了北平。因为朱启钤在政界人脉宽广、德高望重，日本方面一直想要朱启钤取代当时的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但朱启钤在北平期间，托病在家，始终没有在日伪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给侵略者撑场面。面对强权，从朱启钤到梁思成，营造学社的中坚力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强权，成就着中国建筑复兴的传奇。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还记得1945年的晚春，他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先生时的情景：“他当时40多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是弱不禁风。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在四川时，这是个用钢条敲打的、类似人的肋骨的框子，外面缠以纱布，套在腰间（赴美之后才换以轻型的、紧身的马甲），更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在抗战中，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营造学社仍然没有放弃实地测绘古建筑的计划，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建筑时刻有被炮火轰击成为炮灰的危险。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梁思成依然坚持编辑出版营造学社的会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根据实地考察搜集的大量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写作《中国建筑史》，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学术含金量，1946年，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这当然也是营造学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1938年，到昆明之后，梁思成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疾病越来越重，此时，营造学社除梁思成之外的另一位主任——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就担负起了测绘的重任。1943年，刘敦桢先生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在离开李庄的前一天晚上，刘敦桢和梁思成促膝长谈，涕泪纵横，实在是难分难舍。刘敦桢离开3年之后，即1946年，因为资金短缺，朱启钤先生也已经家资散尽，无力维继，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到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活动。营造学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17年的时间，又恰逢抗战，国家风雨飘摇，学社资金匮乏，梁思成、林徽因身患重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做出的贡献更让人感佩。
抚今追昔，更让人不胜感慨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郭沫若：吼出了一篇“来它个四面倭歌”
1938年11月27日清晨，公和祥码头，一艘法国邮船正准备起航。
不远处，停靠着日寇主力“出云”号。邮船起锚之时，“出云”号上飞起一架水上飞机，飞到邮船上方，低低飞行，须臾，绕船三匝而去。它完全可以扔下颗炸弹让船上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上西天，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飞机的轰鸣声渐远，有一个人暗暗舒了一口气。
他把这一惊险时刻记录在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这个人的名字叫郭沫若。
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自己的日本妻子安娜（原名佐藤富子）断绝了联系，前往上海。
用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郭沫若表达了自己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同样娶了日本妻子的周作人恰成对照。7月27日，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经诗人林林介绍，郭沫若和他后来陪伴终生的伴侣于立群相遇了。于立群原名佩珊，既是当年明月歌舞剧社才貌双全的女演员，又是书法家，和戏剧大家、书法家的郭沫若一见倾心，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在上海，于立群为法租界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工作，两人常见面，两人还一同上前线慰问抗战将士。有一次，特别惊险，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郭沫若、于立群以及其他朋友同车前往前线慰问，郭沫若中途有事去了昆山，而于立群等人车过大场，正值大场失守日军大举进攻，差一点就成了炮灰。
真可以说是患难之交。1939年元月，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为郭沫若与于立群主持了婚礼。于立群有个美誉是“抗战夫人”，和郭沫若结合后，她就以郭沫若的夫人和秘书的身份示人了。她替郭沫若抄写文章、查找资料、起草文件、招待客人，这大大减轻了郭沫若的生活压力。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夏衍担任主笔的《救亡日报》就停刊了。郭沫若从上海—香港—桂林—武汉，开始颠沛流离的抗日流亡生涯。就是这么困难，他也没有放弃写作。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话剧作品，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
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的声誉日隆，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热血文艺青年，这也为国民党当局所看重。
1938年元旦，郭沫若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电报：
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
郭沫若抵达武汉，见到了十年不曾见面的老朋友周恩来、叶挺等人，从黄琪翔、周恩来和陈诚那里得到消息，是要他承头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要负责针对全民和敌国的宣传工作。
一开始，郭沫若一口拒绝，他义正词严：“我一旦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周恩来说：“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1938年，国民党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了政治部的编制，由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主管宣传，由郭沫若任厅长。第三厅全称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编制300人，于1938年4月1日成立了，位于武昌昙华林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内。在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期间，他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在4月7日的开幕式上，郭沫若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当晚在10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他走在前列，振臂领呼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8日歌咏日，他即兴演说，吼出了一篇“来它个四面倭歌”。
1942年，《屈原》重庆首演，导演陈鲤庭，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施超饰上官大夫靳尚，丁然饰公子子兰，张瑞芳饰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
郭沫若的声誉达到顶峰，这时的郭沫若是个如假包换的铮铮铁汉，在民族兴亡之时，以笔为旗，激励着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
萧红与丁玲：两种抗战女性
和郭沫若的流亡路线有点相似，抗战爆发后，胡风和梅志也离开了沦陷的上海，来到了湖北，那是胡风的故乡，先是住在乡下，后来胡风工作稳定了，他们搬到了武汉，住在朋友家里。
那是一幢花园洋房，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常在这里开座谈会，这里就是《七月》的摇篮——武昌小朝街。
萧军萧红夫妇住在不远，是常来的客人。梅志记得，萧军精力充沛，嗓门很大，争论起来滔滔不绝。萧军和另一位朋友，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就以巴尔扎克自居，这样两位中国的“大师”就争论不休，谁也不服谁。
武汉当时是后方，但也不能说很安全。敌机经常在头上飞，甚至就在头顶空战，夜晚，探照灯划过夜空，高射炮发出一串串白光，有时候敌机被击中，就像红金鱼似地在天空翻腾，最后坠落爆炸。梅志看到，一次打下三五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甚至打下了21架！ 人心惶惶，萧军萧红夫妇也有点心神不定。这时，李公朴在山西办了民族革命大学，派人来请教授，想让胡风、萧军夫妇都去。胡风因为要办《七月》去不了，萧军萧红决定北上。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乘火车前往山西，临汾形势紧张，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在西安，萧红见到了丁玲，按照梅志的说法：萧红“对她解放的思想和生活，表示吃惊和不习惯”。 在西安，因为理念的分歧，萧红与萧军这对患难之交最终以分手告终，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命运多舛的萧红在香港去世时，年仅31岁，死之前的几天，她的喉管还是切开着的……
萧红死的时候，萧军正在延安，1940年10月19日，他和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1941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
让萧红有些不适应的丁玲也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到处演讲，着军装、束皮带、打绑腿，披着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她声音宏亮，讲日寇的残暴、民众的责任、抗战的形势，最后自报姓名叫丁玲，全场轰动。
丁玲和萧红，两种类型的女性，两种类型的抗战。
萧红的家乡在被日寇占领的东北，所以她对日寇的仇恨有切身的体会，那是残酷的现实：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
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
亡国奴……”
1934年创作的《生死场》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确实，这部“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鲁迅说得一点没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对于自己回不去的故乡，她是挂念和关切的，对于在日寇统治下的同胞，她是同情和寄予解放的期望的。在她去世之前，她还在写《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发在《时代文学》第一卷第四号上，与1938年她在汉口所发表的《寄东北流亡者》相比，文字更为清新流丽，感情更为真挚充沛，同月，桂林《大公报》发表了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这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萧红是在头痛、失眠、咳嗽的病痛折磨中写下这些文字的。
她并没有像萧军一样选择去前线杀敌，对于丁玲，也保留了个人的看法，甚至，这最终导致了她和萧军的决裂。当我们真正进入抗日时期作家的世界，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裹挟在抗日的洪流中，他们的热血，他们的抗战，他们的苦与乐，却截然不同，这是人性和命运复杂的地方。
田间鼓点般的诗句让人热血沸腾，丁玲到延安也让延安振奋。这是她最风光的一段人生，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这是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上海，她已经名声很大，1931年，她就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绝非等闲之辈。所以她投奔延安轰动一时，在延安方面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毛泽东非常重视，丁玲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开个欢迎晚会，席间，毛泽东对丁玲非常关心，对她嘘寒问暖，而丁玲当场就表示，要当红军。没过几天，穿着红军服，戴着红军帽，背起被包的丁玲就出现在三原的前线总司令部。12月30日，丁玲接到一份电报，是毛泽东给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电报中附送来的。电报写的是毛泽东赠给她的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延安，多少像丁玲这样曾经的文小姐或文先生，从内地走向抗战的圣地，变身为革命的武将军。他们的人生轨迹，于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一个作家，具有了写作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他/她注定要成为一段传奇。
巴金：集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当然，像萧红一样没有去延安的，也大有人在。在广州，巴金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
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体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哪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巴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在轰炸中，巴金正在编一本抗战文学刊物，名叫《烽火》。1937年8月22日，《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组成战时联合杂志，最初取名“呐喊”，9月5日起改为“烽火”，周刊，茅盾和巴金主编，1938年9月迁往广州，改为旬刊，同年10月11日停刊，共出《呐喊》2期，《烽火》20期。 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都联合起来了。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艺界代表近百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而在一年前，在延安，同样简称“文协”的陕甘宁特区文化救亡协会已经成立，主任是吴玉章，副主任是丁玲，先后出版《边区文艺》、《文艺突击》等刊物。
文艺界的抗战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士兵用钢枪，文字工作者就用他们最擅长的武器：汉字。《烽火》创刊号的创刊献词就是“站上各自的岗位”。不过紧随其后，巴金的《一点感想》就流露出一点自卑感：“在这时候提起笔写文章，我真觉得羞愧。别人贡献的是血，我明确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当然，巴金过谦了，这些墨水和战士的热血一样，没有白流。我们看这份刊物上的作者，茅盾、叶圣陶、胡风、端木蕻良、骆宾基、萧乾、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中国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集合在一起，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这同样是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最重要的，他们表达了一种决心：
“中国是不会屈膝的。没有一种宿命能使中国灭亡。而日本帝国的崩溃则是指顾间的事。”
梁思成：不屈服的中国营造学社
不屈服的还有梁思成和他的中国营造学社。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方面曾想拉拢梁思成为其所用，他们以“东亚共荣协会”的名义给梁思成发去请柬，邀其参加会议。梁思成早已洞悉日方企图，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和中国营造学社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翌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在李庄，物资匮乏，营造学社的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因为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他的妻子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长期卧床不起，咳嗽不止。他们的女儿梁再冰记得：“我们入川后不久，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病不起了。”
梁思成并不是非得呆在李庄，当时美国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都要梁思成夫妇发来了邀请函，请他们去美国执教，到了美国，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李庄无法比拟的，但是梁思成的态度很坚决：不去。国仇家恨，怎么能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故乡？去异国享福呢？
不需掩饰的是，在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中，确实有多名成员日后变节投敌，在日伪政府中谋得一职。最早在营造学社中担任职员的三人中，有两人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退出学社。陶洙于1938年出任敌伪政府司法委员会秘书长，后下落不明;阚铎则赴满洲任奉天铁路局局长兼四兆铁路管理局局长，后来又在满日文化协会任动员学者为伊东忠太等日本建筑学家研究中国古建筑提供帮助，1934年逝世。
应该分辨得出来，这都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与中国营造学社的立场毫无关联。朱启钤并没有随同梁思成、刘敦桢的大部队转移到四川大后方，而是呆在了北平。因为朱启钤在政界人脉宽广、德高望重，日本方面一直想要朱启钤取代当时的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但朱启钤在北平期间，托病在家，始终没有在日伪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给侵略者撑场面。面对强权，从朱启钤到梁思成，营造学社的中坚力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强权，成就着中国建筑复兴的传奇。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还记得1945年的晚春，他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先生时的情景：“他当时40多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是弱不禁风。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在四川时，这是个用钢条敲打的、类似人的肋骨的框子，外面缠以纱布，套在腰间（赴美之后才换以轻型的、紧身的马甲），更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在抗战中，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营造学社仍然没有放弃实地测绘古建筑的计划，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建筑时刻有被炮火轰击成为炮灰的危险。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梁思成依然坚持编辑出版营造学社的会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根据实地考察搜集的大量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写作《中国建筑史》，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学术含金量，1946年，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这当然也是营造学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1938年，到昆明之后，梁思成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疾病越来越重，此时，营造学社除梁思成之外的另一位主任——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就担负起了测绘的重任。1943年，刘敦桢先生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在离开李庄的前一天晚上，刘敦桢和梁思成促膝长谈，涕泪纵横，实在是难分难舍。刘敦桢离开3年之后，即1946年，因为资金短缺，朱启钤先生也已经家资散尽，无力维继，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到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活动。营造学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17年的时间，又恰逢抗战，国家风雨飘摇，学社资金匮乏，梁思成、林徽因身患重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做出的贡献更让人感佩。
抚今追昔，更让人不胜感慨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